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文灏是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理论的忠实信徒，在他的领导下，资源委员会人员不允许搞私营企业，甚至不允许参加私营企业股份。在一次“总理纪念周”###上，他曾大骂孔祥熙、宋子文背叛孙中山的遗训。他说：“我不明白，现在有些中山先生的信徒却在大办私人企业，像扬子公司之类，难道符合三民主义吗？”扬子公司的后台老板就是宋子文。
了解了资源委员会的思想渊源，对资源委员会的起义行动也就不以为怪了。
至于有人说，资源委员会里也有反动派，这可作为上述评价的补充。
孙越崎的一生中，给予他影响最大的人有两位：翁文灏和蒋介石。翁文灏将他从黑龙江小小的穆棱煤矿，一步步引导到蒋介石的面前；蒋介石将他从一个普通的工程技术人员，一步步提拔登上了国民政府部长的高位，成为中国工矿业的最高领导者。如果不是翁、蒋，孙越崎很可能只在中国的一隅默默地劳作一生。就在孙越崎策划起义的两个月后，孙科继翁文灏任行政院院长组阁时，曾将孙越崎的名字划掉，而名单送到蒋介石手中时，蒋介石立即又将孙越崎的名字补上，可见蒋介石对孙越崎的器重与信任。为此，在孙越崎百岁时亲笔修订的《孙越崎传》中，没有一句责骂蒋介石的话，只是说：“论私，我背叛了蒋介石；论公，我没有背叛国家。”从中可见孙越崎高洁的人品。
对于翁文灏，当孙越崎决定起义后，曾竭力说服他留在大陆。翁文灏伤感地说：“你可以留下，而我是第12名战犯呀。”
翁文灏曾准备带儿子翁心源到台湾，孙越崎则劝他：“心源还年轻，你何必害他呢？”翁心源也表示不去台湾，请父亲将他的已到台湾的妻子、女儿接回大陆。
孙越崎起义到北平后，仍惦念着漂泊海外的老友。当时不少的民主人士反对翁文灏回国，孙越崎便竭尽全力做各方的工作，争取老友能取得大家的谅解。在孙越崎的心中，对翁文灏不能不说存在回报知遇之恩的思想，他认为能够帮助翁文灏回到祖国，是对老友最好的报答。在孙越崎的努力下，终于得到周恩来的鼎助，使翁文灏于1950年12月回到祖国。
孙越崎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新中国诞生的。他在起义过程中，曾不止一次对部下说：“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后，会效法苏联搞建设，大家都会有用武之地。”确如他的预言，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立即以苏联为师，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随孙越崎起义的大多数人员也随之成为经济建设中的技术骨干。但对于孙越崎个人来说，却被迫走上了一条崎岖的道路。
我至今没有找到孙越崎为何不被重用的文字材料。我想，他举行起义的“不可思议”恐怕是主要原因。再有就是他的书生气。1954年政协开会时，周恩来让他上台讲讲领导资源委员会起义的经过，他竟不肯上台讲话。这对许多人来说，正是声讨蒋介石，表功表态的机会，他却轻易地放弃了。这其实很符合孙越崎的性格，那种旧时代知识分子为人坦诚，为事执着的道德观和自尊、自谦、自律的人格，使他既不愿张扬所做之事，也不愿去骂曾对他个人有恩之人。但他的所为，又不能不让人怀疑他起义的诚心。
孙越崎在解放后，曾做过两年的中央财政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在任内为国家制定了《基本建设工作程序暂行办法》。这个办法在建国初期为我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可惜“大跃进”后被废除，给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这是孙越崎1949年以后，为新中国所做的唯一一件实质性的贡献。
1952年，中央财委撤消，孙越崎被分配到唐山开滦煤矿管理处，任第三副主任。他步出了京城，从此迎接着一个又一个触及心灵的运动。他的实业家才智再不见闪现出光华。
一位老人对我说：“如果让孙越崎领导经济建设，国家不会在六、七十年代落后成那样。”
这只是假设，历史不是由假设写就的。
当八十年代孙越崎以90高龄复出，为改革奔走于大江南北的时候，一位随员感慨地说：“孙越老出来工作得太晚了。”
这是事实，是可以入史书的。
孙越崎的悲剧，确为我们民族的悲剧。
虽然如此，孙越崎却泰然处之，直至文革被关押，80岁了还被驱赶着挖防空洞，他依旧大度超然。
但他可以释解个人的痛苦，却无法排除为他人的痛苦。
文革爆发后不久，江青在一次###上公开点名说，原资源委员会起义是国民党特务组织潜伏大陆的行动。当年的“不可思议”，终于成为可思议的“潜伏特务”。
遍及全国的原资源委员会起义人员几乎在一夜之间无一漏网地被掀上了斗争台。重要人员被投入监狱，许多人被逼自杀身亡，家属受株连的不计其数。
孙越崎的老友翁文灏，文革一开始就被抄家挂牌游街，他的长子翁心源，那位带领全家落户玉门石油河畔的“中国输油第一人”，被迫离开老父，下放湖北，因不堪忍受批斗的屈辱，跳入一条齐胸深的水渠，自溺身亡。翁文灏生有四子，次子心翰是飞行员，抗日战争中在桂林为国捐躯，三子心鹤在无锡，四子心钧在上海，仅有心源在身边，并且有所成就，因此心源是他的全部希望。当他得知心源的死讯后，身心再也无法承受，不久便辞世而去。
文革初起时，孙越崎曾到北京看望翁文灏，那时，翁家已被造反派查抄。临行，心源送他到公共汽车站，对他说：“孙伯伯，您千万别后悔啊。”孙越崎明白心源的话，他说，他永远不会后悔，他为了民族的大义背叛了蒋介石，何悔之有。可他没有想到，这竟成了与翁氏父子的生死之别。
孙越崎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他甚至认为这是他给他们带来的灾难。他为此引用《晋书·周岂页 传》中的话自责：“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可见他的心灵负重之巨。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老君庙的护矿斗争
老君庙的护矿斗争
我不能不再继续玉门油矿的故事。
这段历史的被歪曲，成为孙越崎的痛中之痛。
电影《创业》中刻画了一个煽动国民党书记长镇压护矿斗争的油矿经理形象，虽然仅几个镜头，却令观众顿生厌恨之情。
现实生活中的玉门油矿经理邹明，也可谓“罪有应得”，文革开始不久，便被关入秦城监狱，达七年之久。
但这是一起在“资源委员会潜伏特务案”中，最为惨痛的冤案。
我们先回顾这段护矿的历史。
邹明是我接触最多的石油老人，不仅因为我的姑父虞德麟曾是他的部下，他传奇的人生经历和在石油史上的地位，也引起我极大的兴趣。
国民党政府逃台前的中国石油工业的领导人分别是中国石油总公司董事长翁文灏、总经理张兹辏В斫鹂ⅰ⒀纤⒐哨埂⒆廾鳎庑┤顺抛汝＇、金开英到台湾，翁文灏流亡海外外，其余人均随孙越崎起义。邹明是领导人中最年轻的一位。据老人们讲，邹明办事极为干练，为常人所不如。他原是金开英的部下，深得孙越崎、金开英的喜爱，因此提拔很快。
1948年9月，邹明接任郭可诠中国石油总公司甘青分公司（即玉门油矿）经理的职务，轻身一人从上海到玉门上任。时值内战正烈，油矿生产下降，物价上涨，人心浮动。为了稳住人心，邹明借玉门油矿身处戈壁远离都市之便，违抗南京政府关于职工工资必须使用金元券的法令，想方设法筹集银元，将油矿员工（包括工人）工资全部以银元兑现，并筹集粮食和生活用品，平价供给员工。至解放前夕，邹明共筹得银元（含金银折价）30余万元，粮食一万担。老人们回忆说，由于邹明的努力，玉门油矿近万职工家属在新中国诞生前最黑暗的时期，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影响。
5月27日，上海解放，中国石油总公司被解放军接管。6月1日，邹明在老君庙召开油矿全体职工大会。他说：“油矿是国家的宝贝，是全体职工劳动的结晶，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它。我要和大家一起保护油矿，与油矿共存亡。”
由于玉门油矿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企业，自抗日中期大规模开发时起就驻有军队。这支武装力量共有三股：新疆陶峙岳骆驼兵团的一个营；酒泉河西警备司令部的一个高炮连；油矿矿警大队。邹明分析了各股武装力量后，认为，驻军的态度不明，矿警队虽归他管辖，但兵痞多，也靠不住，只有组织起一支以老工人为主体的自卫力量，才是保护油矿的根本之策。
7月初，邹明组织起由爱国知识分子矿场工程师杨敏、炼厂工程师金克斌任正副大队长的“护矿队”，展开了紧张隐蔽的护矿行动。
矿场职工将钻机藏进深山，并将油井用砖砌封后伪装起来；炼油厂职工将空油桶装上沙子，叠放垒成围墙，然后用铁条焊死；工务组职工将发电机藏入土坑；运输课职工将近百辆汽车开进深山，卸下轮胎。在最紧张的时刻，邹明派出人员，在进矿要道设置障碍，监视油矿外国民党溃兵的情况。
8月中旬，邹明受孙越崎电召，飞往广州，秘密潜入香港，会见已脱离国民党政府的孙越崎，向他汇报玉门油矿的护矿情况，请求孙越崎尽快与中共联系，请解放军在解放兰州后，大军迅速西进，以确保玉门油矿这座中国唯一一座现代化石油基地的安全。孙越崎当即草拟电文，然后让他的夫人王仪孟送给香港中共地下党组织，请他们向北平发急电，报告玉门油矿的情况。据后来亲率装甲团挺进玉门油矿的共产党著名将领王新亭将军讲，西进的解放军部队，在前线不断用扩音机喊话，警告国民党残军不得破坏玉门油矿，否则既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缉拿归案。
邹明会见孙越崎后，又潜回广州，向迁穗的中国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张兹辏д〉郊壑凳咄蛞慕鹨艘患茏ɑ嘶卮笪鞅薄�
随着兰州的解放，国民党残部加紧了对玉门油矿的破坏。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代长官刘任坐镇张掖，派政工处长上官业佑到玉门油矿，下达破坏玉门油矿的命令。邹明回答说：“油矿是国家的财产，不能破坏。”上官业佑悻悻而归。数日后，刘任电召邹明，要他到张掖述职。邹明接到电文后，知此行必有不测，但为了玉门油矿的安危，仍毅然前往。所幸邹明到张掖后，解放军便攻进张掖，刘任仓皇逃亡，再也顾不上邹明的抗命之事。
解放军神速的进军，使国民党军风声鹤唳，如潮水般地经河西走廊向新疆溃逃。邹明回到老君庙后，为了防止逃兵来矿破坏，下令将矿警队库存的所有枪支发给护矿队队员，进行武装护矿。为了争取驻军的支持，邹明给拥护国共和谈的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发电，请他对玉门油矿给予保护。陶峙岳此时正与解放军代表商谈起义之事，接到电文后即派人给骆驼兵团驻矿部队送来手谕，命令他们保护油矿的安全。
对于这段史实，我采访原护矿大队大队长杨敏时，杨敏说，当年玉门油矿由于邹明争取到驻军的支持，护矿队主要对付的是国民党的逃兵，担心他们来矿上搞破坏。如果驻军要执意破坏油矿，护矿队那点武装是抵挡不了的。
9月22日，酒泉国民党驻军起义，酒泉宣告解放。
9月25日，解放军第三军装甲部队在军长黄新亭的率领下开进玉门油矿，使玉门油矿终于从内战的炮火中获得解放。
这便是玉门油矿解放前夕护矿斗争的真实历史。
在那个“宁左勿右”的年代里有一个极怪的现象，用“绷紧阶级斗争弦”的脑袋对人待事总要从坏的方面看，好人，要先分析他是不是坏人在伪装；好事，要先分析它是不是暗藏杀机，中华民族最为称道的“与人为善”竟成为“麻痹人民”的反动思想。
这样，邹明在兰州解放前夕，手提装满价值十七万银元金银的皮箱，从广州回到戈壁滩上的老君庙，便成为有口难辩的事情。你是国民党的油矿经理，属反动阵营的官，必定鱼肉人民，手提着那么多钱，为什么不往台湾跑，偏要到大戈壁上来吃苦？一定另有所图。
我采访过一位老干部，他说：“那时虽然没有明说，却总认为邹明他们投诚是为国民党保护家底，不信任他们。很有才华的人，可惜了。”这反映了当时邹明的处境。
邹明在解放初期任西北石油管理局副局长，只管抓生产，但不久说他不重视陕北勘探工作，反对党的领导，被调离石油系统，到燃料部当工程师，直到三年后成立石油部才分配回石油系统。终于到文化大革命时，他的不可思议的护矿行动解释为敌特派遣，潜伏大陆，以伺反攻，顺理成章地被投入监狱，一坐便是七年。
错误的推理成为事实的结论，竟无人相信一个没有党派（邹明属无党派人士）和政治倾向的中国知识分子，出于爱国之心可以舍生取义！这不啻民族的悲剧。
更大的悲剧还在后面。由于玉门油矿护矿斗争中的骨干大部分是工程技术人员，随着邹明的被捕，一个假护矿，真潜伏的“美蒋特务潜伏案”也随之诞生。护矿骨干纷纷落入造反派的诬陷之网，无一幸免。
护矿大队大队长杨敏在大庆油田被批斗，副大队长金克斌在玉门油田被打得遍体鳞伤，家中物品被抄走烧光，仅剩下一张床板；原矿长刘树人身为大庆会战八大工程师之一，被专政队打得眼珠突出，路不能行；原运输课课长李誉柱因在护矿中将近百辆汽车藏入深山而获罪，专政队扒下他的衣服，将他推到零下30度的屋外，逼他承认自己是特务，手被冻成鸡爪状，终身致残；曾带领工人进山掩藏钻机的原钻井部主管工程师史久光在大庆油田与妻子双双被投进牛棚，女儿被逼成精神病；另一位与史久光一起亲自驾车掩藏钻机的原矿务室主任童宪章被下放东营油田，接受审查达十年之久；玉门油田总地质师王钅监 之竟被专政队活活地打死；原玉门油矿采油部主管工程师后任新疆克拉玛依油田总工程师的吴士壁和供应科长杨兆麟在克拉玛依也被活活打死……
被歪曲的历史后面真真的是淋淋的鲜血。
在我采访的名录中有一位叫杨敏的石油老人，由于他在玉门解放前夕担任过护矿大队的大队长，成为我必须采访到的对象。但有半年时间我一直没有寻访到他，原因是他在大庆退休后，便与老伴到几个儿女处轮流度日，行踪很难觅到。于是，我托采访过的石油老人设法找到他的女儿。
1994年初夏，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北京郊区顺义县牛栏山的来信，打开，短短信文下的签名竟是“杨敏”二字。踏破铁鞋。原来他就在北京二女儿杨越北处隐居。信上只一句话：“你要来就快些来吧，我将不久于人世。”
我第二天便赶到牛栏山他女儿杨越北所居住的维呢纶厂家属宿舍。杨敏已是肺癌晚期，生命正飞快地向终点走去。越北的住房很差，老式的二室房住着老少三代，令人生抑。我问杨敏，以他对中国石油工业的贡献，为什么不找部里，请他们安排一个更好的地方？石油部已改为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但老人仍习惯称总公司为部。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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