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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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 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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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答复的当天,两国代表再次在广岛县政府会谈。伊藤首相演讲一通,宣告停止谈判。   

  “两阁下的委任权极不完备,足以证明清政府尚无求和之诚意。”   

  这就是中止会谈的理由。   

  张荫桓大吃一惊。如果因意见不合,谈判决裂,无计可施,倒也算是完成了使命。可是,现在还未进入谈判阶段就停止,岂不是白来一趟?他恳求道:   

  “委任书不够完备,我可以致电本国政府,授予完备的全权。务请设法促成会谈。”   

  这简直是哀求。对此,陆奥冷冷地回答:   

  “我不愿同我拒绝过的人再进行谈判。”   

  中方代表们垂头丧气地站起来,准备离去。这时,伊藤首相叫住随员之一伍廷芳。   

  “伍先生,久违了,请留步。”   

  伊藤博文十年前去天津谈判时,伍廷芳是李鸿章的幕僚,见过几次面,可算是老相识。   

  伊藤首相向敌国代表的一个成员这么亲昵地打招呼,使会场的紧张空气顿时缓和了不少。   

  “为什么您没当上全权大臣?”伊藤博文用英语说道。   

  伍廷芳是广东人,年轻时曾在香港英国人办的法律学校学法律,后来又去美国留过学。   

  “哎呀,我怎么行……像刚才说的那样,我完全不够资格。”伍廷芳答道。   

  “不,您是法律专家,今天问题之所在,您最明白。如果最明白法律的您直接来谈判,或许事情就好办得多。”   

  “恐怕是一样吧!”   

  法律专家伍廷芳清楚,清政府的全权委任书的确有问题,但那只是手续上的问题,可以随后补齐,并不妨碍先进入谈判阶段,这在外交活动中也不乏先例。伍廷芳看穿了日本是想再打击中国一次。袁世凯靠直觉,而伍廷芳是凭法学家的眼睛及所处的外交地位来观察。   

  伊藤苦笑了。他明白,今天为拖延时日耍的把戏被伍廷芳看穿了。他想起十年前在天津谈判朝鲜问题时,曾被伍廷芳从法律的角度顶得张口结舌。   

  那时的《天津条约》规定了从朝鲜同时撤兵,将来派兵之际相互通告。结果,依据这个条约却产生了这次战争。   

  “请转告中堂。”伊藤说道。   

  “转告什么呢?”   

  “这次中断谈判,绝不是因为日本好战,务请说清楚。我盼望两国尽早恢复和平。这次谈判虽然中断了,但具备合法资格的全权代表来日本时,我们将高兴地再次开始谈判……唔,因为同阁下是老相识了,所以才说了这番话。不是正式发言,就不必告诉那两位全权大臣了,算我们两个人的悄悄话吧。”   

  “明白了,谢谢,不过,我还有一事不明……是不是这次全权大臣的官位和名望不够,让您不满意?”   

  “不,不是,若持有完备的全权委任状,我是不能拒绝举行谈判的。当然,代表的爵位、名望越高就越好些。老实说,最好是国政的最高负责人,如中堂或者恭亲王。他们当全权大臣,我们甚至愿意前去谈判。因为同地位最高的人会谈,就不会成为纸上空谈,能负责到底,彻底实行。”   

  “我全明白了,一定转告给中堂。”   

  伊藤和伍廷芳的私谈结束了。表面上只是几句简短的应酬语,但伍廷芳立刻明白了,这是希望李鸿章亲自出马的意思。   

  1月5日,张荫桓、邵友濂两大臣又接到敕谕,其中言及:“关于各项交涉,须随时电奏,待旨办理。凡有伤国体、中国力所不及者,不可任意许诺。”   

  日方要求中方使节团早日离开广岛,理由是这里乃大本营所在地。   

  张荫桓等人不得已迁到长崎,2月12日从长崎归国。   

  这简直是“驱逐”。   

  清政府两大臣访日期间,威海卫形势紧急。   

  那年除夕是阳历1月25日,日军在1月20日攻陷山东荣成,这是进攻威海卫的准备。李鸿章给丁汝昌发电报:“日军拟除夕、正月初一攻击我军,年末年初不可如例年……奋心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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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节:驱逐使节(3)         

  1月23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中将向丁汝昌发出“劝降书”,是委托在威海卫海域的英国军舰“塞万”号带给的,用的是英文。开头写道:   

  “谨呈一书致丁提督阁下:事局之变,致使仆与阁下互为敌对,何其不幸!然今日之战,乃国与国之战,非个人结仇也。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   

  这是一篇有名的劝降书,说中国陆海军连败,绝非君臣某一个人之罪,其原因乃是墨守陈旧政治之弊。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抛弃旧政治,逐渐崛起。最后,劝诱丁汝昌逃亡日本,以期东山再起。   

  “贵国曾有雪会稽之耻,以成大志之先例。在我国,如槺竞>薪⒋蟮菏嗝芄宋使伲渚倥哑欤盏蒙饷猓椅痪酉砸磺鸥伞0苷侥司烧沃峁歉笙略鹑巍Sα粲杏嗔Γ酝妓铡薄  �

  丁汝昌当然不听这种劝告,把劝降书原封不动寄给了天津的李鸿章。   

  这时,李鸿章的电报到了。   

  “如水师之力不支,莫若出海一战如何?若能取胜,可使铁甲舰退避烟台,蓄积战力。……”   

  因旅顺失陷,12月17日朝廷作出决定,查问丁汝昌,被李鸿章反对:“威海卫处于与敌人对峙的第一线,防备最为紧要,我认为应当暂缓议处,等有了适当的继任者,再查问不迟。”   

  新任钦差大臣刘坤一正指挥江南军向山东半岛转移,他也认为,“应当暂缓对丁汝昌的处分,令其立功赎罪”。   

  海军人才少,若以旅顺之败问罪丁汝昌,则找不到后任。丁汝昌的脑袋险乎哉。   

  陆军很容易找到胜任者,所以败将卫汝贵的命运就悲惨了——“临敌退缩,贻误大局,即行处决。”1月16日,卫汝贵被斩首。   

  丁汝昌咬紧嘴唇,心想:不管怎样,我可不能像卫汝贵那样死掉!   

  卫汝贵在众人围观下被处死,留下的只有耻辱。   

  丁汝昌提醒自己:万一不行了就自尽,要自尽,决不被人在闹市上砍头!   

  “镇远”舰管带林泰曾在军舰被水雷击中后从容地服毒自杀,当时丁汝昌还觉得他未免死得太早,现在看来,他实在有先见之明。   

  1月30日,威海南岸炮台落入日军之手。   

  1月31日,守卫威海北炮台的清军逃散。次日,为了不白白送给日军,北洋舰队开炮轰击北炮台和弹药库,那里存有大量弹药。的确,与其留给敌人,不如自己毁掉。这一天,日、中两国大臣正在广岛县政府会晤。   

  濒临山东半岛尖端的荣成湾的荣成,在1月20日失陷。从荣成往西到威海卫,只有五十多公里。   

  威海卫湾头有个刘公岛,北洋海军司令部就设在那里。   

  日军对威海卫的攻击,在2月4日夜晚开始。是用水雷艇攻击。中方在海面上设置了防线,但是有间断,日本的第二、第三水雷艇队便从那里挤了进来。第一水雷艇队担当西口的警戒。   

  北洋海军原是优秀的部队,军官们受过新式训练,水兵们大都是沿海出身,习惯于大海。可是,陆军官兵不断溃逃,使海军官兵的士气急转直下。   

  日军乘胜前进。水雷艇夜战是日本海军的拿手戏,而清军的六炮台不能予以有效的打击。后来有的外国军事顾问指责:威海卫失陷的主要责任在统领六炮台的刘佩超身上。   

  2月4日的夜战中,北洋舰队损失了引为自豪的“定远”舰。“定远”漂在海面上,勇敢的水兵们要用它做炮台,坚持战斗下去。可是,在水上不能动的巨舰成了最好的目标,日军炮弹纷纷飞来。   

  “装好炸药,准备离舰!”听到命令,水兵们离开了军舰。五分钟后,二百五十磅炸药引爆,“定远”舰沉了下去。   

  日本海军损失了两只水雷艇。   

  2月5日,日军又来夜袭。   

  北洋舰队又失掉了“来远”和“威远”两舰。   

  “已经尽到最大努力了!”   

  2月5日夜战之后,在“镇远”舰上督战的丁汝昌疲惫不堪,上了刘公岛。外国顾问劝他投降,他也认为没必要再伤亡兵员了。   

  哪怕有一点胜利的可能性,他也要战斗下去。可是,他十分清楚,已经完全无望了。继续战斗,只意味着继续糟蹋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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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节:驱逐使节(4)         

  外国顾问们说这是“光荣投降”,但是,在中国,没有“光荣投降”这种观念。   

  英国顾问马格禄明白了丁汝昌的心意,极力劝解:   

  “犯不上去死,你和卫汝贵的情况不同,在这次战役中,你究竟有什么可以责怪的?应当受惩罚的,是那些丢掉炮台的陆军将军们,还有那些不派一兵一卒前来救援的巡抚们!你孤立无援,无法再打下去,这是谁都一目了然的。要活下去,不必寻死,你和卫汝贵不一样,投降后会受到国际法的保护。”   

  丁汝昌摇头。   

  马格禄还说:等送还俘虏时,你还是免不了死罪,干脆亡命去美国。清政府正委托美国办理媾和的事,提督亡命那里,是不会提出抗议的。   

  丁汝昌的脑海里,一幕幕地浮现出那年率领北洋舰队,到日本作友好访问的情景。宴会,拜访,结识的朋友们……正跟他战斗的伊东中将,就是在那时认识的同行。在他的记忆中,日本是一个非常静谧的国度。   

  真想活下去啊!这种强烈的愿望在他心灵深处隐藏着,大概是对人生的眷恋吧。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他挺起胸膛,向马格禄说道:   

  “作为军人,最后落一个投降的下场,我实在受不了。可是,不正式投降,就白白损伤人命……我死之后,用我的官印,用我的名义,写投降书吧!我自己是捺不了这印的……”   

  提督的眼睛湿润了,但终于没涌出泪水。   

  2月12日下午,丁汝昌服毒自杀。地点在刘公岛军营中,所用的毒物是鸦片。副司令刘步蟾在他之前自杀。与丁汝昌同时自杀的还有记名总兵张文宣。张文宣是李鸿章的外甥,有名的炮手。副将杨用霖用手枪击穿头部,也自杀而死。   

  北洋舰队炮舰“镇北”号挂起白旗,递交了降书——“本提督前接佐世保司令长官来简,因两国处于交战之中,至今未作答复。   

  本提督之意,沉舰决战,直至人尽而后已,但为保全生灵,愿乞休战。威海卫现有舰队及刘公岛、炮台兵器,均献于贵国。希勿伤害陆海军内之外国官员、兵勇、人民等生命,允其归乡,是所切望。   

  如蒙允许,希以英国舰队司令长官作证。”   

  降书把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误写成佐世保司令长官。   

  伊东复函:“前已谈及,为贵官一身之安全及贵国将来之利益,请来我国,等待战争之结局,是否合乎尊意?如贵官光临敝国,自当竭尽礼遇,致力保护。”   

  伊东允许用“康济”号将丁汝昌等自决军人的灵柩送到烟台。   

  “康济”号开出威海卫时,日本诸舰鸣炮吊唁。   

  清军投降后,残存的北洋舰队诸舰均移交给日本。长期威胁日本的七千三百三十五吨的巨舰“镇远”号,今后将成为日本海军的主力舰。同一型号的“定远”舰已经沉入海底。   

  威海卫遭日军攻击时,李鸿章曾打电报给烟台的刘道含:“有无方法使北洋诸铁舰退避吴淞?铁舰以外船只,沉之亦可。”然而,为时已晚。不但采取不了这种措施,就在发电报的时候(2月7日),旗舰“定远”号已经沉没了。   

  被解除了武装的士兵们现在肆无忌惮地谈开了:过去说这些话是要被杀头的。   

  “这下子可好了,让满洲八旗兵来收拾败局吧!”   

  “让战争见鬼去吧!说是保卫国家,到底在哪里有咱们该保卫的国家?”   

  “皇上什么时候御驾亲征?”   

  “早就亲征了!不过,可不是面向敌人,而是朝西,跑得可快啦!”   

  “连皇上都这样,这仗能打胜吗?”   

  “最好把八旗兵开来,让咱们也瞧瞧他们的本事。”   

  “这里是旗人的国家,和咱们有啥关系!”   

  败兵们无所顾忌,特别是海军士兵,牢骚多,激昂愤慨。   

  这时候,钦差大臣刘坤一好不容易来到山海关附近。归他指挥的官兵有一百余营,四万多人。他准备用这些军队攻打被日军占据的海城。   

  “这是些什么军队?根本不听调度!”   

  总帅刘坤一只有叹息而已。可想而知,这些军队有多么混乱!把这些不同系统的部队凑到一起,变成一个整体,不但困难,而且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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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节:驱逐使节(5)         

  刘坤一被从南京叫到北京,奉命马上出征山海关,但他拖延了出发时间。他是主战论者。有人说,当时和平论者正在抬头,为了打击他们,他在北京做了一些工作。其实,是拨给他的官兵非常差,装备又不好,使他不知所措了。他苦心研究用什么办法才能把他们改造成有用的部队,但是,没有那种立竿见影的好办法。   

  不管翁同龢怎么劝他,他都不想挂帅。   

  “这样的军队,我若轻易应承下来,将来要吃不消的!”   

  直到一月十九日,他才勉强动身。   

  接到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消息,北京的气氛一下子转向赞成媾和了。各种各样的谣言在北京城里到处流传。   

  “你没听说吗?中堂把五百万两银子早早就运回老家安徽了。”   

  “有钱人都悄悄地溜了。”   

  “听说都去了上海。”   

  街头巷尾的议论并不都是谣传。富豪们从北京偷偷溜走,不管怎么遮掩,也会被人看见的。   

  日本舆论大呼:进攻北京!连战连胜的战果使日本举国狂喜。虏获了北洋海军之后,报刊上出现了这样的论调:“这下子,再也不必战战兢兢地害怕英国了!”   

  清政府终于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去日本。当时李鸿章正受着革职留任的处分,朝廷给他恢复了名誉,赏还黄马褂。这是在丁汝昌殉职的次日,即2月13日。   

  从长崎回国的张荫桓还停留在上海。李鸿章在进京参内之前,发电报给张荫桓,委托他“推荐精通国际公法、条约法的有胆有识之士”。   

  张荫桓复电举荐两人——徐寿朋和李经方。   

  徐寿朋当然很合适。李经方是李鸿章的长子,曾为驻日公使,日语、英语都擅长,没有比他更适合的了。   

  李鸿章本来就打算用李经方做随员,但因为是自己的儿子,难以开口,所以采取了让前任推举的招法。张荫桓在电报中还加了一点说明:“访日时,陆奥外相曾几次询问李经方。”   

  为使媾和谈判能够有利地进行,必须准备好各种手段。日本一再打听的人物,当然要编在随员之内。有了张荫桓的推荐,就可以搪塞公私兼顾的攻击。   

  李鸿章在天津做了周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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