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斯对我解释说，检方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监听亚瑟的电话，共有时长6000小时14000段电话录音作为证据。“阿里克斯，你想想看，”布鲁斯笑着说，“从14000段电话录音中，检方只要选取其中的10个电话，比如那些你发脾气、大喊大叫说脏话骂人的，然后放出来给陪审团听，连你自己都会相信那个电话中的人是个黑社会坏蛋。”他说，如果检方将录音中的相关人员找来，威胁利诱之后，成了法庭上的证人，这样一来，你一定在陪审团面前被动，几乎没有赢的可能。
我听得瞠目结舌。还好，我主要在中国做生意，否则我在公司对下属的咆哮会在美国被检察官描绘成黑社会老板的。布鲁斯接着说：“阿里克斯，你在这种地方听到和看到的，许多美国人是不知道的，也无法想象的。”我点点头，埋头吃着汉堡包喝着汤，让汉堡包中硬邦邦的面粉肉块在菜汤的伴送之下，慢慢咀嚼、下咽。
亚瑟平时不怎么吃午餐，常把自己的餐盒送给别人吃。但开庭审判以来，他每天筋疲力尽，需要在周末的时候补充体力。因此他认真吃完自己的午餐，他说他要坚持住，因为他的审判可能长达5周才能结束。
每一次庭审，对犯人炼狱般的考验不只体现在法庭上，也在法庭外展开。每次开庭，狱卒会在凌晨4点半喊醒你，让你漱洗完后集合到当天出庭的犯人间。然后，你和大家挨个在狱卒面前*搜身，连头发也要抖弄几下，连阴囊都要兜上去翻看。接着，匆匆吃完早餐，你要被系上脚镣手铐。当你在黑漆漆的囚车中被送到法院地下室的囚室，漫长的一天才刚刚开始。等当天休庭，你被押解回监狱，又要经过一次*搜身和电子探测仪，方才解开镣铐，此时已过晚上8点。
我想到，亚瑟这个白发小老头要被这样折腾一个多月，真为他担心。我们用完午餐，又被赶回到囚室。我双手合十，为亚瑟祈祷，希望真相和正义战胜虚伪和做秀。
既便是这种祈祷中的真相和正义，犯罪嫌疑人付出的代价还不只是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而且还有钱财的大量消耗。一般的联邦案件律师，每小时收费500美元是普遍的，一个月的开庭审判下来，亚瑟的诉讼费用将会高得惊人。当然，你可以申请免费的律师，但几无胜诉的可能。
这就是美国！这就是全球*典范下的司法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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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1点30分 教室
我对沃特女士是又爱又恨。她是个60多岁的小老太婆，白人，戴着眼镜，总是风风火火，显得很忙的样子，怀里捧着一堆的资料，进出各监仓的大门。
沃特女士负责犯人教室和电脑房，所有我们要查阅自己案件证据的，都要经过她才允许使用电脑，所以大家对她毕恭毕敬。不过，你一旦进了沃特女士的用户名单，你就在这小老太婆的魔爪之中，动弹不得。有几次，我已经看完了自己的案卷材料，留在监仓，没按时去教室，相当于“跷课”了。结果，沃特女士让狱卒将我带到教室，她找出一张纸，对乖乖站在面前的我抖了抖，指着画线的几句话说：“吴先生，你明白英文单词‘mandatory’是什么意思吗？”她是说，我来教室看案卷的申请一旦批准，就是强制性的，否则就把我从电脑用户名单中取消。我只好可怜巴巴地认错。从那以后，每天下午老老实实来上沃特女士的课，在她的课表上签字。
其实，我们犯人每在沃特女士的课表上签字一次，她就增加了一项工作业绩。而我则可借此机会，远离监仓大厅的嘈杂，享受教室的安静。
午餐之后，我回房休息片刻，然后照例穿好囚服外套，拿着眼镜、笔记本和铅笔，告诉狱卒山姆，“Classroom”，然后站到监仓铁门边，等候山姆用对讲机通知押送员来将我送到教室。没多久，押送员来了，对着门外的监控摄像机挥了挥手，监仓铁门“哐”的一声徐徐打开。我和另外两个犯人排好队，双手做投降状举过头顶，背对着押运员站立，由他逐个搜身完毕，方才指示第二道监仓铁门打开，接着我们进入监狱大楼的走廊。
监狱就是犯人的世界，这监狱大楼走廊相当于大马路。用狱卒的话来说，我们犯人上这大马路必须得乘坐押运员这辆“Taxi”才行。监狱严禁犯人单独在这样的大马路上行走。
于是，我们一行三人乘着押运员这辆“出租车”，行走在监狱大楼的走廊。我们一字排开，靠墙右侧行走，押运员殿后，靠墙左侧行走。我们走到楼梯门口停住，等候押运员去押运同一楼层其他监仓的犯人汇合在一起，然后押运员打开楼道门，我们鱼贯进楼道，下楼梯，到下一层楼道出口等候押运员开门。楼道门开启后，我们进入另一条大马路，通向监狱的各个功能区。我们由押运员送往各自的功能区，包括教室、医务室、会客室、厨房等。一路上，犯人的任何举动都在监视镜头之下，任何门的开启都须经由狱卒打开。在监视器无处不在之中，在狱卒如影随形的盯着你后脑勺之中，每个犯人机械地来到自己的目的地。
我走进教室，向沃特女士露出灿烂的笑脸，主动在她的课表上签了两节课的名字，接着走到文件柜，拿出我的光盘文件夹，再到一台开启的电脑前，熟练地插入光盘，移动鼠标，打开文件。然后我戴上老花镜，将笔记本摊开，拿出笔，装模作样研究起自己的案卷来。
正是在沃特女士的教室之中，我产生了写作《狱中一日》的动机。在教室，犯人只能用电脑阅读自己的案卷，不能上网，不能用电脑写和打印任何文件。刚开始用教室电脑的时候，我的新鲜感在几分钟之内化为泡影，这久违的键盘和屏幕明白无误地告诉我，我的双手双脚已经被捆住，连嘴巴也不能说话，只能两眼看着检察官与FBI变戏法似地安排证据与证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起诉你、指控你，竭尽所能地挖你的老底。而我有的只是一堆白纸和几只铅笔，还有永远在监控之中的信件、电话、探访以及每小时动辄数百到近千美元收费的律师们。
常常在教室阅读案卷的无奈之中，我抽空写下我的狱中随感。我这用惯电脑键盘的手面对电脑，却不再使用键盘，而是只用鼠标翻阅光盘中的文件。于是，我左手握鼠标做样子，右手拿铅笔开始在笔记本中写中文。
入狱以来，我只有在上小学时用过的铅笔又成了我在监狱中的随身物品。重新恢复手写汉字之后，最大的问题是许多汉字写不来了。我一直习惯在电脑上用拼音输入汉字的，结果换成手写之后生疏了许多。最后托秘书邮购了一本《新华字典》过来才解决问题。
对于我来说，有书读，特别是有好书读，有笔有纸可以写字，这就是我最大的自由。在检察官和FBI们运用全球最强大的国家权力对我网罗罪名的时候，我的笔和我的书常将我的思绪带出了囚室和教室，带出了怀特监狱，飘向了遥远的地方。
今天的教室是一样的安静。墨西哥犯人比尔正在轮椅上学英语，我见过他好几次了，气色一次比一次好，似乎坐牢对他来说无异于疗养，并兼免费的学英语。坐我旁边的同一个监仓的犯人Q，正在全神贯注地看自己的案卷，屏幕上赫然出现手枪和车祸的照片。附近其他的犯人同学则戴着耳机在听FBI监听他们的电话录音，有的犯人边听边笑出了声音，一定是以前的某些对话勾起他的什么往事了。沃特女士在不远处的一张圆桌前给几个文盲犯人讲美国历史，同时也在一只眼盯着我们的这些用电脑的犯人。
下午3点15分 探视
“Wu； you got a visit； non…contact。”狱卒开门来喊道，告诉我有亲友探视。我从教室的深思中醒过神来，喜出望外。收拾了文件和电脑，致谢了沃特女士，我随狱卒离开了教室。探视间和教室在同一层楼，但还是经过三道铁门的开与关，我才得以进入亲友探视间。
这里的探视分两种，一种叫Non…Contact Visit，无接触探视，用于犯人见亲友；还有一种叫Contact Visit，可接触探视，用于犯人见律师。今天周六，本以为孩子近来学习忙，不会来探视我，结果还是来了，我很高兴。
在亲友探视间，我给值班的狱卒报上自己的姓名和监仓牢房号，以及自己选择的探视坐位号，对着亲友探视的过道翘首以待。亲友探视间用厚实的玻璃将亲友与犯人隔开，双方只能用话筒交流。周末来探视的亲友很多，玻璃的一边是清一色身着囚服的男性犯人，玻璃另一边是各色犯人的亲友，有的是窃窃私语的女友，有的是太太带着孩子，有的是白发苍苍的父母。在怀特监狱，犯人每周可接受三次不超过一小时的这样的探视。
不久，我的两个女儿和她们的妈妈像三朵金花一样一前一后地出现在过道。我起立使劲挥手，她们随之向我走来。亭亭玉立的小女儿若礻韦 一如既往的腼腆，她13岁，在美国出生；而17岁的大女儿若思总是那么大大方方，她在中国出生，4岁的时候送到美国；我那两个孩子妈妈的前妻也笑嘻嘻地跟在后面。因为我和前妻同案犯的关系，她是经过特殊批准，送孩子来监狱探视父亲的。
做惯了老板不会做父亲的我，只知道在孩子面前乐呵呵笑着。多年以来，孩子们和她们的妈妈在美国生活，我则大部分时间在中国经商。最近几年我趁圣诞前来美国与孩子们过节，兼顾关照一下我们在这里的子公司。
我和孩子们拿起话筒，我的眼睛在她们两个的身上轮流看着，看不够似的，她们则拿我最近在监狱剪的小平头发式打趣。多年以来，我这个不称职的父亲，除了不断给孩子们买各式各样的礼物，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别的来对她们表达父爱。可现在除了对孩子们不停地傻笑，我就是不断地说，她们的父亲是无辜的。孩子们在案发当初都吓坏了。大女儿还好，今年暑假之后读大学，能照顾自己。小女儿则面临双亲入狱后无依无靠的危胁。
“Dad，你什么时候出来啊？”小女儿总是问这样的问题。孩子们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稳定安静的环境之中，面对这样突如期来的变故，面对她们母亲脚上的电子镣铐，面对这高墙和铁丝网包围之下的厚厚玻璃窗后的父亲，孩子的忧虑是显而易见的。我再一次对孩子们说，我们是无辜的。我说，一些人认为是错误的事情在另一些人看来是正确的，而一些现在认为是错误的事情在以后某个时候却会认为是正确的。对这些成年人世界的游戏规则，孩子们永远似懂非懂。
女儿们接着跟我讲她们新领养的狗，给我讲学校和学习；我则给孩子们讲我的监狱生活。我把从教室带出来的笔记本翻开给她们看，有我写的《狱中一日》手稿和阅读《圣经》心得。我接着告诉两个女儿，我说我被捕入狱的事情至今还没有告诉她们在中国的爷爷，也就是我的父亲。我坦白说，我对两个孩子从来没有撒过谎。但我一直对我的父亲瞒着这件事。两个女儿纷纷批评我，说我不应该向爷爷撒谎。我问她们，为什么我没有对她们撒谎而对爷爷撒谎呢？两个女儿眨眨眼，说不知道。我笑了笑说，“因为你们两个比爷爷勇敢，而爷爷今年70多岁了，没你们厉害。”两个美国长大的女儿似懂非懂地笑了。
时间差不多了，孩子妈妈接过电话，讽刺说还是我呆在监狱清闲自在，可以读书看报锻炼身体。而她却比以前还要忙，不仅要关照美国子公司的事情，而且还要跑律师那边，帮我和另外一个入狱的同事协调诉讼事务。我依旧是对她感激和致歉。当年她随我留学来美国，读书打工做妈妈办公司，还有10年前和我的离婚，吃尽了苦头。本当苦尽甘来的时候，却又遭遇这飞来横祸。她的苦难，都是受我的牵连而起。
“Wu，”值班狱卒催促的声音传来，探视结束的时间到了。我依依不舍地向她们三人挥手，嘱咐她们回去开车小心。然后我回到值班狱卒边上的椅子坐下，等待押送员送回监仓。
前些日子，我在南开大学的学兄刘路新远道从澳大利亚专程来监狱看我。我专门为他申请了三小时的加长探视。当年在南开大学风华正茂的我们哥儿俩，20年后已是人到中年。我们就在这探视室面对面坐着，不喝水，不上厕所，一气侃了三个小时。从当年的毕业到后来参加工作，从后来的留学，到最终的经商下海，我们俩感慨万千。他开玩笑说我，“哥儿们，你这家伙是舍了孩子，最后没套住狼，反而倒被狼给抓起来了！”我听了一愣，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走到门边，负责押送犯人的狱卒在向我们招手。我收拾好东西，拍拍屁股，列队和其他犯人一起，沿右边的墙角，在狱卒的押送下，回到了自己的H监仓。
噩梦的开始
2008年12月6日 周六 入狱第2天
真想长睡不醒。除了半夜上厕所一次，我在狱中睡了足足12个小时。昨天早上8点从深圳出发，计划经香港、芝加哥到波士顿，结果，20个小时以后，我却在芝加哥市中心的一处联邦监狱里。
一切都和电影中一样。随着在芝加哥机场的一声“你被捕了”，手铐、脚镣、警车相伴，随后是律师、检察官、法官的过场，最终是我身着橘红色囚服坐在一间6平米左右的牢房。百无聊赖，我只能以用惯电脑的手在笨拙地书写着，试图从长睡中苏醒，希望这一切都是梦境。
与我同关一间房睡下铺的中年黑人名叫大卫，入狱6周，提堂13次，涉嫌银行抢劫。他腰肌劳损，行动不便。早餐后变戏法似地给我弄来笔和纸，便又上床睡觉了。
失去自由之后，睡觉真好。工作与约会、女人和佳肴已离你远去，职场、商场、情场的焦虑与压力也离你远去，只有睡眠是你可以充分支配的。于是你左睡右睡、仰睡、侧睡，放松每一根神经、每一寸肌肉，似乎回到婴儿时期，发现成长与成熟是以牺牲香甜睡眠为代价的。
美国的监狱，是要让人重生一次，行李被扣押，衣裤、鞋袜被脱走，赤条条进来，只是不知何日才能重整衣衫出去。至今对外无联系，不知道两个孩子的生活会因此遭受何种影响，也不知道我的同事们怎样了……只是我呵欠来了，又要睡了，呵呵。
……下午醒来，软绵绵的，蹲坐大便完毕，就地健身操10分钟，坐下，继续文字之旅。
昨天是噩梦的开始。
UA896，联合航空从香港到芝加哥的航班，提前半小时抵达。我下了飞机，正常过关，取了行李，准备联程转机的时候被拦住。及至现在，我印象最深的是手铐那无情的冰凉。看着眼皮底下这简单、厚重、实用的工具，觉得是对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的莫大讽刺。
我，由愤青、到知识分子、到商人，近30年来，经历了中国最激动人心的变迁，也去过两个美国最有意思的去处：最高学府哈佛大学，最差居所联邦监狱。只是前者我硕士毕业，而后者则退学越早越好！
一直以社会精英自居，如今身陷囹圄，置身于“坏分子”之中，自信与骄傲皆在动摇。我的工作怎么办？正在开发完善中的网站怎么办？大卫说联邦监狱一般都是重刑犯，判罪与服刑比各州监狱重多了，对我的指控是“逃税”、“伪造文件”和“出口违规”，而且另外两名在美国子公司工作的中国同事也被指控，但我只是赤条条进了这座监狱，不知道自己和同事对美国究竟犯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