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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北大学风？我觉得系里的一大批老先生，我们的教师，他们的道德文章，就是具体的北大品格所在。不然，这个未名湖校园本来是燕京大学的所在地，凭什么会得沙滩红楼的人气、文气呢？1978年入校的我们有福了。虽然我们已经不能如四五十年代的学长一样，有幸聆听到那么多前辈的声音，但这批“国宝”一部分还健在，我们是最后一批听到他们教诲的学生了。我们进校时，沉钟社的剧作家、五四火烧赵家楼的先锋杨晦先生还是中文系主任，等毕业时系主任才是王瑶先生的同学季镇淮先生。毕业照相，还有杨晦、王力、朱德熙、周祖谟、林庚各位先生前来正襟危坐。吴组缃先生那天去社科院讲课，结果没有和我们留下合影，是学生的终生憾事。吴先生在系里声望高，他既是我们心仪的三十年代小说家，又是著名学者、研究《红楼梦》、《儒林外史》的专家。他也以严格闻名。系里流传他和王瑶先生讨论学位论文的字数，吴先生说只需写一万字，写多了谁看？他的名言之一是：说吴组缃是人，这没有新东西，虽然正确；说吴组缃是司机，可能是错的，但能引起讨论，最后才得出吴组缃是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的结论。可叹我们许多论文都是先生批评的“吴组缃是人”模式的。我至今后悔，当年乐黛云先生加入辅导我们的教师队伍之后，她曾经问我们谁愿意研究吴先生小说。可我怕挨他，不敢报名。直到一次听他讲小说史，阶梯教室里满坑满谷，盛况空前，系里资深职员深恐校内学生抢不着座位，出来要求限制旁听，吴先生毫不客气地加以阻止道：“在北大，从来没有拒绝旁听生的历史，我们今天也不能！这是北大的校风，北大的传统！”我后来在散文《一株遒劲独立的老树》中回忆了当年的情景，说：我心里一热，顿时觉得吴先生的“铁面”在眼前融化了。以至这些年下来，先生讲的小说史课已经淡忘，惟独这几句话随着时间的流逝反越加鲜明。我自认是那天，才走入北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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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福辉：融入我的大学（3）
其他引领我们认识北大的老先生，还有如林庚。林先生讲课最有风采，观点深刻，吟诵动情，连板书的书法都堪称达到化境。林先生的住所就在我们29楼之北，每日去图书馆穿行燕南园，林宅是必经之地。有时我们路过，忽听得一声高亢、苍凉之音破窗而出，我们凝神伫立，不敢有任何侵扰，同学间互相递着眼色：这是先生在唱歌哩。非中文系而引人注目的老教授是朱光潜。朱先生天天在燕南园附近路上跑步。他人瘦且小，跑动时一条腿拖在后面，颇费力。这样一个跑步的老人我们早就见到，却不以为意，他太普通太朴素了。直到乐黛云先生指点我们，才知道就是《西方美学史》的作者、哲学系的朱先生。我还有更意想不到的遭遇。因校内淋浴太过拥挤，一个喷头下面恨不得有五六个头在等待，我有时就跑到海淀镇的澡堂去。这样，一次我就以最童贞的方式遇见了朱先生。先生其时已是耄耋之年，并没有家人陪同，他就这样毫无声息地来到公共浴池。他自然不认识我。我就这样无声息地享受着与先生共泡一池春水的幸福。后来我听说他的海外学生因朱先生八十高龄还挤公交车去参加政协会而愤愤不平。每次我都想，他们还没有见过先生在滑滑的浴池里是如何清洁自己的呢。抛开应不应该如此不论，我由此悟到金子是不必像玻璃那样发光的道理。我亲眼看到了越是大学者越是朴素无华的一道风景。
我的进入北大，纯是“高攀”。同学都具名校本科学历，两个北大，两个人大（有一个是北大新闻系进，人大新闻系出的），一个华东师大，只有我压根没有读过正规大学。那年中文系收了两个特殊生，古代文学有个工学院毕业的，现代文学就是我。年龄我又较长。宿舍202室四个人，两个1939年生属兔，两个1945 年生属鸡，大家自我解嘲说是“鸡兔同笼”。后来有人将这一届中文系的三十多名研究生按组归类，起了绰号，我入的组居然号称“四大长者”。导师叫别的学生（后加了个海外生）皆直呼其名，如赵园，如温儒敏，只有两人享受特别待遇叫老钱，叫老吴。我最初不适应北大，因为我的性格，因为我长年接受“驯服工具”的教育太深。第一次被导师安排写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论文，写出的东西王先生只给了一句话“你就是把《小说月报》读得细了一点”。我知道，自己对“五四初期小说批评”的思考太平庸了。同学们都来“送温暖”。正在作郁达夫研究的温儒敏便对我说，文学批评的题目很好啊，不要灰心继续做。所以后来我改做左翼和京派讽刺得了奖语，出第一本集子《戴着枷锁的笑》时还是把此篇收入做了个纪念。钱理群的研究精神成了我暗中努力的目标。他基本功扎实，思考成熟，鲁迅研究已经成书，但他不满意，好像要从头写过。他会利用时间，什么时候读什么书都有规律。午睡前、晚睡前我一歪头就见对床的他在浏览新买的杂志，读得飞快，一目十行的，过后发现他都读进去了。他不依仗才气，照样勤奋，比谁都用功。为了准备第一年学科的总结性考试，他和我们在宿舍里互相发问如做游戏，比方问《新潮》是哪年创刊的？《死水微澜》的男女主人公的名字是谁？等等。我的藏书在“文革”中大部分被焚毁了，现在一个月30元的生活费，要拿出十元买书已经十分吃紧。我是参照老钱的购书方案减去期刊影印本、外国文学作品，这样制定出来的。海淀书店来什么书了，走廊里有人一吼就赶快行动，常常弄到山穷水尽、捉襟见肘的地步，并引以为乐。赵园不受人家随意鼓动，她买书读书都有自己一套主意。起初我拼命补看现代作品的时候，她却安心地细细地重读鲁迅。她的才华是显然的，我向她偷学如何专注于感受作品，偷学她文字的灵动，最有心得。凌宇是湘西人，身上有可爱的少数民族血统。他雄强、执拗，正好可以补我不足。我们后来天天听他讲沈从文，他讲起沈从文来就没完没了。在诸同学中不算博闻却能强记，擅背诵诗文。我们这批人最早给《十月》写稿子，是他联系的。陈山当年是个孜孜研读诗歌的秀才，收集资料不遗余力，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去搞了电影史。总之，那时北大的物质生活是清苦的，但大家习以为常，不觉得，也没有功夫觉得。我渐渐沉浸在我的这些天才同学当中，吸取我的大学给我的营养。学习之外，直接的政治生活不多（虽然社会上正是翻天覆地的时代），与大学生贴得近的是选举区人民代表，竞选的学生打出“出版言论”或“东方女性”各种各样的纲领，着实热闹过一阵子。也下过一次乡去参加夏收，好像谢冕、费振刚、裘锡圭等老师都去了，他们有的当时还是讲师。我们没有多少娱乐活动，中文系的学生自然还去看电影，或者是自己拿个凳子看操场的露天电影，奢侈一点的就到海淀工人俱乐部，在那里观《小花》，正是刘晓庆、陈冲、李谷一当红之始。看女排比赛需早早把凳子放到全研究生楼唯一的小电视室里，让想看又不敢看的理科学生眼热。足球胜科威特，男排获亚洲赛区第一时，校园里都自发形成狂欢活动，席子、垫子、笤帚统拿来当火把点了。国家、民族的长期积弱，转化成激情爆发出来。我和我年长的同学混在年轻学生人流中间，也感到了一股类似“五四”的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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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福辉：融入我的大学（4）
王瑶先生的书斋妙语极多。某次，不知怎么谈起一个人与他母校的关联，他放下他那有名的烟斗从容道来：如果毕业的学生名气比学校大，学校就积累你的名气成为名校；反过来，学校的名气就输送给你了（大意）。我不知道先生是否有意鼓励我们做出大学问，也不知听众中其他同学作何感想。我当日就悟到：我将永远浸透在母校的光芒和温煦之中了。
写于2007年11月12日京城小石居
吴福辉，1939年生，浙江镇海人。1959年毕业于辽宁鞍山师范学校，1981年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现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著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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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秋汉：未名湖是个海洋Ⅲ（1）
未名湖是个海洋，
诗人都藏在水底。
灵魂们都是一条鱼，
也会从水面跃起。
“老汉，你的歌被孔庆东用作博客名了。”
虽然我每天一上班，就挂在msn上，却很少有时间漫游网上江湖。比起本世纪初就职于网络公司的日子，我现在就像是金盆洗手后的山贼（因为还评不上“大盗”的职称）。每天往返于家和单位之间，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北大了，这种状态上的感觉有些类似。但每隔一些时日，总有些与北大相关的信息传来。这次，是同单位工作的师妹午饭时向我汇报，孔师兄的博客与我的老歌的产生了新关联。就这样，北京大学就像一条藏在水下的鱼，不时在我生活的池塘里搅起一些涟漪，不论多么遥远，我知道自己的池塘与未名湖总是连理相通。
放长线吊大鱼——从巨鲸的墓碑开始
未名湖掀起的波澜更多地出现在日常闲聊和饭后闲思中。比如我所在单位的领导是科学家出身，经常批评如今的社会人文学者们尸位素餐不靠谱。老大说的没错：如今江湖的水面上的确看不到什么像样的鱼。然而只因北大的渊源，我知道老板心目中的治世经纶和大鱼巨鲸并非没有，但是只能潜藏水底。比如我们的老校长马寅初，如果他50年前提出的“新人口论”被认同，如今我们的住房问题、就业问题、许多学科的研究重点，乃至中国的基本国策就是另一个样子了。只可惜高瞻远瞩的北冥之鲲刚刚逆流而上冒了个头，就被打入地狱，更别提化鹏展翅了。时至今日，北大之外，又有几人能记起这位本来能为国人带来真正幸福的巨匠呢。于是，只有像我这种未名湖养出的虾蟹，才会在茶余饭后的形而上清谈中，向水面上的风云人物描画那些行将淡去的巨鲸的墓碑。
中国的关键问题在于自然科学还是社会人文，除了未名湖边，也只有在高中文理分班时才有机会被讨论一下。当然了，高中生及其家长们在这时更多地还是讨论未来的生计前途。遥想当年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亦是如此。我父母都是航天科研人员，所以我绝不想当科学家，因为他们生活得太清苦太不幸福了。赶上那个时候，我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看到了北京大学的学生们，他们在探讨着我原以为只有“伟人”才会探讨的问题，其中包括科学家和其他三百六十行的人怎样得到公正的回报。尽管衣着不同，但那架势神色与他们身后讲述80年前光辉往事的浮雕那么相似。于是，我知道怎么选择了。
“以梦为马”的诗人——外星人黑社会
如同后来的RPG游戏，过了高考关，再过军训关，我才能打开北大的地图。围着未名湖博雅塔转呀转，上哪儿寻找传说中的“治国秘笈”呢？或许这个时节，五四青年们全都隐身潜行了；或许90年代版的游戏设定中不再有五四青年这个兵种了。在我这一局的大学生涯中，“诗人”这个角色被安排率先登场。
通过十几年的中小学教育，诗人在我心目中的印象虚无飘渺：似乎只有摸不到的过去才是美好的，比如李白苏轼这类近似神仙的古代人物。自从诗人开始说白话文，即使课文要求背诵，我在考完试之后也难以记住。然而来到北大后，一夜之间忽然发现身边冒出了很多诗人，但形象与我心目中的仙风道骨大相径庭：他们中混入人群不易辨认者居多，间或冒出些奇形怪状和蓬头垢面者夺人耳目，甚至在军校同患难的难友中，亦有不少脱下军装就摇身一变，变形为神经兮兮、多愁善感的诗人。
这太有意思了，就像投身未来世界猛然发现身边混迹着许多披着人皮以假乱真的外星人。在他们的黑社会堂会上，或十几人或数百人齐声朗诵着“以梦为马”和“面向大海，春暖花开”。——嗯，这肯定是诗。因为这些句子我不用专门背诵就能记住，默读吟咏时还会引起内分泌的变化。于是我翻开了海子的诗集：印在封页上的相片一如我身边这些其貌不扬带着眼镜的诗人同学，在我决心选择北大的那年春天，这位北大师兄却选择了在山海关卧轨。直到现在的每年春天，都会有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人从各个高校和全国各地赶来，聚集在未名湖边用“以梦为马”为暗号接头，纪念海子和诗歌逝去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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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秋汉：未名湖是个海洋Ⅲ（2）
尽管白话诗通过了我的内心认证，不过，我还是欣赏和怀念孔夫子“诗三百皆弦而歌之”的时代。我的文艺史观是这样的：诗与歌原本就是一体，一两千年以前的歌坛巨星可都是大诗人，从前的诗词写出来可都是要用来唱的。直到中学我开始学弹吉他的时候，崔健和罗大佑也还是被戴上诗人的桂冠。不过越到现在，至少在中国，诗人与歌星已经是截然不同、毫无关联的两种角色了。
一百多年的学校——五千年的庙
幸好我一进北大觉悟还不高，既不想当诗人，也不想当歌星。因为在这个时代，诗人总与敏感自恋联系在一起，而歌星总和没文化联系在一起。后来，我一点儿也不毅然地放弃了几次能够成为歌星的机会，但发现根本没有人怀疑我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因为北大的朋友们认为这很合理；而在更多的朋友看来么，不歌颂青春和爱情，却唱什么未名湖和士大夫，那怎么可能成为歌星呢。
其实，我也是歌颂过青春和爱情的。不过我觉得这属于私房歌，只唱给特定的人听就够了。给大众听的呢，至少先从北大的同学老师校友们开始，当然要唱未名湖和士大夫了。更何况，想把我包装成歌星的几位实力派师兄，其实就是希望我把未名湖和士大夫唱给更多的人听。
当我不再是懵懂的北大新生时，自以为找到了通往终极任务的一个关口：是不是大夫没关系，但中国不能没有士。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作为知识分子和读书人，他们传承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然而，士大夫已经被作为剥削阶级消灭了，那么谁是士大夫呢？北大给我的答案是：你不做谁来做。
北京大学当然有资格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因为它传承的是京师大学堂、国子监和太学的血脉，它就是专门培养士大夫的。所以它不止是一所一百多年的学校，而是一所几千年的庙，形可以散而魂魄不散。士大夫可以没有一块封地，没有一顶乌纱，甚至没有一具像样的躯体，但如果魂都没了，中华民族也就灰飞烟灭了。
有这么严重吗？我也曾这样问过自己。但这个怀疑是经不起拷问的：如果中国人都不再说中国话写中国字，不知道中国的历史，那么中国就只是一个在联合国注册的账号了。如果这些不显得如何危急，那么若是所有中国人都不以中国为自豪了呢？国人能以什么为自豪呢：地大物博？如今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