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自己搞，我们不搞！”
他说得斩钉截铁，不容分辩。
由于小岗成为名声遐迩的“中国改革第一村”，这时的小岗生产队队长严俊昌，已非昔日的严俊昌，他也因此“水涨船高”，荣升为严岗大队大队长兼小岗生产队队长。现在他说的“我们”，就显然不仅是在代表小岗生产队了。
他是在提醒严宏昌，这块地面上的当家人是他严俊昌；他说不搞，就别再指望，这事没戏！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温饱之后的小岗人（4）
严宏昌怔怔地望着严俊昌，他突然发现，堂兄变了，开始变得陌生。
客人*之后，段永霞不依不饶了。她从他们的谈话中终于明白，严宏昌拿走的三千元，根本没去买收割机，纯粹是天南地北地玩了一趟。原听说找人“商量大事”，还以为是啥大事呢，忙得她灶里灶外团团转，好烟好酒侍候着，还杀了家里唯一的一只能生蛋的老母鸡，结果，落了个热脸碰上冷屁股，自讨没趣。气得她同严宏昌大闹了一场。
当然，闹归闹，段永霞毕竟是个通情达理之人，静下来，了解清楚后，她还是支持严宏昌闯一闯，试一试。她相信严宏昌认准的事，一般不会错；既然严立学和韩国云，都认为这事能干，队里不愿搞，那就自己干，不蒸馒头也要争口气，不信队里不支持，这事就干不成，何况，也不该再错过这么个好机会！
夫妻二人很快统一了认识，下决心再爬两年“小阁楼”，再过两年紧日子，把这几年打拼攒下的钱，拿出来办厂。
村里不少人听说严宏昌要办厂，出于对他的信任，也纷纷帮他凑钱。
于是，严宏昌第二次去瑞安时，就买回来两台再生机。他租下当年大伙在严立华家摁过“红手印”的那两间草房，作了必要的改装，并设法引进了专用电力线。
第三次去瑞安，在张顺贤的帮助下，严宏昌请到了两位师傅，管吃管住，一个月一千元的工资。在当时，这样的工资是个什么概念？已属高薪了。这以后，他又去县城废品商店拉来收购到的废旧原料，一个小型的塑料制品加工厂，就这样紧锣密鼓地，像模像样地开张了。
那些日子，他是白天黑夜地干，干了整整二十二天，终于加工出了第一车成品，又花了两夜一天，支付了两千元运费，将货送到了浙江。因为质量不错，货一到，就被买主一抢而光，他开价开到了八千五百元一吨，人家也没还价。一车货卖了六万三千元，刨去全部成本，算下来，差不多净赚了一个同样的塑料制品加工厂！
这消息在小岗队不胫而走，所有的小岗人无不感到震惊；他们没想到，严宏昌居然干成了，而且发财了！
牛刀小试，首战告捷，严宏昌自是喜出望外。他的信心更大，劲头也更足了。接着，又干了四个月，赚了*万。严宏昌找段永霞商量，到手的“第一桶金”派个什么用场？这时，段永霞倒是不急着盖房了，她说听宏昌的，严宏昌说：“那咱就再过两年紧日子，再爬两年‘小阁楼’，继续添设备，扩大生产！”
就在严宏昌同瑞安那边联系，准备再买几台再生机和编织机时，县里突然来了两个人。
来人找到严宏昌就问：“听说你办了个厂？”
严宏昌说：“我这算个什么厂。”
来人开门见山，严肃地说道：“你这样下去要倒霉的！”
严宏昌十分不解，问：“我一不偷，二不抢的，有什么霉倒呢？”
来人说：“你可知道你这是在搞资本主义，个人发家！”
严宏昌搬出了中央“一号文件”，说：“上面在鼓励农民办企业，浙江的农村早就在办企业，我这也是响应党的号召，跟资本主义挨得上吗！”
来人说：“我不跟你谈文件，这里也不是浙江，是小岗。”
严宏昌越听越来火，就问：“小岗怎么啦？小岗的农民就跟浙江的农民不一样，人家可以，这里就不可以，究竟为什么？”
来人笑了。于是，说了实话。原来小岗村有人把他告到了县里。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温饱之后的小岗人（5）
严宏昌这天跑到县委，想找陈庭元书记诉诉苦，寻求他的支持。可是，他并不知道，这时陈庭元已经离开凤阳，调到滁县地委，担任了地委副书记。
他沮丧地回到家。但是越想越憋闷，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就准备到滁县地委去找陈庭元评评理。他相信只要陈庭元了解了这件事的原委，就一定会支持他，还会鼓励他把厂子办大，办出来影响；他甚至下了狠心，到地委万一找不到陈庭元，他干脆就从滁县上火车，去合肥找已出任安徽省省长的王郁昭，因为王郁昭也是最了解小岗、最支持小岗的领导。
严宏昌正这么打算呢，陈庭元却突然来到小岗，主动找他来了。
陈庭元一进门，严宏昌惊喜得差点叫出来，说：“陈书记，我正要去找你，要向你汇报这段时间的工作呢！”
陈庭元说：“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你办的这个加工厂，我看还是先停掉吧。”
陈庭元劈头一句话，说得严宏昌目瞪口呆，不知该说什么了。
陈庭元接着说道：“有人告你在搞资本主义，不顾群众的集体利益，一心只想着自己发财；他们找到县里，也找到了我那里。这段时间我没来了，小岗有了不少故事，安徽电视台《社会之窗》也把你们几个建厂不建厂的争论曝了光，闹得沸沸扬扬。”
严宏昌这才知道，省台汪清把他那天和严俊昌的争论偷偷录了像，并公开放了出来。
陈庭元忽然严肃地望着他，说：“宏昌，我今天不谈你该不该办这个厂，听我一句话，算啦——你暂时回避一下。”
严宏昌越听越吃惊。他突然觉得自己一直由衷敬佩的陈书记，也一下变得陌生。他知道这不是一件小事了，但他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儿。他依然搬出中央的“一号文件”，说明自己并没有做错；“发展商品经济”，这应该是各级领导的“一个历史性的任务”。
陈庭元在屋里沉重地踱了几步，才扭过头，再次认真地望着严宏昌，语重心长地劝诫道：“你讲的，文件上是这样，这一点不错。不过，你恐怕就没注意到，它有个前提，就是要求各地在继续抓好稳定、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同时，逐步发展商品生产。家庭承包责任制，安徽是带头的，小岗是有贡献的，全国都已经在实行了，为什么还要强调‘稳定’它呢？你想过吗？这说明，对这种承包责任制持怀疑、反对的，大有人在。有人至今还在怀疑、否认大包干真的那么好，你们作为包干到户的带头人，在这种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自身的影响。我对你们没有别的要求，至少，不能因为这样一个工厂，闹得上上下下都以为小岗出了问题！”
严宏昌终于明白，陈庭元书记就是为了“小岗村”这个大局，专程来做他的工作的。他当然感到极大的委屈。明明不是自己的错，可为什么要他做出让步，做出这个牺牲？
最后，陈庭元准确无误地，不容严宏昌讨价还价地道出了此行的目的：“你必须暂时把厂停下来！”
严宏昌听出了陈书记在强调“暂时”二字，但他仍感到了一种悲哀。他本不想答应，却又念及对方过去对自己的多次支持，竟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闹心的事不仅是要把厂停下来，就在这同时，他最小的儿子严德锦突然犯病，鼻血流个不止。其实，这是儿子的老毛病了，生下来不久，就常常流鼻血，一流就止不住，为这，严宏昌和段永霞伤透了脑筋。这一次，段永霞正在地里干活，突然发现儿子的鼻血又在一个劲地流，忙赶回家和严宏昌一道把他送到了凤阳县医院。谁知，县医院检查以后，说“治不了”，夫妻二人一下慌了神，连夜抱着孩子又赶往蚌埠市。蚌埠的医生说孩子是“血小板减少”，需要大量输血，而且最好是输新鲜的血。严宏昌只得去找长年给医院供血的卖血人，干脆把五六个卖血人包了下来，供他们吃喝和住宿，以保证能够及时地把血供给儿子。
仅包养卖血人这一项，就花去一万多元。之前，严宏昌已把准备盖新房的建材买回了家，原本打算拆掉茅屋盖上九间大瓦房，三个儿子每人三间，严德锦这一病，他只得托人把建材又退了回去。退回建材的那天，段永霞哭了，埋怨自己命苦：上次准备盖房子的积蓄，因为严宏昌父亲的去世花了个精光；这次严德锦的病，又使盖新房的计划落了空。
严德锦是个十分懂事的孩子，他知道父母一直要盖大瓦房的心思，哭着喊着不愿再治。每输上一袋血，严德锦就嚷着：“一拖拉机的稻子又没了！”儿子的聪明与懂事，使得严宏昌就愈发地难过，他要治好儿子的病的决心也就越强烈，赶到儿子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他辛辛苦苦办塑料加工厂攒的钱，也就花得差不多了。
就这样，严宏昌和段永霞寸步不离地在医院守了一个多月，二人才顾得上回一趟小岗。
严宏昌回到小岗，到工厂一看，他吃惊地发现，再生机上的动力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人破坏了，好端端的两台设备残缺不全。本来还抱有一线希望，以为时机一到还能继续生产呢，这样一来，这个梦算是彻底破灭了。
万般无奈，他只得把机器从租用严立华的草房中搬出，闲置在家。
严宏昌咽不下这口气啊！省电视台《社会之窗》把他办厂的事宣传得没人不知道，轰动大了，陈庭元书记让他“暂时把厂停下来”，这已让他很委屈，现在竟有人趁他不在，把机器破坏了，把他花了不少钱从小溪河变电所引过来的动力线也都剪了，钱的损失事小，面子上也过不去，再说这事做得太恶劣！
他找到严岗大队书记崔志祥，要求查清这事究竟是谁干的。
崔志祥为难地苦笑道：“宏昌，这事你找到大队没有用。”
“为什么？”
“这话我不好给你讲，我不讲你心里也应该有数。”
严宏昌听崔志祥这样一说，就不再往下问了。
他心里当然有数。但心里有数又能怎么样呢？大家显然都很在意小岗村的“声誉”，即便你比窦娥还冤，找到县里，找到地区，他们也会像陈庭元书记那样，不跟你谈具体的事情，最后提醒一句：“不能因为这样一个工厂，闹得上上下下都以为小岗出了问题！”
大家都在回避。为了小岗，严宏昌也只有当自己是哑巴吃了黄连。
祸不单行（1）
工厂办不成了，村里的事又一点问不上，庄稼活一完，人就闲了下来。严宏昌是个不安分的人，他又动起了脑筋，要为自己找点儿事做。这时候，他注意到，由于各地农村都实行了大包干，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大幅度地增产，很快，就出现了他过去曾对陈庭元说过的情景：“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粮食增长得太快了，“卖粮难”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当然，严宏昌不知道，仅一九八四年，为缓解农民的“卖粮难”，国家就多收购了六百亿斤，即使这样，农民手中仍有四百亿斤粮食卖不出。他调查后发现，不光是小岗，也不光是凤阳，江淮一带很多农民打下的粮食囤积在家里卖不掉，愁得心急上火。
粮站不收购，严宏昌却从中看到了商机。
他想，在去浙江瑞安联系塑料制品加工厂的业务时，就注意到，那边的社队企业、家庭工厂，遍地都是；正经种庄稼的已不多，为何不把这边的粮食，卖到那边去呢？
为此，他专门又跑了一趟温州地区。一深入调查，信心倍增，那儿对粮食的需求量大得很。既然“商品生产”做不成了，那就改做“商品流通”吧。
他准备要做的其实是“长途贩运”。当时 ，“长途贩运”还像当年他搞“包干到户”一样，属于禁区。但他想，既然中央提出要“引导农民进入市场”，这么好的一个市场就放在那儿，而国家一时又解决不了农民的“卖粮难”，农民为什么不能自己解决问题呢？况且，中央下达的第一个“一号文件”，就要求各级干部思想要更解放一点，改革更大胆一点。
严宏昌决心试一试。
既然政策还不允许公开地干，那咱就像当初分田到户那样，不声不响，偷偷地干。他把收购来的粮食装上车后，在上面盖上几层塑料布，把粮食盖得严严实实，这样一伪装，还真灵，十分安全，一路绿灯，没人查，没人问，于是他一门心思地跑起了温州的粮食长途贩运。
然而，随着粮食的生意越做越大，县里又来了人。来人最初还是和颜悦色的，给严宏昌讲道理，说自一九五三年开始，实行统购统销以后，粮食一直是由国家统购，农民除按国家规定的标准留下口粮外，其余粮食全部要按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
严宏昌说：“农民是想把粮食都卖给国家，可国家的粮站不收购了呀。”
来人一听，很不高兴，就说：“收购不了，那也是国家需要考虑的事，不是你可以乱来的！”
严宏昌一听，也有些不高兴，于是说：“这边‘卖粮难’，那边正缺粮，我这不是为国家分忧吗？”
来人正色道：“不说你这是在投机倒把，但有人已反映你‘不务正业’、‘一心只想发家致富’，‘资产阶级思想十分严重’！”
严宏昌不服，反问道：“想发家致富，错在哪儿？中央不是希望‘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
“小岗的其他人不是还不像你这么富吗？”来人严肃地告诫道，“你毕竟曾是小岗村大包干的带头人，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小岗村的形象，你自己的形象！”
来人走了以后，他老是在想对方丢下的最后一句话。他真的有些搞不懂了，难道就因为自己是大包干的带头人，就这不许干，那不许干，一干就会影响到小岗村的声誉？他做梦都想让小岗人富起来，可他什么也不是，有劲使不上呀！难道就因为大家都只愿种田，安于现状，他也就必须与他们保持一致？难道大家都共同贫困，才是小岗的形象？
祸不单行（2）
严宏昌再也不信这个邪了。他想，县里干预他做长途贩运，只是认为这会影响到小岗村的形象，可并没说这事犯法，干了该抓；他认为，自己做这事并没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自己赚的仅仅是智慧钱、辛苦钱，名正言顺，用不着怕别人议论。这样一想开，严宏昌就觉得自己没必要停下来，还应该继续干下去。
严宏昌告诉我们，直到了一九八五年，他背的这个“黑锅”才落地。那时，中央第四个“一号文件”正式下达了，为活跃中国农村经济，颁布了十大政策，首要的一条，就是取消粮食、棉花的国家统购，同时宣布：“生猪、水产和大中城市、工矿区的蔬菜，也要逐步取消派购，自由上市，自由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
严宏昌从这新颁布的政策中，强烈地感受到党的这些政策，越来越贴近农民的心，真是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这使他兴奋不已。
这期间，还有让他的心为之一动的，就是梨园公社党委书记换了人：张明楼走了，徐学友接替了他的公社书记的职务。这消息使他忽然有一种难言的冲动。
这些年来，他一直都在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他也早已经把自己看成是党的人了。只是因为张明楼还在梨园公社当书记，他才迟迟没把入党申请书递上去。他看得出，自从张明楼将他“削职为民”，即便后来的事实已经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