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宏昌当年不怕杀头坐牢也要把田分到各家各户偷搞“包干到户”的那会儿，小岗村还只是一个生产队，俗称“小岗队”，相当于今天中国农村的村民小组。
那时候的小岗人穷得就像岗地上的石头，光溜溜的，穷得走投无路了，才会冒死一搏。
毛泽东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还说过：“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这些话，他都说对了。只是在他老人家去世两年多后，他一直反对的“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终于搞成。
小岗村所在的凤阳县，那也是因为穷才出了大名的。有谁不知道那首《凤阳歌》呢？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骡马，
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
身背花鼓走四方。
朱元璋确是凤阳县人士，但是凤阳的穷，实在怪不得凤阳出来的这位皇帝老儿，在他之前，这儿就已经不是个“好地方”。朱元璋在《大明皇陵碑》中就曾有过如此描述：“昔我父皇，寓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彷徨，俄尔天灾流行，眷属罹殃……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
凤阳史称“钟离”和“濠州”，洪武七年才由朱元璋易名为凤阳府。意思是，凤凰不落无宝之地，此乃宝地。显然这只是朱皇帝的一厢情愿，不过这地名却是被沿用至今。凤阳辖区地处长江与淮河之间的丘陵地带，向来被称作“江淮屋脊”，长年缺水；再加上中国的历史上但凡出现南北分治，也多以淮水为界，三国时，魏吴对之，“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并在江淮南北，虚此地，无复民户”；南北朝时，南方的宋、齐、梁、陈，北方的北魏、北齐、北周诸国，对峙了一百七十多年之久，便是划淮而治的；即便到了统一时期，淮河又常是州、郡、府、道的边界，因此，此处长期被作为兵争缓冲之地，以致人烟稀少，土地荒芜。
一辈子不再当农民（2）
小岗的穷，全国少见。刚解放土改划成份时，按照政策，小岗竟“划”不出一家地主、一家富农。当时二十四户人家，划来划去，只划出一户中农、一户贫农、一户雇农和两户佃中农，其余的，就全是下中农。
按照规定，贫农、雇农、佃农都是要从地主、富农那儿分得田地的，小岗村的贫雇农就只能从别村的地主、富农那儿去分；运动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斗地主，因为小岗没有地主，最后也只好被安排到其他村庄去参加运动。
有了土地的小岗人，尝到了当家作主的幸福滋味，别提多高兴。不仅没地的贫雇佃农全从别村地主富农家分到了田地；就是原先有地的中农，也领到了土地证。因此，家家户户，欢天喜地，异常振奋，放声歌唱：
土地证，拿到手，
快活得屁股扭三扭。
分到了田，分到了屋，
又分犁耙又分牛。
地主地主你别气，
你看看，县长的大印盖上头！……
然而，土地改革刚刚过去，各地互助组就开始陆续出现了。时间不长，在对“小脚女人”的一片大批判声中，中国农业合作社运动的高潮便扑面而至。先是互助组并成低级农业合作社，很快就转成了高级社。
但是天高皇帝远的小岗村；直到了一九五五年的年底；既没有互助组，也没有低级社，只是迫于形势，才勉强成立了一个四户人家的互助组，其余的二十户仍坚持单干。
小岗人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们不可能不相信区领导的话，“只有走上集体化道路，社员才能共同致富。”只是，入社就必须无偿地交出土地，可土地证揣在怀里没几年，还没焐热呢，这就要交上去，他们想不通。不是说，“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吗？这政策还算不算数？任你怎么动员，他们就是要守住自己的地一家一户地单干。
小岗人的“落后”让上面领导大为光火，但小岗既没地主，又没富农，不好说这是“有阶级敌人从中破坏”，但还是来了硬的：凡不愿入社者，是贫下中农，也要“提高成份”；接着就采用了开会“熬鹰”的办法，你不入社，就不准你离开会场回家吃饭睡觉，就只能在会场上熬着，而且，只能站，不准坐。熬不住的，只得入社。最后仍有几户横竖不从，就牵走耕牛，割掉地里已成熟的庄稼，再不行，便上房揭瓦。终于，在一九五六年的午收之后，小岗人无一例外地全成了高级农业合作社的社员。
入社后，有件事，让小岗人至今难忘。上面在为各家各户的耕牛估价时，把价估得太低，低得一头牛只能摊上一头猪的价钱，还只是“分期付款”，打的是“白条”。小岗人气不过，不少户偷偷杀了耕牛，“光着身子”入社。因此当上了高级社社员的小岗人，不得不人出牛力气，下田犁地，现在想起来还像做了一场噩梦。
严宏昌说：打从土地改革到一步跨入高级社，虽然下田有时要人拉犁子，但小岗人也就过了那几年自由自在的好日子。后来成立了人民公社，成天瞎折腾，就一年不如一年了。喇叭里天天唱：“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走了二十年的桥，不仅没有摸到“天堂”的边，反而跌进了无边的苦海。大家怎能不消极、不抵制、不反抗、不思变？
严宏昌是小溪河中学的毕业生，是当时小岗生产队屈指可数的有文化的农民。他对人民公社干活搞“大呼隆”，分配上吃“大锅饭”，看不惯，也受不了，早在一九七三年就背井离乡，外出闯荡。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辈子不再当农民（3）
他每月交给队里十五元“管理费”，让队里给自己记上一百五十分工分，明知这一百五十分只抵八元钱，亏吃大了，也要出去谋生。
他觉得当时的农村，简直是在瞎胡闹，已不是人能呆的地方了。别人能忍，他是一天也忍受不下去了。
那正是安徽省各地人民公社掀起“农业学大寨”高潮的时候，开始了对农村集镇的管制，本来就地处偏僻的小岗人，到板桥和小溪河赶集也遭到了严格的控制，已经严格到每队每集只准三个人去集市，这给小岗人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自留地先是被没收，后来每人只许有五厘，就那丁点儿地，地里种什么、种多少，也受到限制。小岗人不得不各找活路，有的就悄悄搞起了家庭副业。搞副业，大多数人家也喂不起猪，只能喂鸡。那时是：“红芋干是主粮，鸡屁股成银行”，小岗人就指望能到集市上卖几个鸡蛋， 换回点油盐酱醋的零用钱。谁知学大寨后，喂鸡也被严格规定，每户只许喂一只两只，超过就会被“充公”；鸡蛋也只准自己吃，严禁拿到集上卖。当时的小岗人抵触情绪特别大，为帮助小岗人“学大寨”，公社人保组张组长亲自带队，领着一个由十八个干部参加的工作组，进驻小岗。
那时的小岗只有十九户人家，除一户单身汉，每户便摊到了一个工作组成员。张组长进村就说了狠话：“你们小岗再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了，往后我们要左手牵着你们的鼻子，右手拿着无产阶级的刀、无产阶级的枪、无产阶级的鞭子，非把你们赶到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可！”
结果，十八个工作组成员在小岗村翻江倒海地折腾了一年，没把小岗人“赶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反倒粮食大减产，出去要饭的人更多了。
这以后，公社又把供销社主任、信用社主任、粮站站长和煤建公司经理派进来，这些都是有权有钱的主儿，但他们来了却没给小岗人带来一点儿实际好处，依然是“割资本主义尾巴”，一样的挑动群众斗群众，最后，人心斗散了，土地斗荒了，社员斗得更穷了，集体的财产斗空了。
当时小岗生产队队长严立忠，只因讲了一句“现在小岗村全队收的粮食还不如我家从前一家收的多”——其实他讲的是句实话，却被工作组五花大绑捆起来拉到公社开会批斗。
严立忠被五花大绑捆走的时候，严宏昌感到了极度的绝望。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对他的打击更大，已有身孕的妻子段永霞，在外出讨饭时被警察抓到，强行遣送回家。为了这个家，为了未来的孩子，他终于下定了决心，选择了出走。
走的那天，他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了心中的疼痛，强忍着，才没让在眼眶中打转的泪水流出来。走到村头时，心里发了誓：这一辈子，就是亡命天涯，也不再当农民！
他在余山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打工时，传来了喜得贵子的消息。这给他漂泊的生活平添了不少欣慰。按照严家的辈份，这一代应该是“德”字辈，妻子段永霞却破了祖上的规矩，说：“生他的时候，孩子爸在余山干活，就叫‘严余山’吧！”
严宏昌听说后，只觉得有一股烫人的热流，猛地从心间柔软处掠过，他很是感动。从孩子的名字上，他不光感受到一种牵挂，还清楚地知道了，妻子默认了他的这种选择，宁愿一个人留在村里苦熬苦拼，也支持他别再回头，就在外面闯荡。余山！——给了他人生第一份可以自由自在的、人模人样的工作！
一辈子不再当农民（4）
严宏昌算了算，一九七三年出生的严余山，和他一个属性，都属牛。严余山生下来时，把段永霞吓了一跳：“浑身就是些皮和骨头，细细的腿，弯曲着，盘错着，活像是一个蛤蟆。”因为先天性营养不良，儿子的肚皮跟塑料膜一样薄，几乎看得清里面的五脏六腑。但严宏昌却认定：这是个好兆头！
“严家一下有了两头牛，要是将来再来一头，严家就‘犇’（奔）起来了！”
他先是去当壮工，卖劳力，在石门山抬大土、码石头，边干边看边钻研，很快被提升为技术工人，学会了识图和绘图，接着就当上了“包工头”，在管店、临淮关、县硅厂承接工程。再后来，越干，越心灵手巧；工程，也越接越大，揽下了蚌埠铁路分局、凤阳县矿管局、县法院和县民劳局的一些工程项目。
人虽离开了小岗，严宏昌的心却时时牵挂着家里，也牵挂着村里的乡亲们。就在他愤而出走之后，和严宏昌一样，也是小溪河中学毕业的严金昌，被推选为小岗生产队的队长。
当了队长的严金昌，眼看着小岗人每到冬闲或是春荒，都要成群结队跑到外面讨饭，就决心干出一个样子来。但是，不行呀。他虽说是队长，队里种啥庄稼，怎样种，还是县里公社下来的“农业学大寨”工作组在当家，他也只有吹哨子下田的权力。小岗明明塘坝少，水利条件差，工作组却硬是要小岗人种水稻，结果落得个光种不收。不能再指望种田了，只有打别的主意，严金昌就起早贪黑，在荒岗上栽上十多棵柿子树，又省吃俭用养了三只羊和一头老母猪，还在自家分到的四分五厘大的小菜园子里种上了生姜、辣椒、大葱，这样一年忙下来，竟有了*百块钱的收入。看上去收入不少，可他是一个九口之家呀，一家人要吃，要喝，要穿，要戴，还要供几个孩子上学，那点钱也仅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可以不再出去讨饭了，谁知他却因为个人的家庭副业收入超出了集体的收入，被工作组定为“资产阶级暴发户”，撤了队长的职务不说，还被拉到大队和公社批判了三四场，并被罚去“强劳”（指强制劳动）。
严金昌不服，他说：“你们光见鱼喝水，不看鳃里漏。”他把全家九口人的花销一笔一笔算给工作组听。没人听他的申辩。当时的政治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房前屋后可以长荒草，绝不允许种出一葱一蒜来，他严金昌不是“贼胆”太大了么！
严金昌的队长职务被撸后，工作组任命关友德接任。关友德是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他既不要自留地，也不曾养猪喂鸡，赤贫如洗，年年就靠唱“莲花落”四处乞讨为生。工作组却表扬他是全队的“无产阶级典型”。
严金昌气愤地说：“就我一家人不讨饭，还定成了‘暴发户’，往后家家户户全喝西北风，就都成‘无产阶级’了！”
其实，批判严金昌，这是“杀猴给鸡看”。因为小岗村偷偷摸摸在搞家庭副业的，大有人在：严俊昌和严学昌都弹得一手好棉花；严立学、*、严凤鳌全是炸馓子、磨豆腐的高手；严家太逮鱼摸虾那是远近闻名的；韩国云、关友申早就被大家唤作“小石匠”和“小炉匠”；严美昌和严立华则凭着拉二胡、唱小曲卖艺就可养家糊口。现在，这些人一个个噤若寒蝉，都不敢再干了。
一辈子不再当农民（5）
工作组说：“无产者，就该一无所有！”
小岗人不服气，有的赌气说：“我们啥都是社里的、队里的，长在嘴巴里的牙，总是自个的！”
工作组立刻纠正道：“牙也不是你的，想拔就拔！”
严宏昌听到村里的这些故事，越发为自己的出走感到侥幸。当然，他也发现，自打安徽省委被改组，万里成了省委第一书记，农业学大寨那一套被丢开了，特别是随着省委《六条》的下达，小岗生产队有了自己的自主权，还开始实行了“分组作业、以产计工”，小岗人的日子好过多了。
眼看着小岗人刚过了一个喜庆的一九七八年的春节，三月旱象便悄然而至。五六月，正是小麦需要灌浆的时候，连刮了十天干热风，温度一下上升到摄氏三十四度。早稻正待扬花呢，又刮了半个多月的西南风，气温就停留在了四十到四十二度下不来。八月，旱情便开始笼罩安徽全境。及至九月，百年不遇的大旱在持续了六个月之后，就将所有的沟塘围堰都蒸得干涸了，大别山区五大水库全处于死库容以下，新安江、清弋江、秋浦河相继断流，偌大的一条淮河，也眼见就要枯竭。田野上一派肃杀之状，不时会发现有麻雀、野兔甚至老鳖渴死在路上。
老书记王光宇在为我们回忆那段艰难岁月时，虽事隔三十年，却依然满脸惊悚。他说，当时他刚出访日本归来，一点不敢耽搁就投入抗旱。他站在嘉山县明东公社的山岗上，看到一大片长势良好的春玉米刚刚出穗，却在高温袭击下枯焦了，由金黄色变成了霜白色，他不禁落下了眼泪。他说：“从未见旱得这么厉害，巢湖都干了，可以走汽车了。”
小岗村本就在“江淮屋脊”之上，平日便严重缺水，现在大秋作物成片枯死，远看还好像是青绿色，用手指一捏尽成粉末。田地龟裂，麦子点不下去；晚稻因为没水更无法插秧。很快，人畜用水也变得十分危急了。
严宏昌震惊了。
还让他意外的是，这时家里悄悄给他递来个口信，说梨园公社党委书记张明楼，正在到处打听他的地址，已经知道他正在县城的轧花厂承包工程，这两天就要到工地来找他。
他当然清楚，农民进城，一直就被看做是“盲流”。承包工程，更是非法的，被称作是“黑包工”。公社书记亲自出面，准没有好事，只能说明问题的严重。
他心慌意乱地躲了几天，让张明楼扑了空。
可是，紧接着，家里又带话过来，生产队将他每月缴队里的十五元，涨到了四十元。只隔几天，又涨到一百元。他猜想，这还是公社书记在起作用，使出这一招，也是在“逼”他回村。
他自打离开小岗，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回去；他这是哑巴吃秤砣，铁了心，发誓一辈子不再当“社员”，除非把他五花大绑硬抬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