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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方面当时对中国叛逃者的政策已经作了调整，对于叛逃的知青，原则上都是进行特工训练后派往中国执行任务，所以克格勃不担心这些人中混入了“中国间谍”，这样，对叛逃者的审查远没有三年前傅索安叛逃过去时严密。皮勇逃到苏联后，马上被关进克格勃的看守所，讯问后她写《亲笔供词》，要从七岁开始写起，一直写到叛逃时的情况。皮勇不敢隐瞒什么，只得如实招供。没想到克格勃听说她是积年扒手，竟然大感兴趣，连称“有用的人才”。
当然，这种事日说无凭，必须眼见为实，因此克格勃特地安排了一次测试。
当时，皮勇被关在距中苏边境三百公里处的小城尼布楚的看守所里，克格勃在那里设置有一个分局机构。这种机构当然没有身怀扒窃绝技的情报专家。这样，最实际的测试就是让皮勇去市场当场下手扒窃。几个克格勃军官把皮勇从监房里提出来，对她说：“现在，我们要把你带到市场上去，你可以任意对你所认为适宜下手的对象行窃，不必有任何顾虑。但是，有一点你必须注意，你别想动逃跑的脑筋，我们始终盯着你，只要你敢试一试，就会开枪把你打死！”
皮勇吓了个激灵，连忙点头：“是！是！是！”
结果，皮勇的表现使克格勃军官大大吃惊：他们把皮勇从监区提审室往外面带，穿过院子，进入一条连接监区和看守所工作区的长长的过道，过道尽头是一道电动控制的铁门，出了铁门又穿过院子、过道，方才到门口警卫室。皮勇跟着那几个军官，走进警卫室，军官在办出门登记手续时，皮勇突然笑嘻嘻地说：“我想，我们不必出去了。”
军官不无惊奇地问：“为什么？”
皮勇从怀里掏出一个烟盒，对一名军官说：“这是您的吧？”
那军官瞪大了眼睛，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叫着“是的”，取回了烟盒。
正当那几位在惊叹皮勇的“特殊技能”时，皮勇又指着另一个军官：“您丢了什么东西吗？”
军官一检查，发现少了钢笔。皮勇笑着把钢笔还了他，这场测试就此结束。
不久，克格勃就派人找皮勇谈话，给她两个选择：一是遣送回中国；二是留下来当苏联国家安全部的特工。皮勇性格虽然有些大大咧咧，但她也知道遣送回国后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于是答应当特工。这样，她就被送往已经初具规模的“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和先期被招募后抵达的那些特务学员一起，一面进行体能训练，一面接受“政治洗脑”——听克格勃专家作反华、反中共、反毛泽东的宣讲和看反华影视片。至1971年10月底，学校对他们进行了分班分科目，皮勇因为会扒窃，被分在“情报”科目，学期三个月，最主要是由克格勃的扒窃专家向她传授系统的扒窃技能，另外则学习情报心理与情报实践，后者包括开锁、使用各类窃听器和制作微缩胶卷以及运送情报的方法。
皮勇受到傅索安的青睐，除了她是女知青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甚至超过前一点的是：她能喝酒。
皮勇还在两岁时就已经开始从每天必饮酒的码头工人父亲那里沾一两口酒了，当时当然是为了借此能得到几颗花生米、半块豆腐干之类。后来，她开始偷窃了，自己有了钱，便常常溜到饭店去喝酒，也有时则买了酒和卤菜去公园找个角落自得其乐，有几次曾醉卧草丛，通宵不归。如此实践，到她插队落户时，她的酒量已经超过男知青了。蒙古族牧民善饮，皮勇的酒量由此又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到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后，由于当地气候关系，学校允许学员喝适量的烈性酒，但以不醉为前提，谁喝醉谁就进禁闭室。皮勇对这种宽松很是满意，经常在餐厅或者酒吧间喝“茅台酒”、“西凤酒”、“竹叶青”、“五粮液”、“沪州老窖”之类的中国名酒。
“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所有的用具、食品等等全是中国产品，生活方式也全是照搬中国的，甚至使用的钱钞也是人民币，也用粮票、布票等当时中国国内使用的票证，但是不限量。
傅索安因为长期心绪不顺，经常以酒浇愁，自然也常常喝酒。
初到“契他伊斯卡雅”的特务学校，她喜欢一个人待在寝室里喝酒，弄一瓶酒、几个罐头就能混一个晚上。渐渐，她吃厌了罐头，只得去餐厅、酒吧喝酒。博索安第一次去酒吧喝酒时，皮勇也在那里，她看见教官进门，马上起立，行礼，恭恭敬敬道：“傅教官！”（“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内，任何人都必须说中国汉语）。
傅索安看看这个‘’黑里俏”学生，独占一桌，上置两碟小菜，一瓶“西凤酒”，小菜没动过，酒也刚开。皮勇指着上座：“傅教官，请这边坐！”
傅索安坐了下来，眼务员早已侍立一侧，皮勇没等傅索安开口，就吩咐道：“炒两个荤菜，来一瓶‘茅台’！我请傅教官。”
傅索安原以为皮勇是嫌“西凤酒”不够请她的档次而叫上茅台酒。不料酒上来后，皮勇仍喝她的西凤酒，不禁纳闷：“你可以喝多少酒？”
“这样的酒，一斤醉不倒我。”
傅索安暗暗吃惊，却不露声色，斟了酒和“黑里俏”学生暗暗比试。不到两小时，两人各把自己的一瓶酒喝光了，都没有醉。师生俩互相用惊奇的眼光望着对方，心中皆暗叹“想不到”。从此，傅索安和皮勇成了一对酒友。
“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发给特务学员的薪金在克格勃所有特务学校中是最低的，这说明被他们所招募的那些特务学员，在克格勃眼里并不受到重视，仅是赤裸裸的利用而已。皮勇在该校的薪金，是一百五十八元人民币，相当于苏联一个工程师的工资，放在中国上海，则是一个技师或者八级工匠的月工资。由于“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内的物价均按中国当时的市场物价计算，这份薪金中又不包括食宿衣着费用，所以按理说是很宽裕的。但对于皮勇来说，由于特别讲究吃喝，便难免捉襟见肘。从小养成的习惯，使她喜欢请客，和博索安结为酒友后，她便常常包下酒钱。傅索安也不是个小器之辈，收入且高于皮勇数倍，她计算皮勇的用法是入不敷出，于是便提出两人备付半个月，皮勇想了想也就答应了，这时是1971的12月上旬。这对师生酒徒喝到中旬，皮勇的薪金已经所剩无几，偏偏她还要硬撑着想先悄悄地把下半月的酒菜费用预先付了，于是便动起了在特务学校内部扒窃的脑筋。
克格勃专家后来对皮勇的扒窃技能作总结时认为：“从特工专业角度而言，这个学员的扒窃技能不是第一流的，但她的心理素质却始终能处于超常发挥的状态，因此属于超流的。这一点，从她在尼布楚看守所对克格勃军官和在特务学校内部大肆作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应该承认，皮勇若是在特务学校待较长时间，她无疑会被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情报特工。但是，我们在这上面操之过急，过早使用了这棵好苗，结果造成了悲剧。”
关于皮勇的悲剧，将在本书下一章 中作专门叙述。这里，让我们了解一下皮勇是如何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中进行扒窃作案的——皮勇原本就是一个窃技不凡的扒手，进入“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后，经过克格勃专家的调教，扒窃技术迅速提高。如果按刑事作案的标准来说，她的技术可以称得上“出色”两字，因此，她在特务学校作扒窃案子可谓是得心应手，只要伸手，没有不得的。皮勇在1971年12月中旬到1972年元月上旬这半个多月里，共作案十一次，没有一次失风，她的作案对头都是经过预先选择的，专拣外国人下手，其理论是：外国人有钱。
头一个成为皮勇作案受害者的，是日本教官清田勇。清田勇是日本男子和白俄罗斯女人结合所生的混血儿，身材魁梧，是一位柔道高手，至于他是如何来“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担任格斗教官的，那就不得而知了。他很有钱，所穿的都是从日本带来的世界名牌，手表、戒指、项链什么的，都是首屈一指，因而被一些苏联教官背后称为“资产阶级分子”。皮勇选中他作为下手对象，是非常合适的。那天晚上，清田勇大摇大摆去俱乐部，在门口他碰到了皮勇。皮勇的受训科目中没有格斗课，因此清田勇不认识这个中国学员，但皮勇认识他，她当时看上去是急匆匆正要往门外出去的样子，见清田勇迎面走来，一个急刹车站住，垂头敬礼：“清田教官，您好！”
清四勇驻步，看看皮勇，点头微笑：“你好！”
就在这两个“你好”之间，清田勇衣袋里的一叠拾元人民币已经“好”到皮勇那里去了。请田勇直到深夜回到他的寝室，才发现丢了大约四百元至五百元左右的钱钞。这点数目对于他来说是小菜一碟，根本不当一回事，所以他连声张都没声张，一笑了之。
皮勇初次得手，自鸣得意，次日即在餐厅对一名苏联教官下手，对付他是手到捞来，就像从自己口袋中拿取一样。那苏联教官倒是不久就发现了，在餐厅及来餐厅的路上找了一遍，没有找到，也就算了。
之后，皮勇连连得手，不亦乐乎。直到1972年元月8日，她才开始受到怀疑。那天是星期六，特务学校俱乐部的电影院里全天放映中国当时被禁映的几部“文革”前的故事片。皮勇一早便去观看，看完一部《冰山上的来客》后，她和十几个中途离场的观众一起往外走，其中有一个是越南教官阮一鸣。皮勇挨近他，轻而易举便获得了成功。
阮一鸣是教“游击战”的，他没想到在这样一所学校里竟然有人对他进行“游击”。若论失窃的钱钞，他是十一名受害者中最少的，仅七十六元，但他却很当回事，当即决定去报告。
本书前面章节曾介绍过苏联克格勃招募特务学员的情况，可以认为所招募的都是一些苏联青年中被当局认可的优秀青年。这些人在特务学校受训期间，从未出现过偷鸡摸狗之事，所以，克格因考虑设置特务学校部门时，根本没想过搞一个“保卫科”之类。
阮一鸣便去向校长布特卡少将直接报告，他除了把自己失窃的情况报了案，还反映了他所耳闻的其他几个教官近日曾经失窃之事。
布特卡校长闻报极为震惊，马上判断是扒窃作案，并且认定必是接受扒窃技能训练的特务学员所为。布特卡让阮一鸣不要声张，以免阻碍调查。
布特卡校长亲自主持调查，他是一名老资格的谍报专家，对这类事情具有清晰的思路，略微考虑下来，便找出了专学扒窃技术的学员名单，一看一共才六人，于是马上打电话把教官找来。布特卡对扒窃教官说了案情，临末道。“这个扒手，现在你这六名学生中间，你看会是谁？”
那教官十几年前是莫斯科刑事侦察局里头牌挂名的扒手，人称“扒窃大王”，后来落网后被克格勃弄来当上了教官。他对扒手的特征真是太熟悉了，只略略想了想马上在名单上皮勇的名字下面划了条粗杠：“我认为是她！”
“为什么？”
“扒窃钱钞纯为使用，也即消费。这个皮勇每天晚上泡在餐厅、酒吧喝酒，薪金有限，自然要生窃心了。”
这样，皮勇被叫到了校长室。布特卡亲自讯问，皮勇也不抵赖，爽爽快快作了交代，并且说明了钱钞去向，另外还反复声明与傅索安无关，一副“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样子。
皮勇被关进了禁闭室。傅索安闻讯，马上去见布特卡校长，说明此事虽与她无直接关系，但和她们喝酒有关。她情愿代皮勇退赃，并且请求宽大处理皮勇。
布特卡想想皮勇的学期才三个月，满打满算到这个月底就要毕业离校了，寻思宽大就宽大吧，于是给了傅索安这个面子，让把皮勇放了出来。
傅索安从此不再和皮勇一起在餐厅、酒吧喝酒，她独自一人在寝室里喝，因为已和餐厅搭上了关系，让餐厅把菜炒了送往寝室享用。到了元月底，皮勇结业了，傅索安才在酒吧请她吃喝了一顿。
席间，皮勇打听自己的去向。傅索安说不清楚，她确实不清楚皮勇的去向，但凭她的经验判断：学期仅三个月，说明是急着使用，皮勇必会马上被派往中国去执行任务。
傅索安的预感是准确的，皮勇不久便被派往中国活动，制造了一桩惊动北京的案件……
29
惊动聂荣臻元帅的特种密件失窃案。
这个所在，名唤“将军坟”。但是即使当地年近百岁的老人，也不知道那坟墓在何处，埋葬的是哪朝哪代的哪位将军。将军坟地处川、湘、滇三省交界地区，一条宽阔的河流从高山峻岭间穿涌而出，流经一个三里见方的平坝时，突然一个急拐弯，绕着坝子流了大半个圈，向下游奔流而去。这个坝子，就称为将军坟。由于将军坟一面靠山，三面临水，格局酷似半岛，所以以前一向少有群众居住，只不过作为五天一次的赶场集聚点。直到1965年，国务院、中央军委鉴于当时的形势，从战备角度出发，决定在将军坟地区建置一家军工保密厂后，大批科研技术人员和工人从全国各地迁来，进入了将军坟西南侧深山里的厂区，这些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将将军坟五天一场的惯例改成了“每天有潮，当地群众才渐渐在将军坟定居，使这里成为一个有着千余人口的山间小镇。
1972年初春，就在这个仅在当时国防科委内部地图上才标出坐标位置的山间小镇上，发生了一起被列为“1972中国十大案件”的扒窃案件。
1972年2月28日，星期一。这是一个阴沉沉的日子，层层叠叠的乌云和浓浓重重的雾气把太阳遮了个严严实实，平地间的有效视线不到十米。碰上这样的日子，是将军坟汽车站最热闹的时候。这个车站是将军坟地区连接三省的中心枢纽，每天发车十八班次，把当地群众和代名为“先锋机械制造厂”的军工保密厂的出差干部、探亲职工送往三省百里之内的几个城镇，从那里可以坐车船去有火车站的地方。如果天气正常，每天十八班次正好把陆续而来的旅客送光。但是，碰上这种阴雾天，由于能见度差，有几趟往来于危险道路上的班次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都一律停开。这样，原先拟乘这几趟班次的旅客就不得不改变路线，改乘大致相同方向的班次，然后步行。所以，这样的日子，汽车站通常总是秩序大乱。不但售票窗口前人头济济，就是检票口也是一副拥挤景象，一些买不到车票的人都想混进车站，强上汽车。这天，由于多停开了一趟班次，所以拥挤现象更为严重。
上午8点10分，开往楠角镇的汽车开始检票上客，一群手提肩扛各种行李的旅客乱哄哄地涌往检票口。汽车站派出了四个膀粗腰圆的职工检票，两个一边站在只能通行一人的铁栅栏通道口，一边吆喝着让人们把车票拿在手里，一边一个个验票放行。所有有车票的旅客，都把车票拿在手里，拼命地往前挤，只有一个人例外：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中高男子，身穿黑色皮夹克，肩上挂着一个硬鼓鼓的皮挎包，一手捏着车票，一手抓着挎包带。他神色安闲地站在人群后侧，用平静的眼光望着从他面前涌过的旅客，一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