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均衡理论在市场中的表现，就是有效市场理论，这一理论也有缺陷。有效市场理论认为，任何偏离均衡的冲击都会迅速衰减。实际上，市场经济存在广泛的供应链，任一环节中断或出现价格波动都会影响到其他环节。价格波动是衰减还是放大，取决于具体的经济结构和环境。全面放开价格的结果是，不同生产周期的产品交织在一起，造成价格轮番上涨，使生产商和消费者无所适从。“看不见的手”不仅不能使经济稳定，反而引起价格螺旋式上升。
第三，西方主流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是理性预期理论。理性预期理论认为，公众可以精确地预测宏观经济走向，政府宏观调控不起作用。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转型经济中产生的经济波动往往导致公众恐慌，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政府如不及时地干预，会导致持续经济萧条和恶性通胀。针对各国经济危机，IMF提出的保守财政政策，更是违背了凯恩斯经济学在大萧条中取得的历史经验，在面临失业和经济萧条时期，削减政府开支必然导致私有和国有部门同时裁员，根本动摇了民众信心，使危机雪上加霜。全面私有化忽视了财富分配不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加大了转型期的社会动荡。另外，西方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无视国有经济和非盈利部门在维持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是无视金融服务和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的“准公共产品”性质，无视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应该有别于普通工商企业。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华尔街高管人员仍然发放高薪遭到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严厉谴责来看，华尔街机构的公司治理的确像法国总统萨科奇所说的：是一种荒唐的制度！
从中国多年的实践看，中国金融机构除了具有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常规的公司治理机制外，还有中国特色的党委会制度，加强了党组织对金融从业高管人员的党性教育和组织监督，这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和打击了金融犯罪。因此，可以说，这也是中国模式的一条成功经验；在这方面，我们讲得不多，还不够理直气壮。美国和IMF竭力贩卖“华盛顿共识”的根本目的，就是将世界各国经济金融政策主导权牢牢地握在手里。当年欧洲欲推出欧元与美元抗衡，美国政府的一些经济学者甚至用“欧元将重新把欧洲拖入战争深渊”的论点，来极力阻止欧元诞生。实际上，美国是最不愿意改革目前国际货币制度的国家，因为它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美国要求中国进行金融市场开放，不是为了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稳定，而是为华尔街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打开中国金融市场的大门。
斯蒂格利茨曾经提醒中国：资本市场自由化，意味着控制热钱忽来忽去的一切措施都要被连根拔起。热钱不过是赌汇率波动的短期借贷资金，这些投机资金绝不会去建立工厂和创造就业。此时此刻，华尔街正在迈向万丈深渊，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正在蔓延，谁也不知道这个冬天到底有多长。此时此刻，人们开始质疑美国老师们传授的经济学金科玉律，这又一次印证了那句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三、“华盛顿共识”最终走向破产（4）
顺便指出，中国有大批“华盛顿共识”的代言人，有时候这些人的表现并非羞羞答答，而是十分的彻底和露骨。下面是笔者在个人博客里的一篇旧文，再次刊出，以飨读者。
好一个“代表外资利益又何妨”！
搜狐财经名家博客登载了某副总编辑的博文——“许小年、谢国忠代表外资利益又何妨”——极大地刺激了笔者的眼睛。一口气读完这篇博文，我的脑海里立刻蹦出了两个字——“无耻！”
博文开门见山，高举“独立思考”的大旗，这与“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的“立场”一致。笔者拜读过谢博士公开发表的很多文章，发现其中确实有很多独立思考和予人以启发之处，但是即便谢国忠在摩根斯坦利就职之时，他也未敢公然宣称自己只“代表外资利益”。在“温情脉脉”的“独立思考”的面纱掩盖下，反映的是谢国忠的内心深处仍未泯灭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廉耻之心。相比之下，博文却*裸地扛出了“代表外资利益”的大旗，笔者见过无耻之人，但未见过如此彻底和露骨的。
博文指出，“‘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救与不救，何时救，主政者本已心中有数。”笔者认为，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到底谁是“庸人”？在中国资本市场遭受“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身处绝境之时，有人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为民请命，难道这些人都是“庸人”吗？其二，博文宁可相信“主政者心中有数”，也不愿意倾听人民群众的正当呼声；不知道这里是盲目自信，还是故意地排斥老百姓的参政议政。
古人云：“拙者为政”，这一说法虽然偏颇，但在人类文明进入到21世纪的今天，实际当政者也未必一定都是“精英”。即便当政者是“精英”，是否也有“犯糊涂”的时候？是否也需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正当呼声呢？更何况，目前我国正处于体制改革和转轨时期，客观上存在“政出多门”和“执政效率低下”的问题。
人类历史的经验表明，任何政府都离不开社会舆论的监督，任何当政者都应该倾听人民的呼声。关心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事业，本属于老百姓的分内之事。孤立无助的中小投资者们通过互联网这一信息平台强烈表达一下“救市”的诉求，这究竟犯了哪家王法？这又妨碍了哪些人的利益？历史不会重演，但往往惊人的相似。曾几何时，“汪精卫”们也代表过日本侵略者的利益，但他终究遭到人民和历史的唾弃。
是的，在某些人的眼里，“汪精卫”们应该有“代表日本利益”的自由，但是人民也有打倒“汪精卫”们的权力。事实上，“汪精卫”自始至终未敢公开承认自己是“汉奸”和“卖国”，而是对自己的卖国行为披上了一层“曲线救国”的*布。看来，汪精卫仍有一点“廉耻之心”，这是博文作者所不及的。
诚如博文所言：“让市场中多些不同的声音吧，让生活中多些不同的表达吧。我们是一个走在路上的民族，我们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我们要学会用道理说话。”但是我要说的是，当一些人捍卫自己“代表外资利益”的权利时，请你们尊重我们捍卫中华民族利益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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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与合作（1）
1。“合则两利，斗则两伤”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09年1月29日，中国总理*在回答提问“您想对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传递什么信息”时说：“中美两国之间，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中美要加强合作； 这就是我向美国新政府发出的声音”。*总理提出的“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这一正确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指导思想，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反映了中美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是非常富有远见的。
可喜的是，在美国政治家中也有类似的认识。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实力与原则：布热津斯基*》一书中提到一个细节，他说：“在美国，推动中美关系最得力的两位美国官员，竟然都是移民出身”，他指的是基辛格和他本人，他们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对中国并没有多少了解，也没有特殊的感情，而完全是从战略大局考虑出发的，“我们对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的兴趣，决不是策略性的，而是基于某些长期的战略目标”。2009年1月16日，布热津斯基又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题为《美中和睦，世界受益》。中国国家主席*发明了“和谐世界”的概念。目前，美国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战略思维已经放弃了全球性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看法，转而关注于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和平崛起”，同时寻求建立一个“和谐世界”。这种认识将有助于两国解决各种分歧和深化地缘战略合作。目前，中美之间所处的“金融恐怖平衡”状态，虽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和互补性，但是这种平衡是十分不合理的，也是非常脆弱和极度危险的。日本学者吉川元忠在其《金融战败——发自经济大国受挫后的诤言》一书中，曾直言不讳地指出过日本“金融战败”的教训：“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却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美国经济更上一层楼，这恰是因为美国在金融战场上‘战败’日本所至。”因为日本对外债权大多为美元资产，所以美国只要玩弄汇率，就可以轻易地减少自己的债务负担和扼杀日本国力，导致日本经济深陷多年的萧条之中。日本的历史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回顾30年中美关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也经历了6次较严重的危机，即：1989年美国对中国全面制裁、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3年美国将中国最惠国待遇与*问题挂钩、1995年*访美、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炸馆”事件、2001年撞机事件。但是，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危机朝着和缓的方向发展，并多次将两国关系从破裂边缘拉了回来。目前，双方已初步建立了较为稳定和成熟的沟通框架，不仅保持了原有对话机制的畅通，还开辟了许多新的对话机制，如两国元首经常见面和电话联系、中美战略对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能源对话、中美反恐磋商机制和中美军事热线等。这种机制化的沟通有助于更好地处理两国关系中的各种问题。
事实上，中美关系正在逐渐走向一种相对平衡的稳定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经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8年的7％，2006年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国，2007年中国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实力的对比，从存量和静态的角度看，仍然是美国强、中国弱，美国经济实力为中国的4倍。但从增量和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发展速度比美国快。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国际性重大活动交给中国来承办，各国领导人越来越频繁地来到中国，各种国际组织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身影。以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为例，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民族凝聚力得到了充分展示。总的来看，中美两国实力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四、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与合作（2）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评价，由10多年前的“中国崩溃论”，到后来的“*”，再到近来的“中国机遇论”和“中国责任论”，这种议论本身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关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从“友好的非盟国”，到“战略竞争者”，再到“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些定性词汇都是美国提出来的，其背后也反映了中国影响力的提升。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在一些美国人眼中，“中国问题”变成了“中国崛起问题”。Chimerica也好，G2设想也好，都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Chimerica的概念，首先是从金融领域提出来的，即中国是储蓄国，美国是消费国。但其影响迅速超越了经济领域，并引发了“中美战略结盟”等思想。伴随着反恐、气候、能源和环保等全球性议题日益突出，中美必然要在这些领域中开展深层次合作。
在美国政府的议程上，应对金融危机、缓和美俄关系、稳定阿富汗和伊拉克局势等都是非常紧迫性的问题，保持中美关系稳定符合美国利益。中美关系问题可能主要集中在双边经贸领域。在当前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情况下，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可能会影响对华经贸决策的环境。同时，中美关系中存在的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环保和*等问题，依然经常性地导致两国关系产生摩擦。由于*党同时控制着国会，奥巴马决策时受到的限制相对较小，因此，一旦出现问题，对中美关系的破坏性就会很大。但从总体上看，“战略上稳定、战术上摩擦”将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
总之，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美合作主要基于阶段性的共同利益，而非共同的价值观，这种利益导向的合作关系具有一定的脆弱性。目前在意识形态上出现的所谓“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对立，实际上反映了双方在战略利益上的根本分歧。这需要政治家能够彼此尊重和照顾对方核心利益，理解和尊重对方对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选择，将这种利益导向型关系引入到一个相互理解和包容对方价值取向的轨道，这是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2。中美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
（1）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由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2006年9月由中国国家主席*和美国总统布什发起设立的，是中美现有20多个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始于2006年12月，每年两次，轮流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迄今已成功举办了5次，在宏观经济、环境保护、能源节约、贸易促进、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等领域取得了众多成果。
（2）第一次对话：多项合作，成效初见。2006年12月14日至15日，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主题，就城乡均衡发展、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促进贸易和投资、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5个专题、11个分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中美在促进美国对华出口融资便利协定、中国加入“未来发电计划”政府指导委员会、中国加入泛美开发银行、启动双边航空服务谈判等方面达成了实质性协议；在中国设立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代表处；并在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加强法治和消除贸易与投资壁垒、加强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和医疗以及加强在高科技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市场经济地位和结构性问题达成共识，并签订价值55亿美元的四单合同。
四、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与合作（3）
（3）第二次对话：达成4项新的原则。2007年5月22日至23日，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双方围绕服务业、投资与透明度、能源和环境、平衡增长和创新等议题进行讨论。中美在扩大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提高QFII投资额度的、全面开放货运航权、削减或酌情取消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扩大人民币日交易浮动区间等问题上达成协定。成果包括：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服务业；在2012年前将两国间的直飞航班增加1倍；宣布启动中国旅游团队赴美旅游的联合声明；中美争取在中国合作开发15个大型煤层气项目，以推进清洁煤技术；以及两国在养老金、失业保险、知识产权等领域达成的协议或备忘录等。
（4）第三次对话：达成31项共识。2007年12月12日至13日，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次对话的特点在于中美双方超越了短期经贸热点问题的简单关注，从战略高度对长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发展进行了综合思考。双方就金融服务业、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能源和环保、透明度等8个领域开展合作达成了31项共识，签署了多项协议。双方在金融服务业开放问题上取得突破，包括中方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公司包括银行发行人民币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