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时空-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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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时空-解放- 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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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情治人员渗透学校,学校师生的言论更受到政府的钳制,学生运动遭受重大挫折。

  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转帖)

  1955年3月17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了一条醒目的消息:“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已在十五日返回人民祖国。”卫立煌和夫人韩权华自香港抵达广州时,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副书记林李明和统战部部长饶彰风等前往迎接。卫氏随即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呼吁在台军政友人“及早醒悟,对于有助于解放台湾者,在有形无形中,各自乘机量力而为”。(卫立煌:《告台湾袍泽朋友书》,1955年3月15日,《新华月报》1955年第4号) 

  卫立煌1897年生于安徽合肥,出身行伍,是蒋介石中央军中最善于用兵的将领之一,曾因“围剿”红军时首先率部进入苏区中心金寨有功,得到褒奖,蒋介石专门将金寨及其周边地区划为一县,命名为“立煌县”。史迪威在其回忆录中称他是国民党军队中最能干的将领,美国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中也称他为“常胜将军”,这种殊荣,在国民党军人中实属罕见。解放战争时期,卫立煌统领蒋介石嫡系几十万大军在东北战场上与解放军作战,因而被中共列为国民党战争要犯。全国解放前夕,卫立煌逃往香港,但回归祖国后却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相继接见,并出任新中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毛泽东在他的重要著作《论十大关系》中还专门提到:“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是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纵观卫立煌的人生历程,如果说,与卫立煌同任新中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傅作义是因为和平解放北平立下了大功,那么卫立煌的主要贡献则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战场上。 

  抗战期间,卫立煌率部转战山西、滇西等地,立下显赫战功,但是蒋介石对卫立煌在山西作战时与八路军的密切关系有所觉察,所以抗战胜利后借口让他出国考察,解除了他的兵权。 

  1947年春,在巴黎的卫立煌收到蒋介石催其回国的急电。卫知道回国后就要参加内战,便设法通过留法左派学生领袖汪德昭向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大意是:“为了尽快结束中国内战,我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与中共合作;因个人环境关系,希望绝对保守秘密。”(严如平:《民国著名人物传》,第64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 

  1948年初,卫立煌一回国,旋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总揽东北党军政大权。这时,蒋介石正举棋不定,他考虑过放弃东北,保留实力,确保华北和华中,但又顾虑这样做会使局面一败而不可收拾,因而未敢贸然决策。他希望借重卫立煌的军事才能和威望,挽回东北战场的颓势。然而蒋介石根本没有料到,卫立煌已不是原来的卫立煌了。他在抗战中曾保证以后再也不打共产党,甚至曾秘密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考虑到抗战大局和国共两党的关系,当时中共中央婉转地告诉卫立煌,到哪里都能为人民做事,不一定非要加入共产党。 

  卫立煌到东北后,即集中兵力,固守要点。不管各地守军如何告急,不管蒋介石如何一再电令其派兵解围,他总是把主力集中于沈阳、锦州、长春附近,拒不出战。同时他加紧网罗旧属,收揽人心,开展部队的训练整顿,修筑工事。这些貌似积极的备战姿态,颇能掩人耳目。他常对周围的人说:“###目前的战法是围城打援,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上其圈套,只有蓄聚力量,固守沈阳,以待时局的变化。”(彭杰如:《卫立煌到东北》,《辽沈战役亲历记》,第47-48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与此同时,卫密电汪德昭回国担任他的秘书处长,以便和解放军取得直接联系。(严如平:《民国著名人物传》,第649页) 

  蒋介石见战事吃紧,卫立煌又按兵不动,就急令卫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至锦州,阻止解放军入关,必要时可放弃吉林、长春,甚至将东北全部兵力退守华北。但卫立煌以解放军已占领锦州沈阳间的要隘沟帮子、国民党驻沈部队须经相当时期的整补方能投入战斗为由,拒绝了蒋的命令。 

  1948年5月初,蒋介石再次电令卫立煌打通沈锦线。他决心将主力撤到锦州,成立机动兵团以随时准备行动。但卫根本不同意,阳奉阴违使事情不了了之。(杜聿明:《辽沈战役概况》,《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2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蒋介石对卫立煌逐渐失去信任,为了挽救东北主力,他费尽心思地在东北物色能不折不扣地执行他命令的将领,先后属意于廖耀湘和范汉杰,但此二人无论地位还是资历均无法与卫抗衡。卫立煌则坚持按兵不动,静待时机,这种僵持状况一直持续到辽沈战役开始。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首先在北宁路山海关、唐山段打响,解放军以迅猛动作切断北宁路,占领了辽西走廊,将国民党军队压缩在锦州、锦西两个孤立的据点。蒋介石见势不妙,急飞北平亲自指挥,他命令卫立煌立刻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卫却借口“沈阳只能固守以自保”而不执行蒋的命令。(《郭汝瑰回忆录》第30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9月24日,驻守锦州的范汉杰连电告急。同日,蒋介石急召卫立煌到南京,迫令卫由沈阳出兵西进锦州。卫表示沈阳兵力不足,不能西进,要蒋就近从关内调援军解锦州之围。蒋坚持原命,并派参谋总长顾祝同监督卫立煌执行命令。卫立煌回沈后,在军事会议上仍坚持己见,多数将领唯唯诺诺,无所适从。无奈,顾祝同只得溜回南京复命。 

  10月2日,蒋介石亲飞沈阳,撇开卫立煌直接授命廖耀湘组织机动兵团,以南下解锦州之围。同时命令葫芦岛的侯镜如指挥东进兵团强攻塔山。其间,卫立煌曾亲上葫芦岛,据侯镜如回忆,卫说:“你这个兵团解锦州之围,并率部与廖兵团会师是不容易办到的。”卫再三嘱咐他,要稳扎稳打,不要强行攻坚,徒作无益的牺牲。(侯镜如:《第十七兵团援锦失败经过》,《辽沈战役亲历记》第248页) 

  在锦州危急之际,蒋介石命令范汉杰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守锦西。但卫立煌却指示:“锦州坚守不动,以免影响全军。”(范汉杰:《锦州战役经过》,《辽沈战役亲历记》第74页)等到最后锦州难以维持,范汉杰再向锦西撤退时,已走投无路了。(彭杰如:《卫立煌到东北》,《辽沈战役亲历记》,第55页)10月14日,锦州解放。 

  15日,蒋介石再飞沈阳,严令廖耀湘加速西进,否则军法从事,然而还是无济于事。 

  18日,蒋介石三飞沈阳,名义上是与卫立煌“商决规复锦州之计”,实则决心临阵换将,(参见蒋介石1948年10月15日日记,《蒋总统密录》,第14册,第82页)彻底撇开卫立煌,任命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指挥侯镜如兵团和廖耀湘兵团东西对进,收复锦州。卫立煌则命令廖耀湘必须谨慎,部队如有闪失将惟他是问,并暗中命令,供应廖耀湘装甲兵团的燃料弹药不准超过一星期,使其无法快速推进。据卫夫人韩权华回忆,当时卫立煌告诉她:“看他盲人瞎马怎么走。” 

  此外,卫立煌还做了一些保护城市的工作,他叮嘱沈阳市长董文琦,对市辖各单位的粮食分配要从宽发放,同时通知沈阳城防司令胡家骥、第一三○师师长王理寰,要他们尽一切力量维持治安,使两百万市民免遭侵扰。(赵朝:《朱德与卫立煌》,第299页,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卫还制止了联勤总司令郭忏破坏沈阳兵工厂和城市设施的计划,并暗中命人将炸药投入河中,以防不测。 

  10月28日,行动迟缓的廖耀湘兵团被全部歼灭,廖耀湘及所部将领悉数被俘。坐镇北平指挥的蒋介石发出了无可奈何的哀叹:“东北全军,拟陷于尽墨之命运。寸土焦虑,诚不知所止矣!”(参见蒋介石1948年10月26日日记,《蒋总统密录》,第14册,第83页) 

  11月2日,沈阳守军王理寰一三○师起义。至此,东北全境解放。 

  12月26日,蒋介石发布命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一集,第62-6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蒋介石担心立刻审判卫立煌将使军心大乱,就将卫软禁在南京寓所。不久,趁李宗仁上台放松看管之机,卫立煌经上海逃往香港。在回归前夕,他担心自己战犯之身是否会得到人民政府的宽恕,经与中央领导人联系,完全打消了顾虑,于是在1955年3月中旬他踏上了回归的路程。 

  战后国民党方面在谈及辽沈战役失利的原因时,认为“东北之失陷,基于锦州之失守,由于沈阳援兵久而不至。沈援之不能速达,在于卫立煌之不能即时奉行命令”,卫立煌“贻误戎机达十三日之久”,“古今中外,除非作乱造反,否则,断未见有此种不受节制之将领”。(陈孝威:《为什么失去大陆》,第497-503页)美国方面亦认为“卫立煌于9月25日奉命解锦州之围,迟至10月9日始率其一部兵力离沈,途中与敌遭遇,被其各个击破,遂不能达目的地”。(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7辑,《美国与中国之关系》,文海出版社,第503页) 

  国民党和美国方面将东北战场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卫立煌的贻误战机与抗命不遵,显然是片面的。但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辽沈战役时期卫立煌的良苦用心。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一切可能按兵不动,并利用他的地位造成影响,既使东北的高级将领们无所适从,也使蒋介石的战略计划化为泡影,从而在中国革命战争最为关键的时刻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他不仅保护了东北重镇沈阳,还有效破坏了蒋介石要把东北几十万主力撤回关内,以便在华北、中原战场再与解放军一决雌雄的计划。

  西方崛起的秘密……丛林法则(5):黑奴贸易

  有一部描写奴隶贩运的电影,其中几组镜头是这样的:在波涛汹涌的海洋里,被贩卖的奴隶像汤匙一样被塞到船舱里,受着非人的待遇,奴隶们终于忍无可忍,火山爆发了,他们同贩奴者拼死格斗,劫持了贩奴船,驶向自由的他乡。这部电影仅是万千贩奴史中的一组小镜头。在人类近代史上,奴隶贩运写下了最可耻、最卑劣的一页。利欲熏心的殖民者把人数众多、具有热带作物种植技术,又能适应热带劳动的非洲黑人当作猎奴的对象,从塞内加尔河口到刚果河口的广阔地带,停泊着一艘又一艘欧洲殖民国家的贩奴船,乌黑的船首就像张开的血盆大口,等待着吞吃人肉。据资料统计,黑人部落“猎奴战争”在400年的奴役过程中,非洲黑人被杀了上千万;圣多明各岛在十八世纪上半期共输入奴隶280万人,而到1976年仅剩下65000多人,平均每年要死亡4万多人;按照每运至美洲一个奴隶,最少要牺牲10个左右非洲黑人的计算方法,奴隶贸易使非洲损失一亿人口,这个数字相当于1980年非洲人口总和;利物浦船只从事奴隶贩运900趟,所贩奴隶卖价1500万镑,净赚1200万镑。殷殷鲜血,垒垒白骨,谁知道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的海底深渊埋葬了多少黑人奴隶的骨骸,美国诗人满怀悲愤地写道:

  大海的深处,

  泥泞的沙里,

  躺着被人遗忘了的

  锁着铁链的人骸

  在死沉沉的黑暗里,

  闪烁着不幸的奴隶的白骨,

  他们从漆黑的巨浪里,

  大声呼唤:“我们是证人”!

  列强竟相染指“奴隶贸易”

  马克思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虚伪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殖民列强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以地球为战场,展开了空前激烈的商业战争和殖民角逐,在征服与劫掠亚洲、美洲和非洲的过程中,奴隶贸易是令人发指的最黑暗的一页。

  绕过非洲新航路的发现,揭开了西方殖民主义对非洲人民长期侵略与掠夺的帷幕。欧洲列强一踏上西非沿岸,就按他们主要掠获物给沿岸地带取上“胡椒海岸”、“象牙海岸”、“黄金海岸”和“奴隶海岸”等名称。欧洲人最初所重视的掠获物是黄金和其它最贵重物资。他们每踏上一块新的土地,第一件事就是追求黄金。为了进行掠夺性的贸易,欧洲列强争先恐后地在非洲沿岸设立了商站和堡垒,占领离海岸较远的阿森松岛、圣赫勒拿岛、毛里求斯岛等岛屿,以此作为东通亚洲航海的中途站。荷、英、法等国在其裔务掌握在大商业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化的贵族手中之后,便组织特权公司来进行贸易,特权公司从国家得到特许状和各方面的支持,拥有开设高馆、建筑堡垒,发行货币、组织武装、进行战争和媾和的权力。特权公司在某些地区还能对当地居民行使司法权和征税权,从而形成一个个的“小专制王国”。殖民列强就利用这个强有力的工具进行掠夺性的贸易、奴隶贩运甚至:征服殖民地。

  欧洲列强在非洲的角逐,主要是争夺贸易权。它们在每个地区听掠夺的并不限于一种货物,而黑奴贩卖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非洲的主要内容,当时贩奴贸易也仅在奴隶海岸。欧洲列强自侵入黑非洲之日起,就开恰把非洲转化为商业性的猎获黑人的场所,他们用“黑色象牙”这种侮辱性的名词来称呼黑人奴隶,黑人成为他们贪得无厌、多方搜寻的“商品”。

  葡萄牙莱民者首开贩奴纪录

  葡萄牙从独霸非洲的野心出发,自新航道开辟伊始,便对非洲展开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侵略。在西非,葡萄牙占有佛得角群岛,在塞拉利昂、古马里国、黄金海岸、奴隶海岸、刚果和安哥拉设立商站;在东非,一开始就以海盗劫掠的方式进行侵略:伽马第一次东航印度时,就在东非沿岸任意劫掠东方船只,威逼马林迪素丹提供东通印度的领航员,从印度回航时,炮轰加迪沙;第二次东航印度时,便对东非沿幸城邦逐一进行武力征服。在列强的殖民竞争中,葡萄牙拥有佛得角群岛、葡属几内亚、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其他一些岛屿。17世纪中叶,葡萄牙在非洲只剩下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葡萄牙虽然在殖民角逐中败北,但是它首先在非洲夺取领土,首先在非洲猎获奴隶并建立奴隶贸易制度,首先向非洲进行数量不多的移民,也是它首先使用了政治渗透、经济掠夺、欺骗,传教和武力侵略等手法侵略非洲。

  葡萄牙人原是一个蓄奴的国家,由于奴隶限于家用,因而需要量不很大。然而由于有些贵族之家以蓄奴为时髦、运奴也有利可图,于是葡萄牙人在非洲沿岸找到了获得奴隶的地区并发展了一套获得奴隶的“贸易”方法。当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奴役印第安人失败以后,采纳了天主教神父们的建议,转而奴役非洲的黑人。黑人耐热劳动、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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