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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在由谁出资置办结婚物品的问题上也有四种形式：方家长出资，（２）男方本人出资，（３）女方家长出资，（４）女方本人出资。其基本情况如表三：
表三结婚物品资金来源（Ｎ＝５４
，单位：元）
资金来源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
男方家长男方本人女方家长女方本人
表三标准差之大表明置办结婚物品的出资数量差异极大。为了进一步了解出资数量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影响到何种程度，数据分析以四种出资形式的数量为依变量，以结婚年、收入、教育程度、职业、父亲教育程度等５个变量为自变量，采用方差分析方法，获得如下数据：
表四对购置结婚物品出资数的方差分析（Ｆ值显著程度）
影响因素男方家长男方本人女方家长女方本人
结婚年收人教育程度职业父亲教育程度
从方差分析所得结果看，本人的教育程度、职业及父亲的
教育程度对购置结婚物品的出资数量均无显著影响；本人收入同男方家长及男方本人出资数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结婚年对购买结婚物品四种形式的出资数量均有显著影响。
在那些显著的相关关系中，结婚年与男方家长出资数是正相关关系，其回归系数（
值）为
，即结婚每向后推迟一年，男方家长出资数增加
元，本人收入与男方家长出资之间是负相关关系，回归系数为
元。结婚年与男方本人购置结婚物品出资数呈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为
，即结婚每向后推迟一年，男方本人出资数增加
元；本人收入与男方本人出资数亦呈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为
元，即本人收入每增加
元，男方本人出资数增加元。
结婚年与女方家长购置结婚物品出资数呈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为
，即结婚每推迟一年，女方家长出资数增加元。结婚年与女方本人出资数亦呈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为
，即结婚每推迟一年，女方本人出资数即增加元。
从购买结婚物品的整个出资情况看，结婚年代是最显著的影响因素，结婚的年代越靠后，四种形式的出资数就越高。本人收入对男方家长和男方本人的出资数也有一定影响，但对男方本人出资数是正影响，即收入越高出资数越高；对男方家长出资数是负影响，即收入越高男方父母出资数越低。总的看来，北京人在购置结婚物品上的花费是越来越高了，但是本人工资越高的人越依靠本人出资，本人工资越低的人越依赖父母出资。
婚宴
北京人的结婚费用除置办结婚用品外，婚宴也要算较大的一宗。婚宴分为男方婚宴和女方婚宴两种形式。调查结果表明，有的调查对象在结婚时举行过男方婚宴，举行过女方婚宴。结婚时是否举办婚宴这一行为受到了某些因素的影响，如表五：
之
值表五 对婚宴的卡方检定
自变量男方婚宴女方婚宴
民族籍贯出生地党派教育程度职业父亲教育程度母亲教育程度父亲职业
母亲职业结婚年出生年收入
婚后居处
现在居处
看来，一个北京人是否在结婚时办婚宴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男女两类婚宴形式中，有
种因素对二者均有显著影
响，而且影响的方式相似，它们是：
籍贯：其影响方式从
原始数据看，籍贯为北京的在结婚时举办两种婚宴的人数高于
期望值；籍贯为外地的这一人数低于期望值。
出生地：在
北京出生的举办两类婚宴的人数均高于期望值，在外地出生的低于期望值。
党派：党员举办两类婚宴的均低于期望值，群众高于期望值。
教育程度：中学程度的人举办两类婚宴的均高于期望值，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低于期望值。
）职业：工人举办两类婚宴的均高于期望值。
母亲职业：母亲职业为工人的举办两种婚宴的均高于期望值，无工作者和农民低于期望值。
结婚年：
年以后结婚的举办两类婚宴
的均大大超过期望值，
年以前结婚的低于期望值。
出生年：年后出生的举办两类婚宴的人数高于期望值，
年以前出生的低于期望值。
此外还有一些因素对男方婚宴或女方婚宴有着显著影响：
婚后居处：住在男方父母家的在结婚时举办男方婚宴的人
现在居处：影响
数高于期望值，分开另住者低于期望值。
）父亲职业：父亲是工人的举办女方婚宴的人数
方式同上。
母亲教育程度：
高于期望值，父亲为农民的低于期望值。
母亲为文盲的举办女方婚宴的人数低于期望值，母亲是小学教育程度的高于期望值。
元的举办女方婚宴的人数高于期望值，高于
收入：本人收入每月低于
元的低于期望值。关于婚宴地点。男方婚宴中有
是在家中举行的，在饭店，
在单位，
在其他地点。女方婚宴的地点更偏重家里，有
在饭店，
是在家里举行的，
在其他地点。在单位，
关于来宾人数和宴会费用。男方婚宴来宾人数最多的为位，平均为
位，花费最多的
元，平均元；女方婚宴来宾人数最高值也是
位，平均
位，花费最多的为
元，平均
元。
概括地说，在影响男女两类婚宴的诸因素中，有两大类因素在起作用，一是社会经济地位，一是时间因素。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举办婚宴的可能性较小，而社会地位较低的人举办婚宴的可能性较大，这一点是有中国特色的，说明传统文化在社会的下层较上层更浓厚些，越是社会地位低的人越容易大办婚宴，以此补偿其社会地位低下所造成的损失，以此获得心理平衡。关于时间因素，解放后出生、
年以后结婚的人举办婚宴的可能性较大，出生、结婚年代早的人则举办婚宴的可能性较小。由此即可看出，“文化革命”结束之后，人们对从解放后近
年所倡导的“革命”标准的偏离不再坚持勤俭办婚事。这也可能反映了
年后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结婚总费用
根据调查数据，北京人结婚的总费用以及男女方费用状况如下。
表六结婚总费用单位：元
均值标准最低值最高值
男方费用女方费用总费用
由于结婚费用属连续型变量，对其影响因素的分析采取方差分析的方法，其结果如表七：
表七对结婚总费用的方差分析（
值显著程度）
影响因素男方费用女方费用总费用
结婚年收入教育程度职业父亲教育程度
从方差分析的结果看，对结婚总费用有显著影响的只有结婚年，其回归系数为
，即结婚每推迟一年，结婚总费用增长
元。即使扣除了通货膨胀的因素，结婚费用的上涨仍是引人注目的。结婚花费中男方明显高于女方，方差分析表明，对男方费用具有显著影响的也只有结婚年这一变量，其回系数为
元。女方费用虽然不如男方费用高，但也呈逐年增长趋势，其回归系数为也就是说，结婚时间每向后推迟一年，男方费用增加
元。虽然结婚费用在解放后
，即结婚每推迟一年，女方费用增加
年间呈增长趋势，但如果以每
年为一段划分，还是可以看出增长速度并不平均。在
年代（年），平均结婚总费用为
年代年）为
元；
年代（年）结婚平均费用翻了一番还多，达到
元；
元；而在
年代年）又比
倍，高达
元。尽
年代激增
管这里有
年物价增长的因素在内，但近年结婚费用的暴涨仍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分析与结论
这项调查旨在了解北京市民婚姻支付结婚费用的基本状况，并从中找寻一些有意义的理论命题。通过数据分析得到一个基本结论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婚姻支付行为已经从主要是在两个家庭之间进行的支付收受行为，演变成主要是在两家家长与新婚夫妇之间进行的支付收受行为。因此，这种婚姻支付已大多不属于彩礼（包括男方彩礼和女方彩礼）的性质，而具有喜钱（
）和嫁妆（
）的性质。由于钱物的收受者基本上是新婚夫妇，这种婚姻支付的形式更确切地说是双方家庭（包括父辈和新婚夫妇）付出的结婚费用。
婚姻支付形式的这一深刻变化具有重大的社会和文化意
义。它表明，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传统文化中那种结婚时
在两个家庭之间进行的交易其基本形式是男方家庭得到新
娘，女方家庭得到出嫁女儿的补偿（彩礼）
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为一个独立的新家庭的诞生给予钱物上的支持。婚姻支付形式的这种变化同人们婚后的居住形式密切相关。数据显示，虽然在婚后还有
的人与男方父母合住，但已有过半数（
）的人与双方父母家庭分开，单独居住；而结婚一段时间之后，有更多的夫妇与父母分开，单独居住的夫妇在整个样本中占到
。这种婚后分开居住的做法与婚
姻支付形式的变化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数据分析也证明了这
点），因为一桩婚姻的缔结不再意味着男方家庭得到一个新的成员，也不再意味着女方家庭丧失一个成员，而是双方家庭各自丧失了一个成员。这一重大变迁不能不对旨在平衡两家损失程度和获益程度的婚姻支付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传统婚姻支付形式的变化及婚后居处的变化又与城市人普遍享受的养老金制度密不可分。由于老年生活来源有了保障，可以不再依靠子女供养，北京这类大城市中的婚姻支付的性质已经从老一辈子“养儿防老”在子女身上所做的投资（男方家长出钱买到儿子和媳妇的供养与侍奉；女方家长则因丧失女儿得到一笔补偿），改变为一种基本上是出于感情的支付。这两种支付的区别在于，前者的重心在于其经济功能，后者的重心在于其感情色彩；前者有一种强迫的力量（就像在贫困的农村地区的情形那样），后者则大多出于自愿。关于后者的自愿性质有一个有力的证据：样本中有
的男方家长和的女方家长完全没有为子女的婚事出钱。
婚姻支付从两个家庭之间的交易演变为父辈与子辈之间的馈赠这件事还有更深一层的文化意义，即我们的社会至少在城市中
已经在经历着一个从重亲子关系到重夫妻关系的变化过程。亲子关系这一在中国文化中一向最受重视的关系已经逐渐变得松散了。传统上那种父辈出资给儿子“买”媳妇，儿子婚后终身与父母住在一起，为父母养老送终的家庭模式，在大城市中已经演变为一种子女结婚后立即或随后与父母分开，另立新的家庭，父辈在子女结婚时不一定非“投资”不可，子女也不一定要供养父辈的新格局。一些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如台湾学者孙隆基、陈其南）曾提出“西方重夫妻关系、中国重亲子关系”的看法，从我的调查结果看，中国大城市的家庭关系中也开始出现越来越看重夫妻关系而不看重亲子关系的趋向，这一变化对中国的社会关系、民族性格及道德伦理观念均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其重要性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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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自愿不育
引言
社会学界一般将不育现象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自愿不生
育，第二类是不能生育，第三类是暂时不育或延期生育。在西
方，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自愿
不育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新的生活方式，因此又有人称其为“选择性的不生育”。
西方社会毕竟与东方不同，它们脱离农业的宗法社会已有
几百年了。而在中国，五分之四的人口仍生活在农业社会中。
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行为规范又是特别的强大、整齐、划
一，在世界上很难再找到一种文化如中国那样家家都要生孩
子，而且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们的民族和文化就靠
着这种强大而固定的行为规范而延续下来，成为世界上仅存的
几个从未中断的文化之一。
第一次听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的人会感到突
兀，因为此话的逻辑不是十分直观的。孝的内容首先是对长辈
的恭敬和侍奉，最大的不孝按逻辑应当是不孝敬父母，为什么
不生孩子反而比不孝敬父母更重要了呢？当本尼迪克特讲到日本人以生养子女为报答上代的养育之恩时（参见《菊与剑》），她也只是将这种在西方人看来十分奇特的逻辑当做一种既存事实来描述的，至于这种现象的成因她也未说清，所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延续种族的本能与需要被抽象为一种固定的行为规范，使人们在害怕陷于不孝的恐惧中达到了延续种族的目的。不知作为炎黄子孙对于这种文化传统是该庆幸呢，还是该叹息？难道弄得今天人口爆炸的不也是它吗？尤其不幸的是，它绝了我们选择的可能性。这实在有点不公平：同样的人，白皮肤蓝眼睛的就可以选择不结婚或不生孩子这样一种生活方式，黄皮肤黑眼睛的就不让选择。如果有人选择了就要遭人议论，硬说不是选择的，而是找不到对象或生不出孩子。生育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吗？许多低等动物也会生，而且比人生得更多更快，它们因此比人更高级吗？写文章说气话本属禁忌，但因一件往事耿耿于怀，心中忿忿，不能不说几句气话。那是
年，我在山西农村插队，一位中年妇女常被丈夫痛打，原因是没生孩子。且不说责任是否在她，即使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