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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傅斯年和顾颉刚等人住一屋，大家一起拼命用功。常相往来的罗家伦也和他们一起做事。一不留神，大家就弄起了《新潮》杂志，三下两下的，几个毛头小孩子居然捣鼓得很是那么一回事。一本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刊，便就是这样办起来的。在此期间，他和罗家伦开始了一生的交往。
那一年上，俞平伯毕业了。时人留洋成风，俞家又很有些银子，俞平伯就也想要留学去。家人总是不让，以为孩子尚未长大（那时他年方二十，个子又小，书生气重），所以终不放心。后来，俞平伯就说：“傅斯年也在那边呢！”这样一来，大人才松了一口气：“有他在，就放心了！”于是遂得放行。俞平伯高高兴兴地就去了英伦。
三
那时候的柏林，因为大学水平高，也因为消费水平低，中国人云集于此，甚至英美等地的中国留学生也纷纷前来。比如，朱家骅、陈寅恪、赵元任、毛子水、姚从吾、俞大维、徐志摩、金岳霖、周炳琳、段锡鹏等等。傅斯年和他的密友罗家伦也在其中。真可谓群贤毕至，蔚盛一时。有一次，老校长蔡元培来到了德国，各方人物咸来问候。傅斯年和罗家伦等同游波茨坦的无愁宫。行经一处房间时，傅斯年沉迷于欣赏伏尔泰的雕像，因此落后了。人们把他找回人群后，蔡元培问罗家伦说傅在看什么呢？罗家伦信口胡诌道：“孟真（傅斯年）对伏尔泰深深鞠一躬，口中念念有词，原来是李义山的‘词客有灵应识我，霸主无才应怜君’。”傅斯年气得要上前来揍罗家伦，罗家伦笑着躲到了蔡元培边上，蔡元培也不禁失笑，这一笑，傅斯年骨子里的幽默就恢复过来了，众人哈哈大笑。
饶是如此，留洋的日子还是异常枯燥。学子们每每只好编织各种荤荤素素的“段子”来消磨闲暇时光。傅斯年更多地是潜心苦读，学问大进。这为他日后的建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回国后的傅斯年，立即不管不顾地大干起来。他先是应朱家骅、戴季陶之邀到了中山大学。广州是革命的大本营，北大是新思潮的发源地，当然就有缘，新派人物常常往那儿跑。在那里，他遇上的鲁迅、顾孟馀、朱家骅、许崇清、何思源、江绍原、陈公博、郁达夫、杨振声、罗常培、顾颉刚、冯友兰等许多人，都是当年北大的人物。那时候的中大啊，差不多就是北大人的天下。
当然，岭南终非久居之地，傅斯年还是一路北上，到了南京，又到了北平，终于在母校扎下了根。那些年，傅斯年一边任史语所所长，一边做北大教授，和蒋梦麟、胡适、周炳琳等人一道，干得风风火火。眼看着就要过气的北大，在他们一拨人的折腾下，又元气复振了。
傅斯年一生显赫，做过北大代校长，做过台大校长，但他尤其在乎的是史语所所长一职。为了让中国学术界能和国际同行一争高下，傅斯年倾其所有殚精竭虑地努力着。史语所乃是他毕生功业之所系，他在此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在北平学术界，他一直以“老板”见称。在史语所期间，他亦力行“拔尖”主义，把各校学生中的“尖子”都竭尽所能地挖到自己麾下。北大、清华和中大的许多英特才子都被他“搜刮”而去。这种挖人台柱之做法，和罗家伦为清华四处挖人的所为一样，几乎就是“不择手段”。因此，许多学校对此又爱又恨又怕。傅斯年不以为忤，而且一如既往。短短几年间，史语就到达了国际瞩目的水准，为中国学术界赢得了一席之地。
傅斯年：当年“大炮”已无声（3）
傅斯年爱才如命。他对“三百年来第一人”的陈寅恪极为推崇，为了请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参加史语所的工作，他特地致函罗家伦、杨振声和冯友兰。按规定，教授一般不得兼任校外职务。但清华方面为其诚意所动，终于破例答应了傅的请求。后来抗战期间，傅斯年又相中语言学大师李方桂，三顾茅庐，亲自登门请李来出任组长一职。李断然拒绝。傅斯年不甘心，继续来请。几次三番、三番几次之后，李才答复曰：“对不起，在我看来，第一等人才应该做研究，第二等人才去教书，只有第三等人才才应该去做行政。”傅斯年一听，脸上立即挂不住了，连忙鞠躬道：“对不起，那我是第三等人才了。”他这才转身走了。
正是这爱才如命的所长，为史语所的辉煌创造了必需的条件。可是这个傅斯年却从不“礼贤下士”：对年轻人，他不事优容，而是“恩威并施”。那些才俊们，一俟被“拔尖”而来，则要接受他的清规戒律：三年内不许写文章，无论如何不得随便请假，一有时间就要做研究，老老实实坐冷板凳，“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所长大人从来说一不二，容不得有旁的意见，这就开罪了不少人。正是这样，大胖子傅斯年被陶孟和贬为“胖猫”，而年轻人则成了“小耗子”。史语所在四川的时候，年轻人都耐不住性子，趁“猫”不在的时候，聚在一起凑热闹。一次，大家正围着前辈董作宾有说有笑，突然是谁嘘了一声：“胖猫来了。”“小耗子”们立即作鸟兽散。只剩下董作宾一个人在那里尴尬地笑着。傅斯年进来，大喝一声：“各忙各的去！”青年人大气都不敢出。
人们早已知道，这傅斯年原就是个性情中人。他素来有极强的民族情结，因此被目为“义和团学者”。一日，他对罗家伦说：“我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若生的是个男孩，我要叫他做仁轨。”罗家伦一愣，脑筋一时转不过来，问：“为什么？”傅斯年答：“你枉费学历史，你忘记了中国第一个能对日本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罗家伦闻之愕然。这时，日寇已经在威胁我国的东北了。
孩子降生后，傅斯年逢人就夸说他是如何如何的聪敏。罗家伦打趣他：“犬父竟有虎子。”傅斯年不以为意，倒为之大喜。
“冀察事变”后，日本就在闹华北特殊化。当时许多亲日派人物乐颠颠地跟在日本人屁股后面，甚至北平市长萧某人也把日本人当爷爷捧着。一次，市长大人招待当地各位教育名流，萧某人居然和颜悦色地为日本招降，至少要求诸位闭口不语，莫谈国事。在场的百十号名流，平时都道貌岸然能言善辩，独独此时都缄默无语，惶惑不安。在一片窒息之中，傅斯年立即挺身而出，当面训斥萧某人。他大声表示无论如何坚决反对华北特殊化，就算是死，他也要反对。傅斯年跳出来后，场面立即活跃起来。市长大人开始张口结舌了。正是傅斯年这尊冲天“大炮”，为当时阴霾密集的北平上空增添了些许亮色。
五
抗战期间，举国都在苦苦挣扎中，傅斯年亦复如此。但他在极端繁忙的治学之余，仍不能忘情于世，始终对外界事事关心。他的“大炮”之风更是大显神威。
傅斯年老早就对官场作风恨入骨髓。他对王芸生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其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其下属，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傅斯年：当年“大炮”已无声（4）
果不其然，当此生灵涂炭之际，不少权贵却变本加厉，借机大发横财，蚕食民脂民膏，孔祥熙尤其如此。对此极端恶劣的行径，作为国民参政员的傅斯年痛恨至极。别人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傅斯年却忍无可忍。他两次上书蒋介石，抨击有关权贵，要求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蒋为平息此事，特请傅吃饭，说：“孟真，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答曰：“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介石莫可奈何。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侵入香港。大批在港名流危在旦夕。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各方全力解救。重庆国民党政府于十二月十八日派出的最后一架飞机抵达香港机场，抢救困于当地的政府大员和学界名流。飞机返渝时，人们前去迎接。然而，万万料不到的是：机门打开后，看到的只是孔某人的夫人宋蔼龄、二小姐孔令俊等人款款而下，附带的还有仆人若干、洋狗四只，甚至还有某些稀松平常的日用品。独独是陈济棠、何香凝、许崇智、茅盾、郭沫若等大批名流，一个都没有。“国宝级教授”陈寅恪和他的一家人也只能在机场徒唤奈何。
此事一经公布，立即群情激昂。傅斯年也暴跳如雷，大呼要“杀孔祥熙以儆天下！”原还靠着裙带关系吃香喝辣的孔祥熙，至此已成众矢之的，再也跑不了了。经过傅斯年等人的不懈努力，孔祥熙终于被从高位上轰下去。
孔走后，接着走马上任的是宋子文。宋好歹是个留美人物，自非平地卧的主儿。他上马之初的某些举措还颇得人心，但随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却大失水准，因之出现的种种*现象更让人再度寒心。至此，民间更是高呼：“国民党万税！万税！万万税！”傅斯年身在南京，对此更感切肤之痛。一日，友人何廉向傅斯年约稿，说是随便怎样的稿子都行。傅斯年正色道：“好。那么你先回答我，我的稿子你能不能一个字都不改，照着原样发？能的话，我就给你！”何说可以。于是傅斯年交来了稿子。对方见稿后，手不由有些颤抖起来，这、这是怎样的稿子啊……
不日，一篇叫《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的大文在《世纪评论》出笼。学界为之轰动，各界因此哗然。文中详细地列举了宋子文种种劣迹，认为他搞乱了工业，搞垮了经济，其贪污*行为比孔祥熙有过之而无不及。作者说：“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文章强调说，如果希望政府不垮台就必须“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文章说得有板有眼、有理有节，让任何人都难以辩驳。此文发表后各处报章纷纷转载，举国瞩目，宋子文只好卷铺盖下台。
傅斯年连续炮轰两任行政院长，越发声名大噪。“傅大炮”之威力，让某些人谈之色变，但傅斯年的威望和影响却因之弥高。
六
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的恢复和整顿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对日本占领北平期间任用的伪北大教员的录用问题。而这些问题，都要堆到代校长傅斯年的面前。
一九四五年九月，为北京大学复原之事，担任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即派陈雪屏去北平进行筹备。在北上途中，陈雪屏又接到国民政府*的命令，接受北平日伪各校的学生，办理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傅在重庆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
傅斯年：当年“大炮”已无声（5）
十一月中旬，傅到达北平，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走下飞机后，傅斯年的第一句话就是问陈雪屏与伪大学的教师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于一些必要的场合。傅听后十分不满，强调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陈雪屏解释了自己的难处：接受的学生多，北上的教师太少，根本忙不过来，只好录用了伪校一些教授。傅仍然坚持，伪校教职员要一概摒弃，坚决不予录用。这样一来，周作人、容庚等人立即就被开了。对此，傅在给夫人的信中说得很清楚：“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绝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在这种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北平的伪教职人员，尤其是在补习班任教的伪教人员，听说“傅大炮”坚决不录用他们，便组成团体，四处活动，还联合起来以罢课为要挟，并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甚至还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某的公开信，为伪教人员辩护。傅斯年毫不妥协。为避免伪教人员的纠缠，他于十二月再次发表声明，重申不用伪员的决心。他反复强调“正是非，辨忠奸”，是负有教育责任的人教育青年一代的价值判断标准，即要让青年们知道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卖国。最后他表明自己的态度说：“这些话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说的。”
十二月下旬，傅斯年回到重庆后，北平教育界伪教人员又派代表到重庆活动，其中有一位在北大时与傅交谊甚深、研究甲骨文颇有名气的教授专门去拜访傅。傅毫不客气，见面后，二话不说，就指斥说：“你这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不用见我！”此人无颜以对，只得退出。
为这类事情，这位“大炮”先生得罪了多少人啊！甚至连老师胡适也差点要翻脸了。然而，“大炮”绝无悔意。
此前不久，傅斯年和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等一行六人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造访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袖亲自到机场迎接。在陕北的那个小城，大胖子傅斯年终于见到了那个阔别二十多年的毛泽东。鉴于傅无党派的背景和在学界乃至社会上巨大的影响力，毛泽东单独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进行交谈。
临别，毛泽东在给傅斯年的条幅中写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炕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毛、傅就此别过，互道珍重。
七
傅斯年早就以“读书”为业，他不可能再是“刘项”。然而，纵有千般不是，他毕竟是傅斯年，其大炮之风不减当年。
无论是治学，还是行政，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校长，还是为人处世，他都显出过人的才学与胆识。在那战乱之年，在领导组织、参政议政的同时，傅斯年还完成了他那著名的《性命古训辩证》一书。这不过是薄薄的一小册。然而，正是这一小册却进一步奠定了作者突出的地位。当年在北大就对傅斯年国学根底不无“惧惮”的胡适，日后对其愈益感佩，长叹曰：“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的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感情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傅斯年：当年“大炮”已无声（6）
事实亦是如此。“大炮”火气大，好冲动，不惮于跟人打架。五四运动，他是*学生总指挥，但是第二天，“北大学生*，群言纷乱”，有一人失去理智，傅与之“言语冲突终至动武互殴”，从此不再参加学生会的工作。罗家伦总是取笑他：“你这大胖子怎能和人打架？”他说：“我以体积乘以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那一阵丁文江正在孙传芳麾下效劳，令亲者痛仇者快。胡适欧游到巴黎，傅斯年对着胡适大骂丁文江，说：“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他！”后来在北京，胡介绍他们认识：“这就是你当年要杀的丁文江。”不久他与丁成了好朋友。傅斯年笃信西洋科学，对中医的某些观点极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