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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到周忆军家去混过饭吃。他们家人都很随和，待人既尊重又实在，跟我们工人家庭差不多。跟他妈妈打麻将时，他妈妈总批评他这不好那不对，但我看出他妈妈实际是非常深地爱着这个儿子。周忆军也很孝顺。我们系有个女生与周忆军妈妈同名，周忆军每遇到该女生，都有几分不安，可见妈妈在他心中占据着很敏感的地位。有一次周忆军在处理一桩有关少女的问题上手法不当，他妈妈跑到北大来，焦急地问我人家会不会报复周忆军，我很冷静地安慰她说不会。还有一次周忆军跟同学打架受了点轻伤，他妈妈急得说话都是半句半句的。我觉得他们家不像什么干部之家，一个副科长的家也比他们家要端架子，一个副教授的家也比他们家要酸腐虚伪。我原来以为周忆军是“出污泥而不染”，其实，他是“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周忆军总觉得自己很聪明。而在我看来，他的聪明，在我们班决不是第一流的。如果没有正直和善良，他那点聪明，仅够他成为一个北京痞子。比如他爱唱歌唱戏，但往往记不住歌词戏词，便自作聪明地乱唱过去。京剧《杜鹃山》里雷刚唱道：“大队转移莫迟缓，我带领几人去救援。”他唱成：“我带领几人去吃饭。”杜妈妈批评雷刚，唱道：“晕头转向上圈套”，他唱成：“搞了对象上圈套”。他的歌词常常错误，有时干脆故意唱错，博得大家一笑。比如“我们俩划着船儿采红菱”，被他唱成“我们俩光着屁股采红菱”。阿忆的幽默是开朗的，不是刻毒的，是自己先受感染，再去感染别人。所以他气色丰沛，神态安详，做起事来，自然显得很聪明。
周忆军爱过我们班至少七八个女生。爱的方法是与我们热烈讨论那个可爱女生的一切。在他爱这个女生的几个月中，谁也不许说该女生的坏话，该女生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天使。但几个月后，他就矢口否认爱过该女生，因为此时他正“热恋”着另一位天使。恋令智昏，他有时问：“老孔，你说现在，她在宿舍里会不会也在议论我呢？”有一次，他爱一位天使爱得神魂颠倒，痛苦万状。我自告奋勇，去为他作伐。那个女生立刻同意去找他“打开鼻子说亮话”。不料二人见了面，却谁都不承认自己爱对方，最后居然共同找了个台阶，说是“老孔喝醉了”。这是阿忆博士恋爱史上最可耻的一页。如今阿忆对这些恋爱前科一概否认，说他除了太太，对别人都是说着玩儿。看在这家伙孩子也不小了的份上，我就姑且假装又喝醉了吧。
最后说说“阿亿”名字的来历。周忆军千好万好，但“周忆军”这个名字总还让人觉着别扭。有一天我和老沈、清平谈论着鲁迅《药》中的“红眼睛阿义”，感叹鲁迅的用语之妙，老沈眉飞色舞地比划着：“阿义哥是一手好拳棒！”清平接着道：“他还说阿义可怜哩！”正好周忆军从蚊帐里钻出来，睡得眼睛通红，也跟着凑趣道：“包好，包好。趁热的拿来，趁热吃下，包好，包好。”大家一阵乱笑，便说以后就叫周忆军“阿义哥”算了。这个鲁迅笔下的“阿义”模模糊糊给读者的印象是，比较直爽简单，需要进行启蒙，虽属于统治阶级，但基本和下层百姓打成一片，可以随便开他的玩笑，又有一点本事和威望。这个印象与周忆军多少有些沾边，于是就强扣在周忆军头上了。周忆军开始还不同意，连说我们宿舍的口头语：“那还得了！那还得了！”但老沈是个坚韧不拔的家伙，从此见面就叫他“阿义”，别人也经常叫。三人成虎，周忆军想推也推不掉了。毕业以后，他干脆把笔名取做“阿忆”，算是把盗版改成正版。又别署“阿忆博士”，这并非意在假冒伪劣，而是在我们那一代人看过的影视作品里，“博士”多数是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坏人，比如《大西洋底来客》中的舒拔博士，是一个科学狂人，经常企图用某种技术统治世界，结果总是引火自焚。“阿忆博士”也不过是一个调侃和自嘲的笔名而已，结果却逼得阿忆不得不回到北大去从硕士读起。人类自古就难逃咒语的惩罚，中国人更是名目的奴隶。本来红眼睛阿义是因为善良如兔子，才有一双红眼睛的。现在恐怕要悬梁刺股，读书读得视网膜出血，又吃不到美味的鱼头，才不得不瞪着一双红眼睛。阿义哥，你真是可怜哪！
十八天大楼的棋
释名
在我17岁之前，我家住在哈尔滨市南岗区七政街50号的“十八天大楼”的5栋1号。我的父母在那间10平米的小屋里住了20年，直到公元1981年12月20日，我家才在改革开放的春风滋润下，迁到教化街一所两居室的新居。我永远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它让我们工人阶级住进了新房，让我这个工人的儿子考上了北京大学。
所谓“十八天大楼”，在哈尔滨还是小有名气的。它不是一座楼，而是由12栋三层红砖楼房组成的一组楼。据说是大跃进的时候，用18天的速度建成的，还据说是当时的党中央书记邓小平闻讯专门前来参观，亲口命名道：“就叫个十八天大楼嘛！”这个建筑速度极大地鼓舞了哈尔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坚持发展经济，发展生产，那么“十五年超英赶美”的口号，也不能说是吹牛。可是总有一些愚昧的人，看到一些吹牛和蛮干的现象，就把社会主义污蔑得一团漆黑，把五六十年代说得水深火热。说老实话，我恨这些人是要胜过恨林彪四人帮的，因为他们混淆了事实，颠倒了黑白，严重伤害了我们工人阶级的感情，使全世界对我们中国产生了误解、隔阂和轻视，其最严重的恶果就是导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不把咱中国放在眼里，悍然使用五枚导弹，从不同角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20多人伤亡。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在我小时候，也有个别觉悟不高的邻居，说“十八天盖起的大楼，质量能好吗？说不定啥时候塌呢！”事实胜于雄辩，40多年过去了，在举国上下愤怒声讨“彩虹桥”和其他近年兴建的“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纷纷倒塌的浪潮里，十八天大楼巍然屹立，向人们讲述着什么叫真正的社会主义。它告诉人们，质量不是用金钱堆出来的，而是用真诚的良心树立起来的。
本文并不想为大跃进唱赞歌，也不想探讨建筑学的问题，只想讲讲十八天大楼的一点往事，这点往事是真正的“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由于我需要把最精彩的故事留到以后的大部头作品里，所以这里只能先讲些个下棋之类的“闲事”，就算是讲讲十八天大楼的一种风俗吧。
下什么棋
十八天大楼棋风甚盛，主要是下中国象棋。围棋没人下，只在商店里看见过，三块八毛钱一副，太贵。我上初中时，拥有了十几种棋之后，流露过想买围棋的念头，立即遭到邻居的反对。他们给我算了一笔账：三块八毛钱买300多个黑白子，合一个子一分多钱，而一分钱买普通黑白纽扣，则可以买两三个，与其买那死心儿的黑白子，还不如买300个带眼儿的黑白纽扣，一样可以下棋，又便宜，又可以使全家人的衣服都有了后备纽扣。但我终于没有买的原因并不是考虑经济，我的个人存款买个十副八副围棋还不至于伤筋动骨。主要是不知道那玩意怎么下，我请售货员给我拿出来，研究了半天，连个说明书也没有。所以我对围棋一直保持着神秘感，直到后来聂卫平在中日擂台赛上十一连胜，举国沸腾，我才认识到，不会下围棋，就对不起陈老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在天之灵，就不能使我们的国运昌盛，实现四化。所以，咱们国家的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对于我个人来说，也可以分别叫做象棋时代和围棋时代。
除了中国象棋，我还会下国际象棋、陆战棋——又称军棋、海战棋、坦克棋、飞行棋、斗兽棋、足球棋以及民间的“憋死牛”和“走五道”等传统棋。至于围棋和五子棋，是后来在北大学会的。象棋和军棋，又都可以有多种玩法。每一种玩法，我都很熟练。我不是最好的棋手，但我是最喜欢下棋的人。
据十八天当地老人回忆，孔庆东开始下象棋的年龄是3岁或5岁。我认为后一种说法比较可靠。因为老人们喜欢夸大孔庆东的丰功伟绩，特别是孔庆东考入北京大学以后，他的各种能力就都变成是从3岁开始了。3岁开始下棋（大概是看下棋），3岁开始读报（大概是读标题），3岁开始背诵毛主席语录（这是真的，我背的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冻梨”），3岁开始唱样板戏（一边唱一边想，为什么“临行喝妈一碗酒”，就要“浑身是胆熊舅舅”），3岁开始给别人起外号（管朱牛氏奶奶叫“猪牛屎”，管朱赵氏奶奶叫“猪羔子”），总之，一切都是3岁。我现在从事文学研究，凡遇到作家的回忆录中说他3岁就如何如何，我是一概不信的。哈尔滨有句歇后语：“三岁抱孩子——小老样！”或“三岁长胡子——小老样！”不过现在这年头，三岁干什么都有可能，我们也就不必太认真了。
在我的记忆里，我会下棋不久，父亲就不是我的对手了。我一盘接一盘地赢着父亲，父亲气愤地说：“你妈了羔子的！一点道理不懂！哪有连赢这么多盘的？连赢别人两盘，就得让人家一盘。文化大革命把你们都教坏了！妈了羔子的，一点道理不懂！”父亲这话影响到我的终生，使我做事永远给人留面子，对坏人也不习惯赶尽杀绝。别人因此都说我仁义，大度。可近年来我却总是因此吃亏，好几个坏家伙利用我的“仁义大度”骗取我的钱财，骗取我的劳动，骗取我的感情。我终于想明白了，现在是英美文化横行的时代，我们老祖宗的仁义被他们理解成软弱和愚笨，必须先狠狠地揍他们一顿，他们才懂得谦让的美德。赢两盘就让一盘是不行的，应该赢十盘，至少赢五盘，再让不迟。当过老八路的父亲那代人，对日本人赢了两盘，就让了一盘，结果现在日本军国主义不又猖狂起来了吗？
后来我赢父亲两盘，就让他一盘，但这种明明白白的让，对他是侮辱，对我是虚伪，所以我很快就不再与父亲对弈了，只在他输给别人的时候，帮他支两步妙着，报一箭之仇。我的棋，下到了外面。
十八天棋摊
只要天气不太坏，十八天大楼的12座楼前，总有几个棋摊子。两个对弈者坐着小板凳或小马扎，身旁蹲着几个人，棋盘两侧打横坐着几个人，这是第一圈，一般不到10个人。往外第二圈是弯腰观看的，人数最多，一般在10人以上。第三圈还有五六个人，只能伸着脖子歪着脑袋在人缝里看。所以每个棋摊人气旺时，都能吸引20人左右，“重大比赛”则可达30人。所以下棋成为十八天大楼最重要的文化生活内容，充分保证了十八天大楼一带的社会稳定。
要适宜于20人观看，有一个条件是棋盘和棋子必须阔大。一般都是用商店里最大号的棋子，再自己做一副大号木头棋盘。棋盘中间的“河”里，写着“楚河，汉界”，这是传统写法。有的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有的写“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有的写“发展体育运动”，最奇怪的写“中国共产党万岁”，似乎下棋是上刑场，先把要喊的口号提示在那里了。棋盘是木箱式，合起来像一个大旅行箱。小号的棋盘或商店里那种塑料棋盘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谁要不知羞耻地摆出来，就会有人呵斥道：“别在这儿丢人现眼，放你裤裆里下去吧！”我见过一副一米多长的棋盘，棋子过河以后，对弈者每走一步，都要起座探身，如果走到底线，伸直了手臂仍够不到棋子，只好由对手或观众代劳。每个棋子有茶杯大的口径，一寸多厚，拿的时候用拇指和小指捏住两边，中间三指盖在上面，高高举起，砰然砸下，一子落枰，满盘震动。对弈者或大声恐吓，或冷嘲热讽，围观者或高声喝彩，或相互争论，真是热火朝天。那不仅仅是一种智力游戏，而是人的整个生命力在喧嚣，整个的感情世界在呼啸。在这样的场合下过棋，就会觉得专业比赛很可笑，两个人彬彬有礼假斯文，一声不出斗心眼儿，好像憋着要赢房子赢地似的。职业化是一切艺术的最大杀手。
十八天人下棋，不是两个人在下，而是两伙人、两群人、两队人在下。大部分观众都加入战团（正符合现代体育精神：重要的是参与），有的做参谋，时而献计献策；有的做国师，每步棋都要垂帘听政；有的忠心拥护一方，如同自己在下；有的两边使坏，惟恐天下不乱；有的趋炎附势，哪方形势有利支持哪方；有的侠肝义胆，专门扶弱灭强。棋界有句格言：“观棋不语真君子。”这句话在专业场合之外，几乎是一句废话，从没见哪里真的实行过。面对美国和北约集团的强盗行径，“观棋不语”是君子吗？No！高声谴责、愤怒声讨才是君子，装聋做哑、厕身局外则是小人。十八天人下棋，要输的一方有时心烦意乱，埋怨对方的参谋，或是要赢的一方害怕有人看破自己的阴谋，也常常说：“谁也不许支招啊！俩人下棋，多嘴是驴！”但很快便遭到有力反驳：“见死不救王八蛋，观棋不语是傻逼！”北京工人体育场那些可爱的球迷的强烈参与意识和语言风格，大概就是从这儿起源的。
在这种场合，要想坐上小板凳，成为对弈者，是十分不易的。你首先必须棋艺不错，经得起大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更重要的必须具有即时处理多种意见的分析判断能力。误信谗言和不纳忠言，都会被取而代之。那是一个绝对民主的空间，没有世袭，没有禅让，只有既打败敌人又尊重民意的人，才会被拥上宝座。每人都有机会，惟才是举，每人都能上能下，视为自然。十八天的棋摊，成为我学校之外最重要的人生课堂。
有幸的是，我很早就能经常坐上板凳，在一片喧哗中保持着冷静。在林彪摔死之前，我已经打遍本楼无敌手。到粉碎四人帮之际，我已经成为十八天大楼的一流高手。我下棋有几个特点，一是轻拿轻放，从不用乱摔乱敲或其他动作干扰对手心态。二是少说多听，除了说点玩笑话以外，从不威胁侮辱对方，对别人所出的馊主意也不讽刺。三是从不悔棋，摸什么走什么。就像我一辈子考试没有做过弊一样，这是我终生的骄傲。四是不怕逆境，有一点点希望，就绝不投降，竭尽全力要反败为胜。这几个习惯，使我小小年纪，便以老成持重而倍受尊奉，导致我终于走上了无比虚伪的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我上初中以后，大家都不大愿意跟我下棋，这不仅仅是怕输，更是因为跟我下棋，他们感到一种人格上的压力和束缚。他们不好意思喧哗，不好意思悔棋，形势一旦不利就丧失信心，下棋变成了一件非常认真和沉重的事情，棋摊上缺少了热气腾腾的胡闹氛围和欢乐景象。那些大哥大叔尊重我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