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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监仓的电脑室常与布鲁斯打交道，经常一起聊天，特佩服布鲁斯对联邦司法体系的熟悉及其对美国宪法和刑法的了解。布鲁斯在本监仓有“Jail…house Lawyer”（狱中律师）之称，我开他玩笑说，他出狱以后可以改行做律师了。布鲁斯用FBI的行话来自嘲说：“Alex，once a prisoner，always a prisoner！”（一日为犯人，终生为犯人），因为美国人都知道FBI的名言“Once a FBI，always a FBI”。
亚瑟与布鲁斯在聊别的。我则在听完亚瑟的介绍之后，联想到布鲁斯的遭遇，再想到我自己和前妻被同案起诉。我心中纳闷，这美国政府的严刑峻法对夫妻连坐还真是用到家了。本以为美国这个所谓的“自由社会”，一人做事一人当，进了监狱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我不禁为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为13岁和17岁）担心起来。
我从沉思中回过神来，帮着收拾餐桌，端起我们3人用过的空餐盒，送到餐车。在佩里像赶猪一样阵阵催促和吆喝声中，我回到自己的牢房，并主动关上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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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8点 漱洗
平时我们一早都会将脏衣服放进洗衣网袋，由狱工收了，交洗衣房洗。今天周末，洗衣房不开工。我将昨天换下的衣服塞到床下，换上干净袜子穿上。本来我有四双袜子的，本周拿回的时候发现少了两双，所以今天穿上干净的袜子就得把昨天脏的袜子洗了，否则明天就没换的了。监狱的犯人连袜子也偷，呵呵。我前两天已向监仓管理员递交了新袜子的申请，但愿下周能将袜子补上。
我边漱口，边想着袜子的事情。我的牢房在二楼，水压不足，加之狱方图省钱，安装了节能的微型小龙头，流出来的水顺池壁淌下，无法使用。好在前任犯人创造性地将一个圆珠笔头塞进笼头，方才引出一股细细的水珠由下向上喷出，仅够手捧接水撒到脸上，像猫洗脸一样。我小心翼翼地刷着牙，注意不去触碰右侧一颗正在发炎的松动的槽牙，这颗牙已经痛了好几个星期。我给狱方提出治疗申请，一直没有回音。前段时间，狱方倒是安排了对我胃痛的治疗，每天服药两次，我趁便找送胃药的护士哀求一些止痛药，有的护士给，有的护士板起脸来不给。我这几天更是牙肿得上下牙床无法咬合，吃饭都是慢吞吞的。
怀特监狱近来声名远扬。原来我这同一监仓在半年前死了一个中国人。我先是听这边的犯人说起，后来从报纸上也看到了报道。这个犯人叫吴晓雷，因移民身份过期被收押。他在我们这里肝癌发作，多次求助狱方未果，终因不治而暴毙牢房。“这位老兄的病不是在监狱得的，”有位老犯人在我问起吴晓雷的事情时回忆说，“但狱方拒绝提供治疗，在他多次提出请求之后依然视而不见，这是他X的我们大家都亲眼看见的。是的，是这个该死的监狱让他死的。”
他说这位吴兄常常深夜鬼哭狼嚎，在冲凉房也会摔倒，有时候吃饭都是爬着过来，但狱卒居然还让他睡上铺，导致他上下床时常磕碰受伤，惨无人道。不过这位老犯人说，幸亏吴晓雷的事件，怀特监狱的医疗条件大大改善，而且狱卒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我在报纸上看到，我的这位本家是个温州人，在美国结婚、生子，而且好像还读了大学，老婆也是美国公民。这位前辈稀里糊涂地导致绿卡过期，在补办的时候作为非法移民被收押。这样，一桩补充材料、补办证件的小事，莫名其妙地以惨死监狱收尾。
相比于这位吴兄的遭遇，我的牙痛简直小事一桩。想到这里，我的心情也好了一些。漱洗完毕，我接着洗好袜子，并晾在书案铁架的横梁上。牢房内的设施，除了储物箱和镜子是塑料的，其他全部是钢铁制作。特别是不锈钢坐便器，即便垫上双层卫生纸，每次屁股坐上去，凉气直透到肚子里，弄得呱呱作响，常拉稀，想得便秘也不可能。
我撕下一截卫生纸，沾上口水，贴到牢房铁门的玻璃窗上，提醒外人，表示牢房内的犯人在方便。此时，整个监仓陆续响起怀特监狱独有的冲厕交响乐。轰隆隆哗啦啦的声音比晨检时更猛烈。
每日雷同的监狱生活像时钟一样准确地度过。屈指算来，入狱至今已经112天，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深圳、亲友、公司等等这些真实而遥远的过去，不知何时才能回到我的世界。就我的案情来说，检方只起诉了出口违规的伪证和串谋两项，而且他们口口声声威胁说要追加起诉，预示更严重的罪名还在等着我。
波士顿是“9？11”之后的重灾区，因为撞击世贸大厦的一架飞机就是从波士顿起飞的。为此，波士顿驻扎了一支200多人的FBI反恐精英队伍。按布鲁斯的说法，我们的案子也许是这些人拿着放大镜进行地毯式搜索的结果。
一直自诩为中国的精英人士，自认为是对美国产品销售中国有贡献的人士，现在倒是涉嫌成了他们反恐放大镜下的“恐怖分子”。我坐在这冰冷的不锈钢马桶上胡思乱想。大便结束，轰隆隆哗啦啦的冲厕声汇入监仓的冲厕交响乐之后，我边洗手边看着镜子中的我，试图从镜子中找出几许“恐怖分子”青面獠牙的痕迹。毫无疑问，镜子中的我比过去精神多了。我在监狱戒烟、戒酒、戒女色，每天过着有规律的起居和饮食生活，每天坚持锻炼。入狱数月之后，我以前的脂肪肝没有了，我的胸肌和胳膊因为做俯卧撑比以前发达了，我的气色因为睡眠充足也比以前好多了，就连我的驼背似乎也比以前直了些。
“恐怖分子”因祸得福？我对着镜子中的自己苦笑，做了个怪相。
监仓大厅里，餐后打扫卫生的工作已经由犯人们做完，各间牢房门也自动打开。我拿好一包袋泡茶和两个塑料杯，走出囚室，到大厅的水池边泡一杯茶，再倒好一杯白开水，开始准备晨练。此时狱卒佩里已经交班给另一黑人山姆。山姆正在监狱大厅一角的狱卒工作区埋头填写一堆交班表格。这又是个工作认真的主，他喜欢拿着笔与本子，到监仓各牢房巡视，特别喜欢趁犯人不在囚室的时候进去翻东西，动辄就给犯人在小本子上记一笔。
上午8点30分 晨练
周六早餐后的监仓大厅，不少犯人又回到床上睡觉去了，只有几个餐桌边坐了几个懒洋洋的犯人。他们有的在发呆，等着狱卒把电视机打开。大厅走道中依然是常见的那六七个人在晨练，以中老年人为多。晨练的人都在沿着大厅四周行走，周长约100步。大厅呈四方形，内有20几张餐桌，三台电视悬挂在三个角落，还有一角辟为狱卒工作区，地面蓝色，犯人不得擅入。对于犯人，除了各自那六七平米的囚室，这监仓大厅就是我们的活动天地。
我把两个杯子放在一张餐桌上，然后顺着晨练的人流开始行走，边走边活动胳膊，为做俯卧撑做准备。我每天早晚各锻炼一次，晨练为主，晚练为辅，是俯卧撑、拍手跳、散步的结合，我一般早晚各做俯卧撑120下分四节完成，各做拍手跳（Jumbo Jump）120下一次完成，中间以散步来过渡，早上的散步加强呼吸的调理和意念的控制，晚上则能放松就行。
每天晨练，我总是很开心。年轻的时候，看多了郁达夫的书，一度痴迷篮球和游泳的我变得执著于所谓的精神的丰富，其实是无病呻吟。后来，辗转南北的研究生和留学生涯更是养成了晚睡晚起的习惯。及至在深圳创业10多年，天天拖着疲惫的身子晚上10多点才能回到公寓，更是少有锻炼身体的时间和心情。在深圳，我常常是每天起床后匆匆漱洗一下就赶去上班，连早餐也不吃。我这种生活方式老被70多岁的老父诟病。他会讥笑我这人到中年的儿子还不如他这个70多岁的老子，爬山的时候我气喘如牛汗流浃背，他则健步如常。如今，进监狱了，在监狱的铁窗和狱卒的看护之下，人到中年身心过劳的我反倒有机会重塑生活习惯。在一切荣耀和光环、在一切身外之物离我远去的同时，“我”却回归了，我找到了自在的感觉。
每次做完一节30个的俯卧撑，我就散步2~3分钟，呼吸调匀了，再做下一节30个俯卧撑。刚开始的时候，我一次最多只能做12个，现在一口气最多做65个俯卧撑。3个多月坚持锻炼下来，我15分钟之内完成120个俯卧撑也不怎么喘气了，反而觉得筋骨活动之后浑身的舒坦。
陆续做完四节120下俯卧撑，我喝了几口餐桌上的白开水，随着晨练的人流散步。大家或快或慢沿着大厅四周走着，狱卒在大厅的一侧注视着。犯人在监仓大厅晨练不得跑步，不得踏入狱卒的蓝色工作区。在监仓大厅隔壁，有一个小操场，内设篮球架和单杠，窗户是钢架铁丝网，直接通自然风并能听到室外的声音。一般下午的时候，一些年轻的犯人在这里打球或跑步。有意思的是，中老年犯人都不太愿意进这个小操场锻炼。我进去过一次，刹那间感觉置身室外，自然风扑面而来，室外的嘈杂瞬间让我感到自由的味道。对于长期静坐囚室、监仓大厅的我，习惯了密封空间，这久违的自然风和室外的噪声顿时让我产生纵身一跃想跳出窗户的冲动。我只在这小操场呆了几分钟，就抽身黯然离开，回到监仓大厅，再没有第二次进去过。
囚犯失去自由的痛感就在这一门之隔。我小心不跨过这道门去时时触碰这一痛感。也许，中老年犯人都有这层隐痛，不像年轻人，在小操场欢喜雀跃的兴奋会让他们忽略这一痛感的存在。
我在监狱做的拍手跳有点像国内做的广播体操第8节，连续120下之后，我一边继续散步，一边大口地呼吸。我觉得浑身的肌肉随着筋骨的舒展正在苏醒，我感到自己的每一下呼吸都在伴随心脏跳舞。既然来到监狱，我不想重蹈前辈吴晓雷的覆辙，暴病死在这异国他乡的监狱里，我更不想因为势单力薄，被这边人高马大的鬼佬欺负，或者遭墨西哥贩毒分子们的围剿。总之，“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咱利用这美国佬的监狱，能捞一点是一点。
我在大厅行走的节奏开始进入踱步阶段。这是在通过计数来协调呼吸和步行。我意守丹田，在默数“1、2、3”之中深深地呼气或者吸气，同时走出相应的步伐。随着身体的放松，呼吸的均匀，步伐的稳健，我会逐渐将默念的数字增加，由三步呼吸转换增加到六步呼吸。这是我在芝加哥MCC的狱友送我看的一本介绍禅坐的英文书中学到的，只不过我把打坐改成了行走，做了一些创新，可谓“吴氏六步法”，呵呵。
“1、2、3，4、5、6”，我随着默念的数字走出六步，并深缓地呼吸，让空气充满肺叶，最大限度地扩张胸部和收缩腹部，同时意守丹田。然后我再走出六步，伴以深缓的呼气，随步伐将全部胸腹部的空气逐渐逼出体外，全身随之放松。如此循环，几分钟后，我渐渐进入状态，想象着这监仓大厅是祖国江南农村的一片池塘，我犹如一颗小石头，投入这池塘之后，溅起一片涟漪，顿时世界变得寂静起来。我缓缓沉入清澈的水底，周边有飘荡的水草与荷叶，鱼儿在穿行。我静静地躺在水底。像是一块会呼吸的鱼石，不时吐出几串气泡。我看看四周的风景，还能听到池塘青蛙的鸣叫，以及孩子们在池塘边玩耍和嬉闹的声音。我一动不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时吐出一串气泡。
我的六步法踱步明显与其他晨练的犯人不合拍，那大个子的黑人，昂首阔步，像在赶集；那小个子的墨西哥光头，似乎想赶上黑大个子，有点三步并两步，像在竞走；那大肚子中年白人则不紧不慢，倒背双手；有两个老头，边走边说话，常挡住其他人的路。我是最慢的一个，只好另择路线，穿行在餐桌与过道之间。
我知道自己禅坐的功夫还没到家，因为会呼吸的石头还不是石头。但我已经感到内心的宁静与祥和，我感到本我、自我、超我的三者合一，和谐共存。那穿行于餐桌与过道之间，那做俯卧撑与拍手跳的中国犯人是自我；那纹丝不动，意守丹田，那会呼吸的小石头是本我；那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那身陷囹圄，心系国家的老吴是超我。想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大学时期对弗洛伊德与荣格如饥似渴，竟然手抄过一本精神分析学的书，在27年后的美国监狱，我却用精神分析来进入禅的境界。我哑然失笑，收住脚步，拿起水杯，喝完剩下的水，回到牢房。
上午9点10分 电话
当你被捕，在FBI宣读你的权利的时候，你所有的权利都变成带引号的了，一切都要被冠以“不自由”或“被监视”三个字，虽然他们的法律上说，在审判定罪以前你是清白的。在联邦监狱，犯人的电话，就是这样一项不自由的权利。这不仅是因为你的电话时间是有限的，而且因为你的任何一个电话都会被监听，并可用来进一步指证你的罪行。
既便如此，监狱的犯人对电话的重视甚至远超过所有其他权利。对于犯人来说，电话是地狱连接天堂的重要纽带。在电话这一端，我们只是清一色身着囚服的犯人，但对电话那一端来说，我们则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可以是父亲、孩子、丈夫、爱人、同事、朋友、老板等等。所以怀特监狱，每到晚上，监仓电话是犯人抢夺的目标。我为此数次与其他犯人产生冲突，甚至有个黑人差点与我动手。我对他们解释，中国与美国有12小时的时差，现在美国的晚上正是中国的白天。他们在排队等的时候，还表示理解，但一抢到电话在手，就翻脸不认人，无奈，我只好争取上午（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的机会，因为这个时候的电话最清闲。
每天上午9点之后，都是我盼着的与外界通话的时间。我拿起笔和本子，端杯水，再搬来一把椅子，坐在电话柱子旁边，俨然一副上班的模样。
怀特这样的私营监狱，在赚犯人钱的时候毫不手软。一通打到波士顿的电话每15分钟收15美元，而一通打到中国的国际长途则高达每15分钟50美元。然而，因为VOIP网络电话的普及使用，打乱了电话公司与监狱合谋榨取犯人的算盘。我们犯人的亲友纷纷申请与本监狱相同地区号的网络电话，这样我们就相当于拨打本地电话，这样一来通过互联网与外界通话，仅支付本地电话的费用。尽管这样，我们这里每15分钟本地电话也要收4~5美元，可能是全世界最贵的本地电话。
我拿起话筒，正是国内时间周六的晚上。我熟练地键入一长串的数字，包括电话号码与联邦犯人号码，拨通了格洛丽亚的网络电话。震铃音之后是她美妙的“喂”声，通常在第二次加强的“喂”声之后，监狱电话语音系统方才启动一个男性的机械的声音：“你好，环球电话公司，本电话已付费，来自怀特监狱的犯人‘吴振洲’，接听请按……”语音提示中“吴振洲”是我读自己名字的录音，夹杂在监仓嘈杂的背景声中，苍老沙哑。相对来说，格洛丽亚的“喂”声在我听来仿佛是天使的声音。
“老吴，我今天和驰创的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