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和纯嗪捅说谋砻嬖颉�1831年5月11日，安徒生在柏林写了一封信，对科林真诚的答复给予感谢，同时，安徒生又强调，他还是希望用敞开的心扉，真诚地对待“我真正、也许是最真诚的朋友”。然后，他最终说出了那个给他带来痛苦的人的性别和社会地位。但是，这个谜语还远未结束，因为他依然没有说出这个人的名字：
“去年夏天，我认识了一个富有、美丽而且风趣的女孩，我们之间彼此坦诚相待。但她已经订婚了，现实条件迫使她嫁给一个仅仅为了她的财产而娶她的男人。在她结婚之后不久，我就离开了。她留给我的只是几句话：她要我把她当作妹妹，要我忘记这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离开的原因。哦，我竟然像个孩子那样地哭了。”
对于任何一个像爱德华？科林这样几乎无所不知的哥本哈根人来说，这种半真半假的独白根本不会让他感到半点吃惊。在以前写给安徒生的一些信中，他已经说过，他有着一双对谣言明辨是非的耳朵。早在1830年夏天的时候，他已经听说了安徒生与商人沃伊格特的女儿之间存在着某种暧昧关系。这又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里伯格为什么会借探望生病亲戚的机会在哥本哈根呆了几天，当时是10月和11月之间，她曾经在一天晚上遇到安徒生，并听到他朗读自己的歌剧《乌鸦》。
由于爱德华？科林当时正在日德兰半岛避暑，于是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只能把他在德国旅途中写下的最后一封长信带回哥本哈根，然后才把这封信从哥本哈根寄出。这封信的结尾同样体现了作家一向的乐观态度，它表明，正处于如痴如醉状态之中的安徒生，似乎不仅没有忘记对方毫不客气的拒绝，而且还梦想着建立一种比以往更加亲昵的敏感友情：
“是的，在我的心中，那是我永远希望能向你倾诉的，你也许会一如既往地像现在这样对待我：一个兄弟般真正的朋友。要是我能让你阅读我的灵魂，那该会多好啊，那样，我就会如愿以偿地得到你。”
科林描写安徒生的作品（1）
至于1831年的冬天以及1832年的春天和初夏，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它事情，以及这段关系是如何发展的，我们无从得知。当时，安徒生已经通过给对方写信的方式，向爱德华的妹妹———路易丝发起了感情攻势。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信件解释为作家向整个科林家族示爱的方式，也可以看作是向爱德华表示敬意的策略。但是，和其它时期与科林家族内容全面、频率稳定的通信相比，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也许在那段时期里，信件往来根本就不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安徒生和爱德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哥本哈根。根据安徒生在1831年11月写给亨丽埃特？汉克的信来判断，这两个朋友之间的友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亲密。科林仍然坚持用正式的称呼（“De”）；然而，在那段时间的初期，他似乎对安徒生百依百顺，作家也马上注意到这一变化，并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安徒生在1831年11月的日记中写道：
“我刚从科林家回来。那个二儿子，那个像哥哥一样让我一直爱戴的非常出色的家伙，待我亲密无间，他的温情融化了我的灵魂。我们彼此承诺，无论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将成为一生中最真诚、最亲密的朋友。”
但是，包含1832年的夏天在内的那段日记和日志并没有告诉我们，这段友情的发展到底如何，当时，这位处于高产阶段的作家，正在把自己的渴望和痛苦融会到一发而不可收拾的文学创作中。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安徒生先后完成了《影子》和诗集《丹麦诗人杂评》。他还完成了根据沃尔特？斯科特小说创作的芭蕾舞剧《拉美穆尔的新娘》剧本，以及另一出歌舞剧《船》。其中后者改编自一个外国歌剧，剧中的男主角是性格内向但却知识渊博的商人乔纳斯，他声称自己在爱情方面是“一块死掉的石头”。他所面对的则是自己的老朋友，一个英俊潇洒的海军军官：爱德华———显然，此时的这个名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地占据着安徒生的大脑和语言。
在安徒生爱上一个男人或是一个女人的这段关键时期内，他们之间的情书甚至是所有书信往来都无从寻找。作者对此几乎没有任何责怪，因为在安徒生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收集和保存了各种形式的文稿和书信。他用袋子、盒子和箱子把所有信件、明信片、手稿和剪报保存起来。在他的日志中，安徒生一直在尽可能地记录下他所发出的所有重要信件。尽管并非所有信件都能做到，但其中的相当大一部分还是有据可查的。基于同样的原因，安徒生在1830年到1875年期间接到的信件大部分得以保存，这些信件收集在爱德华？科林于1875年8月接收的文稿中，爱德华？科林随后对这些书信进行了整理。而安徒生所指定的另一位共同遗嘱执行人，莫里茨？G？梅尔基奥尔却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安徒生在遗嘱中并没有允许梅尔基奥尔干涉这部分财产。当然，我们可以有十足的理由对此做出解释：在这个问题上，另一个遗产受赠人———爱德华？科林一直对其朋友的遗愿置若罔闻。在安徒生于去世前1个月增加的遗嘱附录中，作家表达了这样一个愿望———“所有手稿和关于安徒生的重要信件交由A？比尔和尼科莱？博使用，但之后应转交州议员科林，并最终作为科林的私人财产。”在去世之前，安徒生已经容许他的两个好朋友———编辑兼国会议员卡尔？斯蒂恩？安徒生？比勒和青年作家尼科莱？博，共同编写一本书信和童话故事合集。在经过了与爱德华？科林的一场对峙之后，这本合集便在1877年到1878年期间草草出版了，显然，爱德华对于这两个人阅览安徒生私人文档集的权利根本不当回事。
正如安徒生在最后一部童话《牙痛姑妈》中所写的那样，箱子里的有些东西最终总是放在原本不该放的位置上。在作家去世之后，决定箱子到底应该放在哪儿，箱子里面到底应该放什么，则完全取决于爱德华？科林了。他可以决定，哪些东西应该返还给写信人，哪些东西可以保存下来，充实到《科林书信集》中。有了“所有重要的手稿和信件”的法律依据，爱德华？科林就可以对到底哪些东西是重要的做出自己的评价———最终的分类很可能是在他的儿子乔纳斯的协助下完成的。此外，他还决定，为了便于比尔和尼科莱？博完成安徒生所希望的作品，可以允许两个人阅读和使用安徒生的书信。与此同时，科林告诉这两个人，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使用安徒生与科林一家之间的通信内容，因为他本人也想写一本关于自己的朋友———安徒生的书，而这些信件当然是不可或缺的素材。
于是，爱德华？科林马上承担起审查员的角色，他知道，在存放于盒子和箱子里的这一大堆信件中，他自己需要的是什么。1875年秋天，在对这些材料进行分类之后，科林写信给莫里茨？G？梅尔基奥尔，后者及其家人曾经在安徒生生命中最后的几年里照看过这位作家：“在此谨告知您及您的家人如下事宜，对于在安徒生手稿中发现的亲笔信，本人有义务对其中所有健在的写信人交还上述信件。我需要马上得到您的签名，并以此进行分类。因此，各位尽请放心，本人尚未阅读这些信件。”换句话说，多年来曾经给这位略显温情和敏感的作家写过信的所有人，现在都可以松口气了。所有这些轻率的举动，其中很多都与科林家族或是科林的朋友有关，现在都将回到最初的发信人手里，而不是被人们搜集、封装并保存起来，留给后人去研究安徒生的作品，去窥视他的私生活。早在19世纪30年代，爱德华？科林就有这样一种感觉———他本人与安徒生之间的通信，总有一天会成为人们竞相追逐、让人羡慕的文字数据。这一点在1836年夏天一封畅谈未来的信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爱德华以一种颇具讽刺的语调重读了安徒生近期的一封信，他用眼光扫了一下，用德文就信中一个特殊而含糊的部分写下了这样一句对未来意义非凡的话：“当安徒生与科林的正式通信出版之时。”
科林描写安徒生的作品（2）
但是在1875年秋天，他还是把这些信送还给了发信人，这是一个让我们非常遗憾的决定。在对这些古老的信件进行了彻底但草率的分类并返还发信人之后，有一件事情是毫无疑问的，在整个哥本哈根及周边地区，很大一部分信件的命运便如同异教徒一样被付之一炬。尤其是那些与安徒生保持敏感关系的男性朋友中，在那个对同性恋情极度排斥的时代，绝对不希望让好奇的同代人或是后代扰乱他们平静的私人生活。例如，曾经在19世纪60年代让安徒生十分倾心、并与之有大量书信往来的芭蕾舞演员哈罗德？沙夫，很可能焚烧了所有安徒生的书信，以及他自己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写下的一些浪漫信体诗文。我们将在第9章里讨论他们的关系，其中还包括演员劳里茨？埃卡德。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安徒生的遗物中包含了很多反映作家和其它男人之间的柏拉图式的爱情故事。从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经常在日记和日志中提到的男性姓名和书信中，我们便可略知一二。尤其是在他与年轻男人的通信中，作家继续推进了一个备受争议的方面———这也是从事安徒生研究的丹麦学者在过去的120年里经常提到的一个方面，尤其是威廉？冯？罗森在1993年发表的那篇有关安徒生同性恋生活的博士论文之后。后代的学者们怀着一种尊重和敬仰之情，把他们对安徒生的爱情故事的研究局限于尽人皆知的异性恋情，比如安徒生与里伯格？沃伊格特、路易丝？科林和詹妮？林德等女性之间痛苦的情感经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剖析一下这些爱情故事，就会发现，这些故事就会像童话《小克劳斯和老克劳斯》中垫在农夫桌子下面的小克劳斯的马皮，总是吱吱作响，它们只是给外人看的，并非作者真正的情感所在。男性在很大程度上占据着安徒生的梦想和思维，这一点在爱德华？科林于1882年发表了自己的作品《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和科林一家》之后，已经成为研究安徒生的学者从反同性恋角度所关注的一个方面。正如许多人后来指出的，这本书对于作家的心理以及两个人40多年亲密关系的解释不仅含糊不清，而且是矛盾的。通过这样一本书，科林家族维护着安徒生死后的名声，以至于爱德华的儿子乔纳斯？科林在1906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最后一年》的日记合集。他在前言中指出，从任何一种意义上说，他父亲关于安徒生的书必须被看作是“对安徒生作为一个正常人的肯定”。
由于科林家族这种出于本能而对他们、当然也包括对安徒生的维护，导致他们在1875年作家死后，便立刻将很多信件束之高阁，从此尘封起来。人们所了解的东西仅仅是其中非常有限的一小部分。至于安徒生和科林一家的关系，尤其是安徒生和爱德华之间终生“兄弟”般的亲密关系，在爱德华的书中得到了坚定而无可争议的解释。作为文学史中的一部作品，这本书对后代人了解和诠释安徒生的生活和作品，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科林这部不动情感的作品，是对安徒生的生活和工作所做出的盖棺定论。它是我们了解一切故事的真正源头，从第一页，我们就可以看出，这部作品出自于一个法学家之手。全书的结构如同是一场审判过程，在这场审判中，所有的文书和辩词完全取决于作者的需要，而对于被告安徒生来说，作者更像是一个起诉者，而不是辩护者。在某种程度上，爱德华？科林事实上是在向自己的老朋友发表演讲，一方面是个性的偏好，另一方面是书信、轶事以及对安徒生艺术零零散散的评论等形式的铁证，而作者则在两者之间不断变换着自己的角色。在这部针对安徒生与科林一家之间40多年友情所进行的冗长而客观的叙述中，19世纪30年代前半部分的事件在其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同时也是对安徒生的全面和最终的判决。很明显，这个辩护人在引证过程中不仅夹杂着自己的偏见，而且是极不可靠、甚至是彻头彻尾违心的。他对安徒生信件的选择和删减完全凭借其主观的愿望，简直可以说是无耻的操纵。
在这本书的序中，爱德华？科林对他的方法做出过解释：“我把自己认为不合适的材料全部删去了。”他又补充说，他创作这部书的基础是安徒生拜访科林家时偶尔留下的一些“碎片”。但关于通信的内容以及读者要求他解释为何在1882年决定出版这本书的原因时，科林却只字未提，而只说了一些表达他对作家的朋友及其熟人表示尊敬之类无关紧要、不痛不痒而含糊其辞的话，“毫无疑问，这些人也许希望能对作家的早期生活有更深刻的了解，对他的个性有一个更清晰的理解。”
需要记住的是，在1882年，两位朋友之间40多年的通信尚未为公众所知。在当时———至少在他及其妻子儿女活着的时候，不予公开这800封信的详细内容肯定不是科林的想法。直到20世纪30年代，遗嘱规定的不允许随意公开的原稿及其注释，仍然保存在爱德华？科林手中而不为外人所知。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这个故事仅属于他一个人，他一直可以像19世纪70年代末期那样，可以任由自己的喜好去编辑、缩减、添加和省略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这些信件在20世纪30年代终于得以全部公之于众，丹麦出版人在书序中写到，爱德华？科林在其书中对这些信件内容的讨论是完全虚假的。这在现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甚至有人已经在谈论如何编写有关爱德华？科林的“罪行列举”问题了，其间居然使用了“不可饶恕的篡改”之类极为尖刻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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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描写安徒生的作品（3）
即使是在今天，当我们坐在这四大卷通信的面前，再去对照科林写下的关于安徒生的书，仍然会想象到爱德华？科林随心所欲地拿着剪刀和胶水，肆意裁减的情景。科林常常把信中那些过于温情、感情洋溢、看似被安徒生暂时征服的段落，毫不留情地删减掉。即使他把那些带有感情色彩的段落包括于其书中，也只是因为他希望能以此来向读者展示这两个朋友在作为男人的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比如在一封写于1836年的一封信中，安徒生拒绝承认，他对于朋友的感情仅仅是多愁善感：
“哦，爱德华！要是你在这里陪伴我该有多好啊！然而，在我脑海中我所看到的，只是你那忠诚的眼睛。也许你会嘲笑我，说我多愁善感，但那绝对不是———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是一个‘小人’。”
而科林对于这封信件的处理却采取了一种极为简洁但是关键的原则———在1882年的书中，“但那绝对不是”这句话成为了他剪刀下的牺牲品。他想通过引用这段删减后的书信来强调，安徒生基本的感情在根本上就仅仅是多愁善感，而不是什么更纯洁、更高尚的感情。
当然，对于19世纪30年代那些数目巨大的书信来说，爱德华？科林仅仅选择其中非常有限的一小部分，但即使是这一小部分，他那带有偏见的主观选择依然昭然若揭。很多被遗漏的文稿涵盖了这段奇怪友情中初始阶段的很多重要方面。其中一部分包括写于1830年夏天那段时间内的一些信件，在这些令人感动的信中，我们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