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城内遗址
城内的布局，以古水道为轴线分为两区：一为东北区，残存遗迹较少，主要有佛塔及其附近的建筑；一为西南区，保存遗迹相对较多，除三间房遗址区外，西部和南部还有一些大小院落。东北区的北边已无遗迹，东边残留四个点，这四个点与斯坦因当年在些考察描述的情况基本一致。在这一区里，最突出的是佛塔建筑，斯坦因编号为LA·XA，现残高1米，暴露迹象可分为九层：一至三层为夯土筑，在第三层中残留有碎陶片。斯坦因认为这三层为塔的基座，他说在基座之上为“一符合传统的八边形建筑。”现在，已很难看出其形状。在第四层夯土中夹杂有土块。五层以上全系土块垒砌，在每层土块间还夹杂10~15厘米厚的红柳枝。在第六层中有长约1米的方木暴露于外，方木上有卯孔。紧靠塔身右侧有土块垒砌的小土台，高度与塔身第五层齐，土台与塔身之间有缓坡可以上下，土台中横压着直径约30厘米的圆木和一些长方木，似为建筑物。
在佛塔南面约60米的土台上，散布着许多大木材。斯坦因把这里编号为LA·I，他在此进行了挖掘，清理出汉文木简3枚，卢文木片2枚、木牍3枚，以及汉文、卢文文书14件。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斯文赫定也在这里挖获了卢文文书。此外，他们还搜集到一些丝织品和生活用具等物。我们在这里除采集到丝、毛织品外，还获得五铢铜钱和玉髓质、玻璃质各色饰珠，以及来自异域海岸的海贝、珊瑚等。这些物品显示了早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中继城镇的特点。
&；nbsp；&；nbsp；&；nbsp；在佛塔南面土台南约80米的台地上，有倒塌了的房屋遗迹，房屋墙壁系用芦苇束串扎而成。斯坦因把这里编号为LA·Ⅷ，他在这里搜集到木梳、木碗、铜铁箭镞和名色丝、毛织品。我们在此除采集到丝、毛织品外，还获得玉髓质饰珠和铁镞。
在佛塔东面约30余米处，也有一小台地，上面堆放着散乱的木材。斯坦因把这里编号为LA·Ⅸ，他在这里搜集到卢文木牍1枚，日本长泽和俊判定此处为僧房⑧。我们在木材下试掘，发现堆积着黄灿灿的粮食，堆积层厚约70厘米，宽约100厘米。粮食标本经四川农学院颜济、杨俊良教授鉴定，确认为糜和裸大麦。
&；nbsp；&；nbsp；&；nbsp；西南区残存建筑遗迹呈冂形，正中的三间房址，斯坦因编号为LA·Ⅱ。从三间房的房基线测得东西长1米，南北宽米，总面积为平方米。其中东西两间较狭小，中间一较宽大，用两种大小不等的土块垒砌，一种为42×23×10厘米，另一种为17×27×10厘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斯文赫定在东面的一间小房中掘出汉文纸文书36件、木简120枚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斯坦因在此又获得了许多汉文纸文书和木简⑩。我们清理时，东面这一间编号为F1，发现纸文书一件和一些丝、绢、棉布、波纹锦和小陶杯等物。
三间房的东西两厢房是用大木材作框架、红柳枝作夹条、外涂草泥的墙壁建筑，西厢房的大小框架至今犹存。斯坦因把这里编号为LA·Ⅲ，他在这里获得了大约37枚汉文木简和2枚卢文木片等物。东厢房可见大木框架、散乱木材和红柳枝墙壁，在大方木上我们发现了红色的漆皮。三间房东北面，在斯坦因编号为LA·Ⅱ·Ⅵ·Ⅶ的地方，东西并排两个房间，隔墙用土块垒砌，在这两个房间的前面，斯坦因在民国3年（1914）曾掘出“许多有价值的写在纸上的汉文文书和两片粟特文文书”。我们在这里重新进行了清理，编号为F3，发现木简1枚，以及骨鞘、毛布和毯残片、麻鞋、破毛袋、棉布、墨绿色丝绢等。
三间房西厢房之西，紧相连接的同一台地上，有一片垃圾堆积，主要为芦苇秆和厩肥。我们在此开探沟一条，编号为T1，长2米，宽米，西南深30厘米，东北深80厘米。探沟中出土木简一枚，以及方格毛布、棉布残片、毛绳、毛带、残漆杯、木梳等物。
&；nbsp；&；nbsp；&；nbsp；在三间房西约35米的地方，是一大片垃圾堆，横宽约30米，纵宽约15米，最厚处约1米，东南边与西厢垃圾堆相连。斯坦因把这里编号为LA·Ⅵ·Ⅱ。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在此挖掘，获得了最丰富、最重要的收获，“其数量最多的就是写在木头上和纸片上的汉文文书，我当时数了一下，约有170件，其中有121件发表于M·沙畹的《文书》中，其余是小的残片或由于某种原因不能辨认的文书。”在这里，他还搜寻到卢文木片4枚、纸文书4枚和早期粟特语残片1枚。民国3年（1914）他再次来此，又获得了40多枚写在木片和纸片上的汉文文书和1枚卢文木牍。我们重新清理，编号为T，发现残木简60枚、纸文书1枚。
&；nbsp；&；nbsp；&；nbsp；三间房是城中唯一用土块垒砌的房屋，面局严谨，联系从这里及其附近垃圾堆中出土的大量木简和纸文书来看，我们推断这里当属官署遗址。
在大垃圾堆的西面有一组大宅院，院落形制尚可辨认，斯坦因编号为LA·Ⅳ。我们在这里进行了测量和局部清理，编号为F4。院落面向东，东西宽约16米，南北长约22米，其中心部位有一组房间建筑比较坚固。斯坦因在这里进行过清理，编号为LA·Ⅳ·Ⅰ和Ⅱ，在Ⅱ中出土3枚卢文牍，他认定这里是“土人政府”。在这组房间东北边有一人大门槛，我们采集了门槛下的朽木，编号F4：2，请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用碳14测定，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1865＋80年（从1950年起算），相当于东汉时期。由大门槛往里再经过一道门槛是大厅，大厅南北宽约7米，东西长米。大厅两侧是南北两列厢房。南厢房东西横排三间，靠东的一间南面有侧门可通院外。据足迹辨认，北厢房也是横排三间。在靠西一间的北壁东端有一门槛，出门槛为一转角墙壁，在它的里面清理出人形木件1个。这个转角通向院外。整个宅院的墙壁，除经斯坦因清理已非旧貌者以外，其余都是用一束束直立的红柳夹芦苇捆绑在木框架上，外部抹上泥皮。大宅院的西部是用芦苇作篱笆围成的一道矮墙，似为一个大庭院，从城墙复原线看，与西城墙相连。
在这座大宅陆军的东部约9米处，又是一片垃圾，我们在此开挖沟一条，编号为F2，长2米，宽米，东南深米，西北深米。出土了一些小孩皮鞋、毛绳、毛带和棉布等。
三间房的西南面是一些房屋建筑，斯坦因编号为LA·Ⅶ。从现存足迹看，房间矮小，我们选了一组保存得较好的建筑进行测量和试掘，编号为F2。F2距离三间房约100米，由南北两间房屋组成，北间为B间，长约米，宽约米，南间为A间，长约米，宽约米。两间房都是用红柳与芦苇编在一起作夹壁，壁厚约20~25厘米。在间清理出木门、骨雕花押、人形木件、羊下颚骨、门斗、残木盘、木桶，以及桐、铁渣等物。在A间清理出残木臼、木罐、木纺轮、残铁块，以及牛、羊骨等物。在A间的中心部位，我们开了一个长米、宽1米、深米的探方，发现地层分上下两层，上层厚30厘米，系红烧土，出土了羊骨、牛骨、马骨、糜子壳、木炭等；下层厚65厘米，系灰土，出土物品除牛羊骨外，还有马毛、毛绳和灰陶片。把F2和F4房址对比，从布局到建筑材料都迥然有异，F4显然系官宦大贾的宅院，而F2则为一般贫民所居。
&；nbsp；&；nbsp；&；nbsp；考古队在城中及城址附近，还采集到许多不同种类的器物标本，统一以C编号。除前面已涉及到的石器外，还有红陶、铜、铁、铅、木骨、玻璃器以及钱币等。所属时代，自新石器朝代至魏晋。
二、城郊遗迹
1、东北郊小佛塔
小佛塔在距古城东北4公里处，我们将其编号为F0。塔残高约米，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下部为塔基，似为正方形，宽米、高米。基上是塔身，塔身中心是土块垒砌的环形建筑，内有中心木柱。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斯坦因也来过此地，他认为“这里没有什么需要发掘的”。我们对环形建筑做了清理，发现环形台的周围残留有五彩斑斓的佛教壁画，以土红色为色调，轮廓以墨线勾勒，画风古朴，与斯坦因在米兰揭走的人首又翼像类同。在环形台的通道中，我们还清理出佛塑像的一只眼睛、三节手指、一段胳膊和塑像用的木花形饰件等物。在小佛塔西北约100米处，有一堆横七竖八的木材，它表明这里原来是一座建筑物。在小佛塔和这堆建筑材料附近，我们采集到许多细古器、铜镞、两汉五铢钱、王莽时期贷币、铜镜残片和铜顶针、铁钉、铅纺轮、陶片、玻璃片等。
2、西北郊烽燧
烽燧在距古城西北公里处。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斯坦因把它误认为是“一座废弃的小佛塔。”烽燧台基宽米，残高米，从纵剖面观察，内外结构不一，内部系夯土筑成，略呈圆形，外围用土块垒砌，有的土块间夹有小木条或红柳枝，土块尺寸与城中官司署建筑的大土块相同。由此我们判定，这些土块建筑，当是用来扩建或加固烽燧的，其建筑物年代应与官署遗址同时，其内部建筑应早于外部。
3、北郊建筑遗迹
在古城北偏西公里处有一小台地，呈东北与西南走向，长约30米，高约6米，我们编号为B，台地上有许多倒榻的木框架和小木件。由台地向北约30米处，又有一堆房舍废弃后的散乱木材。在这里，我们采集到细石器、琉璃珠、夹砂粗陶片，以及铜族、王铢钱、铜扣、残铜鼎等。此外，我们对城西北方向约1公里的佛寺遗址也进行了调查，此遗址斯坦因编号为LB。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斯文赫定也在此作过挖掘。他们在这里挖掘出佛殿遗迹、佛塑像残块外，还搜寻到犍陀罗式的透雕饰板和浮雕艺术品，以及卢文木函、木印章盒等。我们把这里编号为XB，采集到的遗物主要有陶杯、陶罐和五铢钱。
三、文化遗物
这次调查采集到文物797件，依质地分为石器、陶器、木器、铜器、铁器、铅器、玻璃器、骨器、贝蛙器、纺织品和五铢钱币等。
1、石器【石器共106件，以生产工具为主。】
细石器82件。这些石器使用打制或琢制法制造，均为生产工具，多为玉髓质和燧石质。石核2件。石叶53件。铵开状可分为五种形式：单脊石叶，剖面呈三角形，不经加工即可使用，在刃缘一边或两边留有使用痕迹；双脊石叶，剖面呈梯形，一般不经过第二步加工，刃缘一侧或两侧留有使用痕迹；截端石叶，石叶截去一端或两端，可能是用来镶嵌在骨木柄上使用；发卡形石叶，背脊略拱，横视似发卡，里面较平滑，一端叶面有显著的贝状断品，刃口一般都有使用痕迹；不规则形石叶，背面单脊，叶面不经修整，刃缘多有使用痕迹。石核石器3件，将石核的一端用冲压法打下一角或一块，略经加工而成。&；nbsp；&；nbsp；&；nbsp；石片石器16件，可分为：琢背小刀，利用原石片较厚的脊，在脊上朝两边错向琢成贝状断口，使两边刃缘匀整锋利，有的刃缘经过修琢；刮削器，刃缘多经过第二步加工，有圆盘状，直角状和变角状三种；锥钻，底瑞较宽厚，向上逐渐收缩成尖锥，通体经过修整。&；nbsp；&；nbsp；&；nbsp；石镞6件。通体经过精工细琢，按形状可分为桂叶形石镞和三角形石镞两种。石矛2件。磨制石器17件。主要有：石针1件；砺石8件，头部正中穿孔，器身经多次使用已经残断，分圆头和方头两种，方头砺石基本上呈长方形，四面以过修磨；石杵4件，形状不规则，有长方形、三棱柱状，也有圆锥状和柱状；石磨盘4件，均经使用，已残，可分为半圆形和长条形两种。&；nbsp；&；nbsp；&；nbsp；其他石器计5件。主要有：石权勺1件，蛇纹形石质，似将秤砣的一面挖空，可以作勺用，一边有拱耳；石花押1件，质地属滑石化的蛇纹岩，正背两面均有阴刻方框纹饰。上述两件应是汉魏以后的器物。
2、陶器【陶器129件，纺轮29件】
绝大部分用陶片制成，其中8件利用陶器碎片敲砸成圆形粗坯，有的经打磨，为半成品。直径最大7厘米，最小厘米，最厚厘米，最薄厘米。有20件是在半成品基础加工而成的。罐29件，均残。主要有：短颈桥耳罐，品微敞，方唇，桥耳，弧户，素面；长颈曲肩罐，敞口，斜颈；直口，圆唇，颈上或肩部有扳式耳。壶6件，均残。主要有：长颈壶，喇叭口，尖唇，长颈，肩附桥形耳；短颈壶，敞口，尚外翻，颈罗短，颈肩间附桥形耳。钵6件，均残。多为夹砂红陶。甑2件，其中一件比较完整。瓮1件，夹砂粗红陶，沿外卷，双唇，束颈，广曲肩，下残。杯19件，主要有：平底杯，夹砂粗红陶，呈半球状，口部有流，捏制。此外还采集到一些饰三角纹，圆圈纺，菱形纹，绳纹和蓝纹的陶片。
3、木器【木器，共计55件】
其中，木建筑构成计18件，主要有：木梁垫2件，平面分方形和圆形，用作梁柱坛垫物；门及门斗各1件，利用一节圆木罐雕成长短相间的鼓形饰9节，通长90厘米；木饰物8件，多是建筑物上的附属装饰。生产工具计8件。主要有：纺轮1件；栓5件；呈凹字形；桩1件；刮梳1件。生活工具计20件，主要有：臼、桶、罐、盘、盆、勺各1件，梳2件。此外，还有木筷、木匕、漆耳杯、奶搅拌器具等。杂器件9件。主要有：人形件2件，墨点梭形木件1件。
4、铜器【铜器共121件。】
镞15件。主要有：实体三棱镞；广翼三棱镞，翼极锋利，中空呈圆筒状，可以纳稿；扁体镞，扁体有脊，剖面呈棱形，尖端圆钝，镞身与挺相连，相连处稍向内收；小镞等。釜1件，镜9件，皆残，镊1件；饰件65件，品种甚多主要有戒指、扣饰、钉环、发钗等、小铃，最精致提押花戒指，面均呈椭圆形，内精该鸟草纹饰。
5、铁器【铁器共48件】
镞12件。主要有：三棱镞，镞身三角形，棱间凹下，前收成锋，铤收成锋，铤与身相连，呈圆柱状；四棱镞，镞身较长；扁翼镞，身扁宽，前锋圆钝，两翼后收，圆柱状铤；铲形镞，前锋弧刃，身扁平，铤呈方形。钉23件。主要有：鼻钉；方头钉，方体，一端平齐，一端尖锐，长约~厘米，有的将两枚方头铁钉与一条形铁片相联，呈桥形；钩钉，钉头附加一弯钩。
6、铅器【铅器共20件】
主要有：纺轮，扁圆体的计13件，中间有圆孔，圆径1~厘米；圆台体的7件，中间有孔，圆孔~厘米。
7、玻璃器【玻璃器共6件，皆为残片。】
有半透明灰白色、淡红色、草绿色和蓝色玻璃残片。
8、金、银、骨器及其他饰件
金、银、骨器及其他饰件，共23件。主要有：金戒指、银戒指、骨骼和骨鞘各1件，骨骼刻饰件1件，料珠3串。质地有玉雕、骨、琉璃等。形状有圆、椭圆、扁圆、圆筒形、菱形、长方形等。颜色有蓝黄、绿、靛青、银白、金、灰等。此外，在城中还收集到海贝4枚、蛙饰4件、珊瑚2件，以及麦秸、麦粒、糜子、桃核和动物骨、角等。
9、纺织品【纺织品共58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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