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治于人者”。 如今公务员招考，一个录取名额要有百人甚至千人参加考试拼搏，因为公务员有权管人管钱管物管技术，可以享受制度规定的优于职工的待遇，还享受地区、部门不断临时“自主”增添“规定”的优厚收入，还可有灰色收益甚至……还是终身职业铁饭碗。不能不使人联想到科举取士。从未有文章论及这些人中究竟有多少怀报国之志、爱民之心。而这种考试，正缺失了究竟为何从政这最重要的一环，造成似乎还是为了 “黄金屋”、“千盅粟”、“颜如玉”。
现代科技转化为生产力，需要有高技术的从事操作制造的劳动者，而因为技校是培养“劳力者”的，学业成绩好（考分高）的学生绝不愿进，进者则是中、高考“淘汰”下来的“落榜生”，培养的人数又比大中专院校少得多，其中真正有高素质能掌握高技术制造工艺者的比例也就更少，就难以满足高科技生产的需要。也造成我国高新产品设计过硬而工艺往往不过关的窘况。
新“长衫主顾”和“短衣帮”（2）
当前，具体动手操作的技工存在短缺，技工学校毕业生供不应求情况十分突出：以2004年为例，江苏常州高级技工学校，毕业生只有八百名，而社会对该校毕业生需要却高达两千多；江苏无锡新区七百多家外商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技工缺口达上万人；苏州高新区和工业园区四百多家企业需要中等职业类毕业生约三万人，而整个苏州这类学校每年毕业生不到五千人，缺口达两万五千人。昆山有家企业甚至愿出二十八万年薪聘高级电焊工。
当然，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掌握着专业知识。多数是只有专业知识而缺乏生产技能，动手能力差，大量的专业知识用不到对口的岗位上。这不仅造成人才浪费，还不断加大就业压力。于是专门使用干部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编制便一再膨胀，兼当“人才仓库”，让相当数量无所事事而又有家庭背景或社会关系的“人才” ，让他们捧着铁饭碗优裕地“储存”着，财政支出使一部分人安逸地捧着铁饭碗，在这个群体体现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那些真正的能者，大都会去“下海”闯天下；而向往铁饭碗的“士”们，专业上真有才能的会有多少呢？
怀当“劳心者”心理的，不仅是大专院校毕业生，竟还传染给了技校毕业生及其家长。我有位熟人，孩子在中学时学业成绩较差，上了技工学校，毕业时找工作，做父亲的帮他找到了一家坐落在乡镇年销售额达一二十亿元的民营企业，他却提出要能到这家企业设在城市里的办事处坐办公室，不想下车间当操作工，而当父亲的也希望他先到车间过渡半年调到城里办事处。可见这种等级意识在国人头脑里是何等之广之深啊！这难道还不可哀吗？还不足以令人忧虑吗？
当今企业大都已私有化或股份制，老板用的人，必须完全要能为他创造付出工资多倍的效益，要想轻易在企业坐办公室是不可能的，老板决不会养闲人。想当干部坐办公室，眼睛大都盯着财政养着的行政、事业单位。然而财政毕竟包养不下所有院校毕业生，不少怀揣本科文凭又当不了干部的，没有到第一线当动手的高技术劳动者的能力，精神还不肯脱下那件破长衫，还要显示身份高于“短衣帮”，不甘心去当劳力者，于是就孕育了一批新长衫主顾——“穷秀才”甚至“孔乙己”。而大批未来的“长衫主顾”还在现在的中小学中一批一批继续孕育。
这种观念，还在促使人事*。当公务员要考试，这招考也可能产生*环节且先不论。吃财政饭的事业单位不用考试，有些当官的要安排自己的子女、亲戚，或者行贿者子女，一次又一次借各种理由向编制委员会打报告要求增编，几道关口互相配合默契，增加的编制，自然层层管事者有份；有了编制，可安排亲属（有的竟将初中都未毕业的子女安排进入文化事业单位，变成干部性质），也可以化成利益。近几年多次听一些进了事业单位的当事人说，安排那份工作花了血本，有的花五六万元，有的花十来万。事业编制一增再增，财政负担越来越大，养了大量闲人，因人事安排引发*也更严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强调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笔者以为是正确的。当然，“生产劳动”都应当包含当时的科技进步程度。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召唤的，应是大量现代“长衫主顾”和“短衣帮”合成的“应知应会”的新型劳动者，他们应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动手能力。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国民接受高等教育几乎是普及的，他们的大学培养的，大都既是科学人才又是技术能手，是劳动者，博士生导师也是既用脑又动手的双重劳动者。对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如何在办教育中体现，这个问题，很难说我们已经真正弄明白。我们的教育急需消除大专院校与职教的等级差别，令人困惑的是，中高等职校近几年还大量“升格”为“学院”，是职教继续转化向正规大专院校投降呢，还是正规大专院校在向培养生产实践技能的方向靠拢呢？
我们的教育，需摆脱“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观念的控制。不过这首先得从用人制度科学化、*化开始，这对教育起着导向作用。
浅尝“饮食文化”
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底蕴之深厚丰富，也许堪称全世界独一无二，不说各民族各地区民间小吃民间食谱难以数计；单就正宗的菜系、菜谱，菜肴品种也简直是浩瀚的汪洋。传统的，单就一个赫赫有名的满汉全席，光是菜单品种便足以令人咋舌；若是每道菜的做法、味道特色、历史上因它发生过的轶事、传说，著述成书，恐怕千万字也难以穷尽。“食不嫌精，烩不厌细”据说是孔老夫子说的，该是中国饮食上升到文化层面最早的经典论述了。中国文学艺术历来也不乏对吃文化的精心描写，绘画有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文学有曹雪芹的《红楼梦》；上世纪80年代初陆文夫写了专门说吃的中篇小说《美食家》，后来又冒出许多关于“饮食文化”的专门著作，还创作出好几部表现“饮食文化”的电视连续剧，最突出的是《神厨》，把做菜的厨子写得神化，把一道道“名莱”也写得神乎其神。我想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人看了都会目瞪口呆。
中国“饮食文化”的“灿烂”，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其实，一是皇帝老子追求极度享受老想着吃珍馐美味，“启发”下属们去寻觅和“创造”；二是地方豪绅要讨好官员，官员要讨好上司、皇帝，主动发挥“智慧”竭尽全力觅厨师“创造”美食，到清朝登峰造极，皇帝一人用膳菜肴品种数量都用礼法作了规定，一顿达百样之多，明确体现了等级和奢侈的本质。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的“灿烂”的部分，恰恰是封建糟粕，或许可说是朱门酒肉臭中孕育出来的。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熟悉名菜了解菜系菜谱的，一般也只有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中上层官僚和巨富。有个固定的概念：“灿烂的传统文化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可是，占绝大多数的寻常百姓常常食不果腹，能不成“路有冻死骨”便是有幸，哪有心思和实力去研究美食？对那种“美食”可能了解可能享受吗？即使创造些风味小吃，哪能在美食家们的眼里排上号呢！也许，有些名菜是无名厨师的智慧产生的，就算也是劳动人民吧，可是菜一旦出名便成名厨，说不定就能当上御厨，弄个四品、五品的顶戴，也便成了统治阶级的成员。总之，饮食文化最“灿烂”的部分，正是劳动人民深恶痛绝的。
其实，自古代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民中几人知道“饮食文化”这名词？到了这新时期，“左”的思想禁锢一打开，解放思想缺少一个鉴别过程，连封建性糟粕和资本主义早期腐朽的思想文化，都得以大摇大摆重新占领文化阵地，而且还得到了通行无阻的金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于是，突然间冒出一批“学者”，天才地发现和入地三丈挖出一批“文化”来，什么酒文化、茶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甚至还从有些项中再分出许多支脉来；创造出新的“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军营文化”、“社区文化”……于是，社会上无论哪个阶层口称“文化”的越来越多。然而，有多少人认真想过文化两字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文化，是对人类生存行为生存方式的认识和总结，其中有*性精华，也有封建性糟粕，就需要鉴别和筛选。口头上说的以上各种“文化”，只是形而下的文化形式，是口号，是不分辨其灵魂的空洞概念。自“五四”开始，有西方思想文化作比照，中国有人有了自觉审视传统文化的意识，有了对封建文化的批判意识。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积累的传统文化浩如烟海，“五四” 对其的审视鉴别才开了个头，如今却连文化先知们做的那点儿，也差不多都被文化“还乡团”反攻倒算光了。
我在十年前批评一部当时特别走红的长篇小说时说过：“往往满口文化的人恰恰不懂文化。文化说得比任何时期多，形式搞得比任何时候热闹，文化意识恰恰比任何时候都淡薄，相反封建糟粕受弘扬，优秀的精华被冷落。譬如说饮食文化，越谈得多，越弘扬，越造成酒宴菜谱的无节制升级，越走向极端贵族化极端奢侈，从思想角度看，助长吃喝风的蔓延，鼓励*的肆虐；从形式上看，制造繁琐，耗费时间、精力，降低工作效率；从资财角度看，大量浪费钱财物质，无限制消耗自然资源，破坏生态平衡；从营养角度看，违背人体需求的合理营养配制，有害健康；从心理角度看，由于什么名菜、宫廷菜、某皇帝称赞过的特色菜等有根据甚至无根据的宣扬，使盲目迷信的心理更加严重，使民族向愚昧倒退……”可悲的是，有些掌权的，一边不断被发现有高血脂、脂肪肝，一边还照样天天离不开酒宴，追求吃高级吃珍奇，于是新酒店不断冒出，越造越豪华。酒店为赚钱，不断创造新的名菜特色菜，越来越多，据说至今每桌价格标准，“三五千元寻常事，上万已经不稀奇”。其实如今真正高档的宴会，传统的名菜已经不多，大都是新创造的了，可还挂着传统饮食文化的招牌，大概算是“发扬光大”了。干部因为迷恋吃而恶病聚生的例子屡见不鲜。*年前，本地区有位乡镇领导嗜吃出了名，吃到胃生恶病，四十出头年纪就去见了*，光医药费就花了一百多万——那时，可是个吓人的数目。后任感叹说：他看病花去建一座小学的钱啊！……可是，迷恋“美食”的人并未引以为戒就此觉悟，还在顽固地重蹈覆辙，前赴后继，勇往直前，舍命而吃，岂不可笑可悲？
如果我们也以朱门酒肉臭为荣、为乐，那就真的太可悲也太可怕了！
也许我愚钝，不知饮食文化这“瑰宝”对当代社会发展和文明程度提高究竟有何作用，真盼有学者能帮我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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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品端午文化
2005年端午节前后，媒体关于端午节话题空前多。
凤凰网有文说，端午节已成为商家们的抢钱良机，却忘了文化底蕴。不少食品商和星级酒店乘时推出了售价高昂的“鱼翅粽”、“鲍鱼粽”，令粽子这一传统食品开始慢慢“变味”。还说，南京某中学发生了这样的事：“初一年级某班的音乐课上，老师问同学：知道屈原的请举手！全班三十个同学中只有三个人举手。第一位同学回答说，屈原是个歌手，他唱过《离骚》；第二位同学回答说：屈原是个厨师，他发明了粽子；第三位同学说：屈原是个医生，大家都管他叫大夫。”明显地说明端午传统文化内涵在失落。
中国许多文化人着急了。连韩国人也着急了，为抢救这个传统文化“宝贵财富”，2004年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但没有成功。《光明日报》报道：2005年6月11日，中韩两国学者将在北京举行研讨会，希望联合申报端午节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样的情态，我总感到有点可笑。
端午节文化内容，最主要的是为纪念屈原。屈原作为伟大的诗人，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使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离骚”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他作为政治家，主张“举贤授能”，不分贵贱把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主张“循绳墨而不颇”，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他忧国忧民，以人民的疾苦为念……他的这些品质和态度，是历代从政者应当具备的。他确实值得万世敬仰和怀念。
按理说，屈原作为从政者的楷模，我们今天的公仆们还真该好好学他。只是当今近距离的革命先烈、英雄模范的事迹和精神，各种媒体都一遍又一遍不遗余力宣传，许多公仆们究竟又认真学习了没有呢？身体力行了有多少呢？学习屈原的这些精神和品质并且有效地继承、发扬，靠一个端午节，又有多少效果？
历来都认为屈原是爱国者，有“宁死不屈的精神”，主张学习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我原本长期以来也认为是，如今却开始有点懵懂，有点生疑了：其一，屈原悲愤投江，正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夕，封建诸侯分治形成的楚国灭亡是该还是不该？其二，历代有农民起义推翻旧王朝建立新政权，而秦灭楚国前，楚国君主昏庸、奸佞弄权、国弱民怨，这个统治是否还该维护？其三，屈原投江，对拯救楚国究竟有什么作用呢？他这是否是为一种虚幻的信念葬送自己生命？是否是“不成功，便成仁”？是否是封建时代提倡的不在乎结果的殉道精神？即使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在当时是可贵的；社会发展到今天，现代文明提倡人本、人道、*，曾被长期颂扬的不能获得任何现实效果的殉道精神，在今天是否还值得提倡？
再则，关于屈原投江自尽，《史记·屈原列传》有记载，但确定是在农历五月初五，是据七百五十年后的南梁《续齐谐记》和九百年后的《隋书·地理志》记载，其实也只能属传说。
历来普通老百姓过端午，到底有多少人心里想着纪念屈原呢？我从记事起所过的端午节，人们注重的还是包粽子煮鸡蛋鸭蛋，中午美餐一顿，是好不容易过一次让自己开心的节日，除了上学时逢端午学校老师会提一下屈原，绝大多数人似乎都不在想着他、纪念他。门上挂菖蒲、艾棵辟邪，因为菖蒲像剑，妖孽恶鬼不敢进门了；艾棵有药味，可杀蛇虫——也是邪鬼恶魔；正午喝雄黄酒或给小孩眉心涂点雄黄酒，说是能挡邪气晦气；还有人认为端午画的钟馗特别灵验……对这些作本质审视，属于迷信、落后、愚昧，使国民心理上把自己祸福托付给幻想的神力。
还有人撰文说，全民打扫卫生、防疫健身，也是传统端午节的文化内涵之一。这真是掘地三尺找“文化”，我觉得有点好笑。古代人就靠端午那天打扫和用艾点燃烟熏，能解决全年卫生防疫问题吗？当代人的卫生设施和卫生习惯，健身条件和防疫措施，已胜过端午节那点儿的举措千百倍，借端午节来倡导全民打扫卫生、防疫，岂不是提倡舍弃飞机、火车去坐牛车、人力独轮车？
南京师范大学有位民俗学教授却说：“我们对自己传统的节日保护得不够，宣传得不够，尤其是对传统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