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不管怎么说，经此一役，刘文典确实是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志气，也打出了名气，他开始大大地有名了。从此，刘文典从一个薄有文名的读书人，成了个享有盛名的公众人物。乃师章太炎闻之颇为高兴。（这师徒二人真是大有意思，真可谓有其师必有其徒：他的老师做过孙中山秘书，他也做过孙中山秘书；他的老师怒斥过袁世凯，他也顶撞过蒋介石；他的老师先是搞政治，而后做学问，他也如此。）章老先生大悦，赠联一副，曰：“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他的同门鲁迅也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这“博士”当然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二
刘文典是名人，来了清华还是名人。很多学生都想见识一下这位大名鼎鼎敢于顶撞蒋介石的刘教授。开学了，上课了，课表上排的是刘文典大教授的课。许多人慕名而来，早早地在那儿候着了。门口一阵声响，进来的却是个穿得脏乎乎的半旧长衫的又干又瘦的小老头儿，憔悴得可怕。他和大街上要饭的并无两样，全不像一般清华教授那样的洋气潇洒。那瘦骨伶仃的样子，亦全无壮年人模样。——这小老头儿，就是刘文典吗？这就是顶撞蒋介石的大名人么？他们打退堂鼓，许多慕名者已经预先准备好失望了。等他一开讲，众人才确信原来这果然就是那位和蒋顶撞的刘某人。
此人毕竟是名门之后，家学渊源。留学日本几年下来，他已然通晓英、德、日、梵、波斯等多种文字。刘文典和他早年的老师陈独秀、刘师培一个样，有一肚子好学问，也有一肚子大脾气，而且其貌素来不扬：两颧高耸，双颊深陷，面色黧黑，目光浑浊，嘴上似叼着一支永不熄灭的香烟。当年在北大如此，到了清华，还是如此。
课堂上，他的声音总是尖锐而无力，如饥鼠寒猿。因为体弱，他总是坐着上课，双眼半眯，而后开口。然而，他一开口，就让学生们听得一愣一愣的。在他面前，学生们惊异得宛若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除了击掌嗟叹外，已经不敢置一词。正是这瘦骨伶仃的人，成了清华园中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有时候，他彻夜用功，第二日上课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但学生们却因此更加钦佩他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在辅仁大学念书的儿子也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后来，一不小心就失去了性命。刘文典大恸。自此颓废不已，沾上了烟土。饶是如此，他仍在吞云吐雾之余继续用功。为了让国人了解日本的狼子野心，也了解日本的文化背景，他彻夜译书。书是一章章弄出来，人却一日日瘦下去。当他翌晨出现在课堂时，已然步履凌乱。“诸位，很抱歉，我已经没力气再说话了。”他歉然道。学生闻之一惊，知道缘由后立即谅解了他，而且当堂鼓起掌来，掌声雷动。
刘文典：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3）
在清华园里，他总是拖着一件破旧的及地长衫，像小脚女人一般挪动着小碎步，若有所思的样子。他极少开口，非得遇见熟人，他才轻轻哼一句。
刘文典是研究古典文学的，和很多同侪一样，他最瞧不起的就是新文学，自然也瞧不起白话文作家。他很少说话，但讲起《圆圆曲》、《典论？论文》，如数家珍一般，旁征博引。讲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时，他又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轻视作家的情绪。
他的爱好之一，就是骂人，而且颇为刻薄。当人们问到他对某某作家的看法时，他总是撇撇嘴，王顾左右而言他地敷衍一阵，最后却总要说一句：“文学创作不等于学术研究的能力！”然而很“不幸”的是，他不是在北大国文系，而是在清华国文系。那时候的清华国文系是最新潮的，内中多的是白话文作家，除了闻一多，还有朱自清，当然更有杨振声、俞平伯。这让刘文典很是恼火。还好有个杨树达，更有个陈寅恪，可以让他刘某人平一平怒气。
到了西南联大，还是财大气粗的清华来当家。联大国文系也就成了清华国文系血脉的延续，当然也仍然是很新派的。自此，白话文的作家是一个接一个地过来了。原有的闻一多、朱自清、杨振声不算，还来了陈梦家、李广田，最让他来气的是还来了个沈从文。刘文典已经忍无可忍了，他公然讲道：“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他甚至不顾场合地奚落沈从文。有一次，警报一响，大家一窝蜂地往外跑，刘文典当然也跑，跑不多远，他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这时，他扭头一看，发现那个他素所藐视的“乡下人”（沈从文）跑得比谁都快，立即就恼火了，顾不得自己气喘吁吁，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学生跑是为了保存下一代。就你这么个人，还跑什么跑？”后来沈从文升教授的时候，刘文典还是老大不情愿，说：“我是他的老师，如果他都可以做教授，那我应该做什么！”
三
刘文典长期潜心研究《庄子》。一九三九年上，他推出了十卷本《庄子补正》，轰动了学术界。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地说：“先生之作，可谓天下至慎矣……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以陈寅恪当时泰山北斗的地位，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刘文典也自信不已，在不同场合毫不掩饰地宣称：“古今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就是我刘某人，其余半个……”其余半个呢？这就不好说了。
除过讲《庄子》，刘文典讲《红楼梦》亦是一绝。有一次，吴宓要讲《红楼梦》，刘文典也就近找了个教室，对着讲《红楼梦》，和他唱对台戏。
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
刘文典：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4）
这次讲座原定在一间小教室开讲，后因听者甚众，改为大教室，还是容不下，只好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教授高论。
下面除了有百十号学生，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回去后，此人在日记中写道：“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此人就是当年清华国学院的主任吴宓。尔后，吴宓日记又一次写道：“听典露天讲《红楼梦》。”要知道，刘文典可是他吴宓的对头呵。
确乎如此。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人物的吴宓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然后问道：“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暗笑不已。
课堂上，刘文典时有妙语。他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诸生不明所指，他解释说：“观”乃多多观察生活，“世”乃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乃讲究音韵，“菩萨”，则是要有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诸生恍然大悟。
刘氏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有学生追忆：届时，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此情此境，此人此事，俨然是魏晋之遗风。魏晋*，此之谓也。
其实，刘文典性情枯涩，除了读书治学，他只爱好一口云腿（云南火腿），一个云土（云南烟土），人称“二云居士”。清华迁到云南后，当地盛产的云土，实在是让人们饱了口福。怎奈当时教书匠实在是穷，饥不择食。有一次，他实在是穷得不行了，忍不住就私自跑到中越边境的地方给一个生意人做笔杆子，为其母撰墓志。在那里吞云吐雾了四个月之后，他才带着进账的五十两银子回到学校。不承想，他居然被系主任闻一多逮个正着。闻、刘本来就不是一条心的。这可好，回来就让刘某人下岗了。
刘也着实不客气，大闹起来。陈寅恪也帮着说情，无果。刘遂卷了铺盖搬到云南大学去了。“联大”解散时，闻一多遽然下世，他刘文典还活着。别人都回清华、回北大、回南开去了，独他一人还窝在昆明。料不成，这一窝，他往后就要在这里打发余生了。
建国后，在领导的关怀下，刘文典成为云南省仅有的几位一级教授之一，还成了全国政协委员。当时全国大禁鸦片，可人们却异常宽容地允许了刘文典的这一口爱好。后来，为响应政府号召，老汉终于摔掉了那根大烟枪。他开始改抽“大重九”。此物当时是三千元一包的名牌，一般人自然消受不起，只有他还抽得风风火火。不少学生趁机揩油，一边和他搭讪，一边就摸他一根烟。他瞥见了，只是嘿嘿一笑，不以为意。他依然是那个受人拥戴的刘文典，直到去世。
刘文典：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5）
四
刘文典的故事自此完竣。不过历史在此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全国解放的那年夏天，云南大学文史系特邀“国宝级教授”刘文典演讲。他讲的不再是《庄子》，不再是《红楼梦》，而是鲁迅，题目乃是《关于鲁迅》，这是他首次公开谈鲁迅。
他说当年他和鲁迅都是章太炎的学生，同在北大文科教书，同为《新青年》写稿。最初“虽然常常见面，但是很少往来”。有一次，刘文典刚好经过鲁迅的教室，于是便好奇地走了进去，结果，一听就听了两个小时。于此，他发现鲁迅对西洋的文学、艺术以及中国所谓的“旧学”都是十分渊博的，“从那天以后，我就开始佩服他，崇拜他。”当然，这种“佩服”、“崇拜”更多源自对鲁迅学识的赞赏。至于其人格的伟大，他“那时还没有发现”。用他的口头禅说，就是没有做到“十二万分地崇拜”。
此次演讲为时约两小时，听者挤满了教室，欢声不断，笑语连天。刘文典自我感觉极好。
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翌日云南的报纸上就刊登了批评他的文章，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内，当地报纸先后发表了二十七篇“*”刘文典的“战斗檄文”。
后来，全国思想改造进入高潮时，有人就当面责问刘文典：“你为什么污辱鲁迅？”刘文典理直气壮地说：“绝无此事。”揭发者说：“二十多年前你在西南联大讲课时，公然用小指比喻鲁迅，是何居心？”刘至此才想起一件当年往事：有次上课时，他偶尔谈及在日本留学期间，曾跟章太炎学《说文解字》，于是顺便说了一句“鲁迅也参加学习”，同时他一举手伸出了小指，仅此而已。没想到当年的一个小动作今朝居然成了把柄。
刘文典遂坦然一笑，说：“用小指比鲁迅确有此事，那是尊敬他的表示。中国人常以大拇指比老大，小指比老么，那是表示年龄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鲁迅在我们同窗中最年轻有为，我敬佩他是当代才子。你误解我了，你尊敬鲁迅，要好好学习鲁迅的著作。”此话一出，揭发者无词置辩。
这已是往事，按下不表。
很赶巧的是，之后的某一年，章门弟子周作人也谈到了他这位同门。周作人在他著名的《知堂回想录》里提到了刘文典，说：
他批评那时的国会议员道：“想起这些人来，也着实觉得可怜，不想来怎么的骂他们。这总之还是怪我们自己，假如我们有力量收买了他们，却还要那么胡闹，那么这实在应该重办捉了来打屁股。可是我们现在既然没有钱给他们，那么这也就只好由得他们之间去卖身去罢了。”他的说话刻薄由此可见一斑，可是叔雅的长处并不在此，他实在是一个国学大家，他的《淮南鸿烈解》的著书出版已经好久，不知道随后有什么新著，但就是那一部书也足够显示他的学而有余力了。
可惜，这时候，刘文典已不在凡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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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清：此“清”可念成追忆（1）
一大早晨，管理员揉着睡眼，和往常一样打开了图书馆的大门。门开后，书堆中又爬出了那位清瘦的读书人。“什么时候进来的？”对方只淡淡一笑，说：“昨天一早。”如是者三，管理员也开始认得他了。
——这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前尘琐事。年深月久，早已被如水的时光所湮没。不过，略谙掌故的人们，没准还记得，当年的北平曾有著名的“清华双清”。所谓“双清”者，一是大名鼎鼎的朱自清，一是鼎鼎大名的浦江清，也就是那个常在图书馆过夜的读书人。于今，朱自清依然声名显赫，浦江清却早已门庭寥落。便是在他曾生活过的园子，知其大名的人也已不多了。
然而，如果说有谁能真正与老清华文科共始终，有谁能最完整地见证其枯荣沧桑的话，那么，这个人，不是朱自清、闻一多，不是陈寅恪、冯友兰，甚至也不是吴宓、潘光旦，当然更不是王国维、梁启超和赵元任。他只能是浦江清。
浦江清少负文才。大学时期，这羸弱的小青年很快以江南人特有的聪慧脱颖而出。他那令人惊羡的国文、外文和诗文，赢得了曲学大师吴梅的垂青，尤其得到了吴宓的宝爱。毕业后，因着吴宓的引荐，他来到了清华国学院，与陈寅恪对门而居，任其助教。
然而，一位年岁轻轻的后生，要胜任一代大师的助教，又谈何容易？在这里，他既要协助陈寅恪教学研究，又要研习东方学，还要辅佐吴宓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更要打理自己的事务。于是，浦江清很是用了一些功。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内，他先后掌握了法、德、希腊、拉丁、日、梵、满等多门语言，甚至还为陈寅恪编了一部梵文文法。以至于后来他与冯友兰赴欧游学时，一路与西人谈笑自如。这不曾放洋的小讲师那娴熟的英文、法文，令放洋多年的冯大教授也自叹弗如。
那些年，北院九号的那盏灯，总是与十四号的灯光隐然呼应，每每要在凌晨二三点才停歇。这正好就为那些暗夜往返的野兔、野猫和飞禽照亮了道路。
它同时照亮的还有灯的主人那特别的成才之路。他初则从吴宓治西洋文学，继则随陈寅恪习东方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