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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中文系能开出最多的课，却偏偏不开文秘、写作之类的实用课程，而开出一些古典文献选读、小说的艺术之类的非实用课程。其目标，号称是打好基础，提升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任凭社会如何日趋功利，中文系的学生一般来说，还是能够把握好“有用”和“无用”的辩证关系。文科不够实用甚至没用是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偏见，多年来，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多出自清华、上海交大等理工科院校，人们对于北大这样占有文科优势的综合性大学在社会上的地位逐渐产生怀疑。然而，据《南方周末》统计，截至2007年5月底，拥有北大教育背景且在任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多达57人，远远超出清华出身的37人。昔日的“北大荒”，摇身一变为“北大帮”。这意味着更多文科背景的官员开始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文科无用论”可以休矣。
社会上长期存在的另一个对于北大人的偏见是认为北大人太“狂”，太独，不善于待人处世，与人合作。这种本质化的论断其实是相当浅薄无知的。凡是断言北大人如何如何的，都不可信。因为“未名湖是个海洋”，穿梭于校园里的几万学生，个个不同，在兼容并包的宽松气氛下，发展出多元并存的文化丰富性。社会上关注北大，常常拿北大说事，其实那不时发生的个案，未必就是北大的典型，不具有充当三段论前提的意义。包括对北大的各种宣传也是，多数来自所谓的校园精英，他们并不能代表同样生活于北大的“沉默的大多数”和“中国的脊梁”。
今年六月，在北大中文系的网页上突然看到系主任温儒敏教授致07届毕业生的一封公开信。信比较长，重点之一，便是提醒大家步入社会后不要过于“清高和任性”，要懂得必要的收敛和妥协。温老师固然是有感而发，外人就此批评北大却并无根据。从来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拿出可靠数据，证明北大的毕业生真的就比别校的“张扬”和“怪异”。北大人也是聪明人，要说他们连基本的人际关系都处理不好，其中又怎么可能有57人成为了副省部级以上高官？
认为北大人“狂傲”的人，很可能是无法懂得“傲气”和“傲骨”的区别。“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一百多年来的挨打和落后，对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是一个重创，时至今日仍未复原；具体到微观层面，便是某一社会群体乃至个体的不自信。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北大人的强烈自信和傲骨，在部分国人看来便成了眼中刺，心高气傲啦，狂啦，太自我啦，特立独行啦，不好合作啦，都成了莫须有的瑕疵。
然而，在我看来，怀有充分的自信正是北大人最可宝贵的品质。这种自信是由北大的独特历史传统和整体文化气氛熏陶出来的，名师云集，名流往来，藏书巨富，都是构成这种校园文化气氛的因素。在北大，只要一个人有所追求，他就能够感觉得到某种“精神的魅力”，寻找得到必要的丰富资源，海纳百川，将其化入自己的灵魂，并在潜移默化间获得某种沉稳而恢弘的气度。
归根到底，北大能够馈赠给它的子民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我的硕士导师曹文轩先生曾经写过一篇《背景》，标题的两个字便说明了一切：北大作为一个巨大的背景，给予北大学者特殊身份，成为他们的无形资产，使其感到富有，收获自信与勇气。作为从北大走出的一名普通学生，我愿意用另外两个字表达北大对于我的意义：底气。对于多数北大学生，我想这个词也是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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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桂新：底气（5）
六
2006年，在离开北大四年后，我放弃了重回母校攻读博士的机会，南下香港求学。过去一年来，常常思念北大。由于有了新的参照，更加认识到北大某些方面的可贵，以及它在个人精神建构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时对它的一些弊端也看得更为清楚。北大从来不是完美的，尽管它在中国几乎是一个神话。当局者迷，有一部分师生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仍陶醉于“北大真大”的快感中。固然，相对于一般高校，北大风气更好，进取心更强，但如看不到它的种种局限，或者虽然看到却迟迟不干实事去解决，对于北大未来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有时听到外人说，幸亏还有个北大，北大人就不会怎样怎样，北大就不会有什么什么问题，感到很欣慰。但有时也听到本校的老师说，中国未来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就系于北大一身了，只要北大不倒，中国就有希望。这种坐井观天的自大狂言论，又让人很悲哀。
真正的北大人还是应当更清醒些。不要有那么强的优越感。不卑不亢永远是最好的。
北大的路正长。
想起一件往事。十八岁那年的金秋，我独自出门远行。行前，很多人纷纷来探新闻。一个不怎么认识的中年阿姨于是和我有了以下一段对话——
“你要去哪里读书？”
“北大。”
“什么？”
“北京大学。”
“北京的哪个大学？”
“北京大学。”
“我知道是北京的大学，到底是哪个大学？”
〃。。。。。。。。。。。。〃
2007年10月30－31日，香港
侯桂新，北京大学中文系1995级本科生，1999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200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2006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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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靖江：迟到的异端（1）
我几乎无法回想十六年前的自己：瘦削的身板上披挂着藏青色的大风衣，头发乱蓬蓬地撅在额前，眼镜后面是一张自以为沧桑得要命的年轻面孔。和那些误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也曾误以为我们或能在一个信仰迷失的年代里，搅混北大的一潭死水，让一曲异端的歌谣自此流传——虽然时至今日，那些真真假假的异端早已湮灭，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歌谣倒的确是流传了下来。在我们险些被从北大一击出局的前夜，同伙许秋汉写下了一首忧愤的曲子：“让萤火虫在黑暗的夜里放把火，”伴随着酒瓶掷出窗外的破裂声，他曾在一间黑黢黢的宿舍里唱着，“让我在烛光下唱歌”。十多年后，这首名为《未名湖是个海洋》的时代挽歌居然成了北大舞台上青春无敌的大合唱，让缩在观众席中的我不禁哑然失笑。
我的北大终究是一场十六年前的旧梦，只够自己在烟气腾腾的家里偶然回想。那个时代的愤懑、张狂和波希米亚式的放浪形骸，几乎成了一种无法言说的话语屏障，阻隔着我对于往事的客观描述。与洋溢着物欲气息和网络符咒的新世纪相比，我们身处的北大多少残存了一些80年代的乌托邦气质，又适逢中国社会的转型之痛与人文精神的触底反弹，因此在90年代的前几年，以学生社团为主导的北大校园文化竟显得有些离经叛道。
三两年间，正统和非正统的北大新社团狼烟四起，山头林立，打着学术、摇滚、延安思想、气功、国情调查等五花八门的旗号，每天都在三角地的布告栏中彰显他们的力量——虽然在那个年代里，破烂的招贴版上张贴的内容远比今日更为火爆，隐约嗅得出危险的味道，但“整饬校园环境，拆除三角地”的伟大念头还从没有被摆在台面上。老牌的“五四文学社”也正是在那个时候（1993年）才把海子的忌日定为“未名湖诗会”的正日子，而北大诗人们遽然摆脱了校园文化的青涩滋味，从诗艺和做派上都明显江湖孟浪了起来。
90年代初期那段骚动不安的校园史，或许部分源自1989－1993年间对北大新生军训一年政策的反作用力。严苛漫长的军政训练没能让“奉公守法”成为北大学生内化的行为准则，倒让不少正处在反抗期的青年男女愈发憎恶被束缚、被压抑的生存状态。以致于我所在的法律系不得不经常举行“遵纪守法大会”，拉一些违规的学生上台给大家“作报告”。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体制在这一时期迅速瓦解，也让更多非主流的边缘文化进入北大学生的视野之内。除了法国学校的艺术电影、歌德学院的文化讲座之类西洋舶来品，除了正当红的摇滚乐队如黑豹、唐朝和眼镜蛇之外，《流浪北京》、《我毕业了》、《北京杂种》之类的地下电影开始鬼祟流传，而聚居在相隔北大不远的圆明园村落里的流浪艺术家群落，也用他们贫困、混乱而自由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那一时期北大校园的文化气质。
2005年末，中国《美术观察》杂志在其视角宏大的《30年美术大事记》中以编年体的体例记述：“（1993年）12月3日，应北京大学‘九十年代社’之邀，圆明园画家在北大三角地举办露天现代艺术展。”在画家们自己整理的《圆明园画家村大事记》中，对这次画展描述得更加详细：“由北京大学学生社团‘九十年代’出面邀请、经北大团委批准，圆明园画家在北大三角地举办了《九十年代现代艺术大展》。引起北大及社会各界的反响，被称为‘为北大新文化的成长开路’。这也是近几年在全国高校中举办的首次较大规模的艺术展览。当时大多数‘圆明园画家’都参加了展出。”
北大三角地的露天画展被公认为圆明园画家村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以至于不少曾经参展后来发迹的画家总要在艺术履历上记它一笔，但“为北大新文化的成长开路”却注定是此路不通。北大的新文化在推倒南墙之后，迅速追随着时代浪潮向教育产业化转型，而昙花一现的“九十年代社”也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唯一对它做过漫画式回忆的，是一篇流传在互联网上的文章《我在北大的土鳖文学青年生涯》。
朱靖江：迟到的异端（2）
“‘九十年代’为北大民间校史留下了大批具有昆廷？塔伦蒂诺气质的素材。他们不知从那里搞来了一个大谈维特根斯坦的和尚，让他在北大的讲坛上舌战群儒，弘扬迷宗的欢喜###；他们以提高校卫队的文化素质为名，骗取校方的信任为校卫队进行文化补习……”如今已是北大副教授的作者胡续冬用他一贯泼皮恶搞的语言风格调侃着，“得亏有这个鸟组织，俺才见识了一大批的鸟人。1992年底该组织捣鼓了一次现代艺术展，把还未到鼎盛时期的圆明园画家村一帮蓬头垢面、歪瓜劣枣的前卫中青年们弄到了北大三角地，以致于三角地的柿子林快成了这帮艺术家的虱子林。”
翻检旧帐，1992年10月开张，第二年5月解散的“九十年代”在它短暂的存活期还是干了几票有价值的阵仗。时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萧蔚云教授曾受邀开讲“香港立法风云——兼评彭定康限制法案”；沉默数载的台湾哲学家陈鼓应教授也在他重返台大之前，由“九十年代”邀请演讲了“古典文明与现实生活的对话”；中国社科院的金灿荣先生登台纵论“从克林顿上台看中美关系”；当然还有胡续冬在文章里提到的大谈维特根斯坦的和尚：广济寺的纯一法师来讲说“禅与九十年代”。那些演讲在今天的北大或许不再会引发轰动，但彼时的北大多少有些草木皆兵。
这个“鸟组织”曾经狂热地抗议北大学生会张罗的校园选美活动，抵制每天清早必须围着校园西墙晨练的“早操票”制度，呼吁高傲的校图书馆增加本科生的借书额度，还自费印发1500多份调查问卷求证北大的前途与积弊，“九十年代”甚至“胁持”了新当选的学生会主席团在蔡元培像前鞠躬致辞，为蒙灰已久的铜像擦洗尘埃……最终，在北大95周年校庆的当夜，它用一张摹写了《精神的魅力》卷首语并贴满三角地布告栏的通栏海报，和一次喧腾热烈却被多重读解的“烛光草坪摇滚晚会”，在狂欢的最高潮宣告了它自爆式的终结。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名为“九十年代”的社团，是北大校园里一个学生气和草莽气都十足的行动组织，它或许只能出现在北大理想主义传统断裂的90年代初期，回光返照般地在燕园的雪地上撒点野。“这真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谢冕先生在《精神的魅力》开篇写下的这段文字，成就了我们在那个时代的思想与行为指南。虽不成功，至少我们尽力地“勇锐”过了。
作为“九十年代”的始作俑者之一，我在离开北大的许多年里一直缄口不言。它短暂的存在像是一根扎入手指的芒刺，被随手拔除之后自然万事大吉。北大校园的大拆大建也不断地磨损我对往事的追忆：曾经四处漏风却举办过无数次学术讲座的老二教变成了设施先进却如迷宫一般复杂巨大的新二教；图书馆前的大草坪缩水一半，也少有人再坐在上面弹琴鼓噪；而曾经搅动过无数是非的三角地，也在老房子拆殁、柿子林伐净以及百年纪念讲堂开光之后，终于被视作历史的阑尾，彻底摘除掉了。
但偶尔走进北大的学生宿舍区里，望着依稀如旧的灰色砖楼和那些匆匆略过的年轻面孔，又能想起当年那些被热血、理想和二锅头顶得双眼发红的“九十年代”老友们，听到木吉他铿然的旋律，也会恍惚看到十六年前某个阳光灿烂的中午，蹬上一辆破自行车的我在校园的街角一晃而过，溜出西校门，朝向通往圆明园画家村的乡村小路悠然地骑去……
朱靖江，北###律系1991级。现为独立制片人，有著译书籍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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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靖江：北大醉魂（1）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北大从来都不是“最高食府”，正如北京从来不敢自诩为“食都”。饮食粗糙自不待说，学者固穷，学生们更是难得耍几个闲钱养胃。一年到头，就算下几回馆子，总逃不出几道“底价名菜”的套路。我友昂某，雅好会饮而阮囊羞涩，每每入席必以“麻辣豆腐”、“炝土豆丝”下饭。店主引以为常，常将菜量加大几分，以示关照。一日昂兄暴得百金，遂邀狐朋唤狗友，堂然落座。正待让小二将本店名菜细细报上，柜后的老板不待吩咐，早已殷勤地将两大盘土豆丝和豆腐送上桌来。
其实；北大酒风之盛，远过于食欲。三五好友夜半翻墙，翻出去的多是乘兴夜酌，摔进来的必已酒酣意足。尝闻某学兄午夜醉归，不识归路，爽性就卧倒在未名湖畔。杨柳岸，晓风残月，清晨醒来一头雾水，摘朵野花便自上课去了。又传某人平素木讷，唯酒后滔滔不绝，说的居然全是英语。杜甫传世的《饮中八仙歌》和民间传说里的“李太白醉草吓蛮书”加在一起，才有此君的滂然气派。最高妙的还是我友赵氏，一回因遭女友踢踏，悲从中来，遂邀鄙系酒桶蒙古霍氏以解杜康之忧。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霍氏既已二目迷离，赵氏仍是三口一杯，不动声色。其后两人又去乘兴散步，绕了未名湖二十几圈，蒙古老兄双腿酸软，赵氏却浑然不觉其累。霍氏欲回，赵氏便威胁要跳湖自尽。大约半夜三点，霍氏终于夺路而逃，不再顾及赵氏的死活。赵氏倒也没有跳水，而是施施然自己往回走去，鬼使神差地摸进了女教师宿舍。照准房间，开始狂敲班主任的屋门。据说该女教员吓得魂飞天外，但门既未破，这一音容想必是旁人的杜撰。赵氏恍然发觉走错，悠然回头，这一次终于径直爬回了自己的床上，一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