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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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 第10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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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无忌。建国后,蔡无忌任对外贸易部商品检验总局副局长、顾问,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于1980年4日病逝,享年82岁。

  黄仲玉所生长女威廉,自幼喜绘画,有美术天才,曾两次随父母赴欧洲,受到西方艺术的熏陶。1923年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美术学校学习,后进法国里昂美术学校学油画。1927年冬回国,次年任国立西湖艺术院油画系教授。威廉与留法学生林文铮结婚。1939年5月5日,威廉在昆明因产后患猩红热逝世。年仅35岁。周夫人得此噩耗,饮泣数夜,恐蔡先生过于伤心而瞒着。后来,蔡元培从昆明寄来的报纸上看到蔡威廉女士遗作展览特刊,方知爱女已不在人世,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写了哀长女威廉之文,以寄托无尽的哀思。

  黄仲玉所生之子柏龄先在比利时学习机械工程,后去法国研究磁学,取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因与一位法国科学家、一位美国科学家共同首次发现反铁磁性现象,获法国国家科学院的银质奖章。蔡元培在香港时,因长时间没有收到柏龄的信,曾托中国驻法大使馆探询,并托好友李石曾先生访寻。柏龄长期侨居法国,娶法籍女子为妻,但始终保持中国国籍。1950年以后,蔡柏龄担任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回旋加速器的磁体设计工作。周恩来总理曾多次争取他回国而未能成功。蔡柏龄退休后曾几次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和各种纪念活动,于1993年1月在法国巴黎病逝,享年87岁。

  蔡元培与周峻夫人育有一女二男,都出生在上海,长女睟盎,二子为怀新,三子为英多。蔡元培对子女取名都含有深意。长女出生时,住家对门有一所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名为若安·达克的学校。若安·达克通译贞德,是法国的民族女英雄,因起兵抗击英国侵略者,遭火焚而英勇牺牲。蔡元培取《孟子》中“脺然见于面,盎于背”一句中的“脺盎”两字,与“若安”谐音,希望长女向女英雄学习。怀新的名字取自陶渊明的诗句“良苗亦怀新”之义。英多的名字出自《世说新语》中“其人磊场⒍唷薄�

  蔡元培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长辈,对年幼的子女如同亲密朋友。1935年去南京开会,蔡元培在一封家书中写道:“你们每人送我一张画,我很宝贵。我祝你们活泼长进,与盎儿所画之朝日及鲜花一样;祝你们动静均宜,与新儿所画之飞机与建筑一样;祝你们康健英挺,与多儿所画之马一样。”蔡元培深信美育能陶冶人的高尚情操,培养优良品德,对子女喜好必定鼓励。蔡睟盎自小喜爱音乐,蔡元培夫妇就让她到一位俄罗斯女教师家学习钢琴;当时家里没有钢琴,平时就到丁燮林先生家去练琴。到香港后,周峻夫人以50港元买了一架旧钢琴。怀新有书画专长,蔡元培就叫怀新临魏碑习字。英多喜爱绘画,尤爱画马,曾按陆游一句“细雨骑驴人剑门”的诗意画了一幅画,蔡元培非常赞赏,还拿着他的画给刘海粟先生看,问他:“你看我的小儿子是否有点才气?”1937年,蔡元培到南京开会买回三本精美的纪念册,并分别题词寄予希望。给睟盎的题词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给怀新的题词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给英多的题词是:“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永蛰】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上海沦陷,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中央研究院也迁往内地。蔡元培因不愿随蒋介石去重庆,改从上海赴香港,准备转赴昆明,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但是到达香港之前,蔡元培刚刚得了一场伤寒病。已经近70岁的老人,面对前面的长途跋涉,十分担心能否安全到达昆明。无奈之下,只好先滞留香港。

  1937年12月26日,夫人周养浩携子女也到港,全家在九龙柯士甸道156号租房居住。蔡元培在港期间,除了读书阅报之外,绝无其他消遣。由于怕受人注意,因此很少跨出大门。香港住宅,又很狭窄,三四个房间,便成为他日常活动的小天地。

  1938年5月20日,蔡元培应宋庆龄邀请,同港督罗富国爵士等人一道,出席由“保卫中国同盟”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于圣约翰大礼堂举行的美术展览会并发表演说。这是蔡元培在港期间唯一的一次公开演讲,其意本为公开话别,离港前往昆明或重庆,奈何因身体荏弱不堪,未能成行。

  1940年早春,73岁的蔡元培遭逢爱女蔡威廉死于难产的致命一击。蔡威廉这位留洋归国的艺术家,自和林文铮结婚后,一直致力于国立艺专的艺术教学工作,满腹才华和理想尚未来得及施展和实现,就在昆明撒手人寰。她死得很惨,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还用手在墙上反复疾书“国难,家难……”其撕心裂肺之状令天地为之动容。白发人送走了黑发人,而白发人也将循着女儿的背影飘然而去。

  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起身后到浴室去时,在浴室门边,忽然感到一阵头晕,失足摔倒,吐了一口鲜血。于是赶紧找来商务印书馆的一位特约医师朱惠康,朱医生看过后未找出病源。这天晚上,他一宿都未睡好。第二天上午,朱医生过来复诊,认为可能是胃溃疡,因为家里人手不多,照料不便,因此建议送到养和医院去诊治。到了养和医院,朱医师又诊断可能是急性胃溃疡,于是通过文学家许地山找来港大医学院的英籍教授寇克博士,为蔡元培诊治,并施手术。

  由于输血设备都在香港大学,蔡元培又被转移到香港大学。输血的过程中,蔡已经陷入昏迷状态。输完之后,他的手足开始缓缓活动,有时两片嘴唇微微翕动,像要开口说话。

  此后,蔡元培回到养和医院,已是午夜以后。约至四点多钟,蔡元培的呼吸开始显得很费力。六时左右,口中嘘气已经极为微弱。养和医院院长李树芬和寇克博士虽然先后来到,但到七点左右,两位医师都认为救治无望。九时过后,蔡元培嘘出了最后一口微弱的气息。这位教育家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73岁。

  蔡元培先后做过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高官,然而却一贫如洗、家徒四壁,连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也没有。先生一生位居高官,却始终清廉如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千余元,加上衣衾棺木的费用,都是由商务印书馆的人代筹的。

  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来唁电,并特派廖承志前往致唁。

  10日,灵柩出殡,由北大学生护送,香港各学校及商号下半旗志哀,执绋者五千余人,学校及社团万余人参加公祭,极尽荣哀。蔡元培灵柩初厝东华义庄待运回浙江绍兴故里安葬,但因战事熛起,未能成行,遂移葬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五四”元老、新文化的保姆长眠于香江,墓碑“蔡孑民先生之墓”七字由叶恭绰书写。值得指出的是,他的遗言仅为两句话:“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16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特拨付5000元作为丧葬费用。24日上午,国民党各界在重庆举行公祭,蒋介石参加;下午又举行追悼大会。同日,全国各省市均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1947年5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举行蔡元培的国葬。

  蔡元培病逝,全中国不分政治派别,均表深切哀悼。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说: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

  教育部北大在诔词中有“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

  周恩来送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毛泽东特发唁电:“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同时发动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发表悼念文章以示尊崇与纪念。

  蔡元培灵柩初移厝于东华义庄七号殡房,以待运回故乡浙江绍兴安葬,因战事迭起,炮火连绵,未能成行,遂移葬于香港华人永远坟场。这位“五四元老”、“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学界泰斗”,就此长眠于香江之岸。

  【仰止】

  蔡元培在少年时期,已名动公卿,曾被常熟籍的宰相翁同龢称赞:“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

  刘晓钢先生在实用文源流的研究中说:“到蔡元培的《论国文之趋势》、《国文之将来》,便正式把文章分为实用文和美术文(即艺术文)两大类,开始创立独立的实用文理论了。”

  傅斯年:大凡中国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无不如此。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

  周作人和蔡元培是同乡,他“从小时候就听人说蔡元培是一个非常的古怪的人,是前清的一个翰林,可是同时又是乱党。家里有一本他的朱卷,文章很是奇特,篇幅很短,当然看了也是不懂,但总之是不守八股的规矩,后来听说他的讲经是遵守所谓公羊家法的,这是他的古怪行径的起头。他主张说是共产公妻,这话确是骇人听闻,但是事实却正是相反,因为他的为人也正是与钱玄同相像,是最端正拘谨不过的人。他发起进德会,主张不嫖,不赌,不娶妾,进一步不作官吏,不吸烟,不饮酒,最高等则不作议员,不食肉,很有清教徒的风气。他是从佛老出来,经过科学影响的无政府共产,又因读了俞理初的书,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守节,那么这种谣言之来,也不是全无根据的了。可是事实呢,他到老不殖财,没有艳闻,可谓知识阶级里少有人物。我们引用老辈批评他的话,做一个例子。这是我的受业师,在三味书屋教我读《中庸》的寿洙邻先生,他以九十岁的高龄,于去年逝世了;寿师母分给我几本他的遗书,其中有一册是《蔡孑民言行录》,书面上有寿先生的题字云:‘孑民学问道德之纯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常常,乃比于狂者矣。’又云:‘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

  杜威评论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汪原放说:蔡元培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之唯一人物也。

  冯友兰说: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儒,“粥粥若无能”,但是“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这样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其道。”冯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冯友兰评价蔡元培:一介寒儒,书生本色。

  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1943年3月5日,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怀念蔡孑民先生》的社论,指出:“北大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然而,北大之使人怀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蔡先生的主办北大,其作风,其成就,确是叫人不容易忘怀的,确是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很大的贡献的。”

  北大师生至今仍深情追还着蔡先生的人格力量,说他“对人接物,一个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决不愿意以自己的语言和行动使人感到一点不快和不便。一个是承认他人的理性,以为天下事无不可以和平自由方法互相了解或处理”。

  林语堂1967年在《想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说:“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仁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着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

  梁漱溟深有感慨地说:“蔡先生的了不起,首先是他能认识人,使用人,维护人。用人得当,各尽其才,使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热和光,这力量可就大了。”

  郭沫若说过:“影响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吧。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文化教育界的贡献十分宏大,而他对鲁迅先生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疾殁,蔡先生是尽了他没世不渝的友谊的。”

  蒋梦麟评论道:“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大观推刃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

  任鸿隽说:“在公义一方面,蔡先生却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丝毫不退、莫不假借的斗士。”

  林语堂认为蔡元培“软中带硬,外圆内方”。

  曹建称蔡元培“骨子里却洋溢着刚劲不挠的气概”。

  陈西滢评价蔡元培是“当代最有风骨”的“大丈夫”。

  蒋梦麟《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提出:“先生做人之道,出于孔孟之教,一本于忠恕两字。知忠,不与世苟同;知恕,能容人而养成宽宏大度。”

  黄炎培则以“有所不为,无所不容”八字概括老师蔡元培:“盖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也;无所不容者,吾师之教人也。有所不为,其正也;无所不容,其大也。”

  辜鸿铭对罗家伦说:“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保皇。”

  冯友兰说: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罗家伦赞誉蔡元培说:“千百年后,先生的人格修养,还是人类向往的境界。”

  北大哲学系教授韩水法在《世上已无蔡元培》中感叹: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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