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械酵吩文垦！�4月回北京，紧接着又是参加各种会议。6月底，离开北京，冒着溽暑，前往广东、福建等前沿勘察。9月，出访苏联。10月，参加海陆空大演习。他从上海回来时脸色蜡黄，不住地用手摸着胸部，对傅涯说：”我可能坚持不了啦！”但他还是支撑着，照常上班。
12月19日，吃完早饭，身为副总参谋长的陈赓穿好了军服，正准备去总参谋部上班。突然有人登门，妻子傅涯去上班了，客人稍坐一会就离开了，家里只剩下陈赓、两岁的小儿子涯子和做家务的阿姨。客人一走，涯子就蹬蹬蹬地从客厅跑出来，在厨房找到阿姨说：“爸爸哭了。”
阿姨忙着收拾碗筷，以为孩子说玩话，就说：“爸爸怎么哭了？”
涯子又从后院跑到前院，找到司机老赵说：“爸爸哭了，爸爸哭了。”老赵忙到客厅一看，陈赓已经倒在沙发上了。
原来客人走后，陈赓胸部突然出现剧烈的心绞痛，呼吸困难，疼痛一阵比一阵剧烈，脸上迅速失去血色，满头汗水直淌，他随即在沙发上躺下，昏阙过去了。正在地板上玩耍的涯子发现了，懂事的他立即叫人。
老赵立即把陈赓抱到里屋床上，副官立即打电话叫医生。可是当北京医院的医疗小组赶来时，陈赓已经处于休克状态，手脚冰凉，连脉搏、血压都测不到了，诊断结果是心肌梗塞，立即进行抢救，可一直到晚上10点多钟，他还没有苏醒过来。
结果，聂荣臻、粟裕、张爱萍、刘亚楼、彭德怀、陈锡联等都闻讯先后赶来了，11点钟的时候，他终于苏醒过来了，第一句话就喊道：
“对×××不能让步！”
原来在前一天会议上发生过一场争论，陈赓对一位同志提出过批评。他这一喊，众人高兴起来了，陈锡联安慰他说：“你命都不保了，你别想那么多啦！”
结果，他此次发病在医院卧床3个月后才能走动。
1959年，陈赓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还兼国防科委副主任。一次，有个国防科研项目要在京郊20公里处试车，他要亲自去观看。结果，这天一早，傅涯同时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军委办公厅打来的，一个是中央保健室打来的，两个电话都是要她劝阻陈赓不要去，傅涯放下电话，劝陈赓：“你身体不好，千万别去。”陈赓哪听，大喊一声：“开车——”蹬上汽车就走了，急得傅涯又给那个单位打电话，请他们准备些急救药品。
中午，陈赓回来了，一进门就生气地大声嚷道：
“傅涯，你汇报吧，就说我活着回来了！”
原来，他对妻子早晨劝他还生着气呢。
5月，陈赓心肌梗塞症第二次发作，但是他还是闯了过来。
此后，他被迫退居第二线。
1960年年底，陈赓的心脏已接近停跳的边缘。组织上安排陈赓和傅涯到上海疗养，但是陈赓自己不去，也不让傅涯跟去，后来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给傅涯安排了一件去上海的调研工作，陈赓才同意。1961年2月，陈赓到达上海，第二天他便催着傅涯去上班。
这时，陈赓明显地衰老了，头出现秃顶，脸皮松弛。其实，他才刚满58岁，是多年的病痛令他如此衰老。但是，包括傅涯都没意识到他危在旦夕，陈赓也根本不承认病有多么严重，动不动就说：”过去打那么多仗都没有死，现在好好的就死啦？”
因为心脏病，医生不让他吃肥肉，他就当着众人面，冲着傅涯大喊大叫：“傅涯你最坏了，不让我吃大肥肉！”
到了上海，傅涯依着他，让他吃肉，陈赓却把盘子朝旁边一推：“主席、总理都不吃肉啦，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还要吃肉？”
他犯病之后，战友来看他，他冲着人家问：“你们又开会？什么内容？为什么不告诉我？”
到了上海，他一直嘀咕：“在广州，他们开会，不告诉我；到了上海，连看的人也没有了。”
傅涯跟他解释：“许多人都来过了，被医生挡驾了，怕影响你休息。”
他马上对傅涯说：“那他们一定骂我官当大了，架子大了，不行，你明天登门道歉！”
陈赓的举动有些反常。
在上海，他开始练大字，又教女儿练字。练累了，他就叫女儿上楼去玩，叫秘书念文件给他听。秘书看他身体不好，多是挑主要的念。一天，秘书念了一份文件：“中央军委要求人民解放军所有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都要将自己参加革命战争的整个战斗经历，写一篇作战经验总结。”
陈赓微笑起来，又皱起眉头。他拿过那份文件翻了最后一页，用手指戳了一下：“这份文件我在北京就应该看到，怎么到上海才接到！”
“他们可能怕首长身体……”
“我还没死！他们是成心的！”
他激动地一把摘下眼镜，然后，吃力地拄着手杖，站了起来，望着墙上一副中国地图，忽然说道：
“我这条瘸腿走遍大半个中国，打了30多年的仗，现在不总结，更待何时？你给我找一份作战地图，我列个纲目，我口授，你来写！”
晚上，傅涯赶回来了，陈赓把秘书写的开头给她看，自己躺在沙发上叹气：“我觉得我的本意没有充分表达。”
傅涯附和道：“这么重要的总结，恐怕秘书很难体会你的思想。等你身体好些，自己亲自写吧。”
听到这话，他颇有些兴奋，从沙发上爬起来，坐回办公桌：“我这就动手！”
“哎呀，你现在怎么能写？”傅涯急了，后悔刚才不该说那些话。
“我现在不写，什么时候写呀？”
结果，他抄起稿纸就奋笔疾书，饶有兴趣地排列着前后章节，并且开始了动笔。随后，一连几天，他都沉浸在写作之中。
3月上海的天气多变，气温偏低，这使得他常常感到不适，这加速了他的心肌梗塞的第3次发作。3月15日，傅涯从外面回来，陈赓突然做在沙发上，半开玩笑地说：“欢迎，欢迎。”
傅涯见他兴致很高，忙问：“好些么？”
“托你的福。”陈赓一开了个玩笑，然后说：
“傅涯，今天是我的生日，你给我擀点面条吃吧。”
从不记得自己生日的陈赓破例提起了自己的生日。当夜睡觉时，夜已深了，陈赓突然说：“傅涯，你怎么不看看我？”
第二天黎明，天色阴暗，朔风吹得门窗发出怪叫声。6点多钟，陈赓被剧烈的胸痛惊醒，他的心肌梗塞第3次发作了。傅涯赶快给医院打电话。
不巧，这天是星期天，医院大夫没能及时赶来。陈赓已经不行了，他软弱无力地转动着身子，喘息着问道：“今天是不是应该打肝素啦？”
大夫还没有来，陈赓在病床上挣扎着，傅涯紧紧握住他的手，渐渐，他的手越来越冰凉了，瞳孔逐渐扩散。
大夫终于赶来了，打强心针，按摩，作人工呼吸，穿刺……全都无效。
1961年3月16日8时45分，陈赓大将没有再起来。
％小郭子做的电子书％
第2篇 骁勇战将 刘震
1父子相依为命
在大别山、桐柏山交会的湖北孝感小悟山下，有个叫刘家嘴的地方。1915年3月3日，刘震就是出生在这里一个穷人之家，刘震原名刘幼安，是家中的独生子。全家只有一斗半（7分）田，刘父刘德显是个老实人，起早贪黑，也不够糊口。由于过度劳累，刘母在刘震5岁时就离世。母亲去世后，家境更加艰难，父子俩相依为命。刘震开始拣粪、拾柴、放牛，还干家务事。父亲对小小年纪的他要求很严，规定他每早得拣一筐粪，有几次他拣粪不够一筐数，不敢回家，只好坐在野地里直哭。
在7岁时，一天晚上父亲把他叫到身边说：
“幼安！你娘在世时就说过，我们家只有你一个崽，家里不好也得送去读几年书，要不一个大字不识，将来人家会看不起的，还会受人欺。”
此时乡里还没有公学。他上了私塾，读的是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每天“之乎者也”，弄不懂也记不住，只能死记硬背，枯燥无味。父亲管教很严，晚上一有空就督促他读书习字。在父亲的严格督促下，他渐渐对读书有了兴趣。但好景不长。3年后，父亲的哮喘病发作，而且越来越严重，一天对他担心地说：
“我这个病无钱医治，非拖死不可，我死了不要紧，没把你抚养成人，我死了也闭不上眼。”
父亲边说边流泪。刘震“哇”的一声痛哭起来，不知如何是好，只是一个劲地对父亲说：“不会死！病会好的！我不读书了，帮你种田。”
父子俩紧紧地抱在一起，沉浸在哭泣中。10岁的他也由此辍学了。
第2年，父亲的病有些好转，刘震就开始跟着他学种田。因为父亲的身体还不大好，他又年幼，干重的农活父子俩都有困难。只得把租种的三斗田退了，只种自家的一斗半田。这样粮食就更少了。为了渡过青黄不接的难关，从这年冬天开始，他又跟父亲上山砍柴，一同挑到松林岗、花园集镇上去卖。
父亲体弱，肩负着沉重的柴担，驼着背，喘着粗气，走路一步一步的，很艰难。即使这样，他还是心疼年幼的儿子，生怕他压坏了幼小的身躯，每次只让儿子担50斤。有时，刘震一个人担柴去卖。他就挑上六七十斤，想多卖点钱回来，但人小力不足，在路上压哭了好几次。
这一年年底，父亲要打算让儿子去学木匠手艺。刘震听人说当徒弟不仅挣不到分文，还要挨打受骂，对父亲说：“我不想去学木匠。”
父亲劝他说：
“伢仔！我是为你着想。你也晓得，靠我们家一斗半田种的粮食不够吃，租地主的田要缴高地租。做生意你还小，我们也没本钱。你不去学手艺怎么办？常言说‘百艺好藏身，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有了身手艺，将来也好有个谋生的路子啊！”
刘震还是不愿去学木匠，便说：“到小河镇去学个店员也好嘛！”
父亲说：“我没这种关系去求人的。你仔细想一想，还有什么出路可走的啊？”
刘震想了一会。确实没有别的出路，在父亲苦口婆心地劝说下，只好答应学木匠试试看，从此开始了学徒生活。可在这年头学手艺还不如说是当下人。师傅整天叫他拣粪、种田、劈柴、担水、做饭，还要帮师娘照看孩子、洗尿布，真是无所不干。至于木匠活，师傅最多只教点粗活“手艺”，如劈木柴、拉大锯等，真正的手艺从不传授。结果，学了两年，他只是学些劈木柴的粗活儿。后来在红四方面军，一次他遇见30军政委李先念，两人说起小时候都学过木匠的事儿，李先念说：“我们红军可以组织个木匠团了。”
刘震笑着说：“我是不行，我只是学了些照看孩子之类的家务活。”
这是后话。
1926年9月，北伐军攻克孝感，大悟也建立了一支30人的赤卫队，孝感东北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1930年4月，伪县府保安队乘赤卫队在磨刀山整训之机，勾结当地红、黄学地主武装2000余人进攻磨刀山。在红军的支援下，赤卫队打垮了敌兵的进攻，狠狠地教训了这伙反革命。不久，孝感赤卫队发展到七八百人，改称赤卫军。年仅15岁的刘震也参加了。
但是，很快他萌发了参加红军的想法，但母亲已去世了，他心中顾虑很多，怕自己参军远走，伤父亲的心。琢磨了一些时候，他想了个主意，先试探一下父亲的口气，便说：“爹你常说，跟共产党走才有出头之日。我要是当红军走了，你愿意不愿意？”
父亲一听没有答复，半天不做声，只是坐在屋里发愣。刘震懂得父亲的矛盾心情，没紧着追问。过了好一阵，父亲才开口说：
“幼安！你晓得，你娘去世早，家里就你一棵独苗，从我心里说，是舍不得你远走的！既然你自己愿意去，我也不拦你。”
他一听，高兴极了。
1931年9月，乡苏维埃主席动员赤卫军和青年参加主力红军，他第一批报了名，全乡六七个村子共40多个青年被批准参军。临行前，父亲对他说：
“你放心走吧！家里事不要挂念。”
然后，他再三叮嘱：“到队伍里要听领导的话，守纪律，好好干，解放穷人。”
父亲的眼睛湿润了，儿子也不知不觉地落下泪水，父子俩依依不舍。
从此，刘震告别了孤独的父亲，告别了养育的故乡。这一离别就将近20年。1949年底，广西战役结束后，他在武汉治病疗养，便回到久别而又思念的故乡，一踏上故土，家乡的山山水水依然如故，村庄基本还是原貌，只是显得旧了些，但是父亲却已离开了人世，当年同他一起参军的40多名伙伴都已先后为革命捐躯，幸存者只有他一个人。
2三员虎将
在刘震的战斗生涯中，他与曾同班一起战斗过的韩先楚、陈先瑞被誉为我军的三员“虎将”。
刘震1931年9月参加红军后，被分配在陂孝北县游击大队当战士。这是徐海东的部队。参军第三天，他就参加反“围剿”战斗，结果，第一仗第一个冲锋，就抓了两个俘虏，缴了两支枪。几个月后，他调往鄂东北道委特务4大队1分队1班，与从黄安县独立师调来的韩先楚成为一个班的战友，班长叫陈先瑞。在以后几十年的战斗和交往中，他们总叫陈先瑞“老班长”。
刘震和韩先楚、陈先瑞三人“很有缘分”。
韩先楚是1930年参加红军的，第二年就当了排长。一次连里抓了个“探子”，他去一看，这人自己却认识，就把他放了。放了“探子”还了得，他被撤职“发配”到陈先瑞任班长的炊事班背锅。没过多久，刘震也罚去背锅。因为夜里打遭遇战，他把背的一袋光洋弄丢了。谁知两人背了一次锅后，却知道了炊事班的辛苦，平时常到炊事班背锅，打仗时再回去当兵，而班长陈先瑞对此也不闻不问，由此，三人成了“铁哥们”。
刘震在部队干了3年多，直到1934年还是手枪团的一名副班长，暂代党支部书记之职。5月初，徐海东军长指挥红25军奇袭皖西罗田县城，缴获了上百件武器，还有法币7000元。这时是红25军最困难的时期，一下子缴获这么一笔巨款，个个喜笑颜开。可是，在支部总结会上，刘震却说：
“这一仗不能算全胜。”
参加会议的军长徐海东一听，有些奇怪，问道：“你说说看。”
刘震说：“我们主要是战术运用上出现问题，一在进攻敌人山头时，火力没组织好，机枪没起到掩护作用，造成了较大的伤亡；二在退却时没周密部署，队形混乱，致使部队有损失；三是手枪团进仓库背法币时机略晚，如早半个小时，就可以多运出一些。”
徐海东一听，高兴地说：“你这个刘震倒有些战术眼光，可以当连长指导员！”
几天后，他就被破格由副班长提拔为75师224团1营1连指导员。这时他才19岁。韩先楚笑他说：“刘震，你是三句话升了两级半。”半年后，他升为营政委。长征途中，一次徐海东指挥后卫团打阻击被包围，骑匹白马，眼看被敌人追上了。此时，韩先楚是1营营长，刘震是1营政委，两人一挺机枪轮换着打，掩护徐海东冲出重围。然后，又你帮我，我帮你，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赶上了队伍。第二年，刘震升为团政委，第三年升为师政委。在此期间，韩先楚、陈先瑞也是职务连升，当年一个班的仨“哥们”成为红军中有名的青年战将。
1946年到东北后，刘震为2纵司令员时，韩先楚是3纵司令员，刘震以好新奇、喜欢用新式武器、新战术的“洋司令”出了名，而韩先楚则以猛打猛冲的“旋风司令”而闻名，两人屡立战功。由于仗打得好，1949年做到了军长，刘震为39军军长时，韩先楚为40军军长。陈先瑞则留在陕南任军区副司令员、19军副军长，一度曾号称“陕南王”。1951年，三人又在朝鲜战场上汇合在一起，刘震为志愿军空军司令员，韩先楚为志愿军副司令员、19兵团司令员，陈先瑞为19兵团政治部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