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万姓而已。文章一科，后当别为孤宗，不为他物所统。又当摈儒者于门外，俾不得复煽祸言，因缘为害。而民声所寄，得尽其情，既所以启新机，亦既以存古化。”正是《摩罗诗力说》所谓“撄人心”者也。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周作人传 第二章 一九○六（7）
《摩罗诗力说》云“求新声于异邦”，《哀弦篇》则谓“介异邦新声”，所介绍者亦有重合，如波兰诗人密克威支（Adam Mickiewicz）131、斯洛伐支奇（Juliusz Slowacki）132、克剌莘斯奇（Zygmunt Krasiński）133等，彼此都曾讲到。《哀弦篇》后出，述及密、斯二氏生平，径曰参看《摩罗诗力说》；个别处则予以订正，如《摩罗诗力说》讲密克威支等“本裴伦”，《哀弦篇》则说：“波阑当时文章，虽受裴伦感化，顾所咏人物性情，迥不相合。”指出波兰诗人并不如裴伦（George Gordon Byron）134般“轻其国人”、“以咎责国人”。更为重要的是，《摩罗诗力说》与《哀弦篇》虽然宗旨相去不远，却是兄弟二人分别本诸一己性情，对于世界文学有选择性的接受。哥哥激越，标榜“摩罗”；弟弟沉郁，强调“悲哀”。如果套用现成的文学观念，可以说其一侧重浪漫主义，其一侧重现实主义。《哀弦篇》“兹所言者，首波阑，次乌克剌因，驸以斯拉夫小国，次犹太终焉”，都属于所谓“弱小民族文学”；归结为：“如上所述，列国文人，行事不同，而文情如一，莫不有哀声逸响，迸发其间，故其国虽亦有黯淡之色，而尚无灰死之象焉。若在吾国，则何有矣。……今于此篇，少集他国文华，进之吾土，岂曰有补，特希知海外犹有哀弦，不如华土之寂漠耳。”似乎更足以概括继乎其后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一书。对于周作人来说，《哀弦篇》上承《孤儿记》，下启二十至四十年代诸作；在其人道主义思想发展过程中，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
周作人说：“《新生》式的论文，既然得在《河南》上边得到发表的机会，还有翻译这一部分，不久也就以别一种形式发表，这就是《域外小说集》了。”135起手翻译应该稍早，其中周作人所译斯谛普虐克作《一文钱》，一九〇八年六月在《民报》第二十一期发表。着手编辑出版，则在搬进波之十九号以后，乃是得到后来的一位住客的资助：“蒋抑卮是杭州的银行家，大概是浙江兴业银行的理事吧，他本与许季茀相识，一九〇八年他往东京割治耳病，先到本乡许处寄居，鲁迅原住在那里，所以认识了。他虽是银行家，却颇有见识，旧学也很好，因此很谈得来，他知道鲁迅有介绍外国小说的意思，愿意帮忙，垫付印刷费，卖了后再行还他。这结果便是那两册有名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一千本，垫了一百元，第二册减少只印了五百本，又借了五十元，假如没有这垫款，那小说集是不会得出世的。”136——附带说一句，蒋抑卮关于周作人的印象是：“这人甚是高傲，像是一只鹤似的。”对此周氏说：“这似乎未必十分正确，我只是不善应酬，比较沉默，但在形迹上便似乎是高傲，这本来是我所最为不敢的。”137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周作人传 第二章 一九○六（8）
中国现代文学实发轫于周氏兄弟未获成功的《新生》，——如果说“甲编”《河南》所载理论是以鲁迅为主，那么“乙编”《域外小说集》所收翻译就以周作人为主。《域外小说集》署“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周树人发行，上海广昌隆绸庄寄售。第一册于一九〇九年三月出版，收小说七篇，其中周作人译五篇；第二册于同年七月出版，收小说九篇，周作人译八篇，余为鲁迅所译。二人分别据英、德文翻译或转译。鲁迅为《域外小说集》所撰序言有云：“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与《摩罗诗力说》、《哀弦篇》所说正相一致。他们原本有个庞大规划，即如该书“略例”所说：“集中所录，以近世小品为多，后当渐及十九世纪以前名作。又以近世文潮，北欧最盛，故采译自有偏至。惟累卷既多，则以次及南欧暨泰东诸邦，使符域外一言之实。”惟仅出两册即告中止，未及完成138。鲁迅说，当时“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139。从已出版的两册来看，这一愿望只是部分得以实现。“弱小民族文学”本来是个内容概念，以后他们倡导的“人道主义文学”实即孕育于此；但是当时因为材料有限，遴选不易，也就退而成为一种地域概念。即便如此，《域外小说集》所收亦不尽是“弱小民族文学”，“叫喊和反抗”者尤其不多，——虽然这不应从社会层面，而应从精神层面去理解。相比之下，倒更接近《哀弦篇》说的“哀声逸响，迸发其间”，周作人所译波兰作家显克微支（Henryk Sienkiewicz）140的《乐人扬珂》、《灯台守》和《天使》，可以作为代表。
《域外小说集》以译者的审美趣味决定一切，全然不求取悦于人，这在周氏兄弟的翻译生涯中，乃至在整个中国翻译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即如该书序言所说：“《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从此二人彻底走出林纾的阴影，拥有自己的翻译理念和翻译风格，而这涉及对原著的选择、译法和文体诸方面。与他们为《河南》杂志所写文章一样，《域外小说集》也体现了“文字上的复古”，较之周作人此前几种译著，读来艰涩得多。蔡元培曾评价说：“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141以后译者自己对此有所反思，认为是不成功的尝试142。而“收录至审慎”和“迻译亦期弗失文情”两点，则为他们所坚持始终，所谓“直译”，即由后一方面发展而来。“尤其注重于短篇”，也是别具一格的眼光。虽然，“《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143。以后周氏兄弟继续此种“注重”，无论翻译，还是创作，都对短篇小说这一形式情有独钟。要论《域外小说集》的贡献，侧重“弱小民族文学”是其一，倡导短篇小说是其二。十年以后，这两方面都蔚为大观，发端正在最初两册薄薄小书。尽管当时曲高和寡，销路惨淡，落得半途而废。不过当年五月一日，东京《日本及日本人》杂志上倒有一则关于“住在本乡的周某，年仅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俩”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的报道，这是周氏兄弟首次为外间所公开评论。 。 想看书来
周作人传 第二章 一九○六（9）
周作人还据寇丁（Jeremiah Curtin）144的英文本转译了显克微支一八七七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炭画》（Szkice weglem）145。译稿曾经鲁迅修改誊正。周作人的文学批评观，受到勃阑兑思（Georg Brandes）146很大影响。《摩罗诗力说》和《哀弦篇》极力表彰波兰文学，正是当时读到勃氏所著《波兰印象记》的缘故。周作人说：“波兰小说家中我最喜显克微支，这也是《印象记》的影响。其时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你往何处去》及《火与剑》三部作正风靡一时，勃阑兑思却说他的短篇更好，举出《炭画》为代表作，其次有《天使》与《灯台守》。我很高兴能够把这三篇与《乐人扬珂》以及《酋长》都翻译成中文，只可惜还有一篇《得胜的巴耳忒克》没有译出。”147比起《域外小说集》中某些篇章，《炭画》似乎更合乎“弱小民族文学”的本义，尤其体现了《哀弦篇》所说的“悲哀”。与他当年“半偷半做”的《孤儿记》相仿，《炭画》写的也是弱者的悲惨命运，似乎仍然体现周氏对此的特殊关注；不过《炭画》堪称杰作，写法从容多了。正如周作人所云：“显克微支作短篇，种类不一，叙事言情，无不佳妙，写民间疾苦诸篇尤胜。事多惨苦，而文特奇诡，能出以轻妙诙谐之笔，弥足增其悲痛，视戈戈尔笑中之泪殆有过之，《炭画》即其代表矣。”148以后他说：“这是我的译文里的最中意的一篇，因为原文实在太厉害了。”149该译作当时未获出版。五年后投寄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回信有云：“行文生涩，读之如对古书，颇不通俗，殊为憾事。”的确道着《域外小说集》、《炭画》和继乎其后的《黄蔷薇》难为读者接受的原由。鲁迅后来也说《炭画》译文“生硬”150。一九一四年四月，《炭画》才由上海文明书局印行，乃是周作人用本名出版的第一本书，只是“三十元的板税却一个大都不见”151。
三
民报社听讲，旨在“文字上的复古”；嗣后周作人学习古希腊文152，也是出于同一目的。“那时日本学校里还没有希腊文这一科目，帝国大学文科有开培耳在教哲学，似乎设有此课，但那最高学府，不是我们所进得去的，于是种种打算，只能进了筑地的立教大学，这是美国的教会学校，校长是姓忒喀（Tucker），教本用的是怀德的《初步希腊文》，后来继续下去的，是克什诺芬（Xenophon）的《进军记》（Anabasis）。但是我并不重视那正统古文，却有时候还进到与立教大学有关系的‘三一学院’去听希腊文的‘福音书’讲义，这乃是那时代的希腊白话文，是一般‘引车卖浆’之徒所用的语言，所以耶稣的弟子那班犹太人也都懂得，能够用以著书。我这样做，并不是不知道古希腊学术的重要，不想去看那些学者们的著作，实在我是抱有另外一种野心的。正如严幾道努力把赫胥黎弄成周秦诸子，（虽然章太炎先生说他‘载飞载鸣’的不脱时文调子，）林琴南把司各得做得像司马迁一样，我也想把《新约》或至少是四福音书译成佛经似的古雅的。我在南京学堂里时候，听过比我高两班的同学胡朝梁——这是他的原名，后来成为诗人，称作胡诗庐了——的议论，强调《圣书》的文学性，说学英文的人不可不读。这在一六一一年英王钦定的译本是不错的，但是我读汉文译的《圣书》，白话本是不必说了，便是用古文写的，也总是觉得不够古奥，不能与佛教相比。佛经本来读得很不多，但那时已经读到《楞严经》和《菩萨投身饲饿虎经》，觉得这中间实在很有一段距离，我的野心便是来弥补这个缺恨。”153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周作人传 第二章 一九○六（10）
这一计划后来被周作人放弃，因为据他说，“等得我学了几年，回到本国来之后，复古思想慢慢的改变了，后来翻看《圣书》，觉得那官话和合译本就已经十分好了，用不着再来改译”154。不过掌握古希腊文，却别具重要意义。西方文明构成周作人的思想背景之一，而他对西方文明的理解，乃是直溯其源头古希腊，并非“只根据英美一两国现状而立论”155；进而更揭示“希腊文明与中国文明比较接近”，“于人生最适用，他的地位在各种文明中比较适中”156，这与能够直接阅读原典不无关系。他也曾利用这一能力，译介了包括欧里庇得斯（Euripides）、阿里斯托法涅斯（Aristophanēs）157、谛阿克列多思（Theokritos）158、海罗达思（Hērōdas）159和路吉阿诺斯（Loukianos）160等古希腊作家的大量文学作品。一九〇九年春夏之间，周作人还曾与章太炎一道学习梵文，但仅听两课，就停止了。只是章太炎为此来信，将周作人的号“起孟”——此乃周作人仿效鲁迅的号“弧孟”为自己所起——写作“启明”，以后被他采用为“字”161，并衍生出“岂明”等名号，算是留下一点纪念。及至晚年不得以本名发表作品，出书多署“周启明”。
一九〇九年三月十八日，周作人娶羽太信子为妻。信子时年二十，本为“伍舍”的女佣；两人初次见面，是在前一年的四月八日。这一婚姻无疑加强了周作人与日本之间的关系162，但未必能左右他在该关系中的某些抉择。一九〇九年八月，鲁迅回国。据他说：“因为我底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163新婚不久的弟弟、弟媳当在其列。这时适逢《域外小说集》以失败告终，兄弟二人的合作也就告一段落。
周作人比鲁迅晚两年离开日本，对于日本的理解，就与兄长有些分别。讲到他和日本的关系，这段时间实属关键。鲁迅走后，周作人重新学习日文。“不过所学的不再是书本上的日本文，而是在实社会上流动着的语言罢了，论理最好是来读现代的小说和戏剧，但这范围很大，不晓得从哪里下手好，所以决心只挑诙谐的来看。这在文学上便是那‘狂言’和‘滑稽本’，韵文方面便是川柳这一种短诗，…… 狂言是室町时代的文学，属于中古时期，去今大约有四百年了，川柳与滑稽本虽然是近世的江户时代，但计算起来也已是二百年前左右的东西，落语的起源也约略在这时候，所以这些参考的资料，大半是在书里，这就引我到杂览里边去了。川柳在现在还有人做着，落语则在杂耍场里每天演着，与讲谈音曲同样的受人欢迎，现代社会的人情风俗更是它的很好资料，闲来到‘寄席’去听落语，便是我的一种娱乐，也可以说学校的代用，因为这给予我语言风俗的帮助是很大的。” 164周氏视川柳为风俗诗，对可以称为风俗画的浮世绘也很喜欢，但于前者“有时或者还感到淡淡的哀愁”，于后者则强调“这里边常有一抹暗影”，“常引起怅然之感”165，所关注的是日本民族独特的人生体验与审美体验。多年以后，他还提到自己“从日本的川柳，特别是《末摘花》四编，得到极大的影响”166。当时他开始搜求柳田国男等人的乡土研究著作，也是“着手于国民感情生活” 167，特别是宗教方面，以期真正了解日本的事情。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周氏夫妇迁居麻布森元町，更加接近日本普通人的生活：“这好像是火车里三等的乘客，都无什么间隔，看见就打招呼，也随便的谈话。……有些市井间的琐闻俗事，也就混了进来。”168以后周作人说，其“杂学”“大抵从西洋来的属于知的方面，从日本来的属于情的方面为多”169；只有通过后来这番阅读与际遇，才得以深入到“情”的层面去理解日本文化，进而转化为自己的文化构成，——这里他更将“狂言”、“滑稽本”与川柳等作为对比的一方：“中国在文学与生活上都缺少滑稽分子，不是健康的征候，或者这是伪道学所种下的病根欤。”170周作人因此对于日本文学有着特别的兴趣点，晚年所译《狂言选》、《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等，即为这方面的重要成果。
周作人传 第二章 一九○六（11）
周作人曾对长谷川如是闲“要了解日本，不能只译文学，要译也须译明治作家之作，因他们所表现的还有日本精神，近人之作则只是个人趣味而已”的意见表示赞同171。这与周氏个人经历密切相关，因为作为读者，他正是日本明治文学的见证人：“我们在明治四十年前后留学东京的人，对于明治时代文学大抵特别感到一种亲近与怀念。这有种种方面，但是最重要的也就只是这文坛的几位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