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才知道，便衣福茨出的一趟急差原来是来麻烦阿书。
阿书接着告诉我，若不看在她和我穿开裆裤的情分上，她早让便衣福茨去见鬼了。她又做出一副淫荡嗓音说，理查·福茨要不那么五官端正，不肥不瘦，她可能会少很多耐性；她的态度良好跟他长得英俊有关系。
我说：要不你帮我干掉他算了。
她说：有那么一闪念。后来想，我这忙也帮得太大了，怕你心里过意不去。
我笑起来。
阿书说：他也觉着我看着他的眼神不对了，可能有点儿不正经。他马上把话一转，问我和外交官戴维斯什么关系。我想这小子实在太帅了，讲这么低级趣味的话都让我舍不得干掉他。我说：啊，我跟外交官戴维斯先生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关系，也就是上了四回床而已。
你真这么说的？我知道她不会这样跟FBI的便衣说话。
她拍着床铺大笑。我们俩在电话上比较大无畏。
她笑完又说：便衣福茨真是挺帅的，你知道他们挣多少钱一个月？
我说：肯定比邮局的挣得多。
那天他来我公寓找我。我一看，嗬，你艳福不浅，弄了这么个帅哥便衣来审你的案子！
我说：别堕落好不好？他不就是一个狗特务吗？
她说：我还迷上过一个UPS的卡车司机呢。我跟便衣福茨说：请等等，我煮杯咖啡去，其实我跑去换了条超短裙。他装着没看见我摇身一变，不过我看出他眼睛一散光。然后他开始问你在军队的时候，写的信都说些什么。我说：我这人吊儿郎当，她教育我不要吊儿郎当。他说：你不认为她这是在给你洗脑；我说：我哪有您这么高的觉悟。我又说：我还收到她寄给我的军装，毛主席著作；他说：这在我看很像洗脑。我问他：你知道那时候一件正牌军装什么价吗？——能换十斤挂面！十斤挂面什么价你懂吗？——二十八个鸡蛋！二十八个鸡蛋意味着什么你明白吗？——我们全家每月才十个鸡蛋，还有四个散了黄的，一个臭的。不散黄不臭的只轮到我爸爸吃。我爸爸有慢性肝硬化，二十八个鸡蛋在我们家可是大事，你懂不懂？！
阿书拿我做假设的便衣福茨。她在这里停顿下来，为强调她下面更重要的话——
她说：因为二十八个鸡蛋让我爸爸的肝腹水拖延了四个月；没这些鸡蛋我爸爸会早死四个月，所以这些鸡蛋等于是我们三姐弟四个月的爸爸！
我问她便衣福茨听完怎么个反应。
没反应，傻了。过一会儿才说：你们能长大成人，真不容易，内心从小就受过致命创伤。我说：也还行吧，我爸爸在世我们吃萝卜干炒辣椒，我爸爸去世我们还是吃萝卜干炒辣椒。对了，他还问：你的朋友在童年、少年时期有没有不良习气？比如撒谎。我说：嗨！我当你说什么不良习气呢！撒谎谁不撒？你不撒谎？他特严肃。说：对我的朋友，我就不撒谎。我说：我也是。他说：你可别对我撒谎，我说：那你争取做我的朋友吧。
后来呢？
后来我想，这小子不错，又帅，又不笨，值得追一追。我就一直把他送到大马路上。你知道，我对我喜欢的小子，一般送到电梯门口；有可能闹恋爱的年轻光棍，我就送到楼下；特别有潜力的，我才送到大马路上。一男一女乘电梯，大眼对小眼，哇，那股荷尔蒙压力！心肯定会乱。你有没有这种体验？
阿书，FBI和个中国女人恋爱？你想什么呢？！
想想都不行？再说不是我想，是荷尔蒙想。
他们这种人一般都不理睬荷尔蒙，都是冷血。
她在电话那头继续嬉皮笑脸，说：唉，你想想，生个小FBI，也不错，据说进FBI要考智商的。
我发现身后站着两个人，等着打电话，都受不了我的胡扯。我们的对话是中文，用不着听懂它也明白它是胡扯。在美国，用公用电话超过十分钟的一般不是正派人，不是走私贩毒倒军火，就是匿名告密或恐吓，不然就是通奸腐化。最次也是缺乏社会公德，跟随地吐痰同等罪过。
我跟阿书说：行了，有人等着用电话……
她说：让他们好好等着。我跟便衣理查在大马路上握手的时候，他说：什么时候来芝加哥，我请你喝咖啡。我心想，天寒地冻穿超短裙也值了！……
第14节
我笑着挂断了电话。等着打电话的人增加到五个，排成了一支小队伍。至少有四个种族在这支队伍里。他们都是一脸的不高兴，因为他们吃不消我用一口他们完全不懂的语言在那里疯。我越是乐不可支他们越有气，等于我在公然地、一口接一口地当他们面吐痰。
安德烈要我花一个上午时间去为看晚上的芭蕾购置服装。他说他的朋友劳拉会在五角大楼购物中心等我。“波拉克公主”从小精通时尚，更精通合算的时尚。安德烈从钱包里拿出六张一百元的钞票，说这个数字是犹太公主精打细算得出来的。
劳拉比我想象得要苗条，像个女高中生。她穿一条合体的牛仔裤，白色高领紧身衫，黑西服上有两颗纯金色的纽扣。从敞开的西服前襟，露出宽宽的牛仔皮带，野性十足的一个黄铜带钩。她上来就问我有多少钱的预算。听我说六百块，她马上骂安德烈抠们儿。她说：我跟他说最起码六七百块！你总不能光穿一身好衣裳不管鞋子和皮包吧？还有，你总不能一身名牌首饰一件也没有吧？六百块，我的工作量就大多了！
我心想，不知她看不看得出，我眼下这一身统统加起来，也不值六块钱。
劳拉忽然说：我特喜欢你的大衣！现在要找件有个性的衣服真不容易！
劳拉是个厚道姑娘。她明明看出我的小腰身大衣起码过时了三十年。它是我在牧师夫妇组织的教会义卖上买的，花了我两块钱。
劳拉又说：你的皮靴也很帅——现在的做工不像那时候了。三四十年代做的鞋才这么考究，都是手工。你看这一颗颗小钉子是手工钉的！现在谁花得起这些工夫来做双鞋？我能不能看看你的大衣里子？
我说当然。我不知道她到底想拿我干什么。
她在我大衣领子的商标下面寻找，大大的眼睛眯紧。这时候我们站在自动楼梯上。不少人从我们旁边超过去，又回头来看我们。他们多半好奇，少数人不怀好意，因为劳拉的表情和动作极像在我这件旧大衣上翻找虱子。
她突然大叫一声：看，这里！
她指着大衣腰部侧钉的一块小布签，上面有一枚图章，绕着它有一圈小字“服装制作劳动工会”。
她说：我一看就知道是件真货！四十年代制造的衣服才会有这个标记。那时候美国左倾，工会权力很大。不经过工会，你别想找到工作也别想把产品投入市场。我在这方面很厉害，鉴定这个世纪和上世纪的服装；哪年流行什么。一般不会有误差。
我明白了，对我这件大衣可以有两种理解：普遍意义的垃圾，特殊意义的古董。
劳拉把我领到一个静悄悄的大厅。这里连同我们一共七八个顾客。一些没有五官的模特枯骨一般僵在各种姿态上；那种枯骨才可能有的冷漠的飘逸姿态。它们是以某种暗色的，毫无光泽的材料铸塑的，劳拉告诉我，是按照一些活着的著名模特的身材塑出的；每具模特都是一个真人的精确立体投影。所以每具人形都有名有姓。我看着它们不近情理的身高比例，刀一样锋利的肩胯，不胜其累地挂着衣服、裙子。我想象它们作为真人会多么怪诞多么恐怖；它们的真身游走在人间时，一眼望不到边的人海；滚滚涌动的头颅，她们感到孤独之极，因而她们才有了这一个个冷漠、飘逸的姿势和态度。
在我对它们发着奇想的同时，我已经被劳拉安置在一间试衣室里。一个穿迷你裙的老妪抱着一摞衣服跟进来，按照劳拉的指令将衣服—一挂好。七十来岁的老妪浓妆艳抹，两条枯瘦的腿百分之八十五露在裙子外面。浑身装束没有一分宽裕。劳拉在一张古典式的缎面椅子上坐下来，对老妪吩咐：劳驾，给我两杯喝的。
老妪说：好的，心肝儿。我们有冰茶，果汁，鸡尾酒。
劳拉架起二郎腿：我只要冰水。白水。
老妪两条妖烧的腿以效率极高的步伐向门口走去。
劳拉叫住她：等等。
老妪以十七岁的姿势蓦然回首。她说：好的，心肝儿。
劳拉说：给我一盒薄荷糖。
老妪不卑不亢，很有节制地给了劳拉一个笑脸，说：我叫玛丽，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一盒薄荷糖，还要别的什么？
劳拉说：就这些，谢谢。
我的荣幸，心肝儿。
顺便问一声：你用的是什么香水？
不是什么好牌子，我一位表亲赠送我的。
我喜欢这香味。
噢，谢谢。
别客气。
老妪冷冰冰的谦恭和劳拉冷冰冰的和蔼，使一种短暂的主仆关系瞬间确立。
我磨磨蹭蹭，将一条黑色连衣裙套住上半身，再一点点将它往下扯，扯到膝部，才将我的长裤褪下。这样一来，我不必展示我低质价廉的棉内裤。劳拉以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穿、脱衣服的习惯，脸上一丝惊讶也没有。她上来替我拉上背后的拉链，一只手抓起我的头发，将它按在我脑袋顶上，然后比我还用力地瞪着镜子。这是一件弹力丝绒的夜礼服，我平坦坦的胸有一大半露在外面。我看见镜中的中国女人一点儿炫示的本钱也没有；她这样袒露毫无道理，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劳拉在我背上猛推一把，说：背要直，胸使劲挺。
我照她的意思办了，那衣服还是和我文不对题。
这时试衣室的门被轻叩几下。劳拉大声说：请进！
老妪两条瘦腿利索而矜持地迈着步子。手里捧个托盘，托盘上放两个高脚酒杯，玻璃薄得如同灯泡。那种随时可能碎裂的危险使这一对杯子及杯中的水看上去很昂贵。
劳拉说：玛格，看怎么样？她指镜中的我。
简直就是她的衣服！不过抱歉：我的名字是玛丽。
劳拉端了杯水，喝一口。满脸是严苛的批评。她说：不是最理想。
妪说：我想那件短款可能更配她。
劳拉不以为然地看看老姐的推荐，说：那件充其量只能去鸡尾酒会。
老妪说：对极了，心肝儿。第一眼我就知道你品位高雅。这套鸡尾酒会穿，再合适不过了。
她不动声色地拍着马屁。
劳拉从一个分币大小的银色小盒里取出一枚白色药片，放进嘴里。再取出一粒，递给我。我也学她的样把它搁入口中，一股薄荷的辛辣猛烈地充满我的口腔。劳拉把那个小银盒塞入我的皮包，告诉我：这些薄荷糖可以使我有个清洁芬芳的吻；一个年轻单身女人，要随时准备被人吻或吻别人，要做好深吻、长吻的准备。
老妪说：对呀，我就一天到晚含着薄荷糖。
我从镜子里迅速瞄一眼她那由脂粉塑出的面具，她的百分之八十五裸露的腿。这样的年纪仍怀着如此的希望，洁身自好，满口清香，以便那埋伏在命运中的吻突然袭来时可以沉着、自信地迎接，以使那样一个不含洋葱大蒜胡椒乳酪气味的芬芳的吻引爆一次良缘。据说这和男性在钱包里备一两只避孕套同等重要。充满性遭遇的时代，一个负责的男人或女人该有些必要的自身准备。老女售货员在这个年纪还毫不大意地穿迷你裙，含薄荷糖，以免冷弹一样漫天飞的吻和艳遇打她个冷不防。
劳拉围着我转了半个圈，再转回来，然后前进两步，再后退三步，她慢慢点头说：是件相当性感的鸡尾酒会服装。
老妪说：相当性感。一定会成为鸡尾酒会的注意焦点。
劳拉说：可惜不是去参加鸡尾酒会，劳拉像个画家那样后仰着身子看镜子里的我。她说：这件衣裙最多到六点。
我说：啊？
劳拉说：服装的隆重程度是有规格的；最不隆重的是下午三点，一般这时候是下午茶；五点，鸡尾酒会；六点，晚宴；最高规格是九点。你需要的是九点的大礼服，你该看看我母亲看芭蕾看歌剧的服装，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看上去简直气势汹汹，不可一世。那个庄重冷酷的样子，像是去壮烈牺牲，要不就是去杀别人。
我想乐，但发现屋内两个人都没有逗我乐的意思。百万富翁的女儿劳拉让我大长见识：做个上流社会的女人真不易。
最后劳拉和女售货员玛丽决定：我今晚的服装规格非得“九点”。玛丽说她一生看过两次芭蕾一次歌剧，女人在那里个个杀气腾腾，你稍稍示一点儿弱，马上被杀下阵来。她以过来人的口气对我说：一件衣服可能会改变你一生的命运；试着想想，一个参议员忽然看见一个装扮不同凡响的女人，心里说：哇，这个姑娘趣味不错，我得上去跟她搭讪搭讪。女人看芭蕾是为了被人看的。
老玛丽又尖又长的红指甲在我身上划来划去，扯扯这里，整整那里。她一生的两次芭蕾一次歌剧全白搭了，这把岁数还得仰仗两条腿。那两条腿早年是有过好时光的，别看这时候它们已没什么露头了。
劳拉为我拿了主意，买下了一件五百九十元的黑色礼服。我还得再贴出几十元的购买税，和两百元的鞋钱。等劳拉走后，我只剩一张地铁票钱了。我手里提着价值三个多月房钱的行头，在地铁站里两眼空空地走着。过去了三四列火车，我浑身无力，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有一个单调的声音来回说：八百六、八百六。我这时的感觉近似一位刚进城的老乡，挨了歹人一闷棍后发现所有钱都给掏了个精光。
我两眼发直，又看着一辆火车开走。我等着自己定下神来，好好想想回芝加哥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过不过了。我发现自己在拨阿书的号码。电话一通她就听出事情不妙。我告诉她：要看芭蕾，因而安德烈资助了一笔买装费用。她立刻问：多少钱？我说六百块。她不再听我说下去，马上叫我站在原地别动，她立刻赶过来。我还想解释，她兴高采烈地摔下电话。她以为我有六百块要在今晚之前花掉，这事我一人办不到，非得她帮忙。
她见了我手上提的高档货色就说：太好办了，你跟我来！
我跟着她又回到商店，老玛丽正把我试过的二十来件衣服一件件往回挂。有件是从模特身上扒下的，她小心翼翼地将它套回去。
我生怕被她看见，尽量绕着道走。阿书却理直气壮，叫住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售货员。阿书把我手里的购物袋接过去，拎出那件黑礼服，说：我们决定退货。
女售货员一字不问，看看收据便办起手续来。我一直在盯着老玛丽，那具模特不好摆布，她半张着嘴，舌尖舔在两排门齿之间，因为她和模特的身高悬殊颇大，她不得不踮起脚尖，脚后跟从皮鞋里出来了，鞋跟却还立于地面。她那副专注的神态和体态竟十分稚气，十分可爱。
阿书把退货的款子交到我手里，叫我清点一遍。点完钱，抬头便看见老玛丽悲愤地看着我。她忙了一个多小时，本以为挣到手的钱却眨眼间没了。她灰眼珠里有股控诉，似乎是对一份巨大的背信弃义的控诉。她那萎缩得只剩一条细细红线的嘴却渐渐扭曲，扭出一个笑来。
她说：怎么，刚才不是穿着很合身吗？
我脸涨得滚热，说：这样式太……太袒露了。
她眼里的控诉更悲愤了，嘴上的笑更加温婉、忍气吞声：那我可以再帮你选几件保守些的。您看上去是个乖女孩，刚才我就觉得这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