缬暗缡泳纾残Φ们把龊蠛希男σ哺宋易孕拧�
稀里糊涂一场下来，我问他们用多长时间，过去大概有20多分钟吧？他们说己经两个半小时了，我还行呀，但是有一条没有成功，就是准备的名言警句全都没有用上，部是说的大白话，家常话。然后我们就拿去给领导看，领导看的时候，从头到尾部没有笑，绷着。
是不是我们做得不好？还是台领导没有幽默感？大家都拿不准。但是台长留了一条生路，他说你们再做两期吧。做完以后，又要去给领导审，我就把《曲苑杂坛》的经验拿出来，我说咱们组谁最爱笑，他们说关秀玲最爱笑，关秀玲一个笑话都讲不了，因为每次抖包袱之前，她自己先笑。
我们决定让她坐在领导的左边。还有一个叫乔艳琳的跟关秀玲有一拼，看着谁都可笑，整天笑容满面。我们决定让乔艳琳坐在领导的右边。审片的时候果然是这么安排，因为她们都看过，每当要抖包袱的地方，我还没有张嘴，那两个就笑成一片。领导就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然后说倒回来我再看一遍（笑）。
倒回来看一遍说，有这么可笑吗？但是那天领导确实笑了，笑了几次，后来他说再做两期吧。然后我们又做两期，这期做了《谁来保护消费言》，是下海打假的，还有《孩子与游戏》，这样一共做了5期节目。做《孩子与游戏》的时候，中心主任、部主任全都来了，都坐在楼上。
录完了以后，我看所有的同事都阴沉着脸。我还觉得今天我发挥得不错，为什么他们阴沉着脸呢？我说出什么事了，他们说领导们看了3分钟就全都走了，拂袖而去。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说那肯定是不满意，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快就走了。我说你们就不能换一个角度想一想，他们看3分钟特别放心，这个节目做得这么好，不用我们盯着看吧。
然后就拿去找评论部主任孙玉胜，孙玉胜决定放一集，听听观众的看法。第一集播出后，两种反应部很极端。这时刚好是1996年的3月16日，我们推出了第一集叫《谁来保护消费者》，就是王海打假这期。孙玉胜非常重视，在这个节目播出那天，他自己专门到热线电话前去接听电话，看着观众的反应怎么样。后来他把我叫过去，他说今天电话很多，有一部分是谈你的主持，他说反应分成两种，有一种是非常激动，拿起电话他们就哭，说中国电视有希望了，终于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主持人。
我说另一部分观众呢？他说另一部分观众也早拿起电话就哭（笑），他们说你们怎么找了这么一个人，咱中华就真没人了（笑）。孙玉胜说观众反应很极端，两种看法都很极端，我说那怎么办？他说再录几期试试吧。这样节目一口气播出了10期，应该说反应还不错。
10期以后，因为一个非常具体的原因，这个节目就停播了，停播了两个半月。有一天我正在家里，突然台里派人来找我，说，你赶紧回去，归队报到，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脱离电视台了，回去后，一直做到今天。我是《曲苑杂坛》出来的，我们编导更惨，显《综艺大观》出来的（笑），据说早年还干过春节晚会，所以脑子里有很多文艺节目的框框，当时他说出场我们应该出得千变万化，主持人出场有握着手出场的，还有藏在高台上，等到节目一开始，灯光一亮，从台阶上疯子似地跑下来（笑），这也是一种，还有坐在观众席里，大家也不知道是谁，节目一开始，你忽然从观众席站起来，你往台上去，大家就鼓掌。还有一种，你躲在景片后面，节目一开始，你从景片后面突然出来，给观众一个惊喜，反正都不是正常人干的事（笑）。
有时候在开场之前，我还在想今天要谈什么，今天怎么谈，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件事。所以等到灯一大亮；我就从高处跑下来，跑到观众面前鞠了躬，说各位好，就忘了今天要讨论什么了，然后重来。慢慢地我适应了，每次不管用哪种出场的方式，我都适应了。我发现新的问题来了，现场的观众非常紧张，嘉宾更紧张，一个个笑跟哭似的（大笑）。
放松情绪（38）
节目做到快半年的时候，有一次开会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我说我们做的节目不像真正的谈话，当时我看温芙瑞和赵少康的节目，所有的人非常自然，像日常的状态一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让观众揣着平常心，用日常的状态到电视台演播室来说话？
大家说这可能不容易，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电视节目，也没有这样的办法。我说，我们应该想办法，消除观众的紧张感。我决定第一件事改变主持人的出场方式，我们不要从高处走出来，也不要从观众席里冒出来，也不要从景片后面突然闪出来。大家说那怎么出来？
我说一开始就在沙发上坐着等着，嘉宾当时也是从四面八方冒出来，我说嘉宾也让他们坐在沙友上，而且最好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让他们坐上去，这样慢慢就会熟悉场地。观众在现场也非常紧张，到电视台的演播室，手不知道往哪里放，不敢动。我们怎么让他们放松呢？我就想起过去我们拍《曲苑杂坛》的时候，为了让观众支持，有一个人上来给大家鞠躬敬礼，说一些注意事项，讲一些笑话，这时候观众会放松。
我说像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借鉴，采用热场方式，试一试。后来我准备很多笑话到那里去讲。比如，我说，前一段我和我一个朋友，到野外宿营，半夜醒来的时候，朋友突然问我，你现在有什么感想？我说你看满天的繁星，宇宙是多么浩渺啊，而我们作为一个人，是多么渺小啊。我那位朋友不说话，我问你现在有什么想法？他沉默一会儿说我们的帐篷好像被人偷走了。
讲完了观众也放松了，我们就决定开始录像。编导说，现在很好，切换导演在上面喊，准备，开始，“5、4、3、2、1”，奏乐，这的候我一看刚才还在笑的观众全都哆嗦起来了。录完下来，我说你看我费那么大的劲给大家讲笑话，好不容易情绪放松下来了，你—个5、4、3、2、1又回去了。他说那怎么办，我不喊，各工种也不知道开始了。我说各工种没那么傻，就不能用别的方式让他们开始。那用什么方式呢？后来我说这样咱们俩约定一个方式，在开始之前，我就冲你挤眼睛，反正你在监视器里也能看见我挤眼睛。开始之前我就挤眼睛，挤着挤着眼睛他就说，你都挤多长时间了，还不开始，我说今天眼睛不是特别舒服，所以一直在挤。我说我们多设立几种方式，比如我手扶着椅子，就证明要开始了，或者我挠挠头证明要开始了，慢慢我们就确定下来了。现在如果大家到《实话实说》现场，我相信即便你是内行，你也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拍摄的，因为我们已经有几十种方式，就是让拍摄顺利开始，在观众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开始。
这个工作怎么做呢？就是用那种叫热场的方式，让观众放松，比如我先鞠躬，然后问大家为什么鞠得这么深，有人说真诚，我说，对，是真诚，但是真诚还不够，还有3条，你们接着猜。他们说你在日本留过学，我说你才在日本留过学，第二条不对。然后有一个愣头愣脑的举手，他说你可能是头重，我说你才头重。大家猜半天都猜不出来，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代表很多人到这里来给你鞠躬，所以才会鞠这么深。我现在让大家猜猜，我今天代表多少人给你们鞠躬，也就是说，今天晚上为了《实话实说》这台录像，有多少人在忙着。然后他们开始猜，有的人说100，有的人说500，有的人说2000，有的人说12，有的人说34。然后我告诉大家，我告诉你们正确的答案，我代表多少人。我也不知道代表多少人，因为我们电视台的人数不好统计，你像一般干活各个岗位大概有25个人，但是吃盒饭的有140多个人，发奖金的时候有2200人，有一次台里说，有一个出国名额，谁想去，填一个表吧，填了1多张表，你说有多少人，别管有多少人，反正都欢迎各位到来，今天就鞠这么深的躬。
然后请大家关掉手机、BP机、股票机、电子宠物，凡是出声的都关掉，然后告诉大家，今天可以在这里自由发言，《实话实说》的现场是开放的，谁想发言的时候，就举手示意我，一举手我就会跑到你的身边为你举话筒，话筒我为你举着，大家不要抢，因为抢话筒拍出来不好看。
可是这样还不够，我还找一些不说话的，比如大家都笑，他没有笑。我就会走到他身边问他，为什么大家都笑，你不笑？他说我还有点紧张，你为什么紧张？因为我第一次到中央电视台来，我是从贵州来的，一边说一边哆嗦。我说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第一次去什么地方都会紧张，而且有这么多生人。然后我就开始给大家介绍，我把这些生人都介绍一遍，熟悉了就是你的朋友，这会儿你就不紧张了，挨个介绍我们的摄像，包括我们的摇臂。比如说拍摇臂的摄像，我会让他用机器给大家表演点头、鞠躬，还会移到观众的头顶，移准了砸下来，吓得观众到处跑。然后再介绍我们的乐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跟他们开玩笑，调节现场气氛。然后我问现在还有没有人紧张，他们说没有人紧张了，我说现在就我紧张了。
人文关怀（39）
你们都不紧张，我就紧张了，现在大家陪着我再放松一次，我放松的方式非常特别，就是听音乐，我只要一听音乐就可以放松。这时候我们乐队就开始演奏音乐，这时候我们现场所有摄像、灯光、录音，包括切换都知道节目开始了。节目录像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现场的观众根本察觉不了，包括嘉宾，他们也觉察不到节目是这个时候进行的。有一次录像录到大概快40分钟了，我站在观众席前，觉得有人拉我的衣服，回头一看是个大娘，大娘指着表，我说什么意思？她说快点开始，我们呆会儿还要回去呢。我说好好好，我们抓紧，实际上当时已经录了40多分钟，都快录完了。观众在这种自然的状态里，所以表现出来就不一样。我今天说完，大家找机会再看一下《实话实说》，看一下现场的观众，还有嘉宾，他们的那种表现，我觉得你就能体会出来。当然也有特别紧张的人，你怎么调整他也不放松。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从四川请来—对嘉宾，谈的是关于足球和家庭的话题。坐着飞机来。花了很多钱，来以后马上要开始录像了，突然妻子不行了，紧张得浑身发抖。我们看场地的大妈说，看这个嘉宾紧张了、她当机立断，拿两片安定给她吃了。原来这个女的是紧张，吃完药比较好，又紧张又困（笑）。当嘉宾肯定是不行了，当时她紧张得直掉眼泪，吃完药，头还难受，我说你不用这么难受，没什么了不起。
我说这样吧，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个选择你到天安门去玩，我们专门有一个人陪你、开着车，你去看天安门。去看纪念碑。缅怀一下先烈。第二个选择，你现在坐在观众席里，你来看我们怎么录节目。如果你觉得非常放松，你想说话，你就举手示意我，如果你不想说话，我用我的人格担保，今天晚上我不会叫你。我说你想一想，她说我不想了，我有点点困、我就坐在观众席里。我说行，你就坐在观众席里。
她的丈夫非常沮丧，他说真对不起你们，我们花了你们这么多钱，到这里还不能帮你们录节目，我说没关系，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事我们经常见到，然后我就说，现场观众有没有喜欢看足球的，请举起手来。我说有没有夫妻两个一起来的，这时候举手的人就少了，大概有十几个人。我说有没有因为这个事闹矛盾的，举得更少了，大概有三四对，于是选了一对出来坐到台上。节目开始录制。最后大家说，这二对挺精彩。
录完以后。在观众席里昏昏欲睡的妻子说。我觉得今天挺好、我说是不是很放松，她说是，我说以后你就不要这么紧张，也欢迎你下次和你丈夫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他丈夫就一直垂着脸，老跟妻子说，你等着，回家咱们再说。后来丈夫还跟我们制片说，这样吧，我们自己出一个人往返的机票，就算你们这次访了一个人。我说，你不用这么在意，没关系，就送他们走了。回去以后，据说妻子把丈夫揍了一顿（大笑）。
我们提出一个理念，在节目里体现人文关怀。
我每次说到这儿，都觉得我们做得确实挺好，很有人情味，体现了人文关怀。每次听到这儿，观众也会心存疑虑，你们是怎么做到这样的？因为说句不好听的话，早年间电视台并不是这样，那时是毫无人情味。
我记得有一次我帮助做一个晚会的策划，时间特别长，大概做了将近4个月的时间。等到播出那天，我就很高兴，把我的父亲、母亲、哥哥、嫂子、姐姐、邻居全叫到电视前，我说你们看，这就是我做的晚会。然后他们就看，看看说，这个晚会不错呀，怎么证明这是你做的呢，我说别着急，等最后出字幕，你就知道。字幕上写着策划“崔永元”。等节目到最后时我心里怦怦在跳，一看上面写着策划“佚名”（笑）。我就赶紧打电话，导演说，我们上字幕给上错了、我觉得电视台怎么会是这样，太伤人心。
第二天他主动给我打电话、一说你来领一下稿费吧，我一想可能是这样，他们因为疏忽，连名字都没有打，可能在金钱上做补偿。我就背一个空书包去领稿费了（笑）。到那里以后、他们说，你干了4个月，扣完税一共是197块钱，你点点吧，点点别少了，我说不用点了，我走了。
后来我打听了一下，我这还算好的。很多策划，包括北大的教授、社科院的学者、知名的作家，在他们给电视台做策划，或者出点子的时候，经常早晨9点钟来，说到11点半，主持会议的人就看看表说，“现在到中午，就不留大家了，谢谢你们，希望你们下次还支持我们工作”，就把大家都打发走了，就是这样。所以一段时间里，大家都知道干电视的人是一群没有文化的人，没有人文关怀的人，不知道尊重别人的人。
敞开心扉（40）
在1995军底、1996年初，开始筹备这个节目。我和时间几个人最早创办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一个理念，要在这个节目里实现真正的人文关怀，要让大家在这个地方感到平等，我们要为电视台争回一点面子。
当时我们请了很多重量级的学者来参加这个节目的策划，有杨东平、郑也夫、周孝正、邝阳、陆建华，这些学者在文化界口碑都非常好，当时我们租一个四合院，院子里有葫芦架，阳光透过葫芦架，照在每个人身上，暖洋洋的，非常舒服。然后我们会挨个问，你喜欢喝什么茶？
我们专门请来一个保姆，每次保姆都会拿来一张纸，一支笔，问每个学者，你今天想吃点什么，然后记下来，照这样去采购，去给他们做，先在生活上让他们满足了、安逸了。第一次付他们酬劳的时候，我们拿一个信封，里面装厚厚一沓钱，漫不经心地说，这是“第一笔”。这些文化人因为受到尊重。有了极高的热情，觉得我们这帮人可交。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跟我们敞开心扉谈起来。
我记得当时他们提了很多要求。郑也夫说，小崔我给你提一个要求，不要轻易接受采访，主持人不是明星，用不着包装，你就陆踏实实做你的节目，如果大家认可你，就是认可你的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