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潜移默化之中，他对共产党的认识也更深了一步。
回到家，他特别兴奋。慧素因为有病在床，未能一同去看。张伯驹把参观的情形细细地向慧素说了，慧素也是感触万千。当晚。张伯驹夜不能寐，披衣而起，却见外面月色正好。时钟悠悠地敲了十二下，恰是午夜。
他铺纸振笔，写了起来：
钟敲夜半窥长沟，平生愿，几曾休。琴棋书画，难系天下忧。便是杜鹃尽啼血，心不老，鬓先秋。一帖《伯远》千虑收。看中流，放兰舟。风发意气，百舸竞上游。抖擞精神狂歌去，新中华，万民讴。
他觉得写的很不理想，太浅，也太杂乱。他的心太冲动，像年轻人呢。
第二天上午，他接到两封信。第一封是陈毅寄来的，照例是最近写的几首诗，请他指正。陈毅的诗词有一种大将风度，不拘成格，用字大胆，貌似浅显，其义却深，很为张伯驹所喜爱。说起来，当初他与陈毅认识，也是命中有缘呢。
全国解放后，张伯驹与慧素前往苏州扫墓，回来时，应一些朋友之邀，在上海小居。一天，旧友丰子恺、靳以、魏金枝一同邀他出席上海文化界同仁的一个聚餐会，他去了。席间，见到了南社创始人之一、老词人柳亚子。趣味相投，二人不免谈起诗词来。听说柳亚子同陈仲弘先生相熟，张伯驹很想一见，便托柳亚子将自己的一本诗词集转呈仲弘先生。文人以文会友，古来便是一件雅事，本来没什么。这几年，他不断地见到一些陈仲弘的诗作，有几首，甚至他都能背出来了，可谓心仪已久。他发觉，在陈仲弘的诗词中，有一种他最缺少的豪迈之气。比起来，陈仲弘的东西是豪放派，若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之悲壮，若苏东坡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之深邃，若岳武穆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之雄壮，而他的东西，则每每总有一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或是“小桥流水人家”的遁世之感。他几次想写一些奔放的东西出来，总不能如愿，苦恼了好久。也正因为这样，他才对陈仲弘的诗文特别欣赏。
有这样几句，他最为叹绝：
“后死英雄多努力，
捷报飞来当纸钱！“
“此去泉台集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
“严冬到来时，百花迹已绝。
红梅不屈服，树树立风雪！“
“三峡束长江，欲令江流改。
方知破夔门，东流成大海！“
淋漓酣畅，恣肆痛快。
文如其人。可以想见，作此诗词的人，一定是卓荤不凡之人。
后来，他才知道陈仲弘竟然就是共产党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原来的新四军军长陈毅。
他愕然，失悔当初不该那么轻率。
“人家一个共产党的大将，会理睬你一个不足挂齿的国民党遗老么？”他在心中暗说。
想不到的是，聚餐会后不久，陈毅便给他来了信，信中对他的诗词大加赞赏，并指出尤其对哪几首最为喜欢。显见，陈毅已把那本诗词仔细看过了。信中，还给张伯驹寄来几首他的近作，并邀他有时间到家中一坐。张伯驹犹豫再三，终于去了，在陈毅家吃了一餐饭，并谈到很晚。从此，便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二十年的友谊。
第二封信是康生寄来的。信封很大，用的是牛皮纸的公文口袋。打开来，是一封便函，很短，仅寥寥几句话，无非是问候一下，并说那几幅借去的画，夫人和朋友见了都很喜欢之类。信尾，是一行小字：
昨，心血来潮，书章单一幅，尚觉满意，寄上。
张伯驹打开了那幅字。
字是用的二乘四的整张宣纸，中间，分两行写了十六个字：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署款为：“康生左手”。
一侧，别有一行行书，写道：
值康生同志参加中央会议归来，兴酣而草。
署款为“伴竹”。
慧素走进书房，把这幅字看了看道：“这也是草书么？”
张伯驹点点头道：“对，早期的草书，是隶书的草写，由草隶发展而成的一种字体。字字不连写，流行于两汉时期，史游的《急就章》便用的这种字体，所以叫‘章草’。应当说，这一幅写得不错。”
慧素道：“怪不得口气那么大，果然有点本事。这一幅，要不要裱起来？”
“先放着吧！”张伯驹淡淡地说。
不知为什么，他不愿同这种人打交道。一想起他，心中便有一种闷闷的感觉。
他不愿意勉强自己。
六
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使得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形势空前高涨。
几年的工夫，张伯驹更有了一种“新中国的主人翁”的感觉。
热爱从来离不开参与。在文化部，他干着力所能及的事情，提意见，提建议。有时，便是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也拿到桌面上来，供具体办事的人参考。他的见解独特，从不人云亦云、旅进旅退。文化部负责文物的整理与收集、鉴定工作，这上面，张伯驹也付出大量的心血。康生的那个现代戏创作小组一直没搞起来，以后就无声无息了。借走的那几幅古画，也再没了下文。从内心深处说，他不愿意同那些爱教训人的人在一起，更不愿意听那些口是心非的夸夸其谈。康生不再找他，他也乐得少一点应酬。几件明清的古画，虽说算不了什么，可他总觉不那么对滋味。若是康生痛痛快快地开口说：“我喜欢，想要”，他不会皱一下眉头。这般以借代取，未免缺了一点儿君子的风度。
陈毅从上海调到北京来了。由于住得近了，二人之间走动更多。一天，无意之中，张伯驹把这件事说了出来。陈毅是个耿性子人，当下十分生气，回去后，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是“西安事变”时才听说张伯驹这个人的。当时，他在张学良的官邸见到了一幅字体很怪的条幅，上面写了这样一段话：
举人不望其报，恶人不顾其怨；
官非其任不处，禄非其功不受；
见人不正，虽贵不敬；
得不为喜，去不为恨；
非其罪，虽累辱而不愧也。
周恩来很欣赏这段话，于是，张学良便把张伯驹的为人细细向周恩来讲了，并把这幅字转赠给了周恩来。以后，周恩来戎马倥偬，这幅字同许多东西一道都遗失了，可张伯驹这个名字他却记了下来。后来，他又听傅作义、何香凝、茅盾等人谈起过他，印象就更深了。此番听陈毅这么一说，周恩来想了想说：“事情虽然不大，可影响不好。康生同志也许忘了，不记得有这回事了，我们想个办法提醒他一下。”
陈毅有些不服气，说道：“他这是老毛病了，见了好东西不肯撒手，开头说得好听，借。借借就不还了。”
周恩来微微一笑道：“我让颖超和小曹谈一下，慢慢来。否则，对张先生也不好。康生同志是聪明人，一点就透的。”
邓颖超找到了曹轶欧，谈话是十分委婉的。
“小曹，听说康生同志借了几幅不错的明清山水画，不知还了没有？恩来说，想借来看看呢。他那个人，别看忙，也喜欢看画，真的，看一幅好画，也是一种不错的享受呢！”
曹轶欧一怔，马上说：“哦，那几幅画，刚刚还了。总理喜欢，我想办法再借来。”
邓颖超摇摇手：“既然还了，就不麻烦了。以后若借到什么好的字画，告诉我一下。”
当晚，康生便让人把那几幅画儿送到了张伯驹家。见了画，张伯驹好生惭愧，以为是错怪了人。对陈毅一说，陈毅听说画已经送回，心中暗觉好笑。见到总理时，便把这件事说了。大家都知道康生一向的为人，也便没再说什么，这件事就算放下了。
便是连周恩来、陈毅也没想到的是康生对这件事竟然耿耿于怀！
曹轶欧把邓大姐的话对康生一说，康生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张伯驹这般小气，不识时务，委实是他所没想到的。这几年，光是地方上送的古玩字画、碑帖砚墨，也有几百件呢。有些人想送，他还未必收呢！张伯驹算个什么人，国民党的遗老。解放初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没拉他去“打靶”，已经便宜他了。如今神气活现起来，以为这天下还是国民党的，真正让人切齿。前番让他出山搞现代戏，太高抬他了，他居然不干。为几张破画，居然告到了总理那儿去，实在是太过分了！表面上，他让人把画送了回去，心底里，却牢牢地记下了这笔帐。
有帐就不怕算，等着吧！
这些，张伯驹一点儿也不知道。
虽说张伯驹婉言拒绝了参加现代戏的创作一事，但他内心里，对中国传统的京剧艺术还是极为偏爱的。1942至1943年间，高庆奎、言菊朋、余叔岩接连去世，令张伯驹极为悲悼，所以，好多年中，他不听戏，不去戏园子，怕触动伤心事。高、言、余三位同庚，均生于1890年，又几乎是同死，死时均不过五十岁出头，怎不让人难过。忆起依稀往事，每每怆然泪下。解放后，四宇宁和，万象峥嵘，人的精神好了，加上有了几分岁数，从前的爱好又浓了起来。北京的票友、戏迷最多，不相识的人，也常常可以在京戏中找到共同的语言，像张伯驹这样的老戏迷，自然不甘闲呆。他不懂现代戏，但对传统的保留剧目如《让徐州》、《卧龙吊孝》、《李陵碑》、《哭秦庭》、《逍遥津》等几十个剧目，还是耳熟能详的，高兴时便哼上一段。天桥戏院只要有演出，他除非有特别的事，肯定是场场必到的。北京的一批著名京剧演员，如长于“方巾丑”的萧长华，演旦角的梅兰芳、荀慧生、尚小云、程砚秋，文武善能的谭富英，演净角的袭盛戎，演老生的马连良，他都熟得很。若去上海，无论如何也要看一场周信芳的《四进士》或是《徐策跑城》。这一年，文化部搞传统剧目的整理等项工作，征求他的意见，他欣然地参加了，任顾问。虽忙，却乐此不疲，为传统保留剧目的整理工作出了许多点子，被授予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名誉理事。康生见到名单上有张伯驹，心底的火更盛了。
因为这等于是在对着干了。
而张伯驹，却以为这是在为革命做贡献，年届六旬，他反倒更觉年轻了。
七
文化部开了整整一下午会。
会议的主题是动员大家为支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购买公债。
晚饭后，在部机关的大会议室，又继续开小会。参加会的，除了几位部领导外，还有一些文化界的知名人士。
晚上的会由副部长郑振铎主持。因为下午部里已经开过全体大会，部长茅盾做了动员报告。购买公债的意义，就不必再重复了。今天晚上的任务，是抓落实。在许多时候，数量也反映了态度。
解放后，中央各部都吸收了一些民主人士担任各种职务。从经济状况来说，大家的收入都不高。解放初，实行供给制，从部长到科员，都是挣分。1950年，实行包干制，大部分东西都是统一发的，现金津贴很少。自1955年，供给制和包干制才改为工资制，大家的手中多少有了一点钱。工资制才实行一年多，钱很有限，所以，要搞好这次买公债的工作，也不那么简单。
小会是座谈式的，没有什么程序，大家随便议论。文化部文人居多，古来便是“穷文富武”，便是旧时出名的文人，也没有几个是真正有钱的。靠“爬格子”挣稿费，终是有限的几个钱。而那些工业部、商业部之类，留用人员的经济基础则好多了。
先是部长茅盾带头。他的稿费多一些，在文化部算是“大财主”了，一上来，先自报买五千元的公债，接下来是夏衍副部长，自报了四千。郑振铎的经济基础好一点，又是党外人士，头一定是要带的，报了八千元。接着，会场便沉默了。
沈部长笑笑说：“没关系，大家量力而行，条件好的就多报一点儿。支援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人有责。今天在座的，都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扭脸看看夏衍和郑振铎：“包括我们几个，也算是知名人士吧？”说完他又把目光在会场上扫了一圈，继续说道：“自古‘人怕出名’，为什么呢？因为时时处处有人在看着你。名人的‘名’不是在家里，而是在社会。所以说，当了一个名人，便不仅仅属于你那个家庭，而是属于社会了。全国的文化工作者干千万万，最出名的今晚差不多都在这儿了。希望大家都能带个好头，别让人家在后面戳脊梁骨。”
会场又是一阵静寂。
郑振铎的目光落在了张伯驹的身上。
今晚在座的几十个人中，他是公认最有钱的人了。关于他倾家荡产买古字画的事，还很少有人知道。
“丛碧先生，你来讲几句巴。”郑振铎笑着说。？
张伯驹如坐针毡，让郑振铎这么一叫，更有点儿不知所措了。
憋了好一会儿，他才吃力地说：“我……一定带头，一定。回去，我和内人商量一下，争取……买多一点儿。”
会又开了半个多小时，散了。后来大家都说了些什么，张伯驹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他有口难言。谁相信他会没有钱呢？
当年的“四大公子”，哪个不是家财巨富、挥金如土？若在以往，十万八万，绝不在话下。可如今，让他凑一千块钱出来，也是太难了。而且，又能找谁去借呢？从前，凭他的一个名字，随便到哪个银行、钱庄，都可以借几万块钱，可如今，谁会借给他呢？
终不能只报一千元吧？
而这一千元，已经是在“瘦驴屙硬屎”了。能不能凑够，还难说呢。
话说回来，堂堂张伯驹，买公债只报一千块钱，还不会让人笑掉下巴！大家会怎么看，又会怎么说呢？
他这个人，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要。此番，才生平第一次尝到了“阮囊羞涩”的滋味。
散会了，大家三三五五地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外走。张伯驹双腿发沉，脑子发木，也往外走，心里乱糟糟的，真的，这又不是硬朝你要，而是买公债，和在银行里存款差不多，到时候既还本，又付利息，个人是一点儿也不吃亏的。最难的，是他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
郑振铎跟在他身侧，关切地问：“丛碧兄，你怎么了，不舒服？”
“没……没什么。”张伯驹闷闷地答道。
他说不出口，因为一言难尽。
“有什么顾虑么？”郑振铎关切地问：“商业部有位民主人士，担心买多了，政府会没收。其实，根本不会。买得越多，越表明你爱国。这方面，当然也因人而异。周扬部长不是才买了两千块钱么他们这些共产党的干部，没有钱的。”
张伯驹回到家，便一头扎进书房里，一个人愣愣地出神。能想到的主意都想遍了，也想不出个办法来。家中，除了那些字画外，真是别无长物了。桌椅板凳，就是卖，又能值几个钱？
可是，卖字画……他觉得不可思议。
他早就抱定了一个宗旨：无论怎样，也不卖字画的。这话，他对亲戚、朋友，对慧素，都讲过许多次。
况且，解放前夕，他已经留下遗嘱，把包括《平复贴》、《游春图》在内的最珍贵的二十件古董字画给了慧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便已是属于慧素的东西了。既然已经给了慧素，又怎么往回要呢？这就像他送给妻子一件首饰一件衣服一样，送出去以后怎么能再要回来呢？
当然，他没死，财产依旧属二人共有。可这个大家庭中，人与人的关系特别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