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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青山在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决定后，痛快地表示接受，只提出了一条：“我还有一句话，我的孩子上学问题。”
他得到的答复是什么？是这个大贪污犯所期待的：“你不用管，孩子是国家的。你想的还不如组织上想的周到。你放心，你犯了法，孩子未犯法。”
刘青山感动了，抹了一把泪，又说：“我不求饶，死了比活着有价值。”并说：“告诉我弟弟，把尸体起走。津市局（指刘的住所）有大小皮包，亦是党的财产，交给党。”
刘青山的弟弟刘恒山，1936年参加革命，默默无闻地在农村基层工作了一辈子。晚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依然感慨万端：刘青山是我的一奶同胞。我们哥儿俩从小就没了娘，相依为命给人家当长工，后来就先后参加了革命。那时候参加革命，就如同把命拴在了裤腰带上，脑袋说掉就掉啊。他是先出去的，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高蠡暴动，那场暴动可是死了不少人啊。我哥他15岁那年就入了党，后来去了延安。我是16岁入的党。天下得来不易啊。可是革命胜利之后，他却没有经受住考验，变了心，忘了穷哥们，贪图起个人的享受来。后来就犯了事儿，结果就给“咔嚓”了。
当时，孙光瑞和李子光还告诉刘、张二犯：“明天省里开公审大会，对你们进行宣判。组织上希望你们能表现好一点，不要再给共产党丢脸。”
明天，明天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刘、张二犯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没有想到这么快，不由得腿发软、心发慌。他们有多年从政的经验，知道处理他们这样的大案，中央是会有人来的，于是要求见一见中央来的领导，或者省委的领导。但这一点令他们失望了：“这是中央的决定，是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你们应该向人民低头认罪。”
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听到了省委、省政府关于行刑和善后的四条具体措施：不打脑袋打后心、公费购置棺木、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当他们听清这几条措施后，两个人号啕大哭。
张子善被押72天，刘青山入监69天。临刑前的这天晚上，也是他们自被逮捕以来第一次见面，一起共进最后的晚餐。他们在狱中的生活比普通的犯人要受优待，特别是春节期间伙食比较好。当然，这最后的晚餐菜肴更加丰盛，而且破例地摆放了一瓶白酒。
屋里的气氛死一般地寂静。看着面前的酒菜，刘青山闭合双目，长出一口气；张子善默默无语，潸然泪下。他们明白，这是他们的“辞阳饭”、“归阴酒”。
刘青山叹口气，对张子善说：“毁了，看来咱俩得走了。”
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接着又斟满一杯，叫一声：“老张，喝！”
张子善却没动酒杯，擦了把鼻涕，手指颤抖着，拿起桌上的一盒前门烟，好不容易才从中抽出一支。
刘青山两眼发红，又一仰脖子，喝下了自酿的苦酒……
“拿我做个典型吧，处理算了，在历史上说也有用。”这是刘青山最后的遗言。
“拿我作个典型吧”（5）
“伤痛！万分伤痛！现在已经来不及说别的了，只有接受这血的教训！”这是张子善最后的遗言。
1952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五，是个星期天，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公审大会在保定市体育场举行。
会场之内，宽大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河北省人民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的蓝灰色会标。会标下悬挂有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两侧各斜展着一面国旗。从上午10时开始，参加公审大会的人员排着整齐的队伍，从四面八方向体育场走来，依次入场。在他们当中，主要是河北省、保定市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领导干部、工作人员和驻保定的解放军指战员，也有来自全省所属各市、各专区、各县的机关团体及群众代表，还有遭受刘、张贪污案直接危害的天津专区的灾民代表、民工代表，他们是应人民政府的特别邀请出席大会的。总计参加大会的有万多人。
会场之外，河北省人民广播电台向全省广播大会实况。保定市启动了1000多台收音机，60多个广播喇叭，组织了近万人收听大会实况转播；唐山市组织了万多人，石家庄市组织了万多人，全省九个专区及各县镇组织了近20万人，在收音机和大喇叭旁收听广播。
12时正，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宋志毅登上主席台，庄重宣布：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令，组织临时法庭，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并宣布，由河北省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张庆春担任公审大会主席。
接着，公审大会主席张庆春用洪亮的声音宣布：河北省人民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开始。他在致词中说：“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大贪污犯，已不是两个普通的大贪污犯，而是背叛党、背叛国家、祸国殃民的罪大恶极的大罪犯。今天参加大会的人，都是怀着愤怒的心情，代表着全省人民的意见来参加的。在大会上，我们要彻底地控诉与公正地审判刘青山、张子善的滔天罪行，使刘青山、张子善两大贪污犯得到应得的判处，同时要显示我们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雄伟力量，和彻底剿灭一切贪污分子的决心与毅力。”
随即，刘青山、张子善被民警押进了会场，站在主席台上，接受人民的审判。
刘青山头戴一顶名贵的水獭皮帽，身穿一件样式考究的藏青色大衣，脚蹬一双油黑发亮的皮鞋。这和他当地委书记时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胸前挂着一块长2尺宽1尺、上写“大贪污犯刘青山”字样的布牌，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刚上台时，他似乎没有失态，依旧是一副“江湖好汉”的样子，还习惯性地看了一眼摆在主席台上的那一排桌椅。过去在天津地委，只要他参加类似的会议，通常是会在那里就坐的，而且常常是正中的位子；今天在这里，他却只能作为罪犯、戴着手铐站在一旁。当人们用愤怒和新奇的目光扫向他时，羞愧、耻辱压倒了他的傲慢、骄横，一双不重的手铐像有千斤重一般使他不得不弯下腰，埋下自己曾经高昂的头。他从始至终紧绷着嘴角，一言不发。
张子善穿一身熨烫得笔挺的深蓝色呢子制服，足蹬一双新皮鞋，胸前同样挂着写有“大贪污犯张子善”字样的布牌，同样戴着手铐。他没有刘青山那么“镇静”，双腿似乎很软，如果没有民警在旁边押扶着，可能根本就迈不开脚步。他一上台，就老老实实地垂头站在那里，目光呆滞，神情沮丧。当记者走近照相时，张子善喃喃自语：“照吧！照个相吧，最后一张了，让后人受受教育……”
“拿我作个典型吧”（6）
在查处刘、张案件中领导有力的河北省委组织部长、省纪委副书记薛迅，此时已任河北省委副书记。她首先代表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控诉了刘、张犯罪事实。她指出：刘青山、张子善辜负了党、国家和人民的重托，在天津地区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干部期间，为了大量贪污，挥霍浪费，竟胆敢不顾国法党纪，不管人民疾苦，凭借职权，狼狈为奸，大量盗窃国家资财，剥削治河民工，勾结奸商投机倒把，扰乱金融，破坏国家经济结构，并在共产党内公然行贿，散布资产阶级毒素，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向共产党进行破坏，使党、国家和人民受到严重的难以计算的损害。刘青山、张子善已不是普通的贪污犯，而是罪大恶极、祸国殃民的大罪犯。他们虽然曾是共产党员，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对党和人民有过贡献，但他们已被资产阶级的损人利己思想、作风侵袭引诱，腐化堕落到完全变为党、国家和人民的叛徒。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反动分子在党内的代理人。
薛迅最后说：“同志们，我们绝不允许这样的大罪犯继续存在，允许了他们的存在，就是鼓励了祸国殃民的犯罪行为。因此，我代表‘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要求河北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判处他们死刑并立即执行。我要求参加这个大会的所有同志完全赞成我们的控告！”
“坚决要求处决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
“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
会场上顿时掌声雷动，口号震天。
接着，天津专区宝坻县黄庄镇农民孙树林，代表遭受刘、张贪污案直接危害的灾民和民工，在大会上控诉了二犯的罪恶：“……刘青山、张子善二犯，为了赚钱，搞了个民工供应站，卖的都是坏东西，价钱愣贵，东折西扣，直到现在还欠俺村104个民工4000多斤米……修河时他们捣鬼，把好粮食高价卖掉来赚钱，把坏粮食给俺们吃，发的棒子面和小米都是坏的。民工活又累，吃的又不好，病了许多人，光俺们村就病了十多个。还有……”一桩桩，一件件，孙树林泣不成声的控诉，刘青山、张子善的罪恶行径，激起了与会人员极大的义愤。
最后，孙树林极为愤恨地大声说：“他们这样祸国殃民，绝不能再让他们存在下去。因此，我代表群众意见，要求把这两个大贪污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根据刘、张二犯的严重犯罪事实，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临时法庭审判长宋志毅，当场宣读了判决书。判决书在简述了刘、张二人的犯罪事实后，宣布：
刘、张二犯在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蚀下，为达到个人挥霍，假借经营机关生产之名，利用职权，狼狈为奸，于1950年春至被捕前，先后贪污、盗窃国家救济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及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1亿6272万元。综上所举，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有资财，克扣民工灾民，勾结奸商非法经营谋利，瓦解国家企业机关，贪污行贿等严重罪行，证据确凿，该二犯亦已供认不讳。如此背叛国家背叛人民，实属罪大恶极，国法难容。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令准，判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本人全部财产。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拿我作个典型吧”（7）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宣读判决书的临时法庭审判长宋志毅，曾任原十专署专员，而张子善时任十地委书记——原专员审原地委书记。
在公审大会前夕，宋志毅曾以双重身分——过去的战友、同志和今天的审判官，见了张子善一面。此时的张子善已有所悟，也看到了自己的末日，其言也善：过去大家的批评、抵制，甚至揭发，都是为了挽救我和维护党纪国法，这样做是对的，像李克才等人。我一生坐过两次监狱，过去是坐敌人的，搞*，在监狱作过绝食斗争，是为革命，是光荣的。现在坐自己的监狱，是犯了罪，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恶劣影响，是可耻的。现在吃不下饭，可不是绝食，是负罪感。唯一的希望是大家“以我为戒”，把我当成一个敲钟的棒，用我来敲敲吧。
当判决书宣读完毕时，公审大会会场立刻响起了一片口号声。
“拥护廉洁奉公的人民政府！”
“拥护光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毛主席万岁！”
“共产党万岁！”
……
听到这样的宣判，这样的口号，刘青山浑身一颤，下意识地挺一下脖子，抬头看了一眼，又无力地垂下了头。而张子善则明显地被“死刑”二字吓瘫了，双膝一软，直往下出溜，若不是两个民警扶持着，肯定会瘫倒在地。
宣判之后，刘、张二犯被捆绑起来，押赴刑场。押下主席台时，刘青山双腿迈动得机械而僵硬，五官如同石刻，但还能自己行动。随后的张子善却瘫了，双腿无法站立，在两位民警的架拖下，才离开了会场。
在刘、张二犯被押离会场后，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在大会上作了讲话。他说：“大贪污犯对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损失，除了他们直接贪污盗窃的数目以外，其他政治上、经济上的损失，则更难以计量。其次，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了资产阶级向革命队伍的进攻是多么凶恶猖狂，刘青山、张子善被资产阶级所引诱，不但已经被糖衣炮弹所完全打败，而且已经驯服到向资产阶级投降，并很快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内部的代理人了。”他号召全省工人、农民和各界人士紧张动员起来，把“三反”、“五反”运动坚决进行到底，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为争取这一伟大斗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杨秀峰讲完话后，全场起立，口号声再次响起：
“拥护人民政府枪决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
“严办拒不坦白交代的大贪污分子！”
“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大约下午1点半，公审大会结束。
押解刘青山、张子善的刑车驶出体育场后，拐上了大街，奔向保定东关大校场。车队的最前面是一辆开道吉普车，随后是分别载着刘青山和张子善的两辆敞篷吉普车，刘、张二犯的身边各有两名民警押解。最后是一辆大卡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人民警察。
车队缓缓前行。沿途街道两旁站满了前来观看的群众，还有许多人，或骑自行车，或跑步，跟在刑车的后面，他们要到刑场亲眼看一看这两个大贪污犯是怎样被处决的。
保定东关大校场，曾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军事教育高等学府——保定军官学校的所在地，从这里曾走出过蒋介石、叶挺、白崇禧、陈诚等许许多多的风云人物。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片荒野，并成为了保定市的刑场。
“拿我作个典型吧”（8）
刑车驶进大校场中央，民警将刘青山、张子善从车上押了下来。刘青山一下地，僵硬的双腿似乎失去了知觉，虽然他想努力站稳，但还是踉踉跄跄差点跌倒。在民警的押解下，他自己走向土坑，跪了下来。而张子善几乎是被民警抬下车的，两名民警架拖着将他带到土坑前跪下，人们看见他脸上湿乎乎的，满是泪水。
刑场上肃静无声。人们静静地等待着。
“砰！”“砰！”——两声枪响过后，两颗正义的子弹从背后穿过刘青山、张子善的身体，结束了他们的一生，在冬日枯黄的草地上留下了两滩鲜血。时年，刘青山36岁，张子善38岁，正是年富力强、本可大有作为的年纪。
在刑场，早已准备好了两口通体紫红的松木棺材，收殓了这两个曾经的革命功臣，今日的人民罪人。
共产党说话历来是算数的，履行了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四条承诺。
张子善无后，刘青山则有三个孩子，孩子的抚养和上学问题是他最关心的。在刘青山被处决后，*中央、华北局、河北省委三级领导研究后作出决定：刘青山长子和次子由国家供给，每人每月15元生活费，老三由刘青山的妻子范勇抚养。当时的15元，折合150斤小米，是基本能满足一个月生活所需要的。1954年范勇改嫁后，两个孩子的生活费一度被取消，后在省委的干预下又恢复了供给。1961年刘青山之弟向石家庄地委反映刘青山的孩子生活困难，又领到了补助款几十元。1962年老大刘铁骑上高中后开支加大，省委决定将其生活费提高为20元，老二刘铁甲的生活费仍为15元，并给老三刘铁兵补为每月15元。兄弟三人每月共50元，维持到1970年刘铁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时。“*”期间曾欠发998元，1981年省纪委查明后也予以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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