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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期间，我国煤炭消费量增加了八亿多吨，其中火电行业增加了五亿多吨，但脱硫机组装机容量的比例只由2％增加到12％。2005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高达2549万吨，比2000年增加了27％，“十五”计划确定的削减目标没有完成。尽管酸雨污染范围基本稳定，但重酸雨区的污染程度进一步加重。降水酸度最低值由2000年的下降至2004年的，酸雨频率
大于40％的城市比例由2000年的52％上升至2005年
的。
城市大气污染问题依然突出。2005年与2000年相比，339个城市中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的城市数量增加了，空气质量劣于三级标准的城市数量下降了2％。2005年监测的522个城市中，的城市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的城市达到二级标准，的城市处于中度或重度污染。颗粒物仍是影响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的首要污染物。除燃煤外，工业粉尘、地面扬尘、建筑工地尘、土壤风蚀尘等都对空气中颗粒物浓度有较大影响，特别是可吸入颗粒物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危害更大，目前大多数城市人口长期生活在可吸入颗粒物超标的环境空气中。人口超过百万的特大城市，空气中二氧化硫和颗粒物超标比例较高，空气质量达标比例偏低。
近年来，城市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加。2006年，我国民用汽车保有量4985万辆，机动车尾气排放已经成为大城市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其中氮氧化物排放量已占总量的50％，一氧化碳占85％。中小城市机动车保有量也将日益增加，如不及时提高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和燃油品质，到2015年，城市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量将比2000年上升一倍。
有毒有害废气污染呈蔓延之势。工业污染具有排污集中、排放量大、危害性高、易发生突发性污染事故的特点，工业生产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严重污染了当地的大气环境，特别是一些焦化行业集中的城市，大气环境中强致癌物苯并芘超标。近年来，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结构性污染进一步突出，工业污染出现了由大中城市向小城镇和农村转移的趋势，涌现了一批工业园区，加剧了这些地方的环境质量恶化。如不高度重视，极易引发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严重影响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
经济发展和能源需求与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的矛盾突出。“十一五”时期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房地产、汽车的消费需求和基础设施建设将继续带动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发展，这将对环境造成巨大压力。
土壤污染
土壤污染程度加剧。一是土壤污染范围扩大。不仅部分耕地受到污染，一些城市和矿山的土壤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二是土壤污染类型多样。既有重金属、农药、抗生素和持久性有毒有机物等污染，又有放射性、病原菌等污染类型。三是土壤污染负荷加大。重金属和难降解有机污染物在土壤中能长期累积，致使局部地区土壤污染负荷不断加大。
土壤污染危害巨大。一是严重影响耕地质量，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由于长期过量使用肥料、农药、农膜以及污水灌溉，使污染物在土壤中大量残留，土壤理化性状恶化，肥力下降，影响作物生长，造成农作物减产和质量下降。二是严重影响食品安全，威胁人们身体健康。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引发各种疾病，最终危害人体健康。三是影响农产品出口，降低国际竞争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农药残留和重金属含量超标，农产品出口被外方退货、索赔和终止合同的事件多次发生，部分传统大宗农产品也被迫退出国际市场。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发达国家对我国出口农产品要求更严，出口压力增大。四是威胁国家生态安全。严重的土壤污染，直接影响土壤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使生物种群结构发生改变，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生产力下降，最终将对生态安全构成威胁。
土壤污染防治基础薄弱。一是污染底数不清。迄今为止，尚未组织过全国性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全国土壤污染的面积、分布和程度不清，导致防治措施缺乏针对性。二是法律法规不健全。我国已经制定了防治水、大气、环境噪声、固体废物、放射性污染和保护海洋环境的法律，但是防治土壤污染的法律还是空白，土壤环境标准体系也未形成。三是资金投入不足。由于资金投入有限，土壤科学研究难以深入进行，土壤污染防治只能在局部地区和较小范围内开展。四是认识不到位。有相当部分的干部群众和企业界对土壤污染的严重性和危害程度缺乏认识。一些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肆意污染土壤。部分地方政府对科学使用农药化肥重视不够、监管不力，致使土壤污染日趋严重。
由于土壤污染具有累积性、滞后性、不可逆性的特点，治理难度大、成本高、周期长，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将是长期性的。土壤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群众身体健康、损害群众利益的重要因素。
固体废物污染
我国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较低。2006年，城市垃圾清运量亿吨，垃圾填埋场二次污染普遍，全国47个环保重点城市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及地下水污染物超标率分别达71％和89％。对七个垃圾焚烧厂的二恶英进行抽样监测，其中四家超标。二恶英具有强致癌性、生殖毒性、免疫毒性和内分泌毒性。
2006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亿吨，排放量为1302万吨，综合利用率为。危险废物年产生量在1100多万吨，处置和利用量保持在2/3。没有安全处置的工业危险废物产生的废气、渗滤液、淋溶水成为重要污染源，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电子垃圾产生的高峰期已经来临。预计每年需要报废电冰箱400万台，电视机500万台。电视、电脑、手机、音响等产品，有大量有毒有害物质。例如，制造一台电脑需要700多种化学原料，50％以上对人体有害。美国处理一吨电子废物的成本是400美元，而运到发展中国家处理只需40美元，美国回收的电子废物的80％被运到亚洲，其中一些非法流入广东、福建沿海。我国电子废弃物的回收主体依然是个体户，无序回收导致的无序利用局面未有实质性改变，废旧物资回收利用企业技术水平普遍较低，在储存、运输、拆解过程中缺乏必要的二次污染防治措施，存在污染隐患。如广东省汕头市贵屿镇依然存在上千户分散拆解利用电子废弃物的家庭作坊。与此同时，高水平的电子废弃物利用设施屈指可数，仅有的设施还面临“无米下锅”的局面，经营困难。如上海某投资上亿元人民币的电子废弃物处置利用厂，设计年处理能力10000吨。但投产半年来，处理量不过200多吨。
新问题不断产生
从2007年5月29日开始，江苏无锡市城区的大批居民家中自来水突然发生变化并有难闻的气味，无法正常饮用，起因是该市饮用水水源地遭受到严重的蓝藻污染。为应对太湖蓝藻暴发造成的供水危机，无锡市政府随后采取药剂除味、拆堰调水、调运干净水等措施，但仍不能解决无水饮用的“困局”。直到6月1日20时，从无锡市太湖蓝藻应急指挥部传出消息，蓝藻技术处理经实验后取得决定性进展，无锡市民有望在未来几天内喝上清洁的自来水。事件引起媒体关注，网上讨论竟高达14万多条。
太湖蓝藻危机刚刚落定，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的卫星监测又发现，太湖水域中西部及北部出现大范围蓝藻，巢湖西北部也出现明显的蓝藻信息。经估算，前者范围约800平方公里，后者范围约280平方公里。两湖蓝藻的再度大面积暴发，是否预示着为环境污染付出惨重代价的时候到了？
“江苏省太湖暴发蓝藻污染”、“安徽省巢湖发现蓝藻污染”、“云南省滇池传出蓝藻污染”。太湖、巢湖、滇池先后出现蓝藻暴发，水质受到污染，无锡市民饮用水紧张，甚至出现纯净水被抢购一空的疯狂局面。
太湖污染至今，小治理而大恶化。尽管如此，大的环保转机仍然难以期待。无锡水危机映照之下的太湖，在持续污染的失声状态中走到尽头，以一次城市水荒向恶性发展摊牌。这既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生机。但无论如何，中国环境问题的呈现方式与重视方式，都已经严重倒置。现在预言太湖的否极泰来，还为时过早。因为危机仍未解除，诸多表态仍似当下的言不由衷，待舆论冷却，危机度过，方知太湖安否。
统计显示，自2005年底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到2007年6月30日，中国共发生126起水污染事故，平均四五天便发生一起。每年群众因为环境污染而上访的次数也快速增长。从生态角度来说，中国的环保到了最紧要的关头并非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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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不乐观（1）
近十年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且处于多种环境问题并存的环境转型期，它对生态系统、人体健康、经济发展乃至国家安全的影响和风险都在明显加大。呈现出以下特征：
特征之一：从常规的点源污染物转向面源与点源相结合的复合污染。过去中国的污染主要表现为工业点源污染。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点源污染得到一定的控制，面源污染逐渐上升为新问题。特别是在东部地区，由于过量和不合理地使用化肥、农药，迅速发展的城郊集约化畜禽养殖业和城乡生活污水排放的增加，造成面源污染升级，目前其负荷已经超过总污染排放的一半。在城市地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机动车数量迅速增长，汽车尾气成为目前城市大气中最难治理的面源污染物。较之点源污染，面源污染个体排放量少，但累积排放规模大，面大量广，在目前的管理体制和政策下难以控制。
特征之二：由单纯的工业污染过渡到工业和生活污染并存。工业污染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生活污染比重又不断上升。由于生活水平提高和消费方式的改变，城乡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迅速增长，目前城市垃圾已经成为令各大城市头疼的难题。1999年，中国城市生活污水的排放量首次超过工业污水，二级处理率不到20％，而且随着大量化学制品用量的增加，废水成分也发生了变化，水中的化学品和营养成分增加，加大了污水处理的难度。同时，工业污染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国有企业的排放尚未得到全面控制，非国有企业的污染日益增加，后者将会成为最主要的工业污染源。
特征之三：传统污染物尚未得到全面控制，新的污染物不断增加。随着污染治理力度的加大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一些传统污染物尚未得到全面控制，但新的污染物不断增加，成为新的环境与健康风险，如内分泌干扰素、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而且，中国的污染正处在转型期，其中，城市空气污染从煤烟型向煤烟型与汽车尾气混合型污染过渡，水污染从传统有机污染向有机物与以氮、磷为主的混合型污染过渡。在新的污染阶段，尚未得到控制的传统污染物和新出现的污染物并存，不仅治理技术难度更大，而且处理成本更高，管理也更加复杂。
特征之四：长距离跨界污染日趋严重。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特别是实行污染物总量控制以来，影响环境质量的传统工业污染得到一定控制。但是，近年来随着工业化规模扩大和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污染影响面也逐渐扩大，跨界污染（如酸雨）和流域水污染问题（如海河、淮河、太湖等）越来越突出，并且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仅靠解决当地的污染问题已经不能改善区域环境质量。
特征之五：污染型产业由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转移的趋势明显。由于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发达地区一些污染严重的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由此造成经济欠发达地区生态环境破坏有加重的趋势，而且这一问题越来越严重。经济发达地区经历了大规模发展时期，在获得巨大的经济成果的同时，也品尝到了环境污染的苦果。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普遍提出并实施了较为严格的环境政策和措施，产能落后、污染企业逐步失去了发展空间。而在经济落后地区，发展的要求和欲望依然强烈，与所处发展阶段相适应，在引进资本和产业方面表现得相当宽容。再加上政绩观的推动，使得在发达地区难以生存的高污染企业在这里找到新的
机会。
特征之六：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和扩大，已经影响到区域、流域的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在经历了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和近两年的沙尘暴频繁发生之后，中国的生态问题特别是西部的生态退化日渐突出，土地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短缺、森林质量下降等呈上升趋势，其严重程度、影响范围和恢复难度都使它们在环境问题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生态问题不仅导致地区生存与发展的自然条件退化，而且出现大范围的生态失衡，加剧了贫困、灾害风险和生态危机，使经济难以持续增长并引发社会不稳定。尽管西部大开发将生态环境建设作为优先领域，但仍然存在着因措施不当引起进一步生态退化的压力和风险。此外，生物安全、外来物种入侵问题已成为生态保护的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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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不乐观（2）
特征之七：全球环境压力与日俱增，直接传递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由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气候变暖问题，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全球经济问题。国际上要求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承担减排义务的压力越来越大。由于气候变暖、生物安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全球环境问题涉及面广，其相应的国际履约要求各国环境管理机构具备权威性、综合性和较强的协调能力。对全球环境问题及履约问题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关系、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特征之八：优化能源结构和解决能源环境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尽管经过多年的努力，能源不再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但优质能源供给不足、未来煤炭的主导能源地位及其带来的能源环境问题，仍是中国长期面临的问题。目前，约85％的二氧化硫和28％的总悬浮颗粒物是由于煤炭燃烧造成的，导致城市空气质量下降和30％的国土受酸雨危害；占全球约14％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同能源消费有着直接关系。随着今后能源消费量的不断增长，以成本有效和环境友好的方式解决能源环境问题的任务异常艰巨。
特征之九：核安全问题日益严峻。核安全在环境安全问题中具有特殊地位。目前，我国有11台核电机组正在运行，由于我国采用的反应堆类型多样，地区条件各异，给未来的管理等带来诸多问题。一旦出现大型突发事故，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球核电工业都将是灾难性的。
特征之十：环境健康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清洁的空气、卫生的饮水和食品安全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健康风险已经逐步从“传统型”（由于发展和基础设施不足带来的不卫生饮水、疾病感染等）向“现代型”（主要是环境污染引起的健康问题）转变。有关食品污染的事件不断见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