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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的最后一节现代文学史是2003年4月中旬某个星期四的下午，当时“非典”已经袭来，大家都有些怀疑那天下午的课还能不能照旧。平日爆满的教室那天大约只坐了三分之一，而吴晓东先生仍按时赶到了。他进教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了教室前面相对的两扇窗户，说现在非典闹得厉害，要注意通风。然后走上讲台，说，今天还能来这么多人，我觉得很开心。然后先不入正题，而是讲了很长一段时间中外文学经典中的瘟疫和疾病，最后谈到了加缪的《鼠疫》，说大家去读读吧，一切瘟疫都是可以战胜的。大家都听得很兴奋。我说我正看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吴先生哈哈笑道，别看那个，那个太恐怖了。在这之后的大约第二天，我离开了北京。此后吴先生所讲的，我都没有机会聆听，只是上网的时候听一些仍坚守学校的同学零零星星地转述。据说鲁迅那部分讲得极精彩，然而我竟没能听到——这或许是我大学四年里最大的遗憾之一。
钱理群
我2002年入校的时候，老钱刚刚退休。我们都以为自己无缘听这位名声显赫的“鲁迅研究专家”讲课，然而“现当代文学名篇赏析”的课程计划发下来，老钱的名字竟赫然在列。这大约是老钱在北大课堂上的谢幕之作。记得那天是个阴天，寒风在窗外呼啸着，电教的灯光颇有些昏暗，整个教室一派肃穆，甚至有点阴冷。曾经看过一些人回忆老钱的文章，说老钱无论在生活中遇到多么不顺心的事情，一到讲台上就精神焕发情绪激昂，而且总是乐呵呵的，越讲越开心，甚至常常朗声大笑，他讲课往往是用自己的情绪来感染听众。此言不虚。老钱这次讲的是《野草》，通过《野草》讲鲁迅的人生哲学。老钱果然讲得极投入极起劲，没过多久就讲得满头大汗——不是因为紧张或者热，是因为讲得太带劲了。他大声地朗读着《野草》中一个又一个漂亮的句子甚至段落，讲道《腊叶》一文中“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这个奇特的比喻时，还瞪大了眼睛，不停地拿手比划着——如此投入的表情让我终生难忘。
陈恒舒：先生（4）
几个月之后，老钱又回来了。这次是一个大型讲座，题目是“毛泽东与鲁迅的几次相遇”，地点在英杰交流中心。我和C君提前了一个多小时，一边啃着包子一边赶过来，到了才发现门已经锁上了，工作人员说里面人已经太多了，正在协调。当时已经是深冬了，北风肆虐，但门外仍聚集着一群执著的听众，而且越聚越多，有人甚至振臂高呼：“我们要看钱理群！”把门捶得咣咣响。等门开了，我们踉踉跄跄地挤进去，刚想跟着往楼上挤——因为讲座本来是安排在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进行——但突然有通知说由于人数太多，讲座改在一楼的阳光大厅内进行。我们赶紧奔过去，发现大厅还是空荡荡的，就赶紧拣了第一排靠中间的位置——用C君的话就是“头版头条”的座位——坐下，然后回头一看：楼上的人正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门外的人正如潮水一般涌入，转眼间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子就座无虚席了。但还是有人不断地涌入，座位旁的边边角角也都挤满了人，第一排座位与讲台之间的空间整整齐齐地码了三排人，后来连讲台的边沿也坐了一圈。晚上7点，一束强光打在红地毯上，老钱明星般地登场了。场下掌声雷动，老钱一边往讲台中央走一边向大家抱拳示意。还是那个笑呵呵的大胖老头，还是那双充满了智慧的小眼睛，只是头发好像又稀疏了。老钱激情依旧，依旧越讲越开心越讲越激昂，依旧满头大汗，听众们的热情也一起燃烧起来，掌声、笑声、喝彩声此起彼伏。老钱就是那晚的阳光大厅里的红日，一切寒意都被驱尽了。正如C君所说，那是我们在北大几年听过的最精彩的演讲之一。
第三次听老钱的讲座已经是事隔两年以后了，在北大西南门外的国林风书店，讲《故事新编》。可笑的是，国林风书店竟很没文化地把条幅上的“故事新编”印成了“新编故事”，从此让我对这个书店再没什么好印象。这次讲座受环境所限，人比较少，老钱却说他很喜欢，因为坐得离听众近了，便于交流。老钱说，为什么讲《故事新编》呢，因为大家原来对鲁迅大都有一种误会，觉得鲁迅一动笔就是谈什么国民性之类的严肃话题，一副板着脸教训人的样子，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其实鲁迅是个很有趣的人，他也写一些很好玩的东西，或者说是把一些很严肃很深刻的主题用一种幽默的形式表达出来，比如说这本《故事新编》。他大声地朗读着《故事新编》里的故事，穿插着自己的讲解，我们对这本书的理解也更深入了一步——当年自己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多乐趣呢？老钱说他离开北大以后去了南京一家中学教书，给那里的孩子讲鲁迅的时候，不用别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大声读，让他们体会阅读鲁迅的快感，正如他自己大声朗读一样。当年读过老钱等人编著的《审视中学语文教育》，就觉得十分有感触，现在发现老钱绝对不是纸上谈兵。老钱在北大讲鲁迅，启蒙了多少学生的心智，离开了北大，又回到中学去讲鲁迅，把孩子们从多少年的误区中带出来，“引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老钱为了中国的文化事业，绝对算得上是鞠躬尽瘁了。
钱志熙
比起老钱来，“小钱”的名声恐怕没那么大。两位钱先生的风格可以说是一种鲜明的反差。老钱豪放，小钱恐怕要算是婉约。老钱是讲台上的侠客，小钱则有一身名士的风度。这也难怪：老钱是研究鲁迅以及现代文学的，身上自然要带点鲁迅的侠客气；而小钱的主要方向是古代，是先秦两汉，是魏晋，是陶渊明，温文尔雅自然是少不了的风度。第一次听小钱先生讲课，是一次讲座，讲的就是陶渊明，他称陶渊明是“人生的诗人”，这个观点对我后来的两篇论文的思路有过很大的启发。
大二的时候，小钱先生给我们开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史，一反原来我们所听过的文学史的讲授方式，没有试图建立完整的框架和线索，从“史”的角度来描述文学的发展，而只是大致勾勒出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的脉络，然后拿起一本作品选，一篇一篇地讲下来。和老钱一样，他也喜欢朗读作品，声音不大，而且带着颇浓重的浙江口音，十分有味道——很多古韵，尤其是入声字，是要用江浙方言才能读出来的。一首读下来，再给大家讲，这首诗好，好在什么地方，如此等等。和先生一起读作品，确实是一种很美妙的感觉。
陈恒舒：先生（5）
小钱先生很重视读作品。不光要读，也强调要背诵，包括考试也有相关的内容。有一次翻看BBS上的原来的帖子，发现一次期末考试以后很多同学对小钱先生颇有微辞，理由是考试题出得太难了。我看了一下，似乎没有什么难的，只是一些很普通的诗句的填空，竟有很多人答不上来。但小钱先生教我们的时候仍不改其旧，还对我们说，好的作品，要多读，最好能背下来，而且要抓紧时间，趁着现在记忆力还好。又告诉我们，当年他在浙江读书的时候，他的老师对他说，一个人20岁以前能背下来的东西，基本上这辈子都不会忘。后面基本上就很难有如此好的记忆力了。我掐指一算，只剩三个月了，很是有些悲切，于小钱老师真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的确，对于学习古代文学，多读多记多背，总是没有坏处的。张健老师后来讲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时候也坚持让我们多背，说现在的教育让大家不要死记硬背，这不对，小时候趁着记忆力好，就应该多“死记硬背”点东西下来，考试出了整整一面的背诵题，结果我答得惨不忍睹。这与小钱先生的想法基本是一致的。
记得那个学期期末考试之前，小钱先生安排了答疑。当时坐了满满一屋子人，大约都是抱着能套点什么题出来的目的去的，去了就问，老师，这次考试考什么？不考什么？小钱先生含糊其辞地应付了几句，他们也不好再问什么，就在那儿坐着，一言不发。只有我跟小钱先生扯些与考试不相关的事情。小钱先生突然问，大家有把某个作家的集子完整地读过一遍吗？我说我读过陶渊明的集子。小钱先生又问，完整地读下来了吗？我说是的。小钱先生面露微笑，啪地一拍桌子说，好啊，这对你肯定是有帮助的，虽然我这次考的是杜甫……我当时没缓过劲儿来，回到宿舍有人拍着我的肩膀说，行啊你啊，拐着弯地就把考题套出来了。我一想。哦，好像是这么回事。结果期末真的考了一个与杜甫相关的大题。但我答得并不好，枉费了那日小钱先生的夸奖，至今仍觉得有些惭愧。
孔庆东
吴晓东先生曾经在课堂上说过，他当年刚进北大中文系的时候，就有一位师兄在那栋宿舍楼上窜下跳、以“教唆”为主要任务，这个人就是孔庆东。正如吴晓东先生所言，老孔在学生时代就是个活跃分子，当了老师更成了北大的风云人物。关于老孔的事迹可谓铺天盖地，如果以后为中文系的老师们编一部《世说》，老孔肯定要占据相当大的篇幅。新出的一本《北大文学讲堂》里面就有老孔的一篇讲稿，基本是实录，老孔很多幽默的言论被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了，那次课我是听了的，现在看到这个讲稿仍觉得非常有趣。但今天且不说老孔的幽默，且说说老孔严肃的一面。
第一次接触老孔的文章还是高二的时候，抱着一本《47楼207》笑得前仰后合，后来老孔又写了不少书，但我觉得都不如那本《47楼207》。从那时候起就觉得老孔是个很好玩的人。后来老孔总说自己不幽默，又说自己的“满纸荒唐言”背后都有“一把辛酸泪”。我在一次课后跑上去问，您的《47楼207》写得那么有趣，辛酸在何处呢？老孔很沉重地对我说，你要知道，那时候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是不一样的，那时候的北大和现在的北大更是不一样的。我突然发现老孔确实是个严肃的人。
我进中文系以后好像一直没看见老孔开过专业课，猜想大约是老孔太有名了，专业课课堂都要挤爆，肯定影响教学质量。老孔已经连开了四五个学期的通选课，从鲁迅讲到金庸讲到老舍讲到中国现代戏剧，面向全校本科生尤其是非中文专业的本科生，讲得十分通俗易懂，也坚持了他写文章的一贯幽默的风格，课堂一直很火爆。有一次我发邮件跟他说，您课堂里恐怕是看热闹的人居多吧。他很严肃地给我回了一封邮件，说，确实，看热闹的人是多数，但是真正的人才往往是从看热闹的人里成长起来的，我们既要满足高层次人才的需要，也要照顾看热闹的俗众，不能蔑视和抛弃他们。我时常听到一种对于老孔的批评，说他上课只讲笑话不讲学问，我觉得这大约是没有听懂老孔的课，我去听过，我觉得不仅仅有热闹可看，也还是颇有门道可听的。至于老孔的这种讲法，自有他的道理，我们也不宜妄加否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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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恒舒：先生（6）
老孔有时候看起来很“愤”。讲现代文学，跟当下的状况已经算是拉开一点距离了。但他总是坚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动辄把今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某人某事拉出来嬉笑怒骂一番。用他自己的话说，乾嘉诸老也未必不关心现实，只是我们现在把他们解释成“纯学者”而已，不关心现实，什么学问都是做不大的。当然，老孔并不是个一般的“愤青”，他号称要坚持“韧的战斗，不求胜利，只求好玩，在‘韧’中体会战斗的快感。这样战斗，或者会更加持久，也更加不怕失败。”老孔写了那么多文章，嬉笑怒骂，或许正是他所谓“韧的战斗”吧。所以老孔的“愤”，我宁愿把它理解成一种强烈的现实感，记得第一次听老孔的课，他挥舞着手臂对我们大呼：“你们现在如果还在为将来的衣食考虑，这是没有出息的表现！你们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我想，这也会是一句激励我一生的话。
李家浩
我在大三上学期选修了李家浩先生的“《说文解字》概论”。第一周上课之前，我去得早，趴在第一排睡觉，突然听见一个炸雷般的声音，我噌的一下就从桌子上窜起来了，当时没听清说的是什么，后来回味了一下，大约是“我们现在开始上课”。李先生每次上课几乎都是如此，闷着头不声不响地进来，不声不响地拿出讲稿，一点预备动作都没有，直接把音量开到最大。这样倒也好，上课听着这么大嗓门的讲授，无论如何是不会打瞌睡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李先生是湖北人，口音极重，南方人听着还好，北方的同学头几次课根本听不懂。记得第一次课课间休息时，一位北京的同学上去跟李先生说，您的口音我实在不大适应，能看一下您的讲稿么？李先生笑呵呵地把讲稿递过去，说，不好意思，我的字比较潦草。那位北京同学翻了两页，又还了回去，说，我还是听您讲吧。
李先生自己的讲稿写得潦草，但写板书绝对是一笔一划一丝不苟，正如传说中他治学的态度一样严谨。尤其是一些近似图画的古文、籀文和小篆字形，他都要照了自己的讲稿画了又画，改了又改，半点也不马虎。每讲一个例子，必旁征博引诸家之说，写满满一黑板，最后参以己见，有根有据，谁要是有这门课完整的笔记，当是一份极好的学术范例。可惜我当时太懒，很多繁琐的东西实在不愿动笔去记，现在想想，实在是后悔死了。
李先生在学术上要求严格是出了名的。据说有一次给一个本科生指导毕业论文，很多先生指导本科生的毕业论文都是很宏观地给一些意见，李老师却批改得极为细致，让那个学生七易其稿，眼看第二天就可以交定稿了，那学生才松了一口气，晚上突然接到李先生一个电话：“我刚刚又发现一则新材料，你明天过来，我们把它加进去……”我想这位师兄当时肯定要崩溃了，但能得到这样一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