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培养高级军政领导出力。因此多次动员陈毅出任军事学院政委，但陈毅实在太忙，他不但统率华东广大地区部队保卫内地和海防，还兼任着上海市长，无法再到军院任职。他向刘伯承表示，军事学院的一切工作，他将全力支持。后来也果然这样做了。在人力、物资各方面都给军院帮助。军区的各种活动，都通知军院参加。军院的学员常到军区听陈毅的政治报告，军区干部也常到军院听刘伯承的军事报告。
军事学院成立后政委一直空着，刘伯承在等待陈毅，直到1951年2月，陈毅来不成了，中央军委才宣布刘伯承兼任军事学院政委。
陈毅赠录音机帮刘伯承“补角”
陈毅和以往一样，随时从各方面关心着刘伯承。有一次，陈毅在上海专门买了一台从法国进口的钢丝录音机送给刘伯承学俄语。刘伯承从苏联留学回国后，从没间断过俄语学习，战争年代那么紧张繁忙，他还每天清晨读俄语，抓紧一切空隙，翻译苏联军事理论书籍，下发部队，供指挥员学习现代化战争。他的俄文，文法水平较深，但发音不太好，军事学院成立后，还请了俄文教员教读，继续教研。陈毅对刘伯承的一切都非常了解，所以特地送了一台进口录音机供刘学习用，在当时，这种钢丝录音机已经算是最好的工具了。录音带的前面，陈毅还讲了一段话，鼓励老战友，其中一句有风趣的是：“这台录音机，可以帮助你这个‘三角板’学好俄语。”意思说，俄文水平如一个四方块，而刘就缺发音、会话“一个角”。刘伯承的秘书李佳珍专程到上海取回录音机，还给刘伯承录下了苏联专家讲授的《联共（布）党史》课的结束语部份，供刘学习语音。
在南京时，陈毅知道刘伯承还是除了工作学习不爱文娱活动的老习惯，就想方设法让他休息。常常劝刘伯承说：“你眼睛不好，年纪也大了，不要这么拼命，出去玩玩可以延续生命，为党多干些年。”经常邀他到江南名城作短期旅游，苏州、无锡、镇江都去玩过。刘伯承笑着对秘书说：“陈老总是钓鱼的，每次来钓我都上钩，把我钓走，我只好舍命陪君子了。”
军事学院重大活动，陈毅也参加。1951年夏天，刘伯承领导军院在安徽凤阳县临淮关，组织了一次江河进攻战斗实兵演习，陈毅和他一起审定了演习作战方案，并参加了演习的全过程。
到了1958年5月至7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将克服思想和工作中缺点的“反教条主义”，搞成了一场严重的“路线斗争”，刘伯承元帅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领导的南京军事学院，被说成自成立以来就犯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真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邓小平同志在刘伯承同志逝世后，写过一篇《悼伯承》的文章。其中提到：“为造就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干部，伯承呕心沥血，在仅剩一只左眼、视力也严重减退的情况下，还拿着放大镜，将上万字的外国军事译著和大量的自编教材加以校订和审定。他在军事学院的许多建树，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至今仍有重大作用。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也曾说过：“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但在1958年那次林彪跳得最积极的军委扩大会上，却要正在外地生病的刘伯承赴京出席会议听取意见，接受批评。刘伯承不得不到北京住进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他在来京的火车上一夜未能成眠，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73度。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主席曾关注地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查，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
党的总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今年已8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而和刘伯承感情深厚，对党内斗争有丰富经验的陈毅，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中，却敢于“开顶风船”，他亲自到北京医院看望刘伯承，极力安慰战友，要他宽心治病，不要把自己搞垮了。刘伯承谈到一定要虚心接受批评，还要写检查。陈毅对这次会议的开法本来就有意见，看到到刘伯承都这个样子了还要写检查，更来火，说道：“你写啥子检查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在有人想趁此时机，对刘帅落井下石的境况下，老战友道出如此深情的肺腑之言，多么令人感动啊！
但严于责己的刘伯承，还是坚持要出席大会发言作检查。
7月10日这天，怀仁堂会场的气氛十分严肃沉重，全场鸦雀无声，与会者一千多双眼睛注视着主席台。当刘伯承元帅由两人搀扶着，刚刚出现在主席台深处时，全场突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持续达半分钟之久，这不像是将要听一个“有错误”的人作检讨，倒像是欢迎胜利归来的英雄。许多人一面鼓掌一面淌着滚滚热泪。这动人的场面，表达了在场的将军们，对戎马数十年，舍生忘死，为党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奋战疆场的刘伯承元帅的无限敬爱与崇敬，也是对这次会议错误倾向的无言抗议。在主席台上的陈毅，更为老战友如此深受同志们的敬爱而激动欣慰。
当意志坚强的刘伯承，发出与他虚弱的身体毫不相称的宏亮声音宣读发言稿时，人们早已谅解了一切，发言结束时，会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欢送敬爱的刘伯承元帅离开会场。许多年后，当人们谈到此番情景时，仍感慨不已。
刘伯承想拉住战友热情的双手
十年动乱期间，陈毅受到许多折磨，他仍然一如既往，坚强地挺住，不停地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斗争。刘伯承后来已双目失明，陈毅对战友的健康很关心、惋惜，但看到四周险恶的环境，有时反而安慰老战友说：“你这样也好，眼不见心不烦！”这听起来似戏谑的话多么沉痛啊！
1969年，林彪以“战略疏散”为名，将在京的朱德、董必武、陈云、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统统赶离北京。陈毅被下放到石家庄一个工厂里锻炼，厂里条件有限，陈毅经常腹痛查不出病因。后经总理批准回京治病时病痛加剧，送进301医院当阑尾炎开刀，打开腹腔后，才发现是直肠癌，而且已经转移。治疗过程中又受到林彪集团干扰，延误，致使为中国革命奋斗终生的陈毅元帅，终于在1972年11月4日离开了人世。
他的最后一次战斗，是在林彪出逃摔死后，中央召集的一次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那次会上，陈毅义愤填膺地对林彪在红军初创时期的真实面目，作了全面的揭发，将多年来被篡改的党史、军史作了权威的更正。为了保存这一珍贵史料，会后请陈毅校定讲话记录。陈毅病重无法阅稿，竟用了一个上午重新口述录音，长时间讲话，几乎耗尽了他的体力，谈完后，一股鲜血从鼻腔流出，这是英雄陈毅，竭尽生命之力所做的最后一次冲击，自此卧床不起，直到逝世。他临终前，给亲人留下的最后遗言是：“……一直向前……战胜敌人……”
重病在身、双脚浮肿，久已不出门的毛泽东主席，决然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并且说：“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陈毅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
比陈毅大9岁的刘伯承，没有想到战友竟先自己而去。
刘帅已双目失明，他一定要去向陈毅的遗体告别。开到灵堂外的汽车刚刚停下，刘伯承一出车门，就老泪纵横，大声呼唤：“陈老总，你在哪里，陈老总你在哪里？”
由两个人搀扶着，他颤巍巍地向前走，两手伸向前面，就像往常一样想要去拉陈毅热情的双手。
可是静静地仰卧着的陈毅，已再也听不见战友的声音，再也不能用爽朗的笑声来迎接亲密的战友了。
刘伯承来到陈毅遗体旁，流着眼泪，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来回几次抚摸陈毅的身体，向几十年来，在雷鸣电闪，枪林弹雨中，同生共死，知心、知己的战友，作最后的道别。从他那双已失明的眼睛中，流淌着的痛苦的眼泪，代替了深沉的千言万语。
在场的陈帅的亲人、战友、部属，为这从未见过的动人场面，流泪、饮泣，有的人忍不住放声恸哭起来。
这悲壮的最后一幕，展现了比山高、比海深的两位中国元帅的生死情谊，它必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灵中。
陈毅系列传记——“九大”前夕张春桥迫害陈毅的丑剧
“九大”前夕张春桥迫害陈毅的丑剧
盛海伦
1968年10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北京举行。
全会在讨论召开党的“九大”的准备工作时，对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们要不要选举他们当“九大”代表有不同意见。
但在10月31日全会闭幕会议上，毛泽东出来讲话了，他说：对这些老同志，还是选他们当“九大”代表：陈毅，“可以作为右的代表”。
事情就这样一锤定音了。
要迫害老同志，特别要迫害陈毅，张春桥十分起劲，他一回到上海，马上宣布成立上海的“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由张、姚和王洪文、徐景贤、王少庸等组成。接着，他在康平路小礼堂召开市革委会各组、办和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会议，张春桥在会上作了布置。他说：“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这些人都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要把他们的材料搜集起来，‘九大’开会的时候使用。可以通知各口、各群众组织，把这些人在上海的活动情况，统统搜集起来，把知情人都发动起来……”
张春桥还当场决定，在康平路大院里成立一个专门的“九大”材料小组，由王洪文和徐景贤直接抓。
材料小组开会商量，决定从三个方面着重收集材料：一是把这些老同志过去在各个场合、各种会议上的讲话集中起来，摘录其中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二是把历届市委、市人委和各部、委、办等机关的档案，来一个翻箱倒柜，中摘取有关的材料；三是动员过去和这些老同志共过事的人，或是在他们领导下工作过的干部，起来“反戈一击”，即使关在牛棚里的审查对象，也不要放过，动员他们“检举揭发，戴罪立功”。
张春桥重点要迫害陈毅，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陈毅在上海的干部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张春桥要在上海站住脚跟，取陈毅而代之，成为上海市的党政一把手，就必须千方百计削弱陈毅在上海群众中的影响。
有一天，张春桥看到一份情况简报，内中反映有些干部在得知陈毅挨整的消息以后，背地里议论陈毅过去如何善于指挥战斗，而现今的上海市领导根本没有打过仗等等；静安区的一个干部，在听说陈毅受到批斗以后，难过得落下了眼泪。张春桥看了以后，气得要命，决定马上召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由他自己主持并作讲话。
这次扩大会议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举行，参加者有市革委会、各区县局以及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约四百人，连宴会厅旁边的走廊都挤满了人。张春桥亲自出马，在会上传达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直接点名批判参与所谓“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对陈毅批得尤其厉害，他说：“陈毅，过去是新四军的，解放以后又在上海工作了一个时期，所以有些人至今对他还有迷信。静安区有一个人，听说陈毅受了批判，居然还替他掉眼泪！因此，我们要揭穿他的老底：陈毅这个人，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反对毛主席。有人把他在军事上吹得神乎其神，其实他不会打仗，只会下棋……”讲话完毕，张春桥规定必须把全会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到上海的基层群众，企图用高压政策来抑制上海人民对陈毅的怀念和爱戴。
“九大”材料小组的成员为了把陈毅的材料搞到手，翻遍了各种档案资料，还挖空心思地寻找陈毅的社会关系。有一个干部过去当过陈毅的警卫员，“九大”材料小组就通过组织对这个警卫员施加压力，让他写出揭发老首长的材料。上海市文史馆反映了一个情况，说陈毅市长过去批示过让一个反革命分子当文史馆馆员。“九大”材料小组马上跟踪追击，发现有一个国民党的旧人员，戴过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对金石篆刻颇有造诣。他把陈毅写的诗词搜集起来，刻成一本印谱，送给陈毅。陈毅爱才惜才，就写了一张条子给上海市文史馆，安排他为文史馆馆员，按月发给津贴，一方面展其所长，一方面解决其生活困难。这可是一条“陈毅包庇反革命分子”的所谓尖端材料。
经过一个多月的搜集，一本三十来页的《陈毅同志言论小集》的清样赶排出来了。这本小册子是从陈毅1953年至1966年期间，在上海、北京等地各种会议上的报告、讲话及接待外宾时的谈话纪录中摘抄编成的，共分九个部分，条条都是诬陷诽谤。
小册子编成后，送王洪文、徐景贤、王少庸等审定，徐景贤把小册子的标题改成《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上纲上得更高。最后送张春桥、姚文元过目后，一共印了八十多本，分发给上海的“九大”代表。
除了搜集陈毅的材料以外，张春桥还指名要搜集所谓“‘二月逆流’黑干将”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等人的材料。这批材料，共计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页。1969年3月初，王洪文和徐景贤接到通知立即乘飞机去北京，参加“九大”预备会议。临上飞机之前，王洪文的秘书小廖提来一个大皮箱，交给王洪文拎到北京去。皮箱里面满满地装着上海搜集到的全部材料。
“九大”开会期间，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和上海代表团都住在京西宾馆，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都住在钓鱼台。大会开幕之前，张春桥、姚文元到京西宾馆看望上海代表团。张春桥穿了一身军装，洋洋得意，他对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说：“陈毅是上海选的代表，他应当参加上海小组的活动嘛。你们可以通过大会秘书处通知他，什么时候开会，就让他来参加，听听大家的意见……”
姚文元也穿起了军装，但衣服看起来总是不太合身，皱巴巴的，袖子过长，样子显得有些滑稽。他接过张春桥的话头：“我同意春桥同志的意见……”这是姚文元的习惯用语，一开口往往先来这么一句，而且他往往重复他所要强调的话，“你们可以事先分一分工……分一分工，按照陈毅那本言论集的几个部分，要上海的代表们分头准备一下……准备一下，从不同的角度发言，进行批判。”
“我们想把那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一册给陈毅本人，让他自己看看。”徐景贤出了一个点子。
“可——以。”张春桥拖长了声音回答，“应该是在上海肃清陈毅的流毒的时候了。”
一切部署就绪，就等陈毅出场。
1969年3月27日晚上，北京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里灯火辉煌。上海的八十名“九大”代表整齐地坐在会场里。张春桥和姚文元故意不到场。王洪文、徐景贤坐在铺着白桌布的主席台前，旁边给陈毅留了一个空位置。王秀珍喉咙响、声音尖，事先商量好由她守候在会场门口，一看到陈毅进场，就带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