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司组建了董事会，俞敏洪身兼董事长和总裁职务，这一举动却招来王强和徐小平等创业###的不满。小股东们为了防止俞敏洪的权力过大，推选了语言天才加“书痴”、读不懂财务报表的王强担任新东方CEO；以王强为首的董事会成员组成“CEO联系会议”，将俞敏洪排除在会议之外；亦师亦友的徐小平三个月没有和俞敏洪面谈过一次话也没有打过一个电话……
俞敏洪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如果这一次矛盾冲突处理得好，新东方也许能获得一种更清晰更有力的发展模式，朝着一个更光明的未来，开辟出新东方事业的一个新篇章；否则，将可能是盛极而衰、瞬间就分崩离析的一个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祸不单行的是，新东方之前与美国ETS的矛盾也在多次往来无果后，终于爆发正面交火的危机。很快，ETS采取法律措施，甚至不惜通过外交手段，迫使北京税务局到新东方查账，北京法院收缴新东方的财务账，羸弱的新东方遭遇了创立以来最强大的一个对手。无论新东方以多么谦卑的态度承认错误，表示合作的良好愿望，ETS一概不予回应。ETS从一开始就不将新东方放在眼里，到后来的要置其于死地而后快，可见新东方的发展和ETS的利益冲突有多么严重。
内外两股压力的共同作用，将俞敏洪推至一个先后都是悬崖的绝境，后来俞敏洪回忆起这段经历时，用了“很多次都差一点崩溃”来形容当时他复杂而痛苦的心情。
2003年，俞敏洪重掌新东方，并以令人刮目相看的魄力结束了这一次内部的争斗。他在重新梳理了新东方的权力结构之后，也重新定位了新东方的多元化发展方向，即坚持以英语短期培训为主，逐步发展和完善国内考试、国外考试、基础教育、远程教育、图书出版等多个点。围绕教育，新东方自己本身有了很多的支撑点。一个点下降的时候，另外一个点会上升。这个布局最后形成了新东方发展的核心。而经过不懈努力，与ETS的官司也向一个可以预知、可以接受的方向行进，新东方以可以接受的代价结束了这场漫长的国际纠纷，同时还获得与ETS之间的局部合作。新东方经此一役，基本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
新东方的这些进步无不是建立在那些无人能体会到的孤独、彷徨和挣扎之上。也因此，深有体会的俞敏洪对有志于通过个人努力走向成功、成就一番事业的创业者奉送了这样一些忠告：
第一，忍受孤独。因为在你成功以前，你永远是孤单的，没有人能帮得上你，God only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天助自助者）。所以，人永远是孤单地在奋斗，不管有多少人在你的身边，你要想真正达到成功，主要还是靠你自己。
第二，忍受失败。你要能够经受得住失败，并且能从失败中奋进。因为我们生活中失败为多，胜利为少，你行动九次，大概六到七次可能是失败的。因此，别为失败找理由，所谓的外在理由都是为自己寻找逃脱责任的借口。
第三，忍受屈辱。韩信之所以能够成就最后的大业就是因为他有忍受屈辱的能力。当时他是不得不钻裤裆的，如果不钻，他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他被那个人杀掉了，从此没有韩信了；一个就是他把那个人杀掉了，他赢得了暂时的胜利，但从此也没有了韩信，因为他杀人了，杀人者偿命。所以从此历史上不会有韩信这个人。他之所以能作为忍辱负重而成大业的形象而千古流传，就是因为他钻了裤裆。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去钻裤裆，如果你只是为了钻裤裆而钻裤裆那你就成了一个马屁精，那就不是人了。你钻裤裆的同时你的眼睛是看着未来的，你心中有着远大的目标，有了这种目标以后，忍受暂时的苦难和屈辱是无关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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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那个“踹”了你一脚的人（1）
新东方的事业，确切地说，是被“踹”出来的。多年后，俞敏洪谈起新东方的起源，对“踹”了他一脚的北京大学充满感激。
北大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北大改变了我的命运。如果我没有经历在北大的挫折和自卑，我今天就不会有这么稳定的自信状态。如果不是北大的文化氛围，也没有我今天的这种理念，也不会成功创建新东方。所以，走过了风风雨雨，北大对我来说意味着我的精神生命，非常重要。
1990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俞敏洪正在宿舍里和朋友一起喝酒，这时，学校的高音喇叭开始广播一条针对某位英语系老师的处分，理由是该名老师打着学校的名义私自办学，影响了学校教学秩序。这是北大建校以来第一次公开点名批评学校老师，仔细一听，这名被处分的老师竟然是俞敏洪。
20世纪90年代，正是出国留###最热火的时候，俞敏洪周遭的同事、昔日的好友都出国留学去了。俞敏洪也想出国，可是出国需要一大笔费用，虽然美国的一所大学已经答应给他提供3/4的奖学金，但这也意味着他必须自己筹备剩余的1/4的学费，这可是相当于4万多元人民币，按照他当时120元的月薪来计算，不吃不喝都得要10年才能攒足。俞敏洪不得不另想他法。由于他本人也经历过TOFEL（托福）考试，深知社会上TOFEL英语培训这块市场需求大，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在学校外办TOFEL班，赚取出国所需的费用。
在留###最热的那几年，很多高校的老师纷纷出国留学，有的人学费不够，就在学校外兼课，或者办补习班，这种情形在当时相当普遍，自然引起了校方和社会上一些人士的极度反感。北大对俞敏洪的处分，由于是出于一种“杀鸡儆猴”的目的，不可谓不重，除了高音喇叭通报批评外，还在北大有线电视连播了好几天，同时处分布告也贴到了北大著名的“三角地”宣传栏里。北大对俞敏洪的这一“踹”，将俞敏洪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颜面毫不留情地击碎在地。
事实上，北大曾有这样一条规定：对老师的处分不对外公开。因为考虑到老师要给学生上课，要树立起师道尊严。但是，到了俞敏洪这里却顾不上这点，可见北大对学校老师在校外兼职办班是多么敏感和反感，以至于不惜牺牲掉一个老师的面子，甚至是他的教学生命。
对于俞敏洪来说，在这次处分前，他一直都生活在一切的边缘，而这次他终于在北大校园一举成名，靠的却是这种方式。事隔多年，俞敏洪再提到这段被“踹”的往事时，语气中仍然充满着苦涩意味，可以想象当时当地，他心中那股不能倾诉不能宣泄的怨气、怨恨有多深重。
16年后又一个秋天，新东方在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市场——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俞敏洪的身价大增，成为华尔街新宠，有评论界人士将这次出名与16年前那一场出名相比，说他是从一种黑色的出名走向了一种光明正大的出名，说他作为一个商人、一个企业家的价值其实是从他走出北大校门办英语培训班开始得以展现，云云。
人们无从知道这些赞誉在俞敏洪的心里搅起了什么样的浪花。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已经成为“中国最富有的老师”的俞敏洪其实并不关心他财富的增或减，他甚至并不关心每天的股值的升落，而10多年前的那场“处分风波”也随着时过境迁，在他的心中碾磨出了另外一份不同的感悟。
北大“踹”了我一脚。当时我充满了怨恨，现在则充满了感激。因为如果一直混下去，我现在可能只是北大英语系的一个副教授。
在回顾新东方创办历程时，俞敏洪也将北大对自己的影响归结为新东方之所以能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在北大）学到的东西要比英语多得多。而这些东西，不是从某个人和某个老师身上学到的，而是在北大的氛围里面能够感染到、感知到的。在北大的6年教书训练，使我锻炼出了自己的教学模式和教学理念，养成了我跟学生良好的交流习惯，使我懂得了中国大学生到底在想什么。这也是新东方成功的保证。
我对北大的感情是非常深刻的，坦率地说，没有北大就没有新东方，原因是现在新东方的一些精神，或者是一些做事情的方法，坦率地说是融入了北大的精神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感谢那个“踹”了你一脚的人（2）
或许，俞敏洪之所以能够坦然地面对当年的“处分风波”，是因为他终于明白，生命中的每件事或人，都可能给我们一个清理能量、演进自己、向更高更远处提升的机会。如果不是因为北大的处分，俞敏洪也不可能愤而辞职，不可能将错就错，创办起一个对中国学生乃至中国教育影响深远的新东方学校。
正如罗曼？罗兰所说：“只有把抱怨别人和环境的心情，化为上进的力量，才是成功的保证。”
的确，你只有感谢曾经折磨过自己的人或事，才能体会出那实际上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你只有懂得宽容自己不可能宽容的人，才能看见自己心中的远阔，才能重新认识自己……从自愿自觉走向坚韧不拔
所有获得大成就的人，都经过了一条必经之路，那就是从自愿自觉走向坚韧不拔、艰苦卓绝地努力，最后才能够达到一个极高的境界……
俞敏洪认为，人们做事情常常会有两种状态，一种是自愿自觉去做，另一种是尽管艰难却不得不去做，坚韧不拔地去做。肚子饿了我们会去吃饭，困了累了我们会去睡觉，快乐的地方只要有机会我们会去寻找，如电影院、游乐场或名胜地。这些都是自愿自觉去做的事情。
但是，人不能只听从自己的意愿，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否则将会逐渐失去活力，甚至体会不到生命存在的意义。俞敏洪认为，只有进步和成就才能使我们感到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人类是进步和成就的动物，进步和成就包括经验的积累、精神的培养、学识的增加、智慧的获得、人格的塑造等，当然也包括世俗的财富、名声和地位的获得。但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天生带来的，而是必须通过后天的努力才能获得。而这种努力在大部分情况下是违反人性趋向懒散的特性的，只有依靠坚韧不拔的精神才能继续前行，最终到达目的地。
我们每个人都有爬山的经历，如果我们爬一座小山，可以用散步的心情一边欣赏风景一边爬上去，不需要付出太多的努力；但如果我们要爬上泰山或黄山，即使你非常自愿自觉去爬，也会爬得你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尽管景色很美，有的人也可能会中途放弃；如果我们要爬珠穆朗玛峰，那就绝对不仅仅是自愿自觉的问题了，这需要我们付出所有的精力、体力、耐力，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面对绝境的决心，还要做好付出自己生命的准备。
著名企业家王石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要经历诸多艰难险阻，一些职业登山家历时数年，攀登多次才终于登顶。而王石以52岁的“大龄”加入攀爬珠穆朗玛峰的探险队中，经历了严酷的考验，终于在2003年5月22日14点37分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顶峰，成为了完成这一壮举的第一位中国企业家。
登山是王石的爱好和兴趣，但是，当面临着珠穆朗玛峰这一具有巨大难度的挑战时，可以肯定的是，此时已经无关爱好和兴趣，而是对个人是否拥有坚韧不拔、毫不认输的精神的考验。
凡是做出大事业的人，也许刚开始是出于爱好和兴趣，自觉自愿地去做了，但到后来自觉自愿已经退到其次，坚韧不拔的勇气和意志开始越来越占上风，自己对自己的承诺，别人对自己的期待，使自己不得不努力前进，不断突破自己的局限。
新东方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同样也是俞敏洪从自愿自觉到坚韧不拔转变的一个过程。
俞敏洪喜欢当老师，他曾说：“我这辈子什么都可以离开，就是不可以离开讲台。”他讲课十分投入，激情四射，并很享受和众多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一起分享学习技巧和人生哲学的时光。
但是，新东方规模越大，俞敏洪就越不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比如，他再不能像从前一样能经常和学生们见面，因为作为公司代表，他必须接待媒体采访，必须四处奔波为新东方做宣传……他的工作重点不再是上课，除非是一些重要的讲演，他一般很少出现在课堂上。
新东方上市之前，俞敏洪是一个老师，也是一个管理者，要对集团的所有教员和学生负责；新东方上市之后，他除了是一个老师，一个集团董事长，更是对股东负责的新东方代表，其他股东都可以将股票套现走人，唯独他不行。
此外，俞敏洪作为新东方最高管理者，协调好新东方各位王牌老师之间关系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十分棘手的。而在骨子里，俞敏洪仍然有着知识分子的情结，这也就意味着他即使转变为一个商人，也是一个带着书生气质的商人，熟谙和运作商场上各种必需的规则必然不是他“自愿自觉”的事情。
做得特别累的时候，我很想关掉新东方，却都没有做到，因为我发现要为4000名员工负责，为股东负责，为自己负责。
“责任”，使俞敏洪不能任由天性只做自己“自愿自觉”的事。这份责任里，有他对新东方几千名教员职业生涯的承诺，有他对众多从海外归来和他一起创业的好友们共闯天下的承诺，有他对新东方学生们放不下的眷眷之情。而归根到底，“新东方”就好像他的另一个孩子，他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走向消亡。
现在新东方做大了，自己所面对的困难反而越来越多了，有些困难是因为中国的客观现实造成的，但有些困难存在完全是因为我的无能和性格缺陷所致。放眼看去，我开始明白，只要新东方存在着、发展着，我所面对的困难和痛苦将会无穷无尽。多少次痛苦万分时，我下定决心要放弃新东方，希望离新东方越远越好，多少次在我离开新东方一段时间后，又对它如此魂牵梦绕、日思夜想，只要听不到新东方的消息就茶饭不思，坐立难安。
作为文人的俞敏洪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喜欢作为一个受学生们爱戴的纯粹的老师和朋友的那种感觉。然而，作为企业家的俞敏洪却深知这是一个难两全的事实。他在很多场合曾坦白地说：
我并不希望新东方上市，上市必然会使新东方的发展受到来自更多方的介入而变得更加复杂化，会使我们原先要将新东方做成“中国的哈佛”的梦想越来越遥远。
但是，俞敏洪也承认，新东方要实现规范化运作，就必须上市，这是一个不得不做的选择。所以，虽然他并不情愿让新东方上市，但是他仍然在筹备上市的整个过程中尽心尽力，他带队所进行的上市路演很成功。新东方虽然选择在条件苛刻的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但上市仍然获得了巨大成功。俞敏洪就是这样，将一件不是他“自愿自觉”做的事情，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尽可能地做得尽善尽美。
baxiaoshiqingzuochengdashiye俞敏洪论创业信念
别把自己当“人”看
新东方在美国纽交所上市后，俞敏洪本人的身价升至24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0多亿元。当有记者问他有什么感受时，他这样说道：
你是一头猪，不要因为贴了一个很时髦的标签，就以为自己不是猪了。
俞敏洪也曾在多个场合将这一句话或类似的意思作为忠告送给立志于创业的青年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