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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13日第五军奉命由昆明开往南京，徒步十数天经贵阳、长沙、岳阳，直到武昌才搭船往南京（3月初到达），中间在岳阳整训两星期。闻一多不是死在三十五年七月，他是死在三十五年元月，我们部队刚离开昆明，在贵阳时知道闻一多死，而李公朴则死在关麟征任内，当时我们还在昆明，而闻一多则死在霍揆彰任内。我们和陈毅、粟裕的遭遇是在三十五年五月。闻一多的死期记不太清楚，但李公朴的死期记得较清楚，当时人家都谈关麟征把‘黑名单’移交给霍揆彰执行的。第五师离开昆明时，在霍揆彰任内，我们还有一师（二○○师）留驻昆明，因为当时昆明情势还不稳。闻一多死绝不在七月，因为那时我们部队在贵阳时接到消息的。在贵阳街上当时还看到日本军队碰到我们满街行礼，部队3月中旬到达南京浦镇，我们的任务是卫戍南京。”（吴思珩《昆明*退思录》）
吴先生此处记忆有误，闻一多确实是1946年7月15日遇刺。而非当年元月。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三（8）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之时，第五军驻扎在昆明，当时军长邱清泉。抗战胜利伊始，中枢改组云南省政府，邱先生奉命策划执行，机智过人，兵不血刃，而将掌握云南政权18年，表面服从中央，实际上把拥兵自重的龙云解职，一夜之间，不动声色，即将龙云部队武装解除，5日之内，龙云政权交出，顺利达成使命。
传统文化的底蕴培植
邱清泉1902年生于浙江温州一个耕读人家，8岁入私塾，诵读经史，14岁入高等学堂，中文水平已窥门径。课余广泛涉猎经典，并用朱笔圈点眉批，以培养自己“尽忠国家，热爱民族的基本思想”。1922年考入上海社会大学，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1934年国民政府选派一批青年军官到德国深造，邱清泉以考试第一名的资格，入柏林陆军大学。1937 年5月回国，任教导大队参谋长，旋即参加南京保卫战。
他年轻时就学于文风甚盛之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毕业后做了年余家庭教师，其间苦修经书典籍，积资赴沪就读上海大学，奠立深厚之国学基础。
邱国贤《怀念先父清泉公》谈到，1937年邱清泉从德国返乡，清明祭祖，带着7岁的邱国贤乘船至30华里外的前河乡扫墓，小船在景色宜人的河道中游弋，他一路眺望两岸原野，似有无限眷恋，途中他取出一本《古文观止》，翻开《孟子》中的梁惠王篇，对国贤解说文意，他讲时引经据典，趣味极浓，7岁的小孩亦听得津津有味，讲解完毕，船亦到岸，这是他第一次给他的公子慈祥亲切的感受。
1941年春，邱国贤辗转至重庆与父亲相见，当时邱清泉正经数次艰险战役后在陪都整训部队。相见后，他询问了国贤求学的经过，把小孩带至他的书房，指着一大堆德文书籍说：“你以后应当学读德文，你看这么多的外文书无人读不是太可惜吗？”国贤深知这些书都是父亲在德国时苦研的典籍，希望有人能继承他的学术研究。可惜他因事忙无法教，而国贤往后亦无缘专修德文。邱国贤回忆说：“我在重庆读高中，父亲时常翻看我的作文，在文理通顺且能达意时，他总是予以赞美。我好象棋，棋力不差，有时与同乡或他的部属下棋，总是替我加油夸奖，意志高昂，可惜我同他经常相处的时间实在是太短暂了……三十二年秋，我就学于西南联大先修班，时父亲接掌陆军第五军，驻防昆明，常于军务倥偬之余，为我讲解课业，有时每至深夜。他的精力过人，兴之所至，往往不知天之将晓。我的天资不敏，要讲亦不知其所以然，但他从不因此责我，他曾说了一段令我难忘的话。他说，社会大致是公平的，不过有些人天赋高，少年得志；有些人毅力强，大器晚成；后者的成就往往更显得伟大。”
国学的底子，加深了他性格中务实、爽朗、直接、讲义气等成分。性格刚正，意志坚定，颇有传统士大夫的遗风。邱先生谋国之诚，识见之远，足堪带兵将领之借鉴与参考。他的文学作品也保有不磨的价值。
滇西反攻作战返回昆明途中大有感慨，赋诗以见志：万里云山北望频，南天立马一劳人；邑多衰落伤农圃，路有饥寒耻重臣。生意哀怜驱羸马，道心消逝伴朱轮。烟村残野夕阳处，枉自风光画样新。
《征途过郓城》：千里入荒城，又是匆匆别；宅第尽废墟，道路人踪绝；鸟雀绕枝头，蛇鼠出野穴；不知人意苦，但闻声哀咽。何处是青山，定多杜鹃血；入夜秋风起，云浮月明灭；鸿雁何悲鸣，征夫心胆裂；故园人岂知，天际愁肠结。 。。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三（9）
仿古乐府有作：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水流无已时，人事成爪泥。春残花溅泪，暑去寒露凄；盛衰付烟云，得失笑虫鸡！孔门闻道死，庄生与物齐；各言志所取，身后互诃诋。是非无定论，荣辱不须迷。堂燕寻常入，暮鸦终古啼；不如倾斗酒，诗成和醉题。
当中深蓄着人生的慨叹，郁怒与悲切激起情绪的跌宕，均颇能见其心中辛酸之块垒。
行伍记者张赣萍先生在《军风纪杂谈——兼忆邱清泉将军的“胆大妄为”》中说，连邱清泉本人，也有邱疯子之称。张先生写邱将军去南京开会，在下关火车站就曾受到宪兵的干涉，因为他穿一套士兵制服，样样都不合风纪规定，既无中将符号，再加上他那桀骜不驯的怪模怪样，手中还拿了一瓶威士忌酒，因此引起宪兵的查究。张先生以为这是一种吊儿郎当，实则不然，盖邱清泉本人性格大处不拘小节，旧书读得太多，有相当的名士气，从西方兵学大家那里，又得一种气质的习染，一些做派颇类麦克阿瑟。胆气和学养，乃是他如此行事的底蕴。
同为黄埔二期生，聂绀弩的自由化倾向和邱清泉如出一辙。林东海《文林廿八宿？师友风宜》（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79页）就记述聂翁不拘小节，经常穿着木拖鞋上班，端着茶与同事聊天。内心相当充实，底气很足的人方有此种表现。聂绀弩晚年，同事去看他，他会闭目养神，忽而蓦然作狮子吼。
从开头看到结局
徐蚌会战开了头，接连失利，尤其邱清泉不救黄百韬，在各种电影、报告文学中成了一宗公案。对此，邱先生本人是怎么说的呢？他召集师长开会说：“老先生的信你们大家看一看，我邱清泉奋斗一生，却说我不想救友军。在中原会战以来，我老是救人，而人家（指黄百韬）救不到人被围，却说我不救，人家不该死，我们该死！不过，不管怎样，对领袖我们没话讲。现在的情况，桃林岗还胶着在那里，现在弹尽粮绝，打榆厢铺是没办法了，但我们仍得设法救铁佛寺黄百韬，如能达成任务，则可将功赎罪，如不能达成，我们都活不了命，现在你们意见怎样？”接下来，他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策略是怎样的呢？还是选择逆境中幅度很大的迂回战，从正面撤退下来攻击对方后背。他麾下的师长周志道以为这是兵家大忌，弹尽粮绝、精疲力竭之际，首先是从正面撤不下来，其次夜间打迂回战更犯兵家之大忌。可是邱清泉说：“我知道，今天的情势，身为军人，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人困马乏，人家也疲困之极，谁能坚持到最后五分钟，谁能出奇制胜，谁就打胜仗，我决定今晚实行迂回战！”（吴思珩《徐蚌会战的序幕》，《口述历史》第8期）
诚所谓受命于艰危之际。淮海战役期间，毛泽东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排在第二位的，便是邱清泉将军。可是，依邱清泉的脾气，他会理睬吗？他曾指着兵团司令李弥和副司令陈冰的鼻子大骂，指斥他们作战不力。到最后关头，还想以军事技术挽救毁灭的命运。陈毅的第一封劝降信，派军使送给杜聿明，邱清泉发现后，立即抢来烧了。不久，杜聿明又接到第二封劝降信，拿去征求邱清泉的意见，他看也不看，接过来撕成碎片。
黄百韬的第七兵团，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黄维、胡琏的第十二兵团，都是装备精良的精锐部队，尤其是邱清泉的第二兵团，更是王牌中的王牌，全部美式配备，机械化程度极高。这些部队在上蔡、确山、徐州、蚌埠、直至郯城一线扇形布开。最后，除胡琏、李弥、孙元良等几个高级将领以及少数部队落荒而逃以外，其余，从“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起，黄维、文强、李汉萍、邱维达、杨伯涛……一干司令、军、师长被生擒，黄百韬兵败自戕，邱清泉战至最后一人。据他的幕僚长李汉萍回忆，当时邱清泉已精神错乱，手提冲锋枪反复叫喊“共产党来了”，辗转乱跑。。 最好的txt下载网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三（10）
邱清泉是内战局势逆转以后，态度最坚决，信心最坚定的将领，他数次向杜聿明拍胸脯要“包打”，直到黄百韬全军覆灭后，他还认为徐蚌可守。环视宇内，则东北失陷，华北逆转，鲁北变色，徐蚌风云紧急，为了固守徐州，拱卫京畿，他坚持内线作战，守势机动，劳碌奔命。他是一员杰出的战将，处处以军事观点和局部形势为着眼点，殊不知时移世易，纯军事观点和局部安排不能单独存在。
在最后关头，他也发牢骚：“我真不明白，总统只知写手令、打电报，战场实际情况，他老人家全不清楚。”
他骂杂牌：“我早就说过，杂牌军靠不住，越多越是祸害，关键时刻就倒戈，真他妈的害人精！”事实也确如此，若非吴化文、刘振三、张克侠、廖运周等军头在紧要关头拉开口子倒戈，即使徐州突围决策欠妥，也有希望全师而退，倘能顺利转进淮北，至少可以保住江南半壁江山。
至于邱清泉骄悍的原因，当时杜聿明还未到差，他是以副司令代司令官的。邱清泉在当时，有人说他是骄兵悍将，他的骄悍确是有名的，然而他也说国防部的命令不能听，一听就打败仗，正好陷入圈套。他尝谓：“国防部的命令未到手，副本早送给陈毅了，我们还打什么？”这是开玩笑，但事后也印证了，第五纵队假借最高统帅的名义把徐蚌前线50多万将士驱赶到了绝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认为军人乃以打胜仗为目的，战场情势瞬息万变，必须因时制宜，墨守成规如何能打胜仗？说他骄悍则可，说他不忠则不可。他是他们校长的忠实信徒，他在砀山就任第二兵团副司令时，有一段誓词是他自己拟的：“总理在天之灵，使我们作为委员长的学生，如果不服从命令，则雷打火烧，天诛地灭！”他颇有尽忠于疆场的决心。
邱清泉说，杂牌都是害人精，虽属情绪化语言，不可谓不经典。盖民国几十年，并没有真正的统一，日本打来了，造成的是虚假的团结，虚飘的组合，一旦战后重新面对乱麻一团的国事，种种矛盾忽然都到眼前。军阀对蒋先生的投靠，大多是一时的利害的选择。时过境迁，或者合作投靠的过程中，还有许多的不满和怨尤，造成离心离德。
远征军参谋的绝地行军
抗战期间，一代青年幕僚也成长起来，很有一番作为。
罗友伦在1939年底，从陆大研究院调到第五军担任参谋处长，本来张发奎在抗战时是第四战区的司令长官，他打电报给陈诚，要罗友伦担任第四战区的作战参谋处长。这个职务是很高的，因为下面有军团、兵团，然后下面才有军、师、团……隔了好几层。他没到张发奎那儿当大处长，而选择第五军当了小处长的原因，在于前者（战区）机关牌子太大，指挥机构太高，除了做计划之外几等悬置；而部队（军）的参谋处长则是直接管部队的，两者差异很大。罗氏甫上任即督练军直属部队，有时直属部队比一个师还大，如战车团、汽车团、工兵团、辎重团等很多团的部队都归参谋处督练，天天在部队里活动，令其感觉很踏实，这和士兵的联系是零距离的，再以第五军是王牌机械化部队，精华都在里面。
他到第五军当上校参谋处长，正好赶上昆仑关消灭日军的凯旋曲。
1942年2月，第五军开赴昆明，旋即转赴缅甸，这即是远征军。那时罗友伦已是少将参谋长了，督导了3万多名部队、1000多部车辆，由昆明运输到腊戍，后来司令部就设在缅甸梅苗，美军史迪威将军、英军蒙巴顿将军的司令部也同驻一个山庄里。盟军就在那里举行联盟作战会谈，最后采用第五军幕僚研拟的作战计划，以第二○○师南下缅甸中部的同古阻止日军前进。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三（11）
于是第二○○师到了同古，与日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终被日军三面包围了，那时最高统帅命令该师死守同古，牺牲到最后，以表示国民革命军的精神。因为救援部相隔百里远，所以只能在撤退与死守之间做选择，假如死守，就会眼睁睁地看着被敌人包围、歼灭。那时第五军有三个师，如果有一师被敌人吃掉，只剩两个师，士气一定受挫，而且坐视不救，有损指挥道德，因此罗友伦力主撤退。但撤退是违抗最高统帅的命令，可能受军法审判，罗氏和军长杜聿明、最高统帅部参谋团团长林蔚在房间内反复讨论了几个钟头，始终没有结论。时至深夜，罗友伦说：“假如不立刻即下令撤退，就再也没有撤退的机会了，如此一来，一定会完全被敌人包围歼灭。”于是他动手拟好了命令，请杜、林签字，他们都不肯签，罗友伦只好先签名以示负责。那时作战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就是指挥官与参谋长同负责任，所以要是违抗军令，军长、参谋长都要接受军法审判，最后军长杜聿明被他说服，也签了字。在一夜之间全师循着铁索桥渡过河川撤退，使拂晓前敌人四面包围攻击扑了一个空。事后第五军二○○师戴安澜师长向罗友伦抱怨，说军部不管他，将他丢在那儿。实际上是撤退命令发晚了。缅甸同古战役之后，接着又有平满纳战役等其他战斗。
罗友伦事后回忆：
“1942年夏，战事失利，被迫转进缅北，再转进印度，原来山间的小路在雨季时都变成了小河。一步一步地走入了原始森林，行进非常困难，于是把带来的几门炮及几辆吉普车也通通丢掉了，只剩下几部装甲车和100多匹骡马。我们越过了伊洛瓦底江，深入不毛的地方，一天露营在诸葛亮五月渡泸河坝上，因喝了河水，3000多人通通腹泻，听说骨灰可以止泻，于是把马杀了，烧成了骨灰给官兵吃，果然止泻了。
回到了部队，困难情形愈来愈多，最后连装甲车也丢掉不要了，而160匹骡马也全部倒毙，之前我一人就骑了16匹骡马，在路上行军时，马匹不倒毙，而到了休息时，马匹就倒毙。死去的马匹也都被吃光了。
连续不断大雨，下得连对面都看不见人。一天走到一个山头上，全军没有一支火柴可以擦得着，因此虽然仍有粮食，但无法熟食，只有我一人身上带的火柴可以用，因为我是穿着毛衣，毛衣可以御水，大雨下过了，不一会儿就干了，所以火柴在身上不会淋湿。但火种虽点燃了，却没有木柴生火，因为树木都是湿的，后来有人说起枯树枝是干的，因此我们就折了很多枯树枝摆住一起，果然火柴一擦，枯树枝就起火燃烧了，于是大家又有熟饭可吃了。
我们走过了不知多少河流，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