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很爱国，实际上，认为别人脑子有问题的人，大多自己会被别人骂神经病，而随随便便把别人当傻瓜的人，通常自己才是傻瓜。
如果一个人，连什么叫批判精神都搞不懂，别人指出问题，不去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总喜欢指责提出问题的人是抹黑中国，这那是正常人的思维呢？一个不黑的东西，别人说几句话，就可以抹黑吗？历史上，只有像赵高那样的强权者可以指鹿为马……”
阮忠枢说：“鲁迅第一篇文章影射你是秦始皇，这一篇回应的文章，又骂我是指鹿为马的赵高，是可忍孰不可忍，请大总统马上罢免他教育部副部长的职位，严惩不贷，否则人心就乱了！青年人的思想，就难以统一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教育部很多老同志，也早就看不惯鲁迅的所作所为了。”（未完待续）
第二章 太子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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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忠枢要求宋骁飞罢免鲁迅教育部副部长的职务，宋骁飞很为难。当时，北京城已有一些出身贫苦家庭的青年学生，因为力挺鲁迅和社会不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在1910年的中国，公民游行示威的自由，是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
宋骁飞知道，这次从鲁迅文章引发的骂战，到学生走上街头，都只是国内矛盾总爆发的导火索。中国经济虽然每年都高速增长，但社会不公的现象却日积月累，国富民穷的局面没有根本改观。1908年爆发世界大战，转移了人们的视线。现在，战争结束了，刘坤一、张之洞等一大批帝国的元老，也相继病逝，可以说国内的政治到了更新换代的节点，民众对政府深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尽管从1895年起，总统宋骁飞和内阁总理盛宣怀大力推行各项政府改革，后来的财政总长席家栋也很懂经济，但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之低，不是宋骁飞这个雄心勃勃的大总统和各级政府官员所能决定的。同其他历史悠久的文明一样，中华文明的转型比较慢。中华帝国继承下来的晚清帝国，总的来说是贫困和落后的，民众愚昧，旧官僚阶层腐朽守旧，绝大部分人口都是文盲，乡绅地主仍掌握国家的文化和经济命脉，直到商人阶层的迅速崛起。
宋骁飞熟知后现代的历史，明白经济发展不一定就能带来国家的现代化。即便是在二战之后，世界上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数来数去，也就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和以色列。那些石油蕴藏丰富的国家，伊拉克、伊朗、沙特、叙利亚、利比亚。要么政治经济皆失败，要么穷得就剩钱了，现代政治文明一塌糊涂。整个中东几乎就是一个坐在石油上的火药桶，成为整个世界动荡的中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威权政治。缺乏和平的政治博弈机制，也没有形成完善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造成了这些国家内部的动荡。
所以，尽管刚开始推行开明**，经济一直在高速发展，宋骁飞对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一直谨慎推行。1910年，作为国际上的超级大国，还有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宋骁飞的权力如日中天，远超欧洲那些虚位君主的甚至父辈们祖辈们，连美国总统也望尘莫及。但他还缺什么呢？他的多数人民，还是和以前那样守旧落后。尽管让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雄起，让数千万中国人先富裕起来，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绩，但对宋骁飞这样一个有大抱负的总统来说，多数人民的命运，必须被改变，越快越好！
在过去。对于国家现代化和进步的强烈愿望，大总统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中国人民惯于对于权威顺从、缺乏自我组织和管理能力的前现代社会。大大减轻了改革的阻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宋骁飞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宏大的“社会革命”。
比如中国迅速扩大了全民教育，全民医疗等社会福利的规模。对于一小部反对“社会革命”的保守势力，宋骁飞则利用军警对他们实施了镇压。这些重要的“社会革命”包括土地改革、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工人持股分红、妇女选举权、乡村扫盲等，一直持续到1910年，包括二十项改革计划。
这些社会改革实施以后，加上此前的工业积累和战争刺激的需求，中国主要社会经济指标确实得到了极大地提高。从1895年到1910年，中华帝国就像1992年确定市场经济之后的中国。短短十几年时间，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当时也没有哪个国家对中国搞技术封锁，中国积极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还有顶尖人才，经济多年连续实现两位数增长。
中国各地迅速进行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城市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高速公路和铁路不断延伸。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等都从古老的小城发展成一个现代化大城市，富人和中产阶级的吃穿用度几乎与欧美国家无异，社会文化空前开放。
1895年到1910年的“黄金时代”，宋骁飞的夫人们也表现出色，尤其是席幕嫣和容蓉，她们赢得了民众广泛的爱戴和欢迎。
席幕嫣执掌中国的红十字会，不停地走访中国各地，频繁地参加国内教育和医疗机构的开幕典礼，在国际舞台为中国慈善事业和人道主义奔走呼吁，走访中国最偏远和贫困的地区，比如云南和贵州，以表达对当地人的关心。席慕嫣也相当睿智，能胜任她的角色。她已经习惯于为自己深爱的丈夫辩护，以至于可以驾轻就熟地回答任何尖锐的问题。在陪着宋骁飞出访美国的活动上，一位美国左翼记者提问她：“我曾在北京看到有人捡食垃圾，你跟大总统该如何解释？”席慕嫣答道：“你今天在柏林和纽约也能看到有人捡食垃圾！我们还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我们在飞速进步！”
而容蓉，不仅对欧洲文艺很了解，她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艺术也情有独钟。身为一国之母的她，也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发展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事业。她从政府财政收入中申请了专项资金用于从国外和民间购买流落海外的中国文物，包括圆明园流失文物鼠首和兔首。
宋骁飞对她此举也比较支持，因为他意识到，中国必须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有“适当”收藏。此外，容蓉还建立和资助了大量的博物馆与艺术馆，并且建立了用以运营和维护这些文化艺术机构，向世人展示着曾经辉煌的中华文明。
但是，1895年—1910年“黄金时代”的快速改革，触动了传统地主乡绅阶层的利益，特别是土地改革，将大量他们拥有的土地通过国家债券赎买的方式。分配给了无地农民，直接伤害了这些人的经济利益。而且工商立国带来的各种思想冲击，比如自由、平等、法治。将他们这些人逐渐边缘化。他们对日益物欲横流的社会，感觉到无所适从。
而且。公共卫生的改善，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口的增长率，也改变了中国的人口结构，提升了年轻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到1910年，公立教育的推行和扫盲运动，使中国的识字率从1890年的4。7％提高到67％。城市化比例也增长到40％。还有上百万的留学生到欧美国家留学归来。同时，工商立国让极少数人暴富。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权威体制下，中国国家计划与市场并存的混合经济，又导致政府官员寻租造成的大面积**。此外，一些经济自由化政策也催生了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他们希望扩大政治参与，所以很多人对复兴党的权威独裁亦多有不满。
并且，自由、民主、人人平等的理念，又很容易吸引年轻人，较高的期望与并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现实，更加剧了年轻人的不满。尤其是一些欧美国家的留学生，所以他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要求复兴党
宋骁飞知道。中国的大改革必须立即启动了。当阮忠枢让宋骁飞罢免鲁迅，宋骁飞思考了良久，说：“你马上通知在京的复兴党中央委员明天到国民议会召开全会。”
阮忠枢知道宋骁飞准备回应社会关切了，他有点担心地说：“我到现在还记得大总统转述李鸿章总统的那句话：‘路要一步一步走，饭要一口一口吃’，现在学生们还在街头示威，还是先解决鲁迅的问题吧。党内反对他的人很多。左派，右派都攻击他，认为他不适合再担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职务。”
宋骁飞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现在我们的孩子们都长大了，我们是该给年轻人一个公平公正的世界了。”
阮忠枢说：“就怕年轻人心太急呀。对了。谈起我们的孩子，还真不让人省心呀。有消息说。克仁和义勇也参加了学生的街头游行。”
袁克仁是宋骁飞的长子，克仁是宋骁飞给起的名字。袁克仁的生母是于小婉。生下不久，被过继给大夫人秋伊。因为秋伊膝下无子女，对袁克仁溺爱有加，几乎到了百依百顺的地步。
袁克仁也十分聪明，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从小立志做一名仁人志士。因此宋骁飞对他有些偏爱，送他去了美国西点军校深造，十五岁就毕业回国。他开明又富有雄心壮志，醉心于西方的文化和制度，审美也是西式的，除了西装，他最喜欢的行头就是西点的军礼服，蓝色的呢绒，宽阔的肩章，丝绸绶带。
阮义勇是阮忠枢的次子，是袁克仁在西点军校的同学。和他们一起上街的，还有冯国璋极为器重的三儿子冯家遇，毕业于北洋陆军士官学校。冯家遇聪明好学，且性格刚倔，好胜心极强，进入学堂后，便以一名普通学员的姿态勤奋学习各科学业，从不依仗父亲的名势，进校很久，同学中竟无人知悉这个瘦瘦巴巴的小青年竟是冯三公子。另外，还有段祺瑞弟弟的儿子段宏纲，他自幼跟随伯父段祺瑞长大。
这四人都是家境显赫的官二代，他们以袁克仁为首，在北京城号称“太子党”。四人上街参加游行的照片被记者拍到刊登见报，消息传开后，上街游行的青年人就越来越多，要求复兴党马上进行选举改革，并且打击黑心的地产商。
宋骁飞听说儿子袁克仁也参加了游行示威，叹了一口气，对阮忠枢说：“你赶快去准备明天复兴党中央委员会议吧，主题就定为法治中国。”
阮忠枢说：“现在当务之急，复兴党必须要就鲁迅骂战表态，而且上街游行的学生要尽快驱散。”
宋骁飞说：“游行示威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只是人民表达诉求的一种手段，我们回应社会关切就可以了。”
晚上，宋骁飞回家与家人吃完晚饭，把袁克仁叫到了书房，问道：“听说你和朋友们参加了游行示威？有这回事吗？”
袁克仁是大长腿，身高一米八一，面容俊秀，看起来很斯文，气质不错，去演韩国现代的偶像剧都没什么问题。他穿着白色衬衣，灰色西装，站得笔直，他对父亲是很崇敬的，不敢撒谎，轻声回答说：“是的，父亲。”
宋骁飞问道：“为什么？”
袁克仁回答说：“为了社会公平正义。”
宋骁飞说：“在你们年轻人眼里，什么样的社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
袁克仁摸了摸后脑勺，说：“无论贵贱，人人平等。不论出身，要得到就应该努力付出。像我现在这样安逸的生活，我没有付出什么，我只是有幸生在总统的家庭而已。这就不公平。还有那些富二代，他们生下来就能过上有钱的生活。他们也没有付出什么努力。”
宋骁飞笑着说：“你们这些年轻人，还真是喜欢平等呀，平等不等于平均。你今天的享受，是你老子我当年浴血奋战得到的。那些富二代的安逸生活，也是当年他们的父母筚路蓝缕、艰苦努力得到的。为了家庭，为了自己的孩子而努力工作，这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哪是什么不公平呢？人人都一样的社会，那些研究发明飞机的人，和社会上卖茶叶蛋的一样的社会，就是你们认为的公平和正义？你知道为什么布尔什维克最终会导致了一幕幕人间悲剧？人们想象的公平正义，实际上在现实中，就扭曲了。你们年轻人对政治的热情，我很赞赏，但是激情不能代替理性，尤其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路要一步一步走，饭要一口一口吃！”
袁克仁一时语塞。宋骁飞说：“在现实的社会，每个人关于公平正义的想法是不一样的，那些偷窃的、抢劫的、甚至杀人的，很多都认为是社会不公正而造成了他们的不幸。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那怎么办呢？”
袁克仁这时问道：“父亲，那你认为什么样的社会才公平正义呢？”
宋骁飞说：“对于公平正义，社会上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又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我的人生顺利，世界就是公平正义的，我的人生不顺，那世界就是肮脏的’，那剩下的公平正义，就只有法律了！所以我希望你们年轻人去追求法律的公正，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会有公平正义的社会！虽然法治的进程很慢，但是只有法治中国，才能真正实现公平和正义！这是接下来我要做的事，也希望你将来能接着做下去。”
袁克仁问道：“那怎么样保证人们付出的和得到的公平正义呢？”
宋骁飞说：“市场经济。大家都是自由的，这样，如果你觉得卖茶叶蛋不公平，你可以选择去做科学家，只要你有那个能力。法治的市场经济，这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改革方向！”
袁克仁说：“我懂了，父亲，我会去说服我的朋友。”
宋骁飞叹了一口气，自责地说：“很久没抽出时间跟你谈心，这是我的失误。”（未完待续）
第三章 功利的道德
那晚，宋骁飞和袁克仁谈完话，时间尚早，最近社会舆论对鲁迅的鞭挞很厉害，他打电话给总统府卫队队长吴佩孚，让他派了八个心腹，一起便装去西三条21号拜访鲁迅。@@
鲁迅毕业后在北京，实际上过的也是“北漂”生活，刚开始在中华帝国政府教育部任职，只是一个小职员，薪水不高。刚开始鲁迅买不起房，住在菜市口南半截胡同西的绍兴会馆里。会馆因失修多年，桌椅陈旧，蚊虫遍布，人员杂乱。鲁迅住的房子，是绍兴会馆内的藤花馆西房，为避免喧闹，他后来移入补树书屋。这小屋失修多年，床板上满是臭虫，咬得鲁迅夜夜不能好眠，没办法，便只好在书桌上睡觉。他对这样的住处十分不满意，经常写日记说自己因环境嘈杂，“辗转不得眠，眠亦屡醒”。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一个人住了三年。期间也兼职给各大报官写文章赚取稿费，补贴家用。
直到当了教育部副部长，鲁迅才搬出绍兴会馆，在新街口附近的八道湾11号院购置新宅，将绍兴老家的母亲及三弟周建人眷属接到了此处，总算在此处一家团圆。到1910年，他的二弟周作人也从日本留学归国，还带回了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和他们同住。
后来，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因家庭经济纠纷和私人原因失和，便搬出了八道湾，周母也迁出八道湾与其同住，鲁迅便购置了在北京的第二套住宅——西三条21号。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南房三间是会客室兼藏书室；院内东西各一间杂房；北屋三间，中堂是餐厅，北面接出去一小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