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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生活的毫无保障、挣一天吃一天的日子，一句话，就是把英国工人造成无产者的那种东西，对他们的道德所起的破坏作用比贫穷还要厉害得多。在德国，我们的小农多半也穷，也常常缺这缺那，但是他们受偶然事件支配的程度却比较小，他们至少还有些固定的东西。但是无产者除了自己的两只手就什么也没有，昨天挣的今天就吃掉，受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的支配，没有任何保证使自己能够获得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任何危机，主人的任何逞性都能使他失业，——这个无产者已？被置于人们所能想像的最令人愤？的非人的地位了。奴隶的生存至少会因为他主人的私利而得到保证，农奴也还有一块用来养活他的土地，二者都至少还有不致于饿死的保障；而无产者却只有指靠自己，同时，人们又不许他把自己的力量变为完全可以指靠的力量。无产者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所能做的一切，在那些支配着他而他丝毫不能控制的偶然事件的长河中，不过是一滴而已。他是一个处在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的没有自由意志的物件，只要能够在若干活下时期内勉强去，就算幸运了。不言而喻，他的性格和生活方式就是由这些偶然情况决定的。他必须尽力设法不陷到这个漩涡底下去，设法挽救自己的人类的尊严（他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起来反抗G资产阶级，反抗那个如此无情地剥削他、然后又听凭命运去摆布他并想使他永远处于这种非人地位的阶级），否则他就只好承认自己无法摆脱自己所处的境遇，于是也就不再做这种打算，而只是力图尽可能地利用有利时机去占些便宜就算了。储蓄对他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因为他能够储蓄起来的，最多也只能维持他几个星期的生活，而他一失业，就不会仅仅是几个星期的事。他不能长久地保有财产，假使他可能这样做，他就不再是工人了，另外会有人来补他的缺。这样，在他得到较多的工资的时候，他不好好地生活一下，又要做什么呢？在工资高的时候，工人的生活就“阔绰”起来，这是使英国资产者莫名其妙而且极为恼？的。要知道，如果储蓄对人们并没有什么好处，而最后还是要成为蠹鱼和铁锈的牺牲品，也就是被资产阶级所吞没，那末，他们在可能享受一下的时候就享受，而不去储蓄，这不仅是十分自然的，甚至也是合理的。但是这种生活方式比别的任何生活都更使人堕落。卡莱尔关于棉纺工人所说的话，也适用于英国的一切产业工人：“他们的生意永远像赌博一样，今天还很兴隆，明天就完蛋；他们的生活也很像赌徒，今天奢侈豪华，明天就忍饥挨饿。阴郁的反叛的不满情绪（一个人心中所能蕴藏的最痛苦的感情）吞没了他们。英国商业以它那殃及全世界的痉挛般的动荡，以它那无可比拟的普罗特斯①——蒸气，把他们的一切生路都弄得很不可靠，使他们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冷静、沉着、长期的安静，人类这些最起码的幸福他们是没有的？？ 对于他们，这世界并不是家，而是一个充满了荒唐而无谓的痛苦、充满了愤激、怨恨、对自己和对全人类的仇恨的阴？的监牢。这是上帝所安排、所统治的、青葱翠绿百花盛开的世界呢，还是魔鬼所安排、所统治的弥漫着硫酸？蒸气、棉絮尘埃、醉后的吵嚷、愤？和苦役的、阴暗而沸腾的陀斐特①呢？”G往下，在第４０页中又写道：“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的罪恶就是不公道和背叛真理、背叛现实、背叛世界秩序，世界上唯一的难于忍受的痛苦就是意识到自己受了不合理不公道的待遇，因此，我们关于工人状况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这一切都是公道的吧？首先是：他们自己对于这种状况的公道与否是怎样想的呢？ ？？他们的话就是很明显的回答，他们的行动是更明显的回答？？ 愤激，下等阶级反对上等阶级的凶恶的复仇的意向愈来愈厉害了；他们对世俗政权的尊重和对精神主宰者的教训的信仰愈来愈降低了。这种情绪可以加以谴责，可以给予惩罚，但是必须承认它是确实存在的；大家都应该知道这样的现象是可悲的，而如果一切都仍然照旧的话，那将会是致命的。”在事实方面，卡莱尔讲的完全对，只是在责备工人对上等阶级的炽烈的憎恨的时候，他就错了。这种憎恨、这种愤？宁可说是一种证明，它证明工人感觉到他们是处在一种怎样非人的状况里，证明他们不愿意被当做牲口来看待，证明他们总有一天要把自己从资产阶级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那些没有这种愤？的工人身上来加以判断：一些人温驯地屈服于自己的命运，老老实实，随波逐流，不关心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帮助资产阶级把束缚工人阶级的锁链锻得更结实，而精神上还是处于工业时代以时代以前的那种停滞状态；另一些人成了命运的玩物，就像已？失去外表的稳定性一样，正在丧失着内心的稳定性，过一天算一天，酗酒，追女人。——在这两种情形下，他们都是牲口。后一种人主要是促进了“恶习的迅速传播”，而多愁善感的资产阶级，在他们自己创造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因以后，却对这种现象愤慨起来。
使工人道德沦丧的另一个根源就是他们的劳动的强制性。如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末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痛苦。还有什么能比必须从早到晚整天地做那种自己讨厌的事情更可怕呢！工人愈是感到自己是人，他就愈是痛恨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感觉到这种工作是被迫的，对他自己说来是没有目的的。他为什么工作呢？是由于喜欢创造吗？是由于本能吗？决不是这样！他是为了钱，为了和工作本身毫无关系的东西而工作。他工作，因为他不得不工作，而且他要一连工作多少个钟头，单调得令人厌烦；如果他还保有些微人的感情的话，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在最初几个星期内使他感到工作是一种痛苦。分工更把强制劳动所具有的使人动物化的这种作用增强了好多倍。
在大多数的劳动部门里，工人的活动都被局限在琐碎的纯机械性的操作上，一分钟又一分钟固定不变地重复着，年年都是如此G。
如果一个人从童年起就每天有十二小时或十二小时以上从事于制针头或锉齿轮，再加上像英国无产者这样的生活条件，那末，当他活到三十岁的时候，也就很难保留下多少人的感情和能力了。这种情形在使用机器和蒸气动力以后也没有改变。工人的劳动减轻了，肌肉不需要紧张了，工作本身成了一些琐碎的事情，但同时也单调到了极点。这种工作不让工人有精神活动的余地，并且要他付出这样大的注意力，使他除了把工作做好，别的什么东西也不能想。这种强制劳动剥夺了工人除吃饭和睡觉所最必需的时间以外的一切时间，使他没有一点空闲去呼吸些新鲜空气或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更不用说什么精神活动了，这种工作怎么能不使人沦为牲口呢？这样，工人还是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或者屈服于命运，做一个“好工人”，“忠实地”维护资产者的利益（如果这样做，他就势必要变成牲口），或者起来反抗，尽一切力量捍卫自己的人类尊严，而这只有在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做到。
所有这些？因已？在工人阶级中引起了严重的道德堕落的现象，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因，使这种道德堕落的现象更加扩大，使它达到了极点，这个？因就是人口的集中。英国资产阶级作家们正在因大城市的伤风败俗的影响而大声疾呼，——这些耶利米①颠倒黑白地为之哀歌的不是城市的破坏，而是城市的繁荣。艾利生郡长几乎把一切都归咎于这个？因；而“大城市的时代”一书的作者弗安博士则更是如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他各种对工人的身体和精神起破坏作用的？因，都和有产阶级的利益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假若这些作家承认贫穷、生活无保障、强制的过度劳动是主要的？因，那末所有的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就得对自己说：既然这样，我们就给穷人们财产吧，我们就保障他们的生活吧，我们就颁布法令来禁止过度的工作吧；而资产阶级是不能同意这样做的。然而大城市是自行成长起来的，人们迁居到那里也完全是出于自愿；同时现在也还不能立刻就得出结论说：创造大城市的只是工业和靠工业发财的资产阶级；于是统治阶级就很便于把一切灾难都归咎于这个从外表上看起来似乎不可排除的？因。实际上，大城市不过是创造了一些条件，促使那些早已存在、至少已处于萌芽状态的罪恶迅速而全面地发展起来而已。艾利生至少还保有相当的人性，他还承认这种罪恶，——他并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工业资产者和自由党人，而只是一个半成熟的资产者和托利党人，所以真正的资产者完全看不见的东西他有时还能看得清楚。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正是在大城市里，恶习和不正当的享乐布下了诱人的天罗地网；正是在这里，犯罪因可望不受惩罚而得到鼓励，懒散因有屡见不鲜的坏榜样而得到助长。一切坏人和浪子避开了淳朴的乡村生活，投向这里，投向这些人类堕落的大中心；在这里，他们可以为自己的恶行找到牺牲品，而他们所冒的危险也因容易发财而得到补偿。美德在这里湮没无闻，罪恶由于不容易识破而繁荣滋长；放荡的生活因为可以给人以眼前的欢乐而为人所喜好。？要是在夜里走过圣詹尔士区，走过都柏林的狭？而拥挤的胡同，走过格？斯哥的贫民区，那他就会找到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些话，并且他不会奇怪世界上的罪恶怎么这样多，反而会奇怪怎么这样少？？ 大城市腐化的主要？因是在于坏榜样所具有的传染性，在于年轻一代很容易遇到，而且每天都会遇到恶习的引诱，因而很难抵御这种引诱。有钱人ｅｏ ｉｐｓｏ〔当然〕并不比穷人好些，他们要是处在同样的情况下也是？不起这种引诱的；穷人们特别不幸的，是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不遇到恶习的引诱和犯禁的享乐的诱惑？？ 在大城市里，要使没有财产的阶级中的年轻一代免受恶习的引诱，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道德堕落的？因。”在做了一长段有关道德的论述之后，我们的作者继续写道：“这一切并不是由于穷人的性格中有什么特别堕落的因素，而是由于穷人所受的诱惑本身具有几乎不可抗拒的力量。指责穷人行为的富人自己也会同样迅速地接受那些？因的影响。有某种程度的贫困，就有某种引人堕落的力量，美德很少能够抵挡得住，特别是年轻人很少能够抵挡得住。在这种情形下，恶习的传播几乎和人体的传染病一样不可避免并且也常常同样地迅速。”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个作者写道：“当上等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大批工人塞在一个小小的地方的时候，罪恶的传染就特别迅速而且不可避免。下等阶级，就他们现在的宗教和道德的发展水平而论，往往很难责备他们屈服于周围的诱惑，正如同很难责备他们成为伤寒的牺牲品一样。”G够了！尽管半资产者艾利生的见解是有局限性的，但是他却把大城市在工人道德发展方面造成的有害后果暴露出来了。另外还有一个十足的资产者，反谷物法同盟的中心人物安得鲁P尤尔博士N暴露了这些后果的另一个方面。他告诉我们，大城市的生活助长工人中的阴谋的发生，并给平民以力量。根据他的意见，如果不适当地教育一下工人（就是教育他服从资产阶级），他们就会片面地从狠毒的自私自利观点来看问题，并且容易被狡猾的煽动家所诱惑；他们甚至还会用嫉妒和敌对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最好的恩人——那些俭朴的富于进取心的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正确地教育他们才行，否则，国家就要破产，其他灾祸就要发生，因为工人的革命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资产者担心得很对。人口的集中固然对有产阶级起了鼓舞的和促进发展的作用，但是它更促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已？意识到，他们分散时虽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这促进了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分离，促进了工人所特有的、也是在他们的生活条件下所应该有的那些见解和思想的形成，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受压迫的地位，他们开始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影响和作用。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第一次开始考虑到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在这里，产生了工会、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机体的病患，在农村中是慢性的，而在大城市中就变成急性的了，从而使人们发现了这种病的真实本质和治疗方法。如果没有大城市，没有它们推动社会意识的发展，工人绝不会像现在进步得这样快。此外，大城市清除了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宗法关系的最后残迹，在这方面，大工业也助了一臂之力，因为它使依附于一个资产者的工人的数目大为增加了。资产阶级对此大为惋惜，而这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在以前的那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是几乎保险不会受到工人的反抗的。资产者随心所欲地剥削自己的工人，支配他们，而且，如果他在工资以外，还对他们表现一点不花一文钱的和蔼可亲的态度，或者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这一切似乎纯粹是出于一种不平常的好意，虽然加起来还不到他所应当做的事情的十分之一），那末还可以获得这些傻子的服从、感激和爱戴。不错，作为被置于并非自己所创造的环境中的个别资产者，他或许已？尽了自己的一部分责任；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这个阶级正由于它是统治者，就应当对整个国家的状况负责，应当关心公共的利益，——他就一点也没有做他的地位要求他做的事，而且还为了自己的私利剥削着整个民族。在伪善地掩饰着工人的奴隶地位的宗法关系下，工人不能不仍然是一个精神上已？死亡的、完全不了解自己的利益的十足的庸人。只有当他和自己的雇主疏远了的时候，当他明显地看出了雇主仅仅是由于私人利益、仅仅由于追求利润才和他发生联系的时候，当那种连最小的考验也？不起的虚伪的善意完全消失了的时候，也只是在这个时候，工人才开始认清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开始独立地发展起来，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不再在思想上、感情上和要求上像奴隶一样地跟着资产阶级走。而在这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大工业和大城市。
对英国工人的性格有重大影响的另一个要素是爱尔兰工人向英格兰移民，这件事在这一点上的意义我们已？谈过了。一方面，如我们所看到的，它固然使英格兰工人的水平下降，使他们和文化隔绝，使他们的状况恶化；但同时，在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的加深，从而加速了即将发生的危机的来临。问题在于，英国所患的社会病的过程和身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