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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歌：困难的日子纪事——上大学前的路遥（6）
发现一个创作苗子，诚属不易，但培养一个创作尖子，更难。发现，个人角度即可实施，培养，则非通过组织不行。延川的有关部门，为使路遥成才，越轨地创造条件，也不是人人都能理解和没有非议。曹谷溪推荐通讯组，不是派性通讯组，不管这派那派，谁胜任我就举荐谁。介绍路遥进县文艺宣传队搞编创，有些人告状说是耍私情，一位老干部曾质问文教局的文化干事，王卫国那小子能进宣传队，他的孩子怎么不能，文化干事回答：“如果你的孩子发表上路遥十分之一的作品，咱们马上给宣传队增配一名编创，县上正愁人才缺。”老干部无言以对。县宣传队也有人挖苦文化干事，调来个编剧不写戏，文化干事正告：你大概没看过路遥的介绍信，任的是编创员，既是编创，诗歌、小说都算，宣传队在舞台上的诗表演，小快板，虽然不是戏剧，不也挺受欢迎吗？更何况路遥和闻频合写的话剧《第九支队》分明是上演了的。唇枪舌剑，简直像吵架一样，都是为了路遥。
路遥的名气越大，与他文化素质偏低的反差越发明显，得让他系统地上学深造，成了所有关心他的人们的共识，能上大学，更好，上不了，中专也得让去。当时招生不实行考试制度，搞推荐选拔。过推荐关，路遥不存在障碍，大队、公社、文教局、县委，一帆风顺，而过选拔关，难度就大了，没上过高中，基础差，倒还其次，那个时代初中生直接进大学参加“上管改”的不在少数，难就难在他是“造反派头头”，各路招生人员畏之如洪水猛兽，这样的学生招回去，极有可能犯政治性的错误。北京师大的，明明不接受，反过来还说路遥这样的好苗苗，放在师大屈了才，建议为其另谋高就；陕西师大的，不愿录，理由是他们也属师范性质，培养的是教师，路遥上个综合大学中文系最理想，招办的同志解释说本县今年没有那方面的名额，对方回说：推迟一年又有何妨。他们甚至私下议论，这个延川县，把个造反派头头当王牌，非得推荐上不可，硬把自己头上的虱子往别人身上塞，简直岂有此理。
事情眼看就要“黄”了，大学送不进，中专也难保。矮胖的县文教局长领上招办干部，带上一沓子《山花》，与延安大学招生的同志恳谈，拍胸膛保证路遥在政治上出不了问题，进别的系难说，读中文系肯定能跟上。招生的同志似有所动，但仍有顾虑。直逼得县委书记赤膊上阵，乘坐全县唯一的24——50071号吉普车，频繁地出入成名后的路遥称之为“陕北某大学”，去做工作。据说，当时中文系的领导，现任校长申沛昌，慧眼识英才，既求才若渴，又勇于负责，冒着风险拍了板，路遥才三步一曲折地被录入延大中文系——一步跨入他人生旅途新的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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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正明：路遥的大学生活（1）
几天来，路遥的猝然离世，使我神情惶惑，他的音容笑貌、举止言谈不时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把我一次次引入大学生活的深深回忆：在课堂上，他领悟着文学发展史的搏搏脉络；在阅览室，他欣赏着优秀文学刊物的每每精品；在图书馆，他钻研着文学大师的代表之作；在同学中，他谈论着构思、形象、情节、细节；在社会实践时，他深入生活并站到生活的高处。观察、了解、发掘平凡人生的真、善、美。
1973年9月初，延安大学中文学系来了一名延川学员。他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灰的长制服，挎着一个当时北京知青普遍用的黄帆布背包，脚上是一双浅蓝色球鞋；他个子不高，身体胖乎乎的，头部稍向前倾，留着青年运动发型；他脸刮得青亮青亮（全脸胡），单眼皮下两只深邃的眼睛，鼻子不大不小，厚嘴唇角带着丝丝微笑。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王路遥同学。
路遥进校不久，就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刊物和著作的海洋。他曾对我说：“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鼎盛期，出了不少好的作品，我要回到那个时期，和作家分享那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自习时，他多数在阅览室度过，翻阅了大量的文学刊物，在我的记忆中，他最感兴趣的是《延河》、《萌芽》、《收获》、《小说月刊》等。后来，他又出现在图书馆一次又一次，不知借了多少世界名著，一本接着一本读，有时在教室，有时在宿舍，有时在杨家岭革命旧址，像久旱的庄稼苗遇上了一场垧雨，尽情地汲取着水分和营养。他说：“延大是读书的好地方，依山傍水，特别是夏天，延河滩里清新凉爽，杨家岭上松柏翠绿，环境十分幽雅。”路遥读书是有目的的，他为徐改霞的心事流下伤心的眼泪，我与他接触中发现，有的小说不只是读了一遍，而是两遍、三遍，甚至更多，一次他与几位文学爱好者交谈读书体会时说：读书要有收获，就要按文学发展史的每个阶段，每个流派的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去读，并要对你喜欢的作品重点地钻研，要会享受、会浏览、会大拆大卸。当时我们对他的“大拆大卸”只是理解为一般的文章结构章节之间如何安排、联系、转折、照应，情节如何展开，冲突如何布局。细节如何描写，人物如何刻划等等。他对柳青的《创业史》就是这样精读细研的。
在路遥的床头，经常放着两本书，一本是柳青的《创业史》，一本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路遥百看不烦的神圣读物。一天下午，他在宿舍里躺着看《创业史》，左手拿着书，右手揉着眼睛，自言自语道：“太难，太难啦，活个人真难……”他为梁生宝的事业流下同情的眼泪，他为那群明争暗斗的人流下酸楚的眼泪。路遥用哲学的眼光看待一切，用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分析一切，深刻地把握着事物之间本质的联系。他曾经说过：“一个优秀的小说作者，既是一位作家，又是一位社会活动家，还是一位思想家，柳青就是这样的人。”《人生》以至《平凡的世界》的成功，不就是证明了这个精辟论断的正确吗？
路遥的创作生涯是从70年代初开始的。他在县文化馆办过文学刊物《山花》，写过诗歌、散文，并在省、地报刊上发表了处女作，还给县剧团写过剧本。那时，他已成为一名很有培养前途的文学爱好者。他十分喜爱柳青在《创业史》中的一句名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路遥的大学生活是他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也是他文学创作上洞察生活、丰富阅历、积累情感的阶段。
结合教学，我们班于1973年底编辑了《延安颂》诗歌集，于1975年采风选编了《吴堡新民歌选》，路遥是当然的主编，做了大量的整理、加工、编排工作。在此期间，由他发起并组织了“艺术走向社会的文学讲座”，请省内一些作家、艺术家结合本人的创作实践作了生动的演讲，如韩启祥、白龙、田间、谷溪等，对提高同学们的文学艺术修养、鉴赏能力，起了很大作用。1975年夏，在延安、榆林报社实习，路遥下厂下乡采访了很多先进人物、先进事迹，搜集了大量的生活素材。他思索着，习惯地拔着脸上的胡楂，深邃的眼睛盯视着前方，他开始了艰苦的创作生活，在《陕西文艺》（七十年代《延河》的前身）上发表了散文《银花灿灿》、《灯火闪闪》、《不冻结的土地》、《黄河老水手》，特写《在火红的日子里》，短篇小说《父子俩》。这是他第一次写小说，也是他第一次发表了小说，这个小说的素材是我采写的一个小通讯，经过他的虚构，塑造了两个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形象，要知他那时有多么的高兴：“我就不信我写不成小说，从今以后我只写小说，不再写别的了。”他给我说过这句话，表露了他对文学艺术事业坚定而执著的追求。高尔基说：文字创作是一种沉重的劳动。路遥说：“创作是愚人的事业。”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从此，他进入了艺术构思，一个社会的、时代的宏伟画面在他脑海里展开主题、人物、冲突、情节等一系列内在联系的文学细胞活跃起来，《人生》中巧珍刷牙的细节就是在学校里写成的。路遥的上衣经常揣着一个小笔记本少半截铅笔，有空就在上面写字，那时我们以为他在胡乱画写，谁知他是在练笔，在白描，在捕捉生活，在积累素材，为构筑平凡世界的人生大厦准备砖瓦、钢材、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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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正明：路遥的大学生活（2）
路遥是我们的班长，他热爱班集体，经常组织文体活动，喜欢篮球比赛，在球场上他那猫着腰带球，三大步单手投篮的动作至今记忆犹新。由他执笔创作的组歌《我们生活在杨家岭》，有多么的自豪，多么的动听，那嘹亮的歌声，在校园上空飘扬，在杨家岭松林中回荡。
路遥的生活是很简朴的。一身灰的卡其服是他的礼服，“老三样”（白、黄、玉米发糕）饭后一碗开水冲菜汤是他很喜欢的一道美味佳肴，他称它为“上等高汤”，“吃了干的，就要喝稀的，像水泥灌缝子一样，不灌实不成。”他的幽默引发了同学们开心的笑语。路遥嗜烟如命，不吃饭行，不抽烟绝对不行。记得一天夜里，我们在教室里看书看得很晚，宿舍早已熄灯了，这时我们带的烟全部抽完，要去宿舍取，怕影响同学睡觉，只好在教室里找烟把子撕开再卷着抽，路遥开玩笑地说：“真乃穷酸也。”他在看书、写作的时候，总是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焦黄的食指与中指夹着香烟，大拇指顶着太阳穴，这已是他的习惯动作了。熬夜，是他对自己生活的创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正是他最清醒的黄金点，作品就在这时写成，早上他往往起不来，不出操，甚至不早课，但我们都理解他，知道他要干一番属于他自己的事业，就像他病中写完的自传体散文随笔一样——《早晨从中午开始》。
路遥在短暂的人生历程中，以他智慧的头颅、杰出的才华、顽强的毅力，为繁荣当代中国的文学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人生》，他那《平凡的世界》，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将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块不朽的丰碑。这是学校的骄傲，同学的自豪，陕北父老的光荣。
路遥走了，他走到了另一个世界，他平凡的人生不平凡。
1992年11月，延安
航宇：路遥在最后的日子（节选）（1）
人死了，他的灵魂还在吗？
路遥，愿你的灵魂安息！
——作者题记
1
公元1992年7月。
这一月对于路遥来说并不美好。
因为就在这一月起，死神在一天天向路遥逼进。
然而，我的读者朋友们，你们能知道吗？就在这炎热的7月里，路遥显得极为匆忙，心情格外忧郁。也许这一切都与他后来查出的晚期肝病有关。
其实，他也很想清静地坐下来好好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或好好吃上几顿可口的饭。但是，他知道他心爱的女儿路远和爱人林达马上就要从北京回来了。他要赶在她们回来之前，把他的那个家收拾得焕然一新。
这一切，并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为了他女儿，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为了林达。
因此，他不得不拼命奔忙。
路遥住在西安，他怎么跑在陕北的延安病倒住院了。
关心他的人探问着。
其实，早在6月抑或6月之前，路遥就患了病，只是他没有把他的病当做一回事罢了。
发寒、高烧、腹泻、浑身乏力、腹胀、肝疼……这些病症，在时时地摧残着这位号称“陕北硬汉”的路遥的生命。
但是，尽管如此，他仍然很刚强地站立着，丝毫没有人能够看到他有一天还会倒下。
一天夜里，我不知伏在桌上在胡干什么，忽然有人急促地敲响了我的门。
那回，我没有猜出敲门的是谁，听那敲门的声音，感觉一定不会是说什么正事，要不就是找错了门。因此，我微微抬起了头，问道：“谁？”
我的问话没有得到回答。于是，凭我的感觉我知道也许是路遥。
果不然，等我开了门，门里一下探进了他的头，他边往里走边对我说：“我有件事，想和你商量。”
“什么事？你说。”我看着他，站在桌子前。
他说：“我7月份要装修房子，没什么事你就别外出了，给我帮一下忙。”
我说：“那没有问题。”
“到时，就全要你和远村两个忙了，我身体实不行。”他又说。
我说：“你就尽管放心。”
他点了点头，便坐在我的办公室旁，从口袋里掏出了盒“红塔山”香烟，给我递了一支。
在接烟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他的手掌血红血红，不知是怎么回事，便问他：“王老师，你手心怎么那么红？”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掌，淡淡地对我说：“没什么。”
“没什么？”我说，“你的手跟别人的不一样。”
“这你不懂。”他说，“我这手是朱砂掌。”
“什么叫朱砂掌？”
“朱砂掌的人有福。一般人的手就不是朱砂掌，你要知道原来延安地委书记白恩培的手就是朱砂掌，跟我的一样。”
噢，原来是这样，我很相信。
我能不相信吗？白恩培和路遥，一位是地市级干部，一位是著名的作家，他们是有福气。因此，他们的手也就跟一般人的手不一样。
于是，关于他的手我再没说什么。
尽管我们转换了话题，可是他不知怎么一个劲地看他那血红的手掌，而且看得十分专注。
半会，他的目光从他的手掌上慢慢收起，看了一眼我说：“你把你手掌伸开，让我看。”
我给他伸开了手。
他看了一下，便对我笑着说：“你的手不好，不顶我的，不是朱砂掌。”
我笑了笑说：“那肯定，我怎么跟你这么大的作家比，保证不顶你的。”
他跟着笑了笑，很勉强的一笑。
这时，他似乎感觉到自己有些累了，从椅子上艰难地站了起来，随即仰躺在我的铺盖上，疲惫不堪地唉叹了一声。
我看着他，静静地看着。
他显得有些不安，吸完那支烟，从床上很快坐了起来，不知思考什么。过了一会他马上从床上移到桌子边，对我说：“你给我把笔拿来，让我算一下这次装修房子一共需要花费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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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宇：路遥在最后的日子（节选）（2）
我给了他纸和笔，他便一笔一笔地算开了。
转角沙发，估计得1400元
录像机，估计得3800元
低柜，可能得1200元
衣柜，估计得1000元
饭桌，可能得800元
椅子，得花800元
电淋浴器，得600元
煤气灶，脸盆抽油烟机……
装修房子共需要8千多元。
……
这一算，可把他算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