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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需要一个首，那么，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按照字母？阿尔巴尼亚？越南，胡志明同志？其他国家？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议人家不听。
“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四十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它的经验分两部分：最大的基本的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是错误的。这两部分都算经验，都有益于全人类。有人说，只有好的经验就好，坏的经验就无用。我觉得这样看不妥。缺点作为教训对各国也很有帮助。有些同志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了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这恐怕不妥。这些错误现在没有害处了。从前是有害处的，但现在它的性质转变了，转变得有益于我们了。它使我们引以为戒。至于大量的正确的经验，大家都知道，我就不需要多讲了。
“苏联共产党在几十年来，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这甚至连敌人也不能不承认。”②
根据事先的协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后，将发表一个宣言。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的当天，就收到了苏方起草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稿。中方认为，这个稿子中仍保留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时的一些片面观点，照着这样的观点发表宣言，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有害的。于是，毛泽东决定，中方也准备起草一个宣言稿，并由邓小平主持讨论和修改，最后由他亲自审定。
从11月6日起，中方由邓小平牵头，苏方由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苏斯洛夫负责，开始讨论双方各自起草的宣言稿。经过讨论，双方一致同意以中共代表团起草的稿子为基础，再进行修改和补充。
在修改宣言稿的过程中，双方争论最大的是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也多次谈过，并且表示不赞成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无产阶级有可能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的观点，但赫鲁晓夫固执己见。为此，毛泽东提出，他与赫鲁晓夫都不再谈这个问题，而由邓小平同苏方有关人员来谈。邓小平在同苏斯洛夫的会谈中，代表中方严肃批评了苏方关于“和平过渡”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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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压倒西风（3）
但是，为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中共代表团同意保留宣言草稿中的“和平过渡”的提法，并在宣言上签了字。这个宣言的主要观点是：现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是远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制度，目前和平的力量已经大大成长，已有实际可能防止战争，争取和平已成为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要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加强国际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团结和合作。
尽管如此，中方对“和平过渡”问题仍有不同看法，为阐明自己的立场，中共代表团又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提出：“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靠不住的”。①赫鲁晓夫对中共这个提纲是不满意的，但因中共的提纲既未公开发表，又未向其他兄弟党散发，因而也不便说什么。
11月16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继续举行，毛泽东第一个作了发言。他首先肯定这个宣言，认为宣言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是不可能的。他还说：这个宣言是正确的，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
毛泽东风趣地说：“将来我们见马克思的时候，他问我们，你们搞了一个什么样的宣言？他会怎样评价这个宣言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他老先生发一顿脾气，说你们搞坏了，有机会主义的因素，违背了我的主义。第二种可能是：他说不坏，不是机会主义的，是正确的。也许列宁会出来为我们讲话。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呀，你们两位死得早，我死得迟，我熟悉他们，他们现在会做工作了，他们成熟了。”①
11月16日，又召开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8月18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在讲到有关国际形势问题时，他提出了著名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观点。
毛泽东一开头就说：“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东风压倒西风（4）
他又说：最近这几年，西方世界非常猖狂，利用我们阵营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在我们阵营的脸上抹黑，我们的天上飞起许多乌云。今年，1957年，形势大为不同了。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我们很乐观，而他们呢，却是皇皇不安。他接着列举了十件大事，如苏联打败希特勒，中国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叙利亚事件，苏联抛上了两个卫星，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荷兰退出印尼，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及在阿尔及利亚没有办法等，来论证“究竟是他们行还是我们行，究竟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问题。
“东风压倒西风”确实是一个很有气魄的论断，可是在场的苏联人听后心中却很不是滋味。首先，日益强大的中国在苏联的东面，东风压倒西风是否含有中国压倒苏联之意？其次，就算没有这层意思，可从苏联的情况看，只有西风才能带来雨水，而东风只带来干燥的空气，对农作物并不利，要是老刮东风就麻烦了。
毛泽东本来就不赞成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论调，他认为发生世界大战的危险性是存在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害怕战争。于是，他说：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①
苏联领导人本来就对“东风压倒西风”的说法就不敢认同，现在毛泽东又用如此轻松的语气说，如果帝国主义摔原子弹，社会主义也可以摔，而且“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那就更不敢认同了。后来，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在会议进行期间，已经出现了某些迹象，表明这种摩擦可能会采取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当出席会议的80多个代表团谈到热核战争的可能性时，毛泽东发表了一次演说，……那时，除了毛以外，大家都在想着如何避免战争。我们的主要口号是：‘继续为和平与和平共处而斗争！’可是突然来了个毛泽东，说我们不应该害怕战争。”②
“东风压倒西风（5）
11月21日，毛泽东离开莫斯科回国。此次莫斯科之行，使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大增。与之相比，赫鲁晓夫不免黯然失色。
这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云集莫斯科，表面上看是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力量的一次盛会，但就中苏两个大党而言，在空前团结的表象之下，却潜伏着某种危机。第一，苏联党极力鼓吹“和平过渡”，而中国党则对此大泼冷水；第二，苏联党要千方百计避免战争，特别是核战争，而中国党的态度是既要争取和平但又不要害怕战争，即使是核战争也用不着怕。正是在这些理论问题上的分歧，为后来的中苏大论战埋下了种子。
“完全一致”的背后（1）
中苏之间“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没有维持多久就出了问题。“共同舰队”一事在双方的心里都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已是尾大不掉，搞自己的一套了。而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还是想控制中国，使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接受的。
莫斯科会议之后，一时间中苏之间确实保持了“友好合作”关系。1957年12月，中苏签订了新的科学技术协定。1958年4月，两国签订了中苏通商航海条约和1958年的货物交换议定书。与此同时，对于苏联提出在亚洲建立无核区的主张，中国方面也是积极予以响应。关于苏联提出的社会主义阵营建立“卢布区”的设想，也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充分肯定。苏联发动的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批判后，中国方面也积极给予配合，公开发表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联盟”。
这一段时间，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评价颇高。周恩来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说：现在世界上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像苏联，才能无代价地（除了纸张费以外）把整个蓝图给我们。凡是它有的一种定型的东西，包括原子、导弹这些东西，都愿意给我们，这是最大的信任，最大的互助。1958年5月16日，毛泽东在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一份关于同苏联专家关系的报告所写的批示中说：“苏联专家都是好同志，有理总是讲得通的。不讲理，或者讲得不高明，因而双方隔阂不通，责任在我们方面。就共产主义者队伍来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作自己人。”
可是，中苏之间这种“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没有维持多久就出问题了。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说，为了便于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迫切希望在1958年至1962年间，由中国和苏联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即长波电台）。信中还具体提出：建成长波电台所需要的费用约为亿卢布，由苏联出7千万卢布，中国出4千万卢布。
苏联方面为什么要提这项要求，据赫鲁晓夫后来说，主要是为了便于苏联能同在太平洋活动的潜艇舰队保持通讯联络。在赫鲁晓夫看来，这个想法对苏联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他在回忆录中说：“我们和中国人毕竟有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目标”。而且苏联领导人觉得，既然在此前苏方已答应帮助中国建造潜艇，且已把设计图纸给了中方，还派出了专家帮助中方选择制造潜艇的地址，因此，“当我们提出要在他们领土上建立无线电台的时候，我们满以为中国人是会给予合作的”。②在赫鲁晓夫看来，既然中国有求于苏联，所以也一定会满足苏联的要求。
然而，赫鲁晓夫却把情况估计错了。“自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始终认为，对外贸易，可以互通有无，也可以贷款或者援助，但不可以让外资介入，无论投资也好，合股也好，只要所有权有一点不在自己手里，都是有损国家主权的行为。为此，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很快将一切外资公司和企业统统搞掉了，并且对在苏方要求下组建的四个合营公司也想方设法废止了事，对斯大林提议的苏联出资建立菠萝罐头加工厂和橡胶种植园之类的建议，也是极端反感，一概拒绝。”③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实际上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并有控制中国的企图，当然不能答应。
“完全一致”的背后（2）
4月24日，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作如下答复：中国同意建设该项设施，但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归中国。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5月10日召开的第152次军委会议上，彭德怀提出，长波电台不要合办，应由中国自己出钱办，平时可向苏联提供情报，战时苏方也可派人来，总之不要让外国人在中国搞军事基地，这样影响不好。6月4日，彭德怀向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杜鲁方诺夫陈述了中国的意见。①
第二天，彭德怀将与杜鲁方诺夫的谈话记录呈送给了毛泽东，并报告说，苏方仍坚持原来双方共同投资建台的意见，并建议6月上旬派专家来华进行选址、勘探设计、拟制协定等工作，看来苏方是不会很快接受我们的意见的，为了不影响勘探设计工作的进行，可先同意苏方专家来华着手进行一些技术性工作，有关投资和作用等问题可放在下一步解决。毛泽东很快对彭德怀的报告作出批示，表示同意彭德怀的意见，但同时又表示，钱一定要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电台建成后可由两国共同使用。如果苏方以高压压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拖再说。毛泽东还特地在彭德怀的报告中加了这样一句：“这是中国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②
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答复了马利诺夫斯基，重申中国同意建立大功率电台，欢迎苏联在技术上给予援助，但一切经费由中方负担，建成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然而，苏方仍然坚持电台由两国共建，费用可以各负担一半。此后，双方又就此进行了多次交涉，直到这年7月赫鲁晓夫访华时，这个问题才按照中方的意见加以解决。不过，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这个争论来争论去的电台，实际并没有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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