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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周汝昌在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当时正是中国政局发生天翻地覆大变化的时期。摆在周汝昌面前的选择则是：是选择工作，还是选择继续读书。周汝昌选择了后者。
“我毕业的时候，新闻总署派专人到学校，要求推荐一个中英文两方面成绩都好的人。学校推荐了我，新闻总署的人去的时候，我正好进城了，不在学校。回来之后听到这个消息，觉得自己的英文可以胜任，但是自己没有学过新闻，而新闻是涉及政治的，跟我所学的完全不是一个套路，这个工作并不适合我。我就跟学校说：‘要是新闻署再来人，就替我婉绝吧，我的志趣还是想做学问。’当时中文系正要成立研究院，系主任高名凯很希望我能考中文系的研究生。就这样，我进入了中文系的研究院。研究院的学生是有津贴的，不用奖学金也不愁生活。在研究院读到快毕业的时候，华西大学的教授文在宥在刊物上看到了我那篇写陆机的论文，给我拍了一封电报，说要聘请我。我正在准备研究生论文，接到电报后我找到高名凯先生，把电报拿给他看，我说：‘这样的机会我以后找也找不到，不用做助教，直接做讲师，我想去，我能不能到那里一边就任，一边完成我的论文？’高先生说：‘没问题。’临走时，我问高先生到了华西大学应该注意什么，他告诉我：‘多注意政治。’就这样，我在1951年离开了燕京大学，到了华西大学教书。1952年，院校大调整，华西大学变成了医学院，其他部分并入四川大学。我在经历了思想改造之后，留在了成都四川大学。”
“后来我在人民文学做编辑的时候，写《红楼梦新证》，书出版时，需要增加图片，我和那本书的编辑又回到燕京图书馆，那时已经是北大图书馆了。图书馆的老馆员还在，他居然还认得我。趁借书的当口，我还专门跑上二层看了一下。”
“感谢这样一个学府，成就了我这样区区一个还算学者的人。”
（注：所引都出自周汝昌口述）
王世襄：大器晚成的燕园“差等生”（1）
王世襄号畅安，文物鉴赏家、收藏家。1914年5月生于北京。193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之后获该校文学硕士学位。1946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在北京清理追还战时被劫夺的文物。1947年起，历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及陈列部主任，中国音乐研究所、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和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1980年后，任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王世襄研究的范围很广，涉及书画、雕塑、烹饪、建筑等方面，他对工艺美术史及家具，尤其是对明式家具、古代漆器和竹刻等有独到研究。主要作品有《髹饰录解说》、《明式家具研究》、《北京鸽哨》、《锦灰堆》等。2003年12月，王世襄获得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这一旨在鼓励艺术、思想交流的国际大奖的中国人。
王世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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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在北京度过八十岁生日，是1994年的农历五月。同是燕京大学毕业的老伴袁荃猷为了给他祝寿，把他一生的成就和兴趣浓缩在一张剪纸中，取名《大树图》。1996年，82岁的王世襄以《大树图》为蓝本，作五言136韵，叙述他一生的生活以及治学经历。在长诗的开头，王世襄这样写道：“髫年不可教，学业荒于嬉。”在《北京鸽哨》一书序言的一开头，王世襄起笔写道：“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1934年，王世襄在担任外交官的父亲的安排之下，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
“我并不喜欢上医预系，但是父母的意思都倾向让我读医预系。父亲当时在政界，前清时父亲曾经留学法国，后来又做留学监督，之后又在外交部任职，担任中国驻墨西哥公使。父亲虽然身在政界，但却觉得政界没有意思，在他看来，与其在政界当个官僚，还不如当个自由职业者。在他的安排下，我上了燕大医预系。但我对理科的东西没有一点兴趣，读了两年，多门不及格，差点被燕京大学开除。当时燕京大学有个规定：对于这种情况的学生可以为其转系，转读跟现读专业跨度比较大的专业，如果成绩及格，还可以在燕京续读。于是我就从医预系转到了国文系。协和许多大夫，都曾经是我的同班，现在他们也都老了。
“在我读大学之前，家中一直聘请家教为我讲国学，上了大学之后，由于上的是美国的学校，回到家里还要跟着家教学两个小时的国学。家教教我的内容，无非是经史、文字学、训诂学之类。老师是按部就班教，我却不是按部就班学，我自小贪玩，对这些东西也没有兴趣，读二十四史，也不过是草草了了。不过对于诗词歌赋，我兴趣很大，在这方面倒是下了不少功夫。我转入国文系之后，别的同学都没有我的基础好，反倒成了尖子。这下子我感觉老师教的那些内容我都会，可以不用学了，贪玩的心更大了。有一次邓之诚先生讲课，我揣着蝈蝈葫芦就进了课堂。在邓先生讲得正兴致勃勃之际，我怀里的蛐蛐响了。邓先生很不高兴，把我赶出了课堂。”
谈到燕大生涯，王世襄兴趣盎然，但是当我说道要写他，他说：“先写别人，我在燕大，那时候是差等生，十足的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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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的父亲在燕大附近有个园子，被人称为“王家花园”。四年的大学生涯，王世襄除了上课，就是在这里玩：养鸽、架鹰、遛狗。王世襄的玩，玩出了名堂，关于鸽子，他后来写出了《北京鸽哨》；关于蛐蛐，他后来整理出一本《蟋蟀谱集成》，其中的《秋虫六忆》被黄裳先生誉为“值得再读三读而不厌的名篇”；关于鹰和狗，被他写入被称为“奇书”的《锦灰堆》。不过，1939年王世襄考入燕京研究院之后，王世襄决定“不玩了”，他要浪子回头，好好念书。这个决定，是因为慈母的逝世。 。。
王世襄：大器晚成的燕园“差等生”（2）
“1939年春天，母亲去世了，对我的冲击很大，我觉得那样玩太对不起家里，决定好好学些东西。那年秋天，我考入燕京研究院。因为母亲和舅舅都是画家，我自小受这方面的影响，对美术兴趣浓厚。但是燕京当时没有美术系，我只好选了与美术和国文都有关系的一个题目：《中国画论研究》。画理论所讲的都是美术，内容却是用文字来表现的。这个题目是我做的最早的一个题目，也是最难的一个。按理说，理论应该结合实物来写，可是那时候到哪里去看实物啊？故宫的文物都南迁了，私家的东西，很珍贵，一看我一个毛头小子，也不肯拿给我看。就是连出版的书籍、印刷的图案也很难看到。但是我既然确定了这个题目，就一心一意地要完成。我身上有两个极点：玩是全身心的，要学也就是玩命的学。但是这个题目太大，想把中国几千年的美术理论都囊括进去，不是一个年轻人想写就能写好的。到1941年我研究院毕业，论文通过了答辩，但是这个题目却只完成到宋末时期。
毕业之后，我本来想继续在燕大里利用图书馆的资料把书稿完成，但是珍珠港事件之后，燕京大学被日本人关了，司徒也进了集中营，我就回了家。父亲不让出去工作，因为那样就成了汉奸。同时他也认为做事情应该有始有终，让我继续写《中国画论研究》。又用了两年，我完成了《中国画论研究》，书写完后，父亲的一些朋友，还有一些研究这方面的行家，对此很赞赏，但我自己一直都不满意，觉得这只是一个材料的罗列，要做好，还应该下个十年八年的功夫，结合实物，理出自己的看法。所以这本书一直没有拿出来出版。一直到解放后的1955年，把书稿放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征求意见，随后出版社告诉我计划出版，但是我觉得还应该修改一下，又要回来了。”
在燕京研究院，王世襄虽然没有完成《中国画论研究》，但是却因此认识了后来与他一生相濡以沫的老伴袁荃猷。“她那时还在燕京读本科，要编写一本小学美术文化教材，因为燕京没有美术系，她的系主任告诉她：‘研究院有个叫王世襄的研究生正在研究美术，你可以找他给你做导师。’不过，我当时的女朋友并不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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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王世襄选取的题目别出心裁，同时也因为燕京并没有艺术系，所以有人提议把王世襄送到哈佛去学习，但是由于王世襄过去贪玩儿的“恶名”，这个建议被当时负责哈佛燕京学社的洪业否决了。
“燕京有一个哈佛燕京学社，每年派学生去哈佛念博士，齐思和、周一良、翁独健等都是这样去的。1941年我快毕业时，课分不错。讨论时，有人提议要我去，因为燕京没有艺术系，难得有一个学生研究艺术，可以派他去。历史系主任洪业（煨莲）先生是福建人，他也是哈佛燕京学社负责人，和我们家很熟。他说我精力过人，但不务正业，这两年稍微好一点儿。如果真正用功，以后会有成就。他认为我是个未知数。奖学金有限，不能押在一个未知数上。他这一说，别人也就不提了。后来有一天他碰到我，把我叫过去说：‘学校开会讨论去哈佛留学的人选，有人提到你，让我给否了。’父亲是洪先生的朋友，母亲又和洪夫人很熟，我回家后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母，父母说：‘洪先生这样做是对的，你这样贪玩，原本不该奢望被送出去。’ 当时燕园的师生就是这样，很融洽，也不存芥蒂。洪先生把我否决了，还主动告诉我。而我也没有觉得洪先生这样做有什么不对。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王世襄：大器晚成的燕园“差等生”（3）
1980年，是解放后我第一次有机会出国。当时文物局在美国办展览。到波士顿，我见到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我说要见洪先生。费夫人开车送我去。当时我还没有多少成果，只带了一本油印的《髹饰录解说》给洪先生看。他很高兴，又讲起当年否定送我赴美留学的事。他还哈哈大笑，说：我没说错吧，只要努力还会有成就的。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没有去成哈佛燕京学社，可是王世襄还是想到国外去学习，他找到了司徒雷登，表达了他的想法：
“当时司徒雷登住在临湖轩，同学们如果想找校长谈话，无需预约也无需通报，很方便就可以见到他。我在燕京研究院硕士快要毕业的时候，打算到国外去留学，想让司徒给我介绍一个学校并提供奖学金。我到了临湖轩，找到司徒说了我的想法。司徒听了之后说：“好，你准备一份材料，我帮你投递出去试试。”但是对于结果，他却不敢许诺一定能成功。他把我的材料寄给了几个学校，但是后来都没有消息，我出国留学的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后来他到南京当了大使我还见过他一次。1946年，南京举办一个大型展览，我被邀请去作解说员。正好赶上马歇尔去看司徒雷登，我碰到他们说起这个展览，我们同坐一辆车子到了展览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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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燕京大学被日本人关闭，王世襄回到了家中，在父亲的勉励和监督之下，又用了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国画论研究》。“那时父亲已经老了，身边没有人照顾，但是他还让我出去闯荡。因为我不能在沦陷区任职，又不能在家无所事事。我就到南方去了，经过成都时，在成都复校的燕京要留我做助教。我没有答应，后来又到南迁的故宫，父亲的小学同学马衡先生安排我做秘书，我跟他说：‘我想看看东西。’马先生说：‘那哪能让你看，都在山洞里封着呢。’我觉得做秘书写文案没有什么意思，也没有答应。”
王世襄还曾经想去历史语言研究所，因为那里集中了很多大学问家。在梁思成的引荐下，王世襄见到了傅斯年，傅斯年问他：“你是哪里毕业的？”王世襄回答说是燕京大学。素有“大炮”之称的傅斯年当场回绝王世襄：“燕京毕业的不配到我们这里来。”最后王世襄只好在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当了助理研究员，实际上则是学徒。
1945年抗战胜利，王世襄被派到平津地区追回被日本人掠夺的中国文物，经王世襄之手追回的文物“共六批，总数有两三千件之多”。“如加上从东京运回上海的善本书107箱，数量当以万计。”这段经历，后来被王世襄写进了《锦灰堆》二卷（见《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文物清理工作》）。也是这段经历，后来让王世襄吃尽苦头。
1949年8月，也就是新中国成立的前夕，王世襄回到了北京，进入故宫工作。
“当时故宫还没有成立博物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做研究，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整理文物上，玩命地干，没想到落了这样的下场。母亲去世之后，我一直埋头问学。在那个年代里，很多人受到致命的打击，有些人就自杀了，有些人则铤而走险舍命反抗。我想这两条路都不能走，走了自己也就玩完了。我那时就认定了一个道路：堂堂正正、规规矩矩做人。但是光这样还不行，还要好好想我能做什么。我有旧学的底子，我能够研究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家具。自己选定了这些题目，认为值得研究，也不等国家给什么任务（那时候国家也不会觉得这些有什么价值），决心埋头狠干三四十年，干出点成绩。
“故宫要成立博物馆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把故宫作为皇家博物馆，一切保持原样。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哪敢说这样的话？就是说了上级也不会同意，这大概就是故宫的命运吧。结果现在故宫有些原状都不复存在了。当时我在故宫奉命做一些展览，也只能在阶级斗争上做文章，比如皇帝和平民的生活对比，一方面极力表现过去帝王的奢华，另一方面极力表现平民的生活疾苦。现在把这些东西摆出来，都会让人家笑话。
“紧接着，三反运动开始了，由于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向日本追回了几千件国宝级文物，在那会儿却成了大盗宝贩，当时我正在故宫工作，把我关在东岳庙，斗争了四个月，后来公安局又关了10个月，手铐脚镣上身，结果在那段时间，我得了肺病。查了很久，结果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公安局只好把我放了，放了之后故宫却把我开除了。”
历经五十多年的沧桑，王世襄“埋头狠干”出了名堂，经他编写出版的书籍多达40多种，而且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王世襄成了京城“最大的玩家”。2003年，王世襄获得了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同时也是获得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年逾九旬的王世襄回想过去的燕园岁月：“燕京的教育简要地说就是让学生自由发展，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从来不试图左右学生的思想。”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王世襄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