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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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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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皇上自己的意思?至少,也特合他的心。尊礼,不崇奉为皇考,怎么尊?圣上现是皇帝,称他生父不称皇父,能称什么?”
  “依你怎么说?”太后问。
  保吉看出太后真是没了主意,便道:“太后恕奴才无罪,奴才才敢说。”
  太后凄然一笑:“慈寿宫还有几个人哪,什么罪不罪的!想什么就说什么吧!”
  保吉这才大胆说道:“依奴才说,咱们慈寿宫与官家已经有过不少误会,凡事该多栽花少栽刺了。别的不说,图个安逸。有些事,不是咱们能够左右的,倒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一句话提醒了太后,叫她想起入宫以来的许多事情。细细掰开了一瞅,可不是吗?几件大事,从温成皇后封谥到英宗立嗣承继大统,甚至二哥曹偕被杀,哪一件是自己能够左右的?可已经表过态,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呀!
  “已经下过手诏,怎么往回挪呢?”她终于犹豫道。
  保吉一笑:“太后放心,根本用不着咱们挪。这事不会就这样完了,中书还会提的。到时候,只要顺水推舟,重新有个态度,就结了。”
  太后这才释然,不去多想它了。
  中书想休战,反对派却不答应,一定要见出结果,才肯收兵。吕诲、司马光一直是坚定的“皇伯”派,坚决反对称皇考,首先站出来叫板,不准朝廷含糊其词,是黑是白,必须拿出意见。已经罢出的富弼,也骂韩琦、欧阳修背叛仁宗,带累圣上,谄佞邀赏。爱较死理的范镇已经做到翰林学士,恰好判着太常寺,专管礼仪祭祀之类的事情,还能不说话吗?反对派又多了一个得力干将。
  这里正硝烟弥漫呢,老天成全,来了一场淫雨大水,好比陡然降下一座火药库,反对派斗得更凶了。
  八月雨季,一连下了几场暴雨。俗话说,“城里的雨,乡里的风”。城里排水原本不如乡下流畅,随便几点小雨,就沟满池满,到处洪水泛滥了。开封地势又较为低平,加上穿城而过的几条河已经好久没怎么疏浚,几场雨下来,就墙倒屋塌,到处冒水了。这事前几年也有过。不过,数这次来得邪乎:皇宫里面也进了水,打开西华门放都放不及,硬是连冲带泡,将卫侍们的岗亭与值班房都弄倒了。皇上坐在崇政殿等候群臣朝参,连韩琦在内,一共才来了十几个人。其余的,全都叫水堵住了,来不了啦!派人一查,有名有姓的官兵百姓,一共死了一千五百八十多人!
  害怕天人感应的皇上,自然又要老戏重唱:下罪己诏,广泛征求意见。这种时候言事,总是逮什么说什么。上回说的,不是立嗣与驱赶狄青吗?这回,除了濮王尊礼没有别的大事,那还能白白放过?
  司马光、吕诲当仁不让,率先开炮:灾变是冲着尊礼濮王为皇、对太后不孝来的,只有改了,才能应付天谴。因为屡次上书达不到目的,知道是几个权臣作祟,笔锋所向,自然要指责权臣跋扈专权:要想逃脱天谴,还有一个条件,就是皇上必须收回权柄,不叫大臣舞权作奸。好像天倒是他们家开的,由着他们说什么是什么。
  大同小异的话,说的也非止一人。
  可朝廷置若罔闻。吕诲就将矛头,直接对准欧阳修、韩琦一干人了。骂欧阳修首倡邪说,背叛仁宗,导谀人君;韩琦则是自恃勋劳,专横跋扈,勾结朋党,天下只知道韩琦快意恩仇,根本不知道陛下还有威福。甚至连豺狼当道,奸邪在朝之类的话,都统统骂出来了。又一连上了十几章,请求朝廷严惩他们,表示坚决与他们誓不两立。中书的其他人,像曾公亮等,自然也在攻击之列。跟着扯旗的,也有不少。
  不过,这回,中书几个人不一样了。韩琦是个强梁的人,轻易不认输;欧阳修不仅是文章宗师,也修过唐书、五代史,历史懂得也老多。底下愈攻愈猛,他们终于上书自辩了。不过是引经据典,说称皇伯怎么怎么荒诞无稽,只有皇考才天经地义。说到天谴,他们更反戈一击:关于尊礼濮王,朝廷一直慎之又慎,始终议而未决,说天谴因此而生,实在既是诬天,又是诬人。
  这么乱打笔墨官司,终究不是个办法呵?孙固孙和父,又来支招了。他原是韩琦引进中书编修各房文字的;英宗接位,诸王子受封,韩琦又推荐他做了英宗的长子——淮阳郡王赵顼的侍讲。有这两层关系,孙固自然既向着英宗,又向着韩琦。先前,他已经给韩琦打个招呼。眼见韩琦骑虎难下,他先打气说:“相公,这礼数可变,天性不能变。称濮王为亲,天经地义,决不能动摇!”
  

大宋遗事 第五十四回(4)
韩琦眉头拧得山高:“说是这么说,可现在分歧这么大,该怎么弄法?”
  孙固笑道:“我跟相公说过的,太后这把钥匙不能丢。”
  韩琦仍然愁眉不展:“这我倒记起来了。可这张牌怎么打呢?”
  “好打。”孙固似乎胸有成竹,“以太后的名义下一份手诏,请皇上尊奉濮王为皇考;再由皇上下一份手诏,表示谦退,称亲而不行追崇典礼。一盘棋就活了。再有谁说话,也师出无名。”
  韩琦沉吟着说:“是个办法,可以试试。”
  回头与曾公亮、欧阳修一说,他们也觉得是个好主意。当时就草了两封手诏,一封作太后的口气,一封作皇上的口气,中枢大臣做了真正的幕后提线人儿。
  手诏写好,韩琦就派人将邓保吉找到中书来了。见礼已毕,韩琦先问太后的好:“邓大人,太后一向好吗?”邓保吉已经升了宣政使、入内都知,替了史志聪的缺,所以韩琦先抬举他。
  “好。相公传下官来,是有什么吩咐吗?”保吉知道有事,自己抢先进入状态。
  “关于尊礼濮王的事,不知道太后近来有什么想法没有?公公是太后身边的人,自然知道的。”韩琦问道。
  “自打上次之后,您也知道的,太后已经明白了。最近没听她说什么。她与皇上是娘母子,还能不一条心吗?”保吉说。
  “上次中书几位大臣见太后,您是知道的。我那时就向太后保证,关于濮王的事,不论做什么,一定要先请她的旨意。您久在宫里,应当比我们清楚,圣上始终记挂着这件事。太后与他是娘母子,儿子焦心的事,做母亲的也不放心不是?中书想请太后出面,将这件事情了了,省得他们再牵挂。这是替太后早拟的一封手诏,烦您送给太后。她要是不同意呢,尽可以不作数,下旨叫我们另办,我们一准遵旨就是了。”
  保吉点头说:“相公这话,再没有挑剔的了。您放心,交给我就是了。”
  太后接到手诏,打开一看,除了叫皇上称亲,尊允让为濮安懿皇、几个夫人为皇后等之外,也为她留了转弯的地步:说是先不知道,及至再次翻阅史籍,才知道原来还有故事可循。既有故事可循,循史就行了,不必再犹豫了。她原先已经准备合作,既然人家连台阶也替自己张罗好了,还说什么呢!可毕竟是牛不饮水强按头,无论对先帝,还是对自己,都是一件憾事,她自然开心不起来。只略一抬手,吩咐保吉:“随他们去吧!如今这地步,还说什么呢!”
  太后的手诏一下,韩琦就将第二封手诏送给皇上过了目。这封诏书表示,太后之命,不敢不遵,只好遵命称亲,尊礼濮王为父皇;只是追崇典礼及立庙诸事,决不敢奉行,只拟从简,不在京城另外建庙,只就濮王原来陵园立庙,叫濮王子孙辈奉祀,还要恳请太后允许原谅。也是面面俱到。皇上自然也高兴,当时就下达中书,宣示群臣了。
  以吕诲为首的反对派,当然不干。吕诲也看出了其中的名堂,说:“前不久太后还下手诏痛斥主事大臣,这才几天,就倒转过来,赞成称亲为皇了?一定是主事大臣从中捣鬼。何况,就是太后改变主意,皇上也应该斟酌,以对改错,不能随波逐流。怎么能就这么宣示天下,又下诏表示谦退?这不是张扬太后的错误,又贬损自己的爱亲之德吗?这样盗用太后名义、误导皇上的奸佞之臣,不严加惩处,以正朝纲,还得了吗?汉贼不能两立。首恶不除,我吕献可决不妄踏朝廷一步!”
  他说到做到,上了一本之后,就待在家里再也不上班了。
  反对派中还有一个范纯仁范尧夫,他是范仲淹的二公子,也是仲淹四个儿子里唯一中过进士的人。由知县而判官等等,几经流转,已经做了侍御史,从六品的官儿了。除了一般的反对,他尤其不能容忍叫太后出面干政。三代以来,从来没有将母后诏令施于朝廷的。只有秦汉之后,权臣为了兜售其奸,才抬出母后,要她干政。母后干政,实际就是权臣干政。可那往往也因为皇帝幼小,权臣有机可乘。陛下是成年登基,执政已四年之久,太后又早已撤帘,尊礼濮王的事,完全可以根据是非,由圣上自己做主。可现在却偏偏放权,要朝廷遵从太后的诏令行事!这都是执政大臣文过饰非,不计后果,妄开祸乱之源。以后,要是有权臣照此办理,矫太后之诏而作威作福,皇上还有安生的日子吗?
  范纯仁这话虽然说得婉转,实质却不啻是骂韩琦一伙就是那种矫诏弄权的奸佞!韩琦一接到范纯仁的本章,气得手都发颤了,敲着奏折说:“你们瞧瞧,这范纯仁都说了些什么!我与希文,恩同兄弟,一直视他为子侄,他也忍心这么胡乱编排我!”
  朝廷下诏让吕诲上班,吕诲拒不接受,申述道:“首恶不除,我无法上班。何况,我擅自离职,也罪在不赦,怎么上班?我情愿与奸臣们一起受到惩处!”
  既是这样一副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架势,也就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了。
  英宗问执政大臣:“诸位爱卿,怎么办呢?”
  事已至此,只能依靠皇上的独断专行了,还用问吗?作为争斗的一方,也没法儿回答。
  韩琦说:“我们这些人是忠是奸,陛下是知道的。”
  欧阳修则说得更干脆:“御史们以为理难并立,只好请陛下圣裁。要是陛下认为我们有罪,请留下御史;要是认为我们没罪,一切由陛下斟酌。”
  

大宋遗事 第五十四回(5)
陛下斟酌的结果,是贬出御史,但不能贬责太重。吕诲由侍御史知杂事贬为工部员外郎,去知蕲州。范纯仁等,则以原衔贬到京外任职。反对派中,也有几个为了表示忠直,主动对号入座,要求处分的。这些人,有的动了,有的也没动。像司马光求了几次,还是没去碰他。所有处分事宜,也都出榜朝堂并通过进奏院晓谕全国了。
  贬了反对派,又通报了朝臣与全国各地官员,不是大功告成了吗?也不是。尊礼濮王的事也下诏终止再议,不了了之。后来,只在河南府永安县濮王陵寝所在地,为濮王就园立庙,委了一个陵园令,募了二百名士兵守卫、五十户人家照管,庙也只有三间两厦,与皇陵寝庙是没法儿比的。称亲的事,则再不提了。这就是大宋朝办事的风格哪!说,是说不清的。
  也不都是反对执政的人挨贬。拍执政马屁拍得太过分,也同样要挨贬。范镇被贬,就并非因为他是反对派,而是因为他起草诏书过分抬举韩琦,将他比作辅助成王的周公。韩琦或者愿意做周公,英宗却不愿做那被周公喂大的周成王。御史一上本指责,尽管范镇当年上书立嗣有功,还是被贬到陈州做知州去了。这也是大宋办事的风格:皇权第一,再得力有功的大臣,也不准踩在皇帝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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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五十五回(1)
延才俊备东宫师佐
  览群书重百家兼收
  这天下的事情,真是说不得。皇权的亲子继承制度,最神圣了吧,似乎绝对不可以动摇,可实际上,它一样充满了变数。
  真宗与仁宗的交接班,就是一个真正的轮回。
  真宗皇帝行三,商王元份行四,都是太宗的儿子。当年,真宗因为几个儿子都养不大,只好将四弟的三儿子允让领养过来。可一到仁宗出世,他就将允让送回商王府了。仁宗果真接了位,而且江山一坐就是四十二年。那么,照常理,这江山该永远归真宗的三房所有了。仁宗也确实做过与他父亲一样的梦。领养宗实原只为催生,生过儿子,也就将他送回濮王府了。可儿子却没能养大,倒弄假成真,将个大位折腾给了十三团练,江山到底还是由三房转入了四房。真宗那么算计,却只保了一代,最终还是归了四房,您说这绝对究竟在哪儿呢?而辗转之间,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不恰恰是一个轮回,又是什么?
  四房能不能长久保留皇位,就得看他们的子嗣是不是兴旺发达了。
  至少,英宗暂时是不愁子嗣的。他与高皇后一共生过四个儿子,除老三很小就夭折了,其余三个都活得好好儿的。他们是长子仲NC060,二子仲纠,四子仲恪。仲NC060等等,都是原名。英宗登基,全都替他们改了,分别改为顼、颢、君页,都带一个“页”字。这当然是有讲究的。“页”,在古代即是“首”字。帝王之后,原是子民之首,名而不带“首”字,怎么般配?“顼”字,一“王”一“页”,正是王者之首,用它命名长子,该是寓意东宫,皇储之尊?由这种赐名,不难看出英宗的用心,那期望值是很高的:九五之尊的位子,应该永远属于四房,属于四房允让自己这一系。改赐名字的同时,皇子们也都搬进了庆宁宫,且个个加了封号:赵顼封为忠武军节度使、同平章事、淮阳郡王,赵颢封了明州观察使、祁国公,赵君页则做了耀州观察使、鄠国公。
  英宗对皇子期望既高,当然不会不注重他们的教育。皇子身边亦师亦官的臣子,首先就得精心挑选。
  周孟阳是英宗想到的第一个人。一是他原先就在王宫当过教授,后来做了自己的记室,一应表章文字都是他的手笔;直到进宫,不还多亏他猛言直劝,自己才打定主意的吗?这么一个人,自己最得力,可为了儿子们,只好割爱了。无奈孟阳本人却坚决不同意,说是曾在英宗身边侍候过,不好再去侍候他的儿子们。说的既是实情,身边也离不了他,只好委了别的官了。
  王陶王乐道,是第二个人选。
  乐道出身孤寒,中进士前一直寓居京师,靠教几个学生谋生;中过进士,才逐渐发达了。为官之后,大体做谏官的时候多。在大宋,言谏官最容易露脸;顺当了,也最容易讨好。许多中枢大臣,像欧阳修、富弼、韩琦等,无不都是打言谏官起家的。嘉祐初年,他做监察御史里行,有个卫兵窜到延福宫偷东西,还没得手就被抓住了。判刑的时候,主审官发昏,居然引用条例从轻发落。乐道当即奏道:“大内做贼,能与一般相比吗?必须从严惩处。审刑官用律不当,也应该受到处罚。”结果,那个卫兵果然被改判流放沙门岛;审刑的,也都贬职的贬职,罚款的罚款了。
  跟着,他又做了一件漂亮事。真宗不是喜欢装神弄鬼吗?仁宗受他的影响,也偷偷喜欢金丹方术,常常打发太监暗中引一些方士道师进宫献丹献药。乐道一旦打听明白,就狠奏了一本,说:“方士道师,从来都装神弄鬼,搞什么化金炼丹诱惑人主。汉唐之间这样的事多了,后来都将这些人拉出去砍了。请皇上务必将这些人统统赶出皇宫,严加惩处!”这事本来不好见人,既然说出来,仁宗只好全都撵了。
  这两件事一做,乐道的声威就打出来了。不过,也有走麦城的时候。陈升之要升枢密副使,他与吕诲、唐介一鼻孔出气,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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