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的外衣，所能剩下的就是邪恶，无视暴虐，任意地搓捏人性与野蛮，滥施酷刑不再是罪恶。
在大自然的雄浑壮丽中，衬托了“红卫兵”的愚昧、野蛮和罪恶，让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无不痛心疾首。有人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毁灭了上百万的生灵……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已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从现在看来，红卫兵为自己种下的“恶果”是上山下乡，而沦为“知青”，变得庸碌无能，在无望的广阔农村消磨意志。现在有很多人又想让我们民族再来一次“*”，可怕！现在还有人喊：“知青万岁！”
我个人认为不能喊“知青万岁”，如果“知青”真能万岁的话，那就更是悲哀！实际那段岁月是用血和泪写的，而万岁就永无出头之日。只所以后来，人们会猛然间觉得这“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狭窄”！也是红卫兵留下的后遗症。使整个民族在苦难与绝望中沉默，沉默得如同死亡一样寂静，在回味那“站队”、“表态”、“挂起来”、“出身”、“知青”、“回城”等等。这一代人，大多数用这种独特的文化革命贡献了一切，嘲弄了自己。我真心地希望我们这个民族，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那个疯狂的年代付出的代价，不要让悲剧重复地上演。
曹国维在《罪与罚》译序中说：“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罪’，不是他本性的罪，而是他思想的罪”，我不懂这些本性和思想，太深奥了，但我想这红卫兵一定是教育的结果，《红灯记》里有一句：“散什么种子开什么花。”曹国维接着说，“他沉缅幻想回归现实生活的历程，标记着他的复活，他从‘改造社会’走向‘完善自我。’……”我也不懂这些，说实在话，那时我没好好读书，这也怪不了谁。但我知道那时的理想，是消灭物质上的享受，感官就不得不行伪善，产生的谎言和罪恶而得到弘扬，其实这比野蛮更可怕。
2009年6月
（二十一）往事 万 寿 菊
（这是一九六九年初秋的事）
我总不会忘记这个秋天，阴湿的天气里夹着寒气，田野、山径都显得十分静寂而严肃。河的对岸一些房子倒了，或是空了，在初秋的阳光照耀下，也有种阴森逼人的感觉，特别是哪三层炮楼也只有半边。带着悲怆的记忆，守望着这片土地和石子铺的官路；听大点的孩子说，这里原来住着一户地主，解放前夕逃到香港，儿子跟蒋经国跑去台湾了。没有跟着跑的小老婆，解放后就莫名其妙地死了，好像是不了了之。没过多久，分到这右边的一户人家五口，也相继死了。这房子再没人敢去住，说这里闹鬼，所以这些房子都荒废了。倒的房子边每年总会开一种花很漂亮，没人敢去采，我也不知这花叫什么。虽说这房子倒了，却像幻梦一样，呈现出一种难以说清的哀怜，有一种最纯洁的感情自然流露，我这么说也是怪怪的。
在这石拱桥不远处有一所小学，一排黑瓦平房，共二十四间，里外都粉刷了石灰。是这家地主捐资办起的小学，过去这一带的小学生都在这儿就读，一直沿续到六八年三月。这所学校很快被村里的人拆了，成了一片旱地，伴随着它过去的辉煌，一去不复返了。荒草里偶尔有只蝗虫在跳，透出寂寞的幻象，描绘出一个超脱人世的象征，晒得发白的土露有淡淡哀愁，免不了会触动那些长不好的野草，就好像人一样做些自欺欺人的事。在干旱中生长的狗尾巴草，把哀怜融化在这上面，展露了社会的反常，朦胧地超出了世俗的道德规范。似乎人生的美就如这狗尾巴草寂寞地眷恋，在贫瘠的地上挣扎，去捕捉微风中那点希望。
我家就住在这儿不远，常跟大点的学生来这里玩。当年，赵XX和她的姐姐就在这儿读过小学。
说句实话，我一直不知道那儿生长的是什么花，也就是昨天在电视里见到，说哪是万寿菊。我定眼一看，觉得这花我在哪儿见过。奇怪的是，越是急于想把这事想回忆起来，这印象就越模糊。想起童年，哪荒废的房子的河边有一块地，每年都长好多这样的花，开得很漂亮，却没人敢去动它。说去碰了它，家中会闹鬼，好像说是那家地主家种的。我一直不知道这叫什么花，上面总有好多蝴蝶在飞舞，他们说这花上的“蝴蝶”是鬼变成的。这种说法大概是受“梁山泊与祝英台”的影响。
现在，我也闹不明白，这些人的说法目的是什么？但这些花年年都开得很好，这么美，只是立在残阳里展示美，抚慰人空虚精神而使感官逸乐。这种美又附了一种凄凉，就无意识地让人颓丧，更多体味到生活的不幸和寂寥感伤。
这年冬天，这座古石桥北面的一些名贵的树被砍伐烧木炭了，当地人用这树做榨油的木槽，或者是木工的刨子。这片万寿菊也就被人烧荒种了小米。好像哪荒废的房子里杂草更多了，走到哪里也感到阴森，自然会走快点。其实在石拱桥东边的那所小学被拆后，在两公里外的大队部，又建了一所两层楼的土砖小学，墙外也没有粉刷石灰，黄色的土砖里掺着稻草，*露在外面。
二00六年八月写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二十二）往事 妈妈的背上
（这是1969年秋的事）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的天好像是阴霾的天气更多，随着生活更加艰苦，妈妈常在批斗会上遭受毒打，游街挂的牌子是樟木板，厚有四公分，特别沉重。再加上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哮喘，妈妈的身体和精神都饱受到摧残，而整人的却没有一点羞耻反而是沾沾自喜。这使我想起 冷月英在1951年的一次忆苦思甜大会上说，刘文彩有水牢（冷月英说：“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3天，就被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7天7夜”），现在看来，她这一说法纯粹是弥天大谎。
冷月英到处声讨刘文彩子虚乌有的滔天罪行。这说谎的人在控诉，这说谎的人得到“弘扬”，其实这就是吃人。
我们面对的是偏激、残酷、恐惧和孤独，这真是目不忍睹的痛苦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悲哀融和到我的心灵里去了。谁又说过在这社会里，处处是充满阳光，铺满鲜花和欢笑中。有人说我们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是最幸福的一代。这话对我来说是这般的痛楚，我们所渴望的幸福只能是水中月！
妈妈对这践踏*的社会，对这凌辱她的社会却不怀丝毫敌意，对一些做得过分的贫下中农嗤之以鼻。妈妈虔诚地、一往情深地相信社会和国家会给她一个公道。但是社会的虚伪冷酷，让妈妈的虔诚变成镜中花。
有一件事突然在我脑海里闪过，是我病了在妈妈的背上，感受到妈妈的柔情，也只有妈妈给我温馨，给我爱。
一天清晨，是个充满寒意的阴天，妈妈发现我病了，就赶紧给我弄早饭吃。我不想吃，妈妈就煮了一个水荷蛋要我吃。弟弟见了也想吃，妈妈说：“哥哥病了，先让他吃，以后有了再煮给你。”
弟弟觉得像是委屈，就到外面去玩了。妈妈含着泪要我快点吃。当时，我正在发高烧，确实不想吃。在妈妈的温馨面前，又不想叫她失望，我把这一碗（只有一个鸡蛋）水荷蛋吃了下去。
妈妈她没有吃早饭，就背着我去六里远的卫生所去看病。我知道妈妈的身体不好，说自己下来走。妈妈微微地笑着说：“听话孩子，以后妈妈还要你做更多的事。”
苦中的笑流露出哀伤，眼睛里的泪在闪闪烁烁，这一景却像一幅画印在我的心上，或许就是因为这悲惨的缘故。
路上树叶残存雨后的水珠透亮；山边的景色笼罩着一种深沉悲哀情调。虽然湿润的空气中飘逸出清新，但整个秋景却是寂寥，多少让人感到伤感。我在妈妈的背上感受到的温馨，像路边坡上潺潺流着的山泉。
妈妈背着我到了卫生所，当时，妈妈看病就出五分钱的挂号费，我除了要出五分钱的挂号费，药是半价。李医生给我看完病（后面也会出现李医生，很有名的内科），打完针，也给妈妈看病拿一些药。他解放前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医，参加过衡阳保卫战。这样，他也从医院下放到林场。妈妈跟我说过一个秘密，说如果最后抢救无效时，他会让所有医生护士出去，给他胸脯打一针，而后轻轻地揉揉。他出来后会说出最后的死亡时间，大概就是现在人们提的安乐死。妈妈要我不要跟别人说，那时我不懂妈妈说这话的意思，不是写这往事的话，可能就永远烂在我肚子里了。
看完病，妈妈她又背我回去。走过一段近一里的田埂就上了马路（这样能近两里路，否则就有八华里）。当妈妈背我上完一个很长的坡刚要转弯时，我在妈妈的肩头上哗地吐了，把早晨吃的全吐了出来。
妈妈见我病得不轻，伤心地对我说：“孩子，你要坚强点。妈妈就是看在你们俩的份上，才咬紧牙关活下去的。”
当时，我不太懂妈妈她这话的含意。妈妈她那满含温柔的目光，却留在了我的心中。这一事随着我的年龄增大，脑子里总会闪现这一幕情景。在这含有几分温馨里，更多的是哀怜和母爱，像游丝一般在记忆里走动。
在我回忆这些往事时，特别爱听到《二泉映月》，或《江河水》这两曲调，想到我在妈妈背上，想到那一路上悲凉景象，我能不感受到妈妈的这份爱吗？这就是妈妈的爱渗透在我心灵中的精神世界！
（ 二 十三） 我的启蒙老师
（这是1969年冬的事）
我童年记忆里的老师，并不是人们常说的是灵魂的工程师，可是我最可怕的启蒙老师了，听起来好像是亵渎了老师这个称呼。其实，从我那时起对老师就没有太好的印象，虽说不是像恶魔，好像也差不到哪里去。特别是后来的小学校长，打起学生来可从不含糊，在学生中树立了榜样。
记得我刚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学期，大概是十一月了，是个特别冷天气。好像雨下得特别多，天空是阴沉沉的，山也总是灰蒙蒙的只有一点轮廓。那地上的泥泞上留有好多变形的脚印，低洼的地方储有积水，没有干净过。
因我爸爸被抓了起来，家里的生活也比较困难。我的新书包是妈妈亲手给我缝制的，比不上买的好看，但我还是守在妈妈身边看她给我缝制，其实都是妈妈“学习”回来后给我缝的（大多数批斗妈妈，回到家总能见到妈妈新添的伤痕，这就是“寒人掌权”的恶果）。
弟弟小就早睡了。妈妈缝好这蓝布书包，笑着让我试试，看书包的背带会不会太长。妈妈看我背书包的样子，幸福地笑了。不知道妈妈是觉得我长大了，还是觉得她自己缝的书包不错。
“等你爸爸回来，妈妈给你卖新书包。”妈妈对我说，但她的声音里充满凄凉。
我被他们的“抓”过一次，好久没有去过爸爸那里，场里对“坏分子”管得更严。妈妈怕路上有孩子会欺负我，在开学每次要送我去一次学校。当时，妈妈常被批斗，理光的头发没长好，有很多人在我们背后指指点点。更有些无聊的人，做出明显的低下头姿势，看我妈妈的裤子是男装还是女装；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竭力做出一副坦然的样子，对他们的侮辱没放在脸上。可我从来没有埋怨过妈妈，在我幼小的心里，妈妈是最可爱的人。
在路上，我很羡慕别的孩子有绿的书包，上面有红五星。是用毛线刺绣的，我觉得挺美。
有一天上午，下了第二堂课，这同学跑下楼去玩。我一人偷偷地去抚摸了哪毛茸茸的红五星。这时她刚她进来了，硬说我想偷她的东西。我解释说我喜欢她书包上的红五星，只是摸了摸，不承认自己有想偷她的东西，俩人就争吵起来。
我们的老师是叫欧阳军，个头不太高，脸圆圆的男老师。在我没上学之前，我知道他是中学的红卫兵头头，每次开批斗会上，他领头震臂高呼口号，经常与单位组织批斗会的忙人，也组织了多次批斗我妈妈（我在写《内退情还出轨》里的原形就是他）。当时俗称“红孩子”，不过是一群“铁面无私”的流氓。他没过多久就分到A林场小学教书，我的这个启蒙的欧阳老师，在中学就组织过学生批斗过我妈妈，从没有过心慈手软。在中学时，由他整出一个小反革命集团，叫“雄（雄是广东##县）全（江西##县）*救国军”。打得一个姓王的学生上吊（说他是主要成员，是“*救国军的司令”，十四岁），被一人救了下，这个黑锅背到七八年才*。欧阳的父亲是个木工，他也就是贫下中农的后代，政治嗅觉特别灵敏，善于钻营。这些人根子正的红人，自恃出身好就无法无天，领导革命成了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血统论”原本出自封建君主的世袭制，也被他们捡起来用。这个社会说来滑稽，很快他成了学校和场里的大红人，鹤立鸡群，被场革委会誉为“革命的小闯将”、“红色接班人”，后来保送上了工农兵大学。
他走进教室问了她（姓邓的女同学）一下情况，要我站在最后一排去。
“我没有想偷东西，老师！”我委屈地流着泪申辩说，不肯到后面罚站。
欧阳老师见我不肯承认“错误”，又不肯到后排罚站，很生气地说：“你想偷她什么东西，老实交代？”
“老师……我没有想偷她的东西，只是摸了摸哪绣的红五星。”
“你还很会狡辩，老子不是什么好东西，儿子也差不到哪里去。”
这欧阳老师气急败坏地认为我是狡辩，不肯承认想偷东西的事实，就打了我两耳光，骂我是特务崽子，跟我妈妈一样顽固不化，并把我拖到最后面，用脚踢我的腿弯处，硬逼我跪下。其实，在很多方面这老师都偏颇“红孩子”，我早有这种感觉。
我就在后排跪了一堂课。这就是我的老师，被人称之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弄得我至今不知如何感谢他，老师不过是一种职业。所以说老师是人类心灵的工程师，是点燃自己照亮别人，我认为是言过其实。而那些天生就是政治投机的人，是不可能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除非是大脑进了水。
我跪着上了这节课，一下了课，我就背着书包哭着回家，不再来上课了。我见了妈妈，把这欧阳老师冤枉我想偷东西，打了我两耳光的事告诉了妈妈，也把他要我跪了一堂课的事说了。
妈妈见我很委屈，抱住我痛哭起来。我说我不去上学了，妈妈也没说什么要我去上学的事。只是说是妈妈对不起我，让我这么小就遭受此罪！我们身上己烙上了“坏人的孩子”，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糟蹋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听到“老师”就会打寒噤，本来我的表达能力就差，从那以后我就更少说话了，生活的种种不幸最我幼小的心灵去消受；生活中的种种偏见、荒谬在不断扩展，让我有心无心地去观察，去想这个残酷的社会，可始终不让我“脱胎换骨”。这一些事成为我童年往事，也把这些艰苦卓绝的内心活动变成今天的文字。
大概是过了两个星期，学校组织家访，肖老师（她大概是萍乡一带人，应该算是校长）来到我家，问我妈妈我为什么不去读书。妈妈把学校老师打我的事说了，说我害怕老师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