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狄�3000万两和清朝末年、20世纪初年全国土地税值银3300万两的数目大致符合。 各位要注意这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同时从地方的方志看来，各府州县的税额极少能够如数收齐，大概一年能征收到80％，已经算是了不得了。1619年辽东战役前后，明朝对付清太祖努尔哈赤，曾在各省遍增辽饷，以后又增剿饷、练饷，每次不过每亩加银三分五厘，但是到1632年全国有1/4的县，应缴不及数额之一半，尚有其他134县分文未缴，不仅增饷无着落，以前经常的田赋也无下文了。这不是中国之财富无力承担，而是财政税收水平的分配，缺乏重点，抽税及于最低贫的下户。政府的能力只能与最低的因素看齐，好像一根链条一样，最脆弱的环节首先破裂。 16世纪后期中国人口，据估计已近于亿口。政府每年的收入，除了上述之2500万之外，尚有食盐公卖，每年余利200万两，其他各种商税、开矿的利润、罚款、捐输纳盐的收入种种名目加起来，也不过300余万两，无逾于400万两，所以整个加起来略近于3000万两，亦即计口数每口不过银两钱，亦即两。 在同时期欧洲威尼斯人口10万人左右，只和中国一县的人数相似，政府每年的收入已突破300万金托卡（ducats），等于36万盎司的纯金，亦即每口3。）6盎司的纯金。 两白银与盎司的纯金，两相比较，产生很大的差距，约略200倍至300倍间。固然威尼斯的收入不尽自赋税，政府也经商。各位也可以说：中国是一个穷国家，威尼斯是一个富国家。其实不然，中国是一个富国家，最初开始威尼斯是一个穷国家。一部叙述威城的历史，曾提到它在公元500年前后创设的经过。 他们（威尼斯之草创者）都是难民，为数4万余，在5世纪被蛮族逐出他们的故乡，在这海沼之中避难。此处土地经常移动，处于咸水的沼泽之中，难民发现无土可耕，无石可采，无铁可铸，无木材可作房舍，甚至无清水可饮。 这样威尼斯才锐意经商，它的财富是商业上的财富，不是农业上的财富，威尼斯不产金，它铸金托卡好几个世纪，所用金都从德国输入。威尼斯可算一个特殊的国家，它可算资本主义的最先进。可是中国也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它首先就把农业上的财富发展到世界各国之前，以后几百年却没有进步。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 传统中国的财政与税收（4）
我们也可以拿它与两者之间的英国比。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在1692年第一次统筹抽土地税200万镑。当日它的人口不过600万口，即以每镑值纯银3盎司计，也是每口平均负担1盎司，这时候中国已入清朝的康熙年间，英国以每口计算（per capita）它的土地税之能力，已为中国之8倍。而且今后这力量还呈直线式的上升，终至它的税收总额也超过人口百余倍的中国。 第三点，明清财政体系与中国经济之不能展开有很大的关系。 表面看来，我这种说法甚为费解。政府抽税轻，民间就应当多有剩余，多剩余即多资本，多资本即经济发达。这种想法也是财政税收系统的设计人朱元璋的想法。在14世纪他就标榜政府不要〃聚敛〃，不要〃与民争利〃，而要〃藏富于民〃。甚至毛泽东也受这传统思想的影响，他在1939年说及：〃中国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想法也认为经济之发展达到高峰称为资本主义者，可以由民间策动，自然而然地形成，不待政府之参与。 其实一个国家经济之发展，国家与政府消极地不加阻拦不算，还要积极地参与赞助，因为商业上的财富，着重流通，经常赊欠放债。一方面借，另一方面就投资，在这进出之间合同一定要有保障，所以民法一定要规划得详尽，个人的权利义务一定也要大家都有共识，简单明了。这些都属于法律。政府不仅要有立法权，而且要有执行的能力。从政的人员必须经过特殊的训练，首先即要在社会上和教育上养成这种习惯的风气，影响到宗教。这也是一个大整体的组织与运动，与我前面所说的〃立〃字相似。 虽然我不能说中国过去五百年缺乏进步，应由明太祖朱元璋以来一脉相传之财政税收体制负责（因为还有其他的因素，以下交代），这体制却已充分表现中国传统政府不能也无意创造新法律，造成经济上的突破。 明清社会里最与基层接近，而最有实际功效之机构为县级衙门。所有之土地税，一部分商税、矿银、行政收入如赃罚、僧道度牒（出家人之执照费）、开纳事例（民间捐官、派为监生等）均由知县收集，所以除了盐税、番舶抽分、竹木抽分之外所有税收，多于全国85％，都由县级征完。 明清政府采取〃结构一体〃（monolithic）的方式，知县既为地方官，也是中央派来的专员，除了很少的地方有极少的例外，一般县境之内就没有代表上级的分局和分处。知县虽为文官，守土有责，在有事故时应当与县城共存亡。他既为行政官，也是司法官。重要的诉讼尤其是刑事，他必须亲自听审。 一般情形之下他有一个县丞，也就是副县长，一个主簿，我们也可视之为秘书长，还有一个典史主牢狱，一个县儒学教谕和现代的党代表与政治指导员接近。只有这些人在文官系统里有地位。其余的官，大县可能有半打左右，小县减半，称为〃未入流〃，有同军中的准尉，不能与一般官僚同样地提调升迁。再下层则是吏，亦即是书算手，虽为地方性职业性的低级干部，待遇菲薄，有些尚且无薪，只靠非正常的收入生活。大县可能多至二三十人，小县可能10余人。只有这批人手，又缺乏银行与汇兑处，如何能够处理几万纳税的税户，一般的县份都为数几万，大的县多至10万以上。况且当日的风气又重仪礼、重文字，各官员在繁文缛节之余，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如何能注意到乡村里的纳税人？ 其答案则是使用威权。上海县在1584年即将全县划为56个区，一区就指派一个〃总催〃，下辖十余个村庄。这总催每隔十日必须到县衙门报到一次，将他经管的钱粮和书算手对数。如果有不如额的地方这总催就要挨打，打罢，他的责任没有卸下，他还是要催。我们也可以想像这些人只要可能时，在乡村里作威作福的态度了，上海的土地税，一部分属于漕粮，而且属于〃白粮〃，亦即赍送到北京供宫廷里食用或国家祭祀之用。于是在这些派粮的区里，又各派一个〃收兑〃。他的任务要责成粮户，将白米运送到指定的河滨，和运军交纳完毕才能算数。白粮一到船上，就成了运军的责任。我们从很多文件上看到，粮船遇到风暴漂没，运军有负责赔偿的记载。有时追究责任及于总旗、小旗，亦即下至连长、排长，有些文件还提及运粮的军官负不起责任卖男鬻女，甚至削发为僧。 这种体制威权总是由上至下，所有各阶层都要规避责任，所以最怕变态，因为一改则全部都要改。我们也看到有些文件上提到土地变形，以前记载在文书上的土地被水冲去，可是应缴纳的钱粮无从注销，即使以前应纳粮的人不在，邻居乡里也要集体负责。 1580年张居正以万历皇帝的教师的地位秉政，用年轻的皇帝的名义实施全国丈量，把所有的土地重新清算一次，准备与民更始。可是张自己在1582年死去，于是文官集团里发生一次〃翻案〃的运动，以前称张居正为能臣的人都被排斥，以前和他作对的都算好人。凡是丈量清出土地的人都被称〃掊克〃，亦即是以少报多欺负老百姓邀功。群情如是，万历皇帝也只好发下诏书，将这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所主持丈量的成果推翻，以后到清朝康熙皇帝想实施全国丈量也没有成功。明朝土地之底账一直用到民国时代，有中外书刊证明。这样也可以窥见中国改制的困难了。 。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 传统中国的财政与税收（5）
第四点，我们将这体制与外界比较的话，不要只抓着一人一时一事指摘，而注意其整个系统之全貌。 上面已经讲过，一个社会真正的转折点在法律（这法律也要在社会上行得通才能算数，民国初年政府颁布的法律与社会脱节仍是具文）。根据西方改革的经验，最产生效用的首先是遗产法与破产法。我如果投资与人经商，我要知道合伙人去世之后他的资产如何处理。如果我先去世，我也要知道我的钱财如何留给后人。并且投资即有风险，我也急于知道自己冒险之程度，和对方遇到损失时准备认账的程度。在农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只有短线的来往，以上各节也视私人关系和私人节操而定。在新型的商业社会，人与人之关系成为多元。我买了王安公司的股票，不能因王安先生去世，这股票就作废，就算公司亏本，股东也仍有权利义务之保障，因之凡事都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再进一步，一个人开的公司大了，务必委派旁人管理，因之所有权与经理权分离。如果经理监守自盗，以前在农业社会里系属私事，在商业社会里关系很多人的利害，也要秉公处理。更扩而充之，如果做广告宣传以蒙蔽欺骗，医药诊断之不当贻害病人，这些做广告的人、开药方的人、经营药坊的人如何负责，都要由司法机关判断。我这里所讲的情形都属于信用。而信用之展开，必须有法律在后保障支持。总之社会愈进化，社会上分工合作的程度增高，需用法律之处亦愈多，政府之干预亦愈繁。 一个似非而是（paradoxical）的现象：一个现代化的政府抽税多，组织庞大，对人民的生活干预深，而人民不以为苦（最近这情形也有改变，可是与我刻下所讲的题材限于农业社会与商业社会间之比较的不同）。明清帝国之政权表面看来，抽税轻，政府人员少（虽说编制之外有半官方身分的人很多）。业务简单而人民反蹙额地怕衙门。 主要的原因，乃是现代西方的政府带服务性质，不仅以上各节有关法律可以算作一种服务，而且交通、通信、保险各种事业政府不是在后实际主持，就是在监督辅助。这在明清政权，也都谈不到。它的职责纯在管教。 在运河里运粮的情形已如上述，责任所在及于运军的连长、排长，当然政府在后勤业务缺乏组织。各位也知道明朝有所谓〃粮长制度〃。这也就是政府不注重后勤，而将责任托诿到纳税人。凡是各地方土地税内有粮1万石的区域，由政府指派粮长一人，以当地殷实大户充之。他有组织运粮队、在地方上抽派运夫、征集损耗的附加、选定路程、督运食粮赴远处仓庾交纳的任务，凡属于路途上的治安、医药、卫生、损耗的防范，都是他的责任。不到指定的地点照数完缴，他的责任无可交卸，遇有损耗也由他出资赔补。即使16世纪之后纳税用银，此种组织之体系并未变更。一县要交纳银物到一二十个被供应的机关，每一机关又接受十来个州县的供应，是为常态，因之全国盖满了许多此来彼往短距离的补给路线。凡银行业务、汇兑业务都无从展开，这种办法继续到清朝。自洪武至宣统凡543年，明清两朝始终未设立一个中央银库。不仅鸦片战争时扬威将军奕经的战费，以这样的姿态由各处零星抽来，即甲午中日战争前李鸿章的北洋舰队也赖各省津贴。明清帝国之中层缺乏带整体性的出纳机构与后勤能力，是其特色。 从我们今日之眼光看来，明朝有很多资源在其掌握。若合理地利用，尽能解决其财政问题，有如初期之纸币及以后之盐税。但明代君臣只重威权，不顾商业信用，使其有利之因素无从发挥功效。 大明宝钞在永乐年间（1403…1424）即已贬值到无可挽回的程度，加以明朝又疏于铸铜钱，据估计全朝代所铸不会超过800万贯，北宋可以在两年之内铸出明朝276年所铸数。明朝后期被迫使用碎银，这是对人民及本身极不利的办法，各位试设想若是今日大家要用金子买汽油和面包，市场是何局面？ 以后明朝军队与清军作战，也吃了货币的大亏。16世纪末年和17世纪初年，中国每年由南方自赋税内运北方银400余万两至500万两，散及军民手中之后，北方即用此银两购买南方之出产，主要的是棉花、布匹、绸缎与瓷器，大概几个月内，已使货币回笼。和清军作战，每年要用银2000万两，缺乏这种平衡的办法，将货币大量输至平日不用银的地方，只有使通货膨胀物价高昂。 现在再说盐税，对明朝讲这是食盐专卖的利润。整个法制订在朝代初期，依照宋朝的办法，叫做〃开中〃。凡是出盐的地方整个区域划为盐场，用河流和运河与一般民众隔离。河东区域有一座盐湖，横宽大概不逾5里，倒有50里的纵长，里面的水含盐的成分达到饱和点，一到适当的季节，盐花可以用网捞出，于是政府围着这盐湖筑造一道砖墙，长达百余里，高13尺，以后增高到21尺。沿湖都有兵士把守。 在其他产盐的区域，在盐场的户口称为〃灶户〃，他们无一般当兵纳税的义务，但是每一个〃丁〃要向政府缴纳定量之盐。一般为每年3200斤，由政府酬报米6石。这盐不卖与一般市面，而由政府招致商人，由商人先向边区交通不便的地方，对边防军供给粮草，边防军给予收据叫做〃仓钞〃。商人凭仓钞至出盐之处领盐。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 传统中国的财政与税收（6）
行盐的执照叫做〃引〃，这执照的印刷完全操在南京户部。商人支盐并不是随到随领，而是要等候到一定的数目成批地领。政府发引的时候又注明每引的行销地区。所以不至于商人先来后到之间产生盐价高低，也不至于交通方便之处有盐其他地方缺盐。整个的设计依照一个master plan。 可是这样一来，食盐之行销受着中央管制的羁绊。边防库、户部、管制盐场的行政官都各有固定的预算。商人忙碌奔波在三者之间，至少也要两三年才完成一笔生意，有时到8年、9年、10年。更因以后政府又在程序上加入细节，使有些商人候盐候至30年之久。政府还不自责或赔偿损失，尚且发出通告，以后候盐只有原纳粮人之子孙才算合法，没有再嫁之寡妻也可以算数，至于妾或者叔伯侄子等近亲一律不许。 变更程序的办法首先就订出〃存积盐〃与〃常股盐〃的区别。其逻辑则是国家有非常的景况不能预料，食盐的收入为国家的根本，〃让我们抽出一部分作为储备吧〃！可是刚一立法，存积盐也拿出来卖，因为所谓存积无拖欠，所以受欢迎，一时畅销。可是常股盐只有原额80％，以前纳粮候盐的盐商候得更久了。1449年明军在土木堡和蒙古人作战失败，皇帝被俘虏，军队需要补给的情形愈严重，于是将存积与常股的比例从20％至80％，提升到60％至40％。此亦即是政府赖债，违背合同，不付利息。日子一久，存积盐的拖欠也和常股盐一般无二。 盐价高则私盐盛行。原来的灶户要不是逃亡，就是少报人口，片面地制盐私贩。总之就是政府失去控制，收入短缺，无储存之盐对付应支盐的商人。补救的办法乃是所谓〃工本盐〃。理论上各盐丁额外加工，在缴纳政府的数量外另外煎制之数，要商人除了缴纳边防军粮草之外，再多出工本向灶丁购买，其实各灶丁所缴已远低于初年3200斤之数。这样的安排，无非是将他们所制私盐公卖，政府也仍从中取利。到了这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