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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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智囊- 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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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针扎在专制的痛处
  严复思想的杰出高拔,在于针针扎在专制的痛处。。 最好的txt下载网

思想家是时代意义上的幕僚(6)
他是福建闽侯人,那里溪山寒碧,树石幽森。少时家贫,后以第一名资格考入福州马尾船厂船政学堂,修习数理、化学、光学、地质学……读了五年,成绩为最优等。
  中国最早留学的是容闳,那是1847年,读的耶鲁大学,回国后在曾国藩幕中参谋筹策。他建议曾国藩派留学生出国,曾、李联奏,清廷获准。严复是这一代留学生中的第二批。1877年,他入皇家海军学院,既学机械原理之技术,也对西洋学术大加研磨。郭嵩焘对他称赏不已,以为他已得西洋学术之精髓,当时严复的英语水平也胜于使馆译员。
  1879年,严复回国,期间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均落第,从此在北洋水师学堂服务近二十年,任总教习等,不获重用。
  他的《论世变之亟》,道出中西方的根本差异,在于对自由的认识,朝廷当政并不推求严复变革的办法,主推三民说: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严复所面对的官僚体系,生为能语之牛马,死做后人之绊石。
  他骂康有为:“今日更有可怪者,是一种自鸣孔教之人,其持孔教也,大抵于耶稣、谟罕争衡,以逞一时之意气门户而已。”
  他不太同意孟德斯鸠的对中国的分类法:德性、恐怖、荣宠。
  他直接分为两种,君主之国权,由一而散于万;*之国权,由万而汇于一。直截简明地说明政体的性质。
  郭嵩焘早年即发现了严复的特质,以严复的头脑,他应为开放的时代和机制效力,那就如虎添翼、大放异彩了,但他厄于专制的流弊晚年被动惹一身骚,弄得灰头土脸。
  有人对比同时期日本的伊藤博文,说是严复的选择不及其人,这是短浅之见。因为时代给严复的不是助力,而是大鸟奋翅冲天之际,胫上的铁砣。
  1911年12月2日,他记述:往谒袁内阁。得晤。
  随后又到汉口见了黎元洪,大抵属礼节性拜访。但他与袁世凯的关系,实因在清廷治下几十年,长期投置闲散,而有逆动之心,本已老迈颓唐,又期一振,这种潜意识也是有的。
  他认为袁世凯“太乏科哲学识,太无世界眼光”,“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耳”(《与熊纯如书》,全集三,624页)。对袁世凯的暧昧态度,在筹安会列名却拒绝参加活动,拒绝发表拥袁言论。
  二次革命后,他说:“往者不佞以革命为深忧,身未尝一日与朝列为常参官,夫非有爱于觉罗氏,亦明矣。所以呶呶者,以亿兆程度必不可以强为。”(《严几道年谱》)此则和他先前“民心大抵归革军”的判断有矛盾之处。这是因为他对社会动荡揪心,而与自己先前的判断有所矛盾,但这和王国维的忧心忡忡爱护清廷性质全然迥异。
  严复关于自由的论述,真是极精密到位。“自由则物各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侯官严氏评点》)。自由因于自立,而自立又取决于人的自治(制)能力。他译孟德斯鸠名著《法意》(即《论法的精神》) 有谓“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即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做的一切事情的权利。
  他服膺西方的思想文化与政治制度,他说,“西治”,“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
  严复借友人之话,慨然曰:“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严复集》第一册,53页)他发挥议论道: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嬴、李以小人而凌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后世其用意虽有公私之分,而崇尚我法,劫持天下,使天下必从己而无或敢为异同者则均也。因其劫持,遂生作伪;以其作伪,而是非淆、廉耻丧,天下之敝乃至不可复振也。此其受病至深,决非一二补偏救弊之为,如讲武、理财所能有济。 。 想看书来

思想家是时代意义上的幕僚(7)
专制与民权的问题,他说:“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民权者,不可毁也。必欲毁之,其权将横用而为祸甚烈也。毁民权者,天下之至愚也。”这是他翻译《原富》所作的一段按语。
  潘恩的《常识》以为,君主专制意味着人民的堕落和失势,“他们被当做权利来争夺的世袭,则是对所有人的子孙的欺骗和侮辱。君主享有世袭权是荒谬的”。潘恩举例说,英国威廉一世,生于诺曼底,在11世纪,他侵入大不列颠疆界:“一个法国的野杂种带了一队武装的土匪登陆,违反当地人民的意志自立为国王。”(《常识》15页,商务版译本)这和严复的思想,正有吻合之处,诚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严复的睿智,在于把握政治伦理的根源盛大之处,疏通古人智慧对今人的融汇启迪,而非对立,他论庄子,“庄生在古,则言仁义,使至今日,则当言平等、自由、博爱、民权诸学说”(《严复集》648页)。这是何等通透的卓识锐眼。国运的兴衰和国民的素质密切相关,他论述开发民智的作用,在于思想上的打通,使后生英俊洞悉中西情形者日多一日,则中国的复苏也就多一份希望。
  1905年,孙中山先生和严复相会于伦敦。严复说,中国民智卑陋,所以应从教育上着手,逐渐更新。
  中山先生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中山先生深切注意到时间,这个可怕的事实。人在世间,高远地观察,人的生命非常短暂。逐渐改良,其意不可谓不佳。但事实是专制者也往往一代胜于一代的暴虐,如此一来,改良没有实行的空间,而生命一代代被毁弃摧折,逝者如斯,情何以堪。
  所以,严复思想固然有游移、逡巡,但在根本上,他是同情革命派的。
  所以他还是认为,要图存,就非变法不可,尽管民智愚陋,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将可起步,追踪西方。如果因循守旧,到二三十年后再谈立宪,那将白白浪费几十年的光阴(《严复集》155页所引严复佚文)。
  严复高出侪辈一筹之处,是进一步指出了这些制度的建立,离不开人的自由。西方社会生机强盛的真谛在“自由”。他所说的自由是一个全面的概念,是在伦理、经济、政治、思想和学术等领域要求破除对人的束缚,全面实现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
  严复晚年思想确有反复,但归根结底,他早年的留学及其底子,在根本上,宪政与帝制孰优孰劣,毋庸词费。
  他连梁启超、袁世凯都瞧不上,更不用说杨度之流了。严复多封致熊纯如信中,谈起梁启超,说梁氏喜发偏宕之言,惊奇可喜之论,他认为梁氏出风头之意味多。他引雨果的话说,当革命风潮起来时,人人爱走直线,意即取巧。他思想的矛盾,主要是仁人君子对社会动荡、民生疾苦所起的感慨。
  将严复植入筹安会,乃是杨度幕僚生涯的一次重要作业。故其全力以赴。不管不顾,谎言、诈欺、诱哄,无所不用其极,却因大势所趋,弄得一塌糊涂,拖泥带水,社会各方及其舆论都极不爽。他谈到对袁世凯的看法,南北和议成,袁氏胸中,早有成案,孙中山辞职,袁氏继之,就是靠惯性,其势非帝制自为不可(《严复集》645页)。
  对于帝制,他不赞一词,年老体衰,仅虚与委蛇,不料惹一身腥臊。“仆之不满意于洹上,而料其终凶,非一朝之事”。“长沙杨皙子以筹安名义,强拉发起”(《严复集》637页)。他的话还未说完,杨即表示不愿听,起身拂袖而去。
  第二天报纸就列上了他的名字,成为既成之事实。杨度说,袁世凯见到有严复名字,高兴得很。一切是杨度在摆弄,可能有一个跟袁世凯一样高兴,或者比袁还要暗喜的人,就是杨度自己了。
  袁世凯称帝,是以汉人接掌近300年的清朝。所以,严复心态复杂。他以为,清朝最初进攻中原、江南,极端暴虐无道,但以后的政治,他认为尚可,较元、明要好些。到了晚清,奸臣欺负寡幼,人民认为他们是咎由自取。
   。。

智识者的末路(1)
新学生当旧幕僚,北大的江崇屏入吴佩孚幕较成功。丁文江做孙传芳的幕僚,则不伦不类。北大的康白情回他的老家一段时间,给川军军头做幕僚,全然与军事隔膜。他的诗歌《草儿》,富于童趣、理趣、天真和平,和地方军头万难整合。饶汉祥,他则是名士加畸人,他的文字贯通技术性操作,要他写什么样的文字他都能折腾出来,可为无米之炊。
  旧军阀用新学生,有一种硬性和时代接轨的复杂心态。在中国仍是个新鲜事物。
  杜甫也有过短时间的做幕僚的一段生涯,当时他在四川,过着清贫的生活,他的朋友严武恰好被派到四川当成都的节度使,因此他推荐杜甫做节度使的参谋,这对他的生活来说是一个转机。这个时候严武主要是在训练部队,想要跟西部大山中的吐蕃作战,在某年的七月份,率兵西征,他曾写诗记录这件事情,杜甫也有绝句跟他唱和,两个月后就将吐番人击败,收复了一些城市,就是现在的四川理县一带。严武又指挥他手下的刺史继续追击吐蕃人,将地盘向西扩展了好几百里,杜甫这时写了《八哀诗》,其中说“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真是推崇备至了。严武这个人文武皆备,很有气魄,对地方及边疆建设卓有成效,杜甫在他的幕府中颇受关照,在这期间写下很多诗,还写有文章《东西两川说》,此文议论边疆问题。当时幕府管理非常严格,一早上班,天黑才下班,因杜甫家在城外,在幕府上班生活相当呆板,有些幕僚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往往都是勾心斗角,杜甫这时已经50多岁了,和这些人在一起,暗箭难防,心中忧郁不可言宣;而这些人出于自私的本性,有的将矛头对准杜甫,说他这样那样。他受到这种打击,压抑憋屈,滋生多种身心疾病,加之办公室久坐,导致四肢麻痹。当时他做了一首很伤怀的《宿府》,记录幕僚生涯的,“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又说“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饱经丧乱,流离失所,其痛楚可知。所以他在第二年的初春,很坚决地向严武辞去幕僚的职务,回到他的杜甫草堂,重返他的耕读生活。他的幕僚生涯不及一年,回到草堂后,生活也大致过得去,又过了一年不到的时间,严武去世了,杜甫也就失去了依凭,过了一个月,就彻底离开了四川。
  饶汉祥大笔如椽
  张爱玲以为,生活是一袭华丽的袍,上面布满了虱子。虱子这个小虫,与那些文人幕客,渊源甚深,给他们的华袍增添了几许悠长的说道。有时候,竟要有狮子的伟力,才能运动虱子的意象呢。
  王猛,当年本来可以成为桓温的得力幕僚,可是他们谈不拢来。所谓深沉刚毅,气度弘远,天下人没有几个是他放在眼里的。就在和桓温见面扳谈的当儿,他一面捉虱子,一面与桓温纵论天下大事,旁若无人。桓温对其行为艺术也称奇不已,承认他是江东才干第一。
  大文豪苏东坡也长过虱子。某次也曾他从身上捉得虱子一匹,当下他就判断说,此垢腻所变也。旁边的秦少游不同意,说,不然,棉絮所成也。
  又据明代江盈科《雪涛谐史》,说是王安石上朝时,一只虱子从他衣领爬到胡须丛中,为神宗皇帝所见。后来他要弄死这只虱子,他的同僚还为之求情,说是皇上看见过的虱子,那也该是神物了。可是这头虱子得有多大呢?皇上的眼力有特异功能吗?

智识者的末路(2)
这些虱子都有特异的故事和来由。而饶汉祥这个民国大幕僚,他身上一度孳生虱子,而他似不以为意。这又如何说呢?实在也就是他个人不讲卫生、生活邋遢而已。当然,他的心力、思维全盘聚焦文章做法,聚焦文章的运筹帷幄,其他也真就无暇顾及了。
  饶汉祥也曾穷处下僚,如非遭遇黎元洪恰到好处,两人一拍即合、一触即燃,可能就只有长期默存底层了。
  就像那个早些时候的骈体文大家许葭村一样,依人篱下,索贷求告,一生牵萝补屋,许氏的文字处理功夫不在饶氏之下,然而到处碰壁的结果,令其性格越发走偏,越发地滑向郊寒岛瘦那一路。这时就算有大人物拔其为幕僚,他也可能很难再有建树,为什么呢?弹簧久压,无力回弹,超过了弹性限度嘛。而饶汉祥,遇人恰逢其时,多能发挥其所长,甚至挖掘出他平常之所不能。到了替郭松龄策划时节,余勇都还能化为信心。此固自视甚高,以为可以拳打天下,脚踢英雄,实则眼前一片墨黑,旬日之间,差点丢了老命。但是活动环境、往还人物、所经事件,造成了胸襟、眼界的区分,所以像饶汉祥,相当一段时间内,自觉虽然手无缚鸡之力,却不乏胸有雄兵百万,大智大勇,神出鬼没……神仙撒豆成兵,而他不妨布字成阵。至于许葭村等,则滞留寒蛩不住鸣的境地,无法摆脱,封闭在自怨自艾的蛛网之中。说来可叹!
  近现代文学史,无虑数百十部,似乎没有一部提到饶、许二人的,这是学者因观念的偏颇而失职,实则像他们手下所汩汩流出者,正是如假包换的纯文学啊!
  饶汉祥1911年末入湖北军政府,此前多不得志。自入都督府秘书室任职,为黎元洪赏识,很快晋升为秘书长。从此在北洋纷纭世象中,沉浮与共,堪称刎颈之交。
  辛亥革命爆发,黎元洪被时势推向风口浪尖,势成骑虎。此时汉祥即献一策,以其起死人肉白骨的文字向全国通电,虽说清廷大限已到,但自黎元洪七上八下的心理,有此鼓动文字,借电波频传,各省相继独立,使其居弄潮的主动地位而避免孤立危险,给他一颗定心丸,实在是功莫大焉。
  当时他将袁世凯比做曹孟德,将武昌民军及同盟会势力比作东吴孙家,将黎元洪比做刘玄德,为事实上的鼎足而三,连类比附也较为贴切。由此再来定位其战略,如何折冲樽俎,还是起到相当的作用。
  袁世凯为笼络黎元洪,对饶汉祥也施以恩惠。到了张振武为袁世凯、黎元洪合谋杀害,全国舆论哗然,饶汉祥即奋笔起草“辩诬”之长篇通电,将其幕僚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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