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花乱溅在厨房的盆碗里。想不到的是那曝晒一天的水，还有种烫烫的感觉。辛苦奔波一天后在这简易的淋浴下冲洗一边，浑身每个毛孔都透着舒适惬意。
董师傅在家里做饭炒菜是把好手。他教我做老北京的炸酱面。肉要到超市买上好的五花肉，细心切成丁块状，炒到*成熟时，放入六必居的黄酱、盐、蒜沫儿再炒，立即就有浓香扑鼻而来。炒好的炸酱可以吃上一星期。面条做法与河南差不多，煮熟后经过凉开水过滤，挑一大碗再浇上炸酱、夹两筷子黄瓜丝就成了正宗的炸酱面。董师傅端一大海碗蹲在门口吃，那酣畅淋漓与知足的感觉，让人感到老北京人的可爱至极。时至今日，我们家还经常吃这种味道正宗的老北京炸酱面。董师傅家还喜欢吃炸带鱼，董师傅的炸带鱼外焦里嫩，口感非常好。他常常在做好之后，端来一碗让我们品尝。我的小女儿吃了就伸出大拇指说：“真脆真香，好吃。”一旁的董师傅就快乐地大笑。
我第一次来看房时，正碰上我的前任租户，也是我的河南老乡两口儿在董师傅家吃饭，围着一个大院桌吃得酣畅淋漓。前任男租户出来与我说话时竟有些微醉了。当时我想，这河南老乡与邻居是什么关系，竟然处得这么好！后来与董师傅一家处得长了，才发现董师傅是个的道热心人，似乎对谁都一样。他曾不止一次邀请我到他家吃饭，但我生性不善社交，碍于面子多次推辞了。后来董师搬家走时还说：“有时间请您到我家吃饭，做拿手的饭菜给你尝一尝。”我是不需要去尝的，单凭他那十二分的热情，我已心醉了。
到了冬天要烧煤生火取暖，外地人不允许购买便宜质优的北京计划煤。我试着购买那种拉着车沿胡同叫卖的商品煤，不但价钱贵，质量也不好，一块煤烧过后要留下大半块灰土。尘土飞扬，弄得屋里跟施工工地似的，被褥上、饭桌上全是一层尘埃。后来董师傅把他家的煤本儿拿过来说：“用我家的本儿到煤站去买吧，价格便宜，质量又好。”
2002年初，董师傅家购了新房搬走了。我心里很有一阵总是空落落的，觉得仿佛失去了什么。董师傅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记忆，愿好人一生平安。
3
董师傅隔壁，住着一家姓任的师傅，夫妇都是工厂普通工人，后来任夫人似乎因为工厂效益不好下岗了。任夫人就推车到天坛、天桥等地方卖小商品，如风筝、小配饰等。再后来任先生也因工厂效益不好，很少见他再去上班，更多时候夫妇俩推着三轮车出去，天没亮就走，天很黑时才回来。虽然做小生意很累，但夫妇俩都很快乐，一天到晚笑咪咪的。他们有一个20多岁的儿子，个子与任先生一样有一米八几。但据说因为身体有病很少出门，也没有在外面 找活儿做，终日在家呆着，看书或者看电视。
有一年过春节，大年三十晚上我睡在床上，忽听到院外面靠墙的地方咚咚地响，仿佛有人是在挖掘。这声音从半夜十二点响起，一直响到大年初一零晨二三点。后来我才知道，任先生夫妇做生意用的三轮车被偷了，他们不得不买一辆新三轮车。为了不再被小偷得手，他们在四合院大门口电线杆附近，挖了一个深深的坑，埋下一根打眼儿长角铁，然后用一把锁从三轮车的底盘下面与角铁锁在一处，小偷再想偷走恐怕是难上加难了。
我住的租屋往北，是一条小小的过道，北面又是一户人家，女主人姓张，人很好，丈夫死得早，留下一个儿子。她原来在一家工厂工作，靠微薄的工资供儿子上学。大约在2000年夏，儿子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她也退休了。显得轻松许多的她高兴地说：“这下好了，我可以放心走了。”当时她这话是与我母亲聊天时说的，然后她就回了娘家。过了三五天，突然传来消息说死了。母亲惊吓得不轻，与我说起她曾说过要走的话，问我这是不是一种预兆。我批评母亲迷信。那晚送葬完毕她的儿子回来，先是默不作声，见了院里谁也不说话，到了晚上，也许是深夜吧，突然从她曾住过的那间屋里传出恸哭声：“妈呀，你为啥走那么早，撇下我一人怎以活啊！”声音凄凉至极，在寂静的夜里，在四合院上空回荡。
四合院中厢房还住着两户人家，一家极少见到主人的。另一家有三口，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老太太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死得早，大儿媳改嫁了，将孙子扔给老太太。二儿子四十多岁，在全聚德烤鸭店工作，至今仍没结婚。
这是四合院前院的情况。
4
北京的四合院大都是过去官宦等大户人家盖的，一般分前院后院。前院左右厢房住长子和家奴院工，中间正房当然住的是男女主人，后院则多住女眷。
四合院的后院我不很熟悉。有一次因为要修水笼头不得不到后院向大个儿家借扳手，穿过黑黑长长的走廊，眼前的景像吓我一跳，我没想到后院竟然又是一个不小的院子，前后左右都是房间，房间前面都又接了小房，房内房外都堆着满满的杂物。
我去借拧水管扳手的那家男主人很瘦，个子很高，甚至因为个子太高而身体有些微微变驼。我至今不知其姓啥名谁，妻子私下里叫他大个儿，我也固且以大个儿称之，虽有些不敬，但亲切。
大个儿五十多岁，看上去却只三四十岁，声音很大，是位爱说爱笑的热心人。人未到，说话声儿先到了。人在四合院外，我在自己的租屋里都能听到。等他人到四合院前院，后院的所有人都能听到了。
不知大个儿具体做何工作，似乎也是一般工人，他买了一辆大型号的摩托车，一则上下班用，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方便去钓鱼。与他的个子正般配，因为四合院里没有地方摆放，他就在院大门外胡同里靠山墙根处，用木板编扎一个牢固的大木箱，摩托车用完之后他就直接推到木箱里，用大锁锁了倒也安全。我经常能看到他戴着安全帽说笑着从院外进来，一路半躬着背往后院去。相比而言，后院比较安静，可能这后院的人都不爱在屋外聊天。大个子就常到前院来，站在狭窄的过道上，也就离露天水笼头不到一米的距离，与前院的任先生、董师傅和我说话。我的妻子对大个儿的评价是：比较有主见，有自己的观点。我没有异义。
大个儿夫妇俩，妻子皮肤白晰，人很善良，不太爱说话，进进出出时脸上总挂着笑。不像后院的某些人，一天到晚也从我们前院路过，脸却总是黑着，好像别人欠了他们二百元黑馒头钱。
大个儿夫妻俩有一个儿子，也是一个大个儿，父子俩站一块分不出谁高谁低。大个儿的家我去过，除了借扳手，好像也借过别的什么东西。共两个房间约三十多平米，全铺了地板砖，好像屋里还有专门的厨房和洗手间，收拾得干净利落，我觉得这算是四合院里面的高档房。大个儿2002年在北京北郊购了一处商品房。他说：“我骑摩托车出了亚运村，一直往北走。那条汤立路现在还很拥堵，将来是要建六车道的，还要铺城铁，交通肯定没问题。”说得很满足也很自信。
5
与大个儿相邻有一户人家，男人四十多岁，白白净净，个头儿不高也不胖，看上去像个文弱书生，终日穿戴齐整，脸上很少有笑容。至于他的职业，我至今也没有弄清楚。这家的女主人是一个黑瘦的看上去五十开外的女人，腰有些塌了。衣服也极少收拾，脸黑黑的好像终日在太阳下晒过。人倒很和气，总是带着一脸谦逊低贱的笑，遇人先矮了二分。
我妻子是一个见什么人都能说上话的人，与人聊天也海阔天空天南海北。但女人们关心的莫过于家庭。她对那位女主人的了解并不多，主要是通过院里其他人的嘴得到一些她们家的消息。她们也是北京人，至少是有北京户口的，却在这个院子里租住好些年。这种情况令我吃惊，在北京租屋而居的大部分是外地人，为何他们北京人，尤其是这般年纪的一对老夫妻也要在这里租房住呢？
据妻子了解，那家男人原是一个赌徒，但赌技不高，或者说运气一直不好，把家里原有的钱全输光了。后来他们住的那块地区拆迁，每家根据室内面积都有不少补助。他们家补了二十几万元。这些钱对于北京人来说并不算多，因为2002年前后要在北京二环内购房，没有五六十万元是根本不要想的。但在北京远郊，比如通县、顺义、昌平，或者大兴、门头沟等远郊区县，花二十万元也能购一处不错的住房。可惜的是拿到钱后，那男人赌瘾上来，跑去赌场又输一个精光。房子没办法买了，只好租房住。
让我想不明白的是，他们为何一定要来前门租房？这里是北京的心脏，离世界闻名的天安门广场只有三五百米的路程。这一带租房费用是比较贵的。这个疑问在很久以后才得到解答。那天我一下班，妻子就神秘地说：“你猜我今天在天安门广场看到什么了？”
我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你能看到什么事我如何猜得着？看到老外在天安门广场拿大顶？看到咱某个熟识的河南老乡？还是？我猜不着。”妻笑笑说：“我看见后院那家租屋的大姐了，她在天安门广场上卖风筝哩。见人就追着上去问买不买。我看到她时，她仿佛也看到了我，急忙转过身去别处了，怕是遇见熟人脸上不好意思。”
我忽然明白这位可怜大姐为什么脸会那么黑？为什么脸上总是挂着习惯性的谦逊低贱的笑。外地人在北京天安门周围经常遇到一些卖小东西的小商贩，卖风筝是小商贩中很普遍的，他们拎着一个布包，里面放着七八只风筝，遇到外地游客，尤其是带小孩子的老外们，或者年轻的情侣，就会追着问：“要风筝吗？便宜呢，十五元一个？”那种死缠烂打的精神的确敬业，但也让不少游客伤脑筋敬而远之。我想像不到这位少言少语肤色黝黑的有些自卑的女人，会在天安门广场上如何做生意。心里不由升起些许悲伤，觉得她的命运很可怜，男人不劳而获倒也罢了，还好穿、好吃、好喝，更可怕的是好赌。但愿现在她的男人已经改掉恶习了。
后院里总共住着五六户人家，每日进进出出的都要从前院经过，有些人性格开朗，我们见面总要打招呼说话；有些人也许天生话少，与我这样的外地人见面从不说话，因而我在这里住了四五年，与后院里的某些人家从没讲过一句话。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人的面容我也记不清了。
6
最后说一说我的房东吧。房东夫妻俩都姓张。最初找房时，是我还在世的岳母托了一位在北京做玉货生意的河南老乡帮忙，老乡又托老乡，打听到前门大江胡同四合院里有一处房，原来由一对河南老乡夫妻俩在租。碰巧他们生意不做了准备回南阳去。岳母得了信儿，急忙来告诉我们。
我们夫妻俩1999年11月初去看房，那时老乡夫妻还没有搬走。我们是吃了晚饭来的，天已很黑，敲门进屋，那女老乡已躺在床上了。我们坐在临门的沙发上，打量这租屋，与我们当时租住在崇文门新世界后面的房相比要宽敞很多。房间也很高，显得屋子很空旷。我们俩都很满意，讯问价钱，南阳老乡说，房东租给我们多少钱，也租给你们多少钱，一个月350元，水电费自己付。
我们没有与房东见面，老乡把房东的电话告诉了我，让我与房东通一次电话，告诉他们房屋转租的情况既可。我最先与女房东通电话，为了租到这处还算不错的房，我详细介绍自己，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记者，这样的身份给人以塌实可靠的感觉。女房东倒也爽快，说可以租给我，但是交待说前门四合院管理比较严格，一般不让租给外地人，如果有人问起你是谁，你就说是我的表弟。我诺诺答应。
这种现象其实在几年前的北京比较普遍，因为是公房私租，房东为了应付房管所来查，都与租住者约定，如果有人来问就说咱们是亲戚。是什么亲戚呢？一般是姑表兄相称比较合适，这样谁也不占谁便宜。如果换做是大姨或姑父之类，房东与租户总有一方或双方在心里不乐意。这种表兄妹的房租关系，现在在那些公房私租中还大量存在。可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市场有需求，有关部门不想着去疏通，而是死死地去卡堵，可行性就不大。依如大批外地人要进京谋发展，有关部门不是想办法疏通，一味地截堵，想把外地人赶出北京，最终都是徒劳的。近两年大力提倡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这种情况有很大好转。顺应时代发展，努力促进解决才是正道。
租住进来后我才发现，其实这四合院里的住户对我们的租房都心理清楚，只不过大家不随便说出来。而房东似乎与当地管房部门的人认识，所以我们在前门大江胡同租了四五年，房管所的人和当地的居委会都没来查问一次。
房东与我约定三个月交一次房租，合计1050元。估计快到时候了，我会主动打电话给房东。“快到交房钱时候了，张哥你啥时有空来拿。”很快男房东就来了，稍坐一会儿，我取1050元钱给他。有时候因为时间关系，房东也不来家，与我约定在崇文门地铁口相见，我把钱揣在怀里早早去等他，中间偶尔还用手机通电话联系，“你走到哪里了？我已经到了，在地铁的西北口等你。”这情形很有些像过去电影里的特务接头。我在寒风中骑着自行车，终于见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地铁口出现，我扬一扬手，他点点头。见面寒喧几句，我从怀里掏出一叠事先数好的钱给他，房东便佯做萧洒地往屁股后一揣。于是分手，他依旧坐地铁走。我则骑着车往回走，路过菜市场，不忘买些菜回家。
房东与租房永远不会成朋友，因为这里面有金钱交易，哪个房东不想多向房客要些房租费呢？哪些租房户不想少向房东交些房租？我刚租进前门时，房东曾说要涨价，我说自己挣钱不多的现实，房东后来就不再提了。中间有一次，房东夫妇带了孩子来收房租，我的河南人好客的本性就暴露出来，晚上请他们一起吃饭。男房东与我分了一瓶二锅头，喝得很有兴致。但酒散之后，一切又回复到现实的理性与残酷中。
7
从1999年11月到2003年初夏，我在北京前门生活了将近五年，一直住在大江胡同那个普通四合院里。那年7月13日，我们一家终于搬离了前门。刚搬来的时候，只有我和妻子两人，全部家当是三四个小布包裹。离开时二人世界早已变成三口之家——我三岁的女儿已经可以为搬家“帮忙”了。我也不得不请搬家公司的朋友派一辆130卡车来装运我的家具。
现在在文友聚会聊天时， 我总是很骄傲地说起在前门四合院里那段岁月，我有幸亲眼目睹了天子脚下普通百姓的酸甜苦辣众生像，亲自体验了老北京人四合院里的真实生活。如今前门一带已经重建完毕，我曾租住的那个四合院变成了宽阔的大马路，这里将打造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国际商务区。
时代在发展，生活在变化。当林立的高楼拨地而起，大片新兴社区取代老旧胡同以后，那渐已远去的四合院将成为人们心中一个难以抹灭的记忆。
清新、纯正、京腔京韵
清新、纯正、京腔京韵
——评小小说作家宋新华的几篇近作
亦农
宋新华写小小说其实有些年头了，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