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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魏徵这个人也不是没有缺点的，比如他的政治主张一切都是从正统的儒家角度出发的，虽然很中肯，但是有时却显得迂腐不合时宜，比如贞观十五年，草原游牧民族薛延陀曾经进犯内地，攻打依附于唐朝的突厥部落，被李世勣击败，唐太宗想继续发兵解决薛延陀，当时遭到了魏徵的反对，理由可想而知，一定是反对穷兵黩武，所以唐太宗就罢手了。后来薛延陀元气恢复，又再次进犯内地，当时魏徵已经去世，李世勣说假如当时不听魏徵的就好了，不听他的也就没有今天这麻烦。太宗回答：“然。此诚徵之失；朕寻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谋故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七）他也认为这是魏徵的过错。我当时就后悔了，可是为啥当时不继续发兵呢？我那是不愿为此堵塞言路。
这种政见方面的过失还倒罢了，哪个政治家都有失误的时候，不过有几件事反映出魏徵的缺点，也让太宗心生不快，并最终导致太宗对他的态度发生了扭转。什么缺点呢？还是刚才提到的，魏徵太过看重名声，有这么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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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联姻山东旧贵族。
当时中国有这样一批人，他们出身旧贵族家庭，仰仗着家族名声心高气傲，虽然自身没什么官职也没什么本事，但是不影响人家的矜持。这些人就是所谓山东士族。这个山东指的是崤山以东，换句话说包括中原、华北等地。大家都知道魏晋南北朝是个门阀时代，贵族很强大，这些人就是他们的后人，在唐代这些人名望很高，虽然没什么杰出人物，但是大家都认人家，谁让人家是贵族呢，门风礼法都很讲究，大家都觉得和他们攀上关系很荣耀，有面子。太宗就很瞧不惯这个现象，他说我就纳闷了，天下人究竟看重什么？是看重我李唐的官位，还是看重这些所谓贵族的名声啊，他们要什么没什么，就靠着一把“冢中枯骨”耀武扬威，意思是他们也就靠家族那点旧名声罢了。可是你架不住大家趋之若鹜，很多大臣都想和山东贵族家联姻，房玄龄、李世勣都这么干，而且魏徵也这么干，所以可以想见太宗是不会高兴的。这反映出魏徵的虚荣心。
二、史馆炫书。
魏徵很看重自己的名誉，他就是想青史留名，按理说他的功绩才干已经足以让他留名了，但是他还是干了多此一举的事，当时他私下把自己写的一些谏言给史官看，那意思就是想收录到国史中嘛，太宗知道了之后非常不高兴。“徵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旧唐书魏徵传》）为何不高兴呢？因为这有点借着皇帝给自己博取名誉的嫌疑。
不过这两件事还没有影响到唐太宗对魏徵的基本态度。贞观十六年开始魏徵病重，唐太宗不断派遣医生看望他，魏徵一生勤俭，住宅很简陋，太宗屡次提出官府为他家修房子，魏徵都不答应，此番病重，太宗决心要让他能亲眼看着自家装饰一新，“洎征寝疾，太宗将营小殿，遂辍其材为造正堂，五日而就”（《封氏闻见记》卷五）。把宫中正准备盖的一间小殿工程停了，把建材移到魏家，用了五天把魏家修葺一新。贞观十七年魏徵去世，太宗十分悲痛，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旧唐书魏徵传》）魏徵就是我的一面镜子，现在这个镜子永远失去了！魏徵陪葬昭陵，碑文由太宗亲自撰写。就在魏徵去世几个月以后，唐太宗下令建立凌烟阁表彰功臣制度，可以说魏徵之死是促成凌烟阁制度的因素之一。
但也就在此后不多久，太宗对魏徵的态度发生了巨变。怎么回事呢？此时发生了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争位之乱，最后这两人双双被废黜。而魏徵生前曾是太子的老师，太子身边两个人，一个杜正伦，一个侯君集，两个人都因为此事而获罪，而这两人都是魏徵生前极力推荐的，尤其是侯君集，魏徵极力推荐他当宰相，而侯君集罪过也最大，他甚至暗示李承乾可以借助自己在军中的威望搞政变，所以唐太宗把他杀了，这件事出来，唐太宗就怀疑魏徵是不是和他们是同党啊？当时太宗正准备将公主嫁给魏徵儿子，至此下令停婚，并且下令将魏徵墓前自己所撰写的墓碑扑倒。（《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此事令人扼腕叹息。很多人觉得太宗过分了。毕竟是捕风捉影啊。又过了两年，太宗伐辽东遭遇了失败，劳民伤财一无所得，太宗很后悔，他说：“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要是魏徵在，肯定会劝阻我，那样多好呀。于是他派人去魏徵墓前祭祀，并且重新立碑。所以说，魏徵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不因为他的缺点而有任何损伤。
魏徵是凡人，凡人就会有缺点，有污点，但是魏徵能把污点变为动力，释放出巨大的正能量，从这一点来说，魏徵也是个堂堂君子，一个大写的人。咱们刚才提到了侯君集，此人非常能干，也是凌烟阁功臣之一，但也就是他，让太宗伤透了心，太宗甚至因为他再也不登凌烟阁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留待下一讲。谢谢大家！
第34页 ：第二十三讲 海上明月张九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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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讲海上明月张九龄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两句诗在中国可谓尽人皆知，是咱们中国人思念亲友、思念爱人时常常吟诵的两句诗，那种清凉、温馨、又带有一丝哀怨的情感让多少人唏嘘不已。这两句诗的作者就是今天咱们讲座的主人公张九龄。
张九龄，一个让人在千年以后仍然频生感触的人物，他的宰相生涯是唐朝最为鼎盛的时期，他是那个时代的象征。他的黯然谢幕是那个时代走向衰落的象征，他虽然能洞察凶恶，但是却无力阻止唐朝这条航船滑向漩涡。阅读他的历史，就是阅读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所以说，张九龄是那个时代最鲜明的符号。
张九龄，字子寿，一名博物，今广东韶关人。韶关地处粤北，是连接岭南与内地的枢纽，一方面接受中原先进文化，一方面又能通过南海感受异域文化，这样一个文化氛围促生了张九龄这样一个伟大人物。
在张九龄之前，岭南不是没有出过英才，有，但很少。岭南总体来说在文化上属于极不发达地区。经济上也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很落后。以至于长时间是官员流放之地，那时候唐朝官员都不愿意去岭南，去岭南等于被贬官或者被流放了，所以岭南地区选拔官员都另有一套体系，叫作“南选”。甚至于有的官员连岭南的地名都不愿意听到，听到的话就觉得不吉利，比如唐朝后期有个叫韦执谊的宰相，就不爱看到岭南地名，看见就闭眼睛。当了宰相，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地图，他忙，也没细看那是什么图。过了几天闲下来了，他仔细一看，竟然是崖州地图，崖州就是海南岛，属于岭南。韦执谊一下子傻眼了。后来他得罪被贬官，刚好被贬到崖州，最后死在那里。
所以张九龄的横空出世就显得十分夺目，他的成功告诉大家——岭南也有英才，而且是英才中的英才。我们为什么说这么一大段关于岭南的内容呢？因为岭南因素影响了张九龄一生，后面我们会谈到这个问题。
张九龄自小聪颖，书读得多，而且善于写文章。有关他的少年时期，还有个有趣的记载，少年张九龄是中国历史上训练使用信鸽的第一人。根据五代《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张九龄少年时驯养过传书鸽，与朋友通讯，就将书信绑在鸽子腿上，然后把鸽子放飞，张九龄把这些鸽子称为“飞奴”，在张九龄家乡这事被传为美谈。这是中国历史上使用信鸽最早的记录。至于是不是世界第一就不好说了，因为唐代的《酉阳杂俎》和《唐国史补》记载波斯和狮子国（即斯里兰卡）的商船也使用信鸽，广州在唐代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海上丝绸之路重镇，中外文化交流很频繁，韶关和广州同属今天广东省，所以信鸽这事儿究竟是外国人影响了张九龄，还是张九龄影响了外国人，现在缺乏证据，还不好说。但无论如何，说张九龄是中国的信鸽发明人这一点没有问题。
十三岁时张九龄上书当时广州刺史王方庆，王方庆看了书信后深为其文采所折服，连声说这孩子以后前途不可限量。果然，后来张九龄参加科举高中进士，担任了校书郎职务。校书郎负责在政府内校勘、整理图书，听起来是不是挺无聊的，而且级别也很低，张九龄当了进士怎么当个这官啊？其实不然，校书郎级别虽然低，但却是唐朝进士们日后高升的台阶，一定要是出类拔萃者才能担任，竞争非常激烈，唐代一大批著名人士都是从担任校书郎起步的。所以张九龄这个起点相当高。
后来张九龄官拜右拾遗，在这个位子上张九龄干得很出色，尤其是选拔人才的工作，古来知人善任是难事，但张九龄博得了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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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他就引起了一个大人物的关注——张说。张说当时位高权重，官拜中书令，他非常器重张九龄。曾经这样评价张九龄：“后来词人称首也。”（《旧唐书张九龄传》）未来是文坛领袖的意思。对张九龄来说，张说对他有知遇之恩。张说器重张九龄到什么地步呢？他们俩不都姓张吗？张说主动与张九龄通谱，就是算作一家人，虽然咱是两家，可是保不齐五百年前是一家嘛。
开元十一年（723），张九龄官拜中书舍人。这已经接近权力中心了。此时的张九龄除了展现出他高超的行政能力之外，还展现了他的优良品质，那就是直。《资治通鉴》曾评价唐玄宗前期的宰相们，说某人尚法，某人尚文，某人尚俭，而评价张九龄时是这样两个字，“尚直”（《资治通鉴》卷二一四）。这个“直”字的确是张九龄的写照。不说别的，就说说他劝谏张说的那件事。张说是张九龄的前辈，又是恩公，按理说张九龄应该和他一条心才是。但是张九龄不是这样的，这个人办事向理不向人，就是张说有问题他也直言不讳。
开元十三年（725），玄宗皇帝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这种封禅大典历朝历代都是大事，能跟着皇帝一同前去是莫大的光荣。要是不能跟着去就说明皇帝不重视你嘛。大家要知道，西汉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怎么死的，就是汉武帝去泰山举办封禅大典，司马谈没能跟着去，因此抑郁而终。
所以唐朝上下对这次封禅大典人选也是高度重视。张说负责拟定名单，他拟定的人选多半是自己的亲信或者属下，而且借机给这些人加官进爵，这就有点以权谋私的味道了。张九龄自然在名单中，但是张九龄很正直，并不因为张说是恩公就不吭声，他奉劝张说：官爵乃天下之公器，应该首先注重德望，然后看功劳政绩。您现在拟定的名单鱼龙混杂，我担心一旦公布，四方失望。希望你能谨慎对待，以免后悔。但是张说不听。果然，名单一出来，舆论哗然，张说一辈子英名因为此事大大受损。
张说去世以后，无人主管集贤院，唐玄宗想到张说以前经常提到张九龄的名字，于是任命张九龄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不久又升任宰相。张九龄担任宰相期间，正是唐朝最鼎盛的开元时期后半阶段。前半阶段有姚崇、宋璟等名相，后半阶段就以张九龄为代表。他执政理念清晰，
注重吏治，注重民生。例如在唐玄宗时期，不断对外用兵，开疆拓土，有的属于自卫反击，有的则纯属好大喜功，民众负担沉重，杜甫的名诗《兵车行》就是讽刺唐玄宗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张九龄就多次劝谏唐玄宗，甚至使用权力阻止边将获得封赏，他不是不注重国防，而是反对不顾民生滥用武力。
他在行政方面事迹非常多，总而言之，开元后半阶段社会秩序井井有条、经济文化全面繁荣，与他密切相关。而且他还做了一件惠及后世的大事，就是开辟大庾岭新路。
岭南与内地的交通十分不便，有五岭横亘在今天江西、湖南与两广之间，道路险峻漫长，岭南的落后有很大原因就在这里。咱们祖国这么一大片领土没有经过充分开发，那么丰富的资源不为人所知，谁不着急？所以张九龄做的这件事对国家来说是具有战略性影响的。
在张九龄之前，有三条通往岭南的道路。第一条路，当年秦始皇攻打岭南不顺，开辟了灵渠，沟通湘江和漓江，走水路。但是这条路太绕道。第二条路，大致相当于今天京广线的路线，由鄂州也就是武昌到衡阳、郴州，再越过五岭到达韶关，然后到广州。这一路水陆联运，但是有很多艰险路段，尤其是水路，险滩很多，也不方便。第三条路，由今天江西越过五岭到广东南雄。这条路也就是张九龄最后选择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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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条线路最大的问题是年久失修。早在秦代这里曾经有路，但是秦末战乱导致关隘和道路均被废弃，当时这条道路无法通车，运输货物都靠人背肩扛，根本就称不上是路。张九龄亲自指挥开辟新路，他亲自踏勘线路，参与设计，然后在农闲季节集合大批民工动工。经过他的整修，整条大路焕然一新，道路宽阔，“方五轨”，也就是可以并行五辆车，而且沿途修有驿站馆舍供人休息，由于这个地方多梅花，所以后人把新关隘叫做梅关，此地叫作梅岭。这条路一直沿用到近现代，现在还在，我去看过，真的很佩服张九龄当年的大手笔。这条路的开辟使得岭南与内地交通变得通畅了很多，岭南地区日后的发展与张九龄的贡献密切相关，这是张九龄对岭南乃至整个中国的巨大贡献。ㄨ米ㄨ花ㄨ书ㄨ库ㄨ ；http：//www。7mihua。com
在当时，人们把张九龄看作是整个政府的中枢，是唐玄宗最主要的助手。但是此时危机也在酝酿。当太平天子久了，李隆基已经失去了即位之初的锐气，变得倦怠，而且喜欢听人拍马屁，厌恶有人犯颜直谏。唐朝表面繁荣，但实际上已经有了颓势。
其实我特别不愿意把一个朝代、一个国家的兴亡归结为君主是否贤明，臣下是否耿直，那说白了是另一种人治思想，超不出司马光的时代局限性。但是你无法否认的是，中国古代的的确确就是人治社会，所以君主和臣下的状态不说是影响历史的决定性因素，起码它是个标志物吧。张九龄的进退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张九龄担任宰相期间，曾经有三大战，都是与邪恶人物的较量，谁呢？李林甫和安禄山。张九龄不愧有多年人事工作的经验，很早就意识到这两人不是善茬。果然，人们公认这两人是唐朝由盛转衰的罪魁祸首，其实呢，唐玄宗也算一个，是他的糊涂导致邪恶势力不断坐大。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