诤�1937年8月赴任驻美大使后，她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你这人待我是太冷淡，冷得我不能忍受。我有时恨你、怨你；但末了还是爱你。反正还是那句话，我要永远爱你，我永远忘不了你。你在那边的生活如何？大约是很快乐吧？说不定又有了新的朋友。不然，怎么会不理我？我最美的先生，你要再跟别人好，我可饶不了你。等你回来了，咱们再算账！你也许不爱听这些话。可是我就这样儿，你不爱听也得听。你的芳就是这脾气。”
胡适离开北大后，徐芳经孔祥熙举荐，到中国农业银行工作。1941年4月，徐芳又给在美国的胡适写信，要求胡适帮助她到美国深造。当时胡适虽然不讨厌这个比自己小21岁的学生，或许是因为徐芳表现太热烈了吧，他考虑到自己的地位和社会影响，不敢再触动这根神经，便毅然决然地断绝了与徐芳的联系，也没有帮助她到美国留学。陷于绝望的徐芳，遂于1943年9月，与当时在陆军大学任职，兼任陆军参谋学校校长的徐培根（左联五烈士殷夫的哥哥）结婚。1949年徐芳随同夫婿移居台湾生活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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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如愿的闺中密友：胡适与洛维茨
正当小女生徐芳如醉如痴地恋着胡适的时候，胡适却奉命于抗战爆发后出任驻美大使。由此胡适摆脱了徐芳的纠缠，不料在美国又结交了一位新的女友。
这位女友叫萝德芘·洛维茨（Robby Lowitz），犹太人。在大学读书时就很崇拜著名学者杜威，与杜威有着书信的往还。1936年她定居美国，被杜威聘为秘书，负责处理杜威的日常事务。胡适1937年10月6日到达纽约，稍事休整后，他就去看望恩师。这是他与洛维茨的第一次见面。他们一见面，彼此都有亲切感，谈话投机，互相赏识，特别是洛维茨对这位杜威的得意门生，更是尊敬和爱慕，几个月后就成了互相约会的好朋友。常常一起吃茶、吃饭、看戏、聊天。本来胡适出任驻美大使的任务，是利用他在美的关系和影响，宣传抗日，筹集抗日款项，可是从胡适的日记来看，公务之外的时间，几乎都交给了洛维茨。
1938年的7月12日，胡适要到苏黎世出席世界史大会，临行前他与洛维茨一起吃了晚饭后，驾车游览了赫贞江。途中，胡适联想起与韦莲司一起游览赫贞江，与曹诚英一起西湖赏月的往事，不胜感慨。之后因为事务繁忙，也就没有多少闲暇时间与洛维茨联系了。
1938年12月5日，胡适因心脏病住院。在他住院七十七天中，洛维茨经常来看望胡适，就连胡适病房的护士小姐都与洛维茨混得很熟了。这段时间，他们难得有机会到外边去，洛维茨开始给胡适写信。在洛维茨给胡适的信中，关切地提醒他注意身体健康，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可以让她去办。她还在一封信中说：“对你（指胡适——引者注）来说，以有一个真正的管家为好。如果是我的话，我希望在我回家时，有孩子们在。……我知道，这必得结婚，必须对这个家付出我的一切。我曾答应我的在非洲的朋友，在今年底以前给他答复。但下这决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还写道：“要作的决定使我很伤脑筋，有许多事情我喜欢和你说说，并征求你的意见，……给我写封长信吧，现在就写！”显然，这是在试探胡适的想法，可惜并未得到胡适的回应，她就于1939年9月，与那位非洲男友Roy Grant结婚了。
不料，这位Grant先生命运乖蹇，结婚后仅仅一年就撒手人寰。洛维茨重新陷于孤寂之中，但她与杜威相处十年，也有些日久生情，终于在1946年12月42岁时，与87岁的杜威结了婚，成为杜威的第二任夫人。此后胡适与她虽有通信联系，但昔日密友，现在已经是学生与师母的关系了。
“长相思，泪难干”：梁实秋与程季淑
梁实秋与程季淑 梁实秋本名梁治华，字实秋，北京人。他在14岁时考入清华学校，从中学一直读到高等科（大学），于1923年毕业后赴美留学。
1921年秋天，梁实秋还在在清华读书，当时程季淑已从北京女高师毕业，在北京女子职业学校教书。她有个叫黄淑贞的同学，与梁家相识。黄淑贞觉得程季淑虽然比梁实秋年长两岁，按当年的风俗，还是相当般配的。于是她就到梁家为梁实秋提亲。梁实秋的父亲是个开明人士，觉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年轻人追求自由恋爱，家长最好不要包办，要给年轻人较多的自由选择的机会。尽管如此，他还是让夫人和大女儿到程季淑家借故串门，相看了一次。她们相看的结果十分满意，随后他父亲就将程季淑的“八字”写在一个红纸条上，放在桌子上：“程季淑，安徽绩溪人，年二十岁，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引者注）二月十七日寅时生。”
梁实秋周末回家时，无意间读到了这张红纸条，自然联想到这是家里在给他保媒。虽然这张红纸条只是提供了对方的基本情况，可是不知怎么回事，梁实秋对此事并没有抵触情绪，而是充满着好奇与期待。过了些日子，黄淑贞约梁实秋和程季淑在女子职业学校见面。两人见面时，只谈了大约半个小时。程季淑不健谈，还有几分矜持，梁实秋很识趣，在恰到好处时，就约定下次在中央公园的四宜轩见面，程季淑欣然允诺。自此他俩多次约会都是在公园里，并且在公园里定下了终身。
1923年梁实秋清华毕业后被送往美国留学。临别时，梁实秋约程季淑在劝业场的玉楼春就餐话别。梁实秋与程季淑约定三年后结婚，并且送给她一块手表，而程季淑则亲手为梁实秋绣了一个绢手帕，上面绣的是“平湖秋月图”。在美国期间，梁实秋朝思暮想地思念程季淑，没有等到拿到硕士学位就于1926年夏天回国了。
第二年初春梁实秋与程季淑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尽管程季淑学有专长，但在婚后她并没有外出工作，主要精力都放在相夫教子上。无论是梁实秋在上海、在青岛还是在北平，她都任劳任怨地照顾三个孩子和丈夫。特别是梁实秋到青岛大学担任了外文系主任和图书馆馆长之后，社会活动较多，程季淑就提醒他多钻研些业务，少涉足政治。起初梁实秋听不进去她的劝告，她就鼓励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的著作，变相地引导梁实秋多钻研业务。
1937年7月北平沦陷后，梁实秋的朋友偷偷告诉他，他已经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以先走为上。而此时程季淑的老母亲又重病在身，于是他只身离开北平南下。夫妻一别就是六七年，直到1943年程季淑的母亲病故后，她才带着孩子们来到重庆，与梁实秋团聚。此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分离过，无论是在战后的北平，还是漂泊于离岛台湾，抑或是定居美国，他们都相伴相随，相濡以沫，程季淑总是像大姐姐一样呵护着梁实秋。梁实秋的生日是在腊八那一天，每到这一天程季淑都在他的耳边说：“腊七腊八，冻死寒鸦儿，我的寒鸦儿冻死了没有？”这本是梁实秋小时候过生日时他母亲说给他的，出自程季淑之口，越发显示出他们的恩爱情深了。
退休后，梁实秋在程季淑的鼓励下继续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到1967年才翻译竣稿。这部“全集”从20世纪30年代程季淑建议他翻译开始，先后延续了将近三十年，其间既凝聚着梁实秋的心血，也烙印着程季淑的默默奉献。在梁实秋翻译书稿时，程季淑在书房外为他整理、装订书稿，付出了很多精力。因此梁实秋说：“翻译莎翁著作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在这漫漫长途中陪伴我的只有季淑一人。”
1972年梁实秋夫妇投奔女儿，到美国定居，不料在1974年4月30日，梁实秋夫妇到市场购物时，市场门口的梯子忽然倒下，砸中了程季淑，不幸罹难。这对梁实秋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为了纪念相濡以沫五十年的程季淑，写了《槐园梦忆》一书，表达了他对亡妻“长相思，泪难干”的悼念之情。 。 想看书来
偶然邂逅的恋情：梁实秋与韩菁清
梁实秋与韩菁清的恋情缘起于一次偶然的邂逅。梁实秋的夫人程季淑意外辞世后，他怀着极度悲伤心情写了《槐园梦忆》一书，交给台北的远东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这家出版公司的老板浦家麟先生借故邀请他到台北校对书稿，其实是想让他回台北散散心。于是在1974年11月3日梁实秋飞回台北，朋友们将他安排在华美大厦下榻。
11月27日这天早上，远东图书出版公司刚开门，台北“立法委员”谢仁钊就与台湾有名的歌星韩菁清来到书店。原来韩菁清是谢仁钊的干女儿，她有本《远东英汉大词典》，谢仁钊有时借来用。韩菁清与他开玩笑说：“你怎么不自己买一本？”谢仁钊说：“我还用买？不信，我可以跟老板要一本来。”于是他们就约好这一天来到远东图书出版公司。老板浦家麟与谢仁钊相交多年，自然马上奉送他一本精装的《远东英汉大词典》。谢仁钊与梁实秋也是朋友，接过大词典时，不胜感慨地说：“我与这个老朋友已经好多年没有见面了！”这时浦家麟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说：“他就在台北，是我请他来的。”于是谢仁钊就带着韩菁清来到华美大厦拜会梁实秋。
谢仁钊见到梁实秋十分热情，寒暄过后，就邀请他到附近的统一饭店喝咖啡。他们多年不见，有说不完的话，韩菁清插不上话，只有旁听的份儿。恰在此时，谢仁钊的另一个朋友来喝咖啡，健谈的谢仁钊又拉着这位朋友坐下，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这时被冷落的梁实秋和韩菁清自然就有了说话的机会。梁实秋问她叫什么名字？韩菁清告诉他叫“韩菁清”。梁实秋说：“这个名字怎么这么拗口呢？是谁给你取的？”韩菁清说：“是我自己取的，《诗经·唐风·烟杜》里有一句‘其叶菁菁’，我便取了‘菁菁’作艺名，后来发现很多艺人都用，我就改成了菁清。”
不知怎的，韩菁清与梁实秋接上话茬后，总觉得有什么要倾诉。她将自己的身世一无遗漏地告诉给了梁实秋。她告诉梁实秋，她祖籍湖北黄陂，父亲在上海经商，她1931年出生在上海。7岁时，她在上海儿童歌唱比赛中夺得一等奖，14岁时就成为上海滩众人注目的歌星。1949年，她随父迁居香港，出演了电影《樱花处处开》。她回到台湾后，自编、自演、自唱、自己制片的电影《我的爱人就是你》，还获得了金马奖的优秀演员奖。后来，由于皮肤对油彩过敏，退出影坛。如今已经43岁，正在电视导演班进修，想导几部电视剧，以便摆脱婚恋失败的苦恼。在不长的时间里，韩菁清将自己的情况介绍了这么多，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自此以后，梁实秋开始失眠了，他的脑际总萦绕着韩菁清的影子。每到晚上十点多钟韩菁清进修班下课的时间，他就到电视台门口等她。韩菁清已经意识到梁实秋的用意，在一次会面时，韩菁清对他说：“我给你当个红娘吧！”不料梁实秋却脱口而出：“我爱红娘。”两个人的心里秘密已被点破，韩菁清第二天就给梁实秋写了封委婉的“打退堂鼓”的信，可是梁实秋却立即发起了进攻，直接表白了自己对韩菁清的爱。此后，梁实秋每天给她写一封信，谈爱情，谈家庭，谈事业，并且还经常聚会，吃饭，逛公园，他们都陷入了爱的漩涡。但是，韩菁清的思想也是有矛盾的，使她对梁实秋的爱犹豫不决。因为毕竟梁实秋比她年长28岁，而且听力不好，还患着糖尿病。最终还是梁实秋的一片热诚冰释了她心头的疑虑，接受了这份感情。
1975年1月7日，梁实秋回美国处理妻子索赔事宜。在此以前梁实秋给女儿写信时就提到过韩菁清，但女儿一直没有表态。这次梁实秋回来又详细地介绍了韩菁清的情况，得到女儿的理解。在时的韩菁清也面临着社会舆论的压力，但她并没有气馁和退却，反而更加燃起对梁实秋的爱火。
1975年3月29日，梁实秋提着一皮箱韩菁清写给他的书信，飞回台湾。这对“相识五个月，相思六十天”忘年恋人终于在这一年的5月9日举行了婚礼。此后他们相携相伴度过了12年的恩爱生活。
母亲包办的婚姻：鲁迅与朱安
朱安是鲁迅的元配夫人她比鲁迅年长三岁，是个心地善良，恪守妇道，没有文化的姑娘。鲁迅本来不同意这桩婚事，可是他母亲却坚持成全此亲事，几次催他回国成亲。鲁迅总是拖延、搪塞。1906年的7月，鲁迅的母亲给他拍电报称：“母病速归。”鲁迅只好立即回国。到家的第二天，母亲就为他举行了婚礼。在婚礼上，鲁迅面色阴沉，听从摆布，并没有什么反抗的举动，她母亲以为儿子认可了这门婚事。晚上入洞房时，鲁迅见到揭开盖头的朱安，一句话也没有说，在洞房里静静坐了一夜。第二天和第三天晚上，鲁迅都睡在她母亲屋里，第四天便东渡日本，直到1909年8月才回国。
鲁迅回国后，先后在杭州师范学校、绍兴浙江省五中和绍兴师范学校，担任教务长、学监和校长。此间，他住在学校，很少回家。1912年蔡元培担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之后，聘任鲁迅到*工作。鲁迅自此离家。留下朱安陪着母亲苦度生涯。1919年鲁迅在北京八道湾买下一所宅院，将母亲、朱安和两个弟弟全家接来居住。后因与周作人反目，鲁迅搬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此间，他和朱安依然分居。朱安陪伴着母亲，管理家务。
朱安是受封建礼教影响很深的女子，鲁迅把生活费用交给朱安，日常生活由她安排。她为鲁家做饭菜，缝洗衣服，每天晚上为鲁迅铺好被褥。尽管鲁迅不同意她这样做，但是朱安仍然不改初衷。平时，两人为了尽量不碰面，不说话，她准备了一只箱子，将鲁迅换下的衣服洗好放在里边，让鲁迅取用。这就使得单身的鲁迅始终能穿上干净的衣服。在朱安患病时，鲁迅也很关心她，陪伴她到医院治疗。鲁迅还定期为朱安的娘家寄钱。这对没有爱情，却又无法摆脱封建桎梏的婚姻，就这样延续了3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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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水到渠成时：鲁迅与许广平
许广平祖籍福建，生于广东番禺。1917年考入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1922年毕业后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更名为北京女子师大）国文系读书。
许广平读二年级时，鲁迅到女高师给他们兼课讲《中国小说史略》。当时的鲁迅已经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在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女高师的学生们听说鲁迅给他们讲课，都很仰慕，特别是女孩子们更想看看他是怎样一个人。不料，前来给她们上课的却是一位个头不高，表情严肃，衣着陈旧的人。学生们敬重他，可是看到他那严峻的面孔又有些惧怕。他以浓重的绍兴口音的“官话”讲课，常在讲义之外讲些大家闻所未闻的事，讲得很幽默，逗得满堂大笑而他自己却不笑。
许广平是个好学的学生，每次听课她都坐在第一排。认认真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