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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总长是从国家利益出发，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是从国际主义出发，当然彼此听不懂对方所说的语言了。在李大钊，倒是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发表过这种意见的。1922年11月7日，即所谓“十月革命节”，他就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一开头就说：
在十月革命的火光里，诞生了劳农群众的国家和政府！这是全世界劳农群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1页）
不言而喻，这也是他李大钊的祖国。率代表团给顾维钧施加压力，也就是在为他的那个祖国效劳。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对俄外交问题，他要求：“要即日的无条件的承认劳农政府！”“要即日无条件的开始中俄会议！”“我们要严重的监视外交当局的对俄外交！”
有意思的是，在中苏谈判这一件事情上，白坚武采取了和李大钊大致相同的态度。他在日记中说：
中俄交涉协定大纲，本平等互惠之精神，平妥无大损，犹可为桑榆之收；徒以顾维钧与王正廷争私见之故，多所挑剔，并中途收归外部以专职责，全不知中国所居国际地位及笫三国之居心，深堪痛恨。连日吴电中央迅为决定，并约齐萧两使、王副使、冯检使等协争。电王兰亭秘书长陈元首速定俄约，为国家留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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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三）（2）
熙钰（字宝臣）来洛，聆其言，似受国务员之委托，为辩护中俄会议停顿而来者。余告以现日国际环境，过此以往，即此不满足之规定恐亦不可得。
清末以来，少年新进为公使者，恒于国情及政治方针隔膜，一遇交涉或特殊事变，非眩于外即人云亦云，无形中断送国家权利者曷可胜数！即如中俄协定大纲，膺外长者纵不争私见，就其所宣示之意见亦近于无意识矣。
他以为王正廷所签草案是好的，把顾维钧贬得很低，顾王只是私见之争。他日记中说的由吴佩孚出面，约齐燮元、萧耀南、王承斌、冯玉祥联合通电给内阁施加压力，这事顾维钧也说到了：
我曾收到一份由北京政府所管辖的各个省份的高级将领和督军们拍来的电报，其中包括吴佩孚将军。当时，人们认为他是北方的领袖，至少是军界的领袖。此外，他还是曹锟政权的主要支持者。这份通电是由齐燮元和长江下游、四川、河南以及山东等省的督军签署的。电报显然是在吴佩孚将军的怂恿下发来的，但其幕后操纵者却是王正廷博士本人。电报中所讲的与以李大钊为首的代表们所提出的非常类似，亦即认为协议草案是表明中国能使人承认它是与一个外国处于平等地位的国家的第一个协议。电报还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即既然这是中国所签订的最好的协议，我有何把握能把它修改得更好？（《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0—341页）
顾维钧有一点没有说对，促使吴佩孚发动这份通电的并不是王正廷，恐怕应该说是白坚武。据白日记，王正廷派吕咸到洛阳向吴游说，事在27日，而吴发电报，早在22日之前。
由于顾的坚持，加拉罕不得不作了一些让步，草案作了一些修改之后，于5月31日签订，这就是，《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之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对于领土主权问题有了不同的观点。例如，1969年5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中，就以赞同的态度援引了这个《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四）（1）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白坚武随军驻秦皇岛大本营。23日，冯玉祥倒戈，由前线潜回北京发动政变，囚总统曹锟。吴佩孚率残部二千余人浮海南下。###转移到奉系手中。白坚武的处境也一夜之间从峰巅坠落到了深谷。他的日记中止于10月22日，直到1927年9月6日才恢复日记。这三年时间，在他的日记本上，是一片空白，而在历史书上却不是空白，这三年正是多事之秋，发生了许多事情。和本文有直接关系的，就是李大钊的死。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北京最高领导人，也是国民党北方负责人之一。为了安全和同加拉罕联系的方便，中共北方区北京地委就设在东交民巷西头俄国兵营28号。兵营属苏俄大使馆管辖。李大钊以及北京共产党国民党的一些领导人也多在兵营住宿。1927年4月6日上午十点多钟，北京军警和宪兵闯入俄国兵营，接着又包围了苏俄使馆旁的中东铁路办事处和远东银行，查抄文件，抓人。李大钊看到军警来了，即着手烧毁文件，可是来不及了，文件还是被搜去不少。李大钊等六十余人被捕。4月28日，李大钊等二十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被处绞刑，另一些人被判徒刑。
关于此事，顾维钧回忆说：
1927年4月6日，我任总理和外交总长时，中国宪兵袭击了苏俄使馆并没收了大量秘密文件。袭击的命令是张作霖大帅下的，由安国军宪兵在张作霖总司令部外事处的指挥下执行的。我记得，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是，外交部和国务院在事件发生前均未得到通知。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感到十分不安。我和张大帅总司令部的人以及执行袭击任务的宪兵队长研究了这件事。我记得他们对我解释说，他们之所以没有通知外交部，是因为他们深知外交部不会同意。他们也知道，这件事一定会使外交部为难。
当时，在政府不知道的情况下，在苏俄使馆里的李大钊被捕了。后来，他被判处死刑。（《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4—365页）
事发之前，李大钊已经得知将要出事的信息，本来是可以避开的。章士钊回忆说：
当张作霖为大元帅时，受帝国主义之唆使，蓄意搜俄使馆，对守常不利。杨皙子先从汪伯唐所得此讯，急走告吾，吾谓吾妻：窃恐守常不肯趋避。已而果然。盖共产党之萃集俄使馆者约百三十馀人，守常闻讯，遣去百许，独二十馀人坚守不动。或曰欲走而未及走也。然恶耗酝酿，亘四五日，欲走则径走耳，无来不及理，守常及同辈二十馀人执意成仁，于斯益可信。此时吾曾为守常事晤杨邻葛，反复讨议甚久，以邻葛之悍，亦为之浩叹不置，并恨其无法相救，其时帝国主义之惨毒，盖可知也。（章士钊《我所知道的守常》，见《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6页）
章士钊说他同杨宇霆（邻葛）“讨议甚久”，以表示他为营救的事出过力。对此，梁漱溟另有一种说法：
我记得1927年春有一天去东交民巷旧俄国使馆访看守常，只见来人满屋，大都是青年求见者。守常接待忙碌，我不便打扰他，随即退出。不多日后就闻知他全家被捕消息，原来他家属大小均同住一起，还有些同志亦同住的，因而被拘捕时一同遇难者颇有多人，但亦有恰好出门而得幸免者。当时正是张作霖自称大元帅驻军北京和执政之时。我闻讯从西郊赶入城内访章行严先生，愿与章老一同出面将守常家眷保释出来，俾守常少牵挂之念，至于守常本人在势不能免于一死了。惜章老不同意，自称与杨宇霆交好，他可保守常亦不死。结果直至守常死时，亦不知其家人儿女安全否。（梁漱溟《记李守常（大钊）先生事》，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4—485页）
杨度透露将有搜查俄使馆的事，这话后来白坚武也听说了。他在日记中说：“李子衡之少君李兆瑞来谒，叙故友李守常在京俄使馆之轶事，闻被捕之先一日，杨度君曾密告之，而守常殊大意，未及避去，以故遇难。”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四）（2）
这时白坚武自己也在困顿之中，但是总还是尽力设法帮助一下亡友的遗属。日记中有：“年来学友零落，李守常既以共产死，张适吾又以被俘病死，余皆恤其遗孤，以表畴昔故旧之谊。念人世如此，感慨系之。”“李守常夫人来函告贫乏，余现日生活困难，未能兼顾，前者接济之二百元已属勉输，现实无能为力。他日略有转机仍当尽力接济耳。”
一日，和一友人叙谈，“言及李守常陈独秀向年之情操意趣，慨然惜之，不禁悲从中来。”
李大钊本人，倒是从容就义的。他在狱中写的供状中，很平静也很真诚的表白了平生素志：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再兴民族之事业，虽政治上之方略与当局有所不同，而于爱护民族之主权，期将国命民生进至于安康之域，自问殊无贰致。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以此而应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又有陈者，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书籍颇不在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李大钊《狱中自述》，载《党史研究资料》第二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页）
他要求的，是能够保护他的青年同志，不要株连。对于身后事的交代，只表示希望藏书不要失散，到死还在为未来的文化着想。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五）（1）
李大钊死后，白坚武还活了十年。
1927年吴佩孚最后失败，流寓四川。白坚武同他分了手，回到天津，作寓公了。没有了收入，生活都很困难。前些年在北京买了栋房子，租出去，房客又总是拖欠房租。又从一些老关系那里筹措了一笔本钱，开了一个干鲜货栈，觉得这样也好：“下野而谋生，不得已而逐十一之利，慰情差胜于无，以视在政治得非分之财者则有天壤之别矣。”可是他自己不会经商，雇请的经理又不得其人，也赚不到钱。“仁和栈张经理梦九又来通融资金，以年十余万之生意仅敷开销无余利，前途尚虞危险，由今之道而不改弦更张，只有收束耳。”“至仁和货栈一视，尹经理国勋在栈时极少，所经手款项外放等事无一有成绩，无一能负责任，糊涂而无良心，……余谋生之术太拙，又加以疏忽大胆，故所事恒失败。”他已经拮据到这等地步：有朋友欢迎他到东北一游，“余应而未往，盖旅游经费亦负担不起也。”
这只可以说是“隐于商”，其实他两眼还是注视着政坛，一心还在想干一番事业。国民党战胜了北洋军阀，可是在国民党内，蒋介石、冯玉样、阎锡山、李宗仁这四大军阀之间的矛盾很快就尖锐化明朗化了。1929年4月，发生了蒋介石同桂系的战争，蒋取得胜利。接着，蒋又布置了对冯的战争。冯的部将石友三、韩复榘叛冯投蒋。冯阎合作同蒋打了一场中原大战。又是天下纷纷的局面了。白坚武看了，心里痒起来，于是就卷进这漩涡中去了。
日记：“石〔友三〕感于日来环境立脚不易，有请余往筹助之意，余应之。……今日风云扰攘，就中原言之，冯、阎、张〔学良〕三方之局势已成，若又从而附之，任在何方亦为牛后之列，且亦不为人所欢迎。余意欲集合石友三、王金钰，刘春荣孤臣孽子无所依附之军成一组，最小之限度，对前三方形势之下足以自存，不至随时感风雨飘摇之患。以余之平日在各方信誉，当可完成此大计。”
“作同志军盟约四条，以备时局有变化，为孤臣孽子利害相同之军团结存在张本，天下事有备无患。蒋介石一日而在，此等军队固可依蒋而在，奉公尽职。盟约则为中央无主备也，下一柱闲棋为来日地耳。”
为了这事，他仆仆道途，很忙碌了几个月：到德州会见石友三，到徐州会见王金钰，到开封会见韩复榘，为石友三划策，起草电文，又作为石的代表到太原去见阎锡山。他以吴佩孚的幕僚，来做石友三的幕僚，真也太自贬身价了。石友三是个成不了气候的人物，几个月共事之后，日记中写下了对此人的评价：“晚接石汉章来电，又询同人前途办法。既为团体之一员，遇机会不能彻底，平常又忽东忽西，所谓‘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此等人不堪指导矣。”对于自己这几个月的辛苦奔波，他总结说：“余自退隐津沽以来，本不愿轻出，徒以情面所关有兹一出，竖子不足与谋，真不值耳。友谊一场为之赞助，告一段落亦属对得起，不可在无聊环境中太拖泥水也。”
对于这一次活动的目的，他作了这样的表白：“午后陈湘帆来叙，言及《新天津报》对余外出具微辞。余之进退纯以友人之谊，国家之故，意在扶助友人树立根据，若能凭藉时会打破###，是即余对于国家之所以自效，亦即余之夙志也，舍此别无他图。”
他以为自己这些活动是没有结果的，不值得的。可是有人却不这样看，中原战场上蒋军第三军团总指挥何成濬（王金钰的第47师即在其麾下）就对白坚武的活动很感到头疼，以为他起了很坏的作用。属于阎锡山部的傅作义当时任天津市警备司令，他告诉白坚武：“何雪竹电各方，言余组同盟军扶阎倒蒋，将时局变化之责全推之余身，实则非真相也。果为余主持，石汉章何至回蚌？石头城早已攻下，何至有今日现状耶？竖子无谋，遂令余拖泥带水，亦复可笑。”可见别人对他兴风作浪的能力是并未低估的。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五）（2）
这一场忙碌过后，冷静下来，他为自己今后定出了这样的方针：“余于现日混乱局中，各方作为均不合于余之意旨，惟有默守不问，所有约请一律逊谢，公私皆无参与之必要，何须自去拖泥带水耶。”
蒋方在中原大战中的胜利结束了混乱的局面，不愿同国民党发生关系的白坚武一时也没有参与的机会了，于是回过头来经营他的仁和干鲜货栈。
“九一八”事变发生，他在报纸报道之前就知道了：“向晚何庭流来，言日兵实行占据沈阳、长春、安东、营口、哈尔滨等处。蓄心积虑，已非一日。所怪东北当局平时既根本准备之毫无，时变到来又无神敏应机应付之可能，惟历次入关贪得一时之便宜，忘却永久之祸患，为可痛耳。事势至此，急切别无良法，惟有以卧薪尝胆之精神，期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再雪此耻耳。”这天的日记接着还写了他对日后收复东北之后，移民实边，充实人口等等加强国防的种种思考。
在致吴佩孚的信中，他把失陷东北的责任归之于国民党：“此次东北事变为党治之总罪案，尚不知自省，反益复争权分赃，计崩溃之期不远。”他认为“国民党误国至此，理应退避，以谢国人”。
“一·二八”事变爆发，他这样看此事对于中日两国的关系：“日军犯沪。在中国以自乱，内争数月，无人之政府不能先事预防，固为自致其侮，而日军一逼再逼，致自焚之祸，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