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该怎样称呼您？
问他，李师长指着身后的卫兵，他叫我什么，你就叫我什么。信没写完，你去想想办法。好不好？
好的。
用张干净纸，把它重新誊一誊。战斗英雄的遗书，至少要有头有尾。好不好？
好的。
李师长想，这个小姑娘怎么一点儿都不罗嗦？小小一个人，倒是很懂事的。到底是肚里有墨水的人。
他再看她时，眼睛没了原先的寒光。他见这个姑娘两眼平直地看着他，身体也不扭怩作态。好大方的一个女孩。读了书，就是见了世面，见了世面，人就这样大大方方。
那我誊写完了，明天给您送去。
他转头对卫兵交待：你明天去接她一下。又对我母亲说：写个地址给小赵。
我此刻与便衣福茨对答如流，背诵着上次给那位大脸蛋便衣的回答。区别是这回是讲中文。估计他们是想用两种语言折腾折腾看，是否能让我露马脚。我牢记我母亲的话：在任何情况下，能讲半句话绝不讲一句。
理查·福茨对于我父亲这样的老共产党员，有种年轻的猎奇心理。那猎奇心在他身上激起的快感和在他脑中引发的活跃过程，类似我曾经的朋友们在谈论通奸时所焕发的年轻活力。一个人能有如此强烈的猎奇心，是年轻的表现。我和这便衣年龄相仿，我却没有那样年轻的猎奇心了。目前能稍稍刺激出我一点猎奇心的是妓女、死囚、吸毒。还有就是对于他们这一行的便衣。阿书要和眼前这位英俊便衣来一场情爱遭遇的大胆假设，假如她真那么英勇地重现那假设，对我的猎奇心可能会给予一些满足。不然这张五官端正的亚利安种面孔不是挺浪费的。
“你的父亲把你送到军队，据说是走了后门的？”
“是。阿书告诉你的？”
“他并没有开后门送你的哥哥们去军队？”
“没有。”他们不必走后门。他们符合走前门的条件。
“是不是说明，你父亲和你关系更密切？”
“可能吧。”
“他平常都跟你谈些什么？”
“什么都谈。”
“谈政治局势——比如说你们党中央的某一号文件？”
“什么都谈。”凡是他可以跟其他人谈的；比如政治。时局、国际上的大事，戈尔巴乔夫，父亲都会跟我谈。他何必浪费我这样一个最体己的谈话对象呢？
“他的政治观念偏左还是偏右？”
“那得看什么时候。”
“他是不是想以他的政治观念影响你呢？”
“放心，谁也影响不了我。我们这代人——受教育初期赶上‘文革’的一代人，大部分是四季豆。”
“四季豆？”
“油盐不进。”
便衣理查笑起来。然后兴冲冲抓起笔，写下四季豆。总算在中文表达上添了一点色彩。
“你父亲把你送到军队，他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军人？”
“他没什么希望。在我们中国，一参军，你就一切交出去了，一切听从安排。”你实在缺乏基础知识。
“噢，很遗憾。”我不知他遗憾什么。
“你父亲为你参军走后门，就是说，他在军界有不少朋友？”
“对。”
那是我母亲的关系网。她与父亲的熟人们相处得比我父亲跟他们熟络得多，也自然得多。无论我父亲得意、失意，她都与他们相处得非常自然。这是她高明的地方，从来是放长线钓大鱼，不然她一个小包袱如何攻得下大上海，攻得下仕途远大的我父亲。
我母亲回绝了刘先生的约请，中午便心稳稳地等待卫兵小赵。她在上午向刘先生打听了鲁迅是什么人，然后到街上的书铺买了那本叫做《呐喊》的书。读了两个钟头，她没有读出任何头绪。无论如何，李师长要问起她，她不会对此书一无所知了。
果然李师长在她和他第五次见面时问起她晓不晓得鲁迅。
她说她当然晓得他，他的书都很深呢。
他点点头，眼里有一丝欣慰。似乎他发现原来不只他一个人读不透这个鲁迅。
这时候我母亲已经常来李师长的办公室，替他抄写文件。她发现有些文件是秘书写的，写得蛮整齐。偶尔有一两行，被一枝红笔划掉，或添加了一些字。文件大多是在大学、中学做报告的讲稿。介绍解放军的传统，介绍某场战斗。偶尔，有一两篇文章，是向上级汇报工作。
我母亲抄写文件，一般是在傍晚到九点钟这段时间。九点钟，卫兵小赵会送她回家。走下楼梯，经过李师长的会客厅时，我母亲总是被李师长邀请进去坐一会儿。李师长在这样的秋天晚上肩上披一件毛料军大衣，下摆晃荡晃荡气派很大。我母亲这天晚上坐得长了些，因为李师长提到了鲁迅。两个人没谈几句就谈不下去了。话题便很自然地转到我母亲所受的教育上。我母亲把自己的家庭讲得极像一个家学底子厚实的乡镇文豪。
李师长边听边轻轻点头，意思是：看得出、看得出。
这样两个人就聊远了。聊到十点多，楼下传来粗声粗气的对骂，李师长才猛一醒，然后拿出怀表看了看。他见我母亲从沙发上起身，一副告辞姿态就说：今天晚上他们下起棋来了。这一下还不知下到几点，你不如再坐坐。
我母亲听懂了李师长的话。他的意思是，这一幢楼里的另外两套公寓住着他的两名下属，她要下楼，必须从他们门前经过。他们已经对他和她注意起来，常常对他不怀好意地笑。他不愿他们往粗鄙的地方去想她，或想他们俩的关系。
我母亲笑笑说：他们下棋怎么这样吵啊？
李师长马上领悟到我母亲十分灵巧地已将他俩领出了一个难堪的话题。他也笑了，说：吵算什么？这俩家伙上回为下棋差点儿开枪！他看看我母亲又说：你是不是害怕？我们都是些粗人。
我母亲慢慢抬起眼睛。我可以想象我母亲当年那个模样：她先让眼睫毛一点点绽开，然后是眼睛整个地怒放。假如说她一生中只有那么几次让荷尔蒙或内分泌左右，那个秋意绵绵的夜晚，她头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体内那阵温暖的痉挛。
她说：首长哪里是粗人。
我是个带兵打仗的人。
岳飞也带兵打仗。
还知道谁？
多了。范仲淹、文天祥，多了。首长考我呀。
李师长这时起身，走到门口，关上门，一面对我母亲和他自己说：真他妈闹人。
然后他转身，胳膊抱在胸前，说：小鬼真不简单啊。
我母亲胆大包天地看着他。荷尔蒙能让任何人胆大包天，更别说我母亲这样本来就对男性怀有雄心大志的女子。她任荷尔蒙泵出猛烈的血流，任血流温度上涨，滚滚沸沸浑身乱窜。她的两颊失去了玉石的白净，让荷尔蒙泵压的血溅得绯红。
李师长胆子倒比我母亲小。他慢慢朝我母亲迈着王者的、占领军的步伐。他在故作轻松。
小鬼，冷了吧？
我母亲心想，看你敢不敢走到我身边来。
李师长动作潇洒地脱下毛料军大衣。
第19节
我母亲眼皮“啪嗒”一垂，表示默认，表示默然接受，表示她将温顺地接受他给她的一切。她刚才的张和现在的弛，她刚才的积极、主动和现在的消极、被动，她刚才的冲锋和现在的投降，搭配得好得不能再好，恰合李师长这样一个对摩登开放和封建古雅两种女性都梦寐以求的男性的理想。我母亲任他照料她，将她裹进大衣。一看就知道他是个从来没照料过别人的人，这点更让我母亲怦然心动，他是个指挥千军万马，手一挥就有人去冲锋陷阵、去送命的男人啊。我母亲认为一旦男人有了这样的权力，这样的威风，他在女人心里才是个真丈夫、真汉子。其实我母亲对此缺乏实质性的认识。能指挥千军万马的权力使男人很性感。他将深橄榄绿的呢大衣，从我母亲的一个肩头兜到另一个肩头。军大衣足有十斤重。它是李师长沉甸甸的间接拥抱。我母亲给粗糙的呢子大衣拥抱着、抚摸着，荷尔蒙幽暗的热流从她下腹、从她雌性源泉的底部涌出来，在刹那间完成了她最后一段青春发育。这个男人和这个少女的雌雄电流在空中接通，火花进溅。
“你父亲是在五十年代初离开军界的？”
“是的。”
“离开的原因是什么？”
“治理淮河。”是为了我母亲。我母亲使李师长受了处罚。他的上级对抛弃原配妻子的军官们突然觉得有必要收拾收拾。我猜想那个收拾李师长的上级艳福太浅，假如我母亲那天在医院碰到的是他，那么抛弃妻室的天良沦丧的事就轮到他头上了；这是由不得他的，我母亲一旦进人了一个部落，首选必定是酋长。
“治理淮河是怎么回事呢？”便衣福茨拿不准这是不是个情报要点。
“治理淮河是毛泽东的主意。毛泽东说：一定要治好淮河。”
“毛泽东和你父亲够交情吗？”
“没交情。”父亲和毛泽东的合影一共有三张。后来它们就是我父亲政治生活的三个盾牌。我母亲把这些盾牌用得很好。放大了十倍尺寸，挂在父亲的办公室，她自己的办公室，她孩子们的校长和教师的办公室，她那潜藏五百两黄金的娘家的堂屋。因而她娘家的几栋大瓦房片瓦未损，继续包藏应家的黄金悬疑。“时间已经过了。”
“不会吧？”理查说。他忙看一眼表：“真的，不过只过了两分钟。”
“抱歉，我还得上班。你要付我的房钱饭钱管我的饭，我陪你审到底绝不会有意见。我已经好几次迟到了。”
理查看我已站起身，拿起椅背上的挎包，弯腰去系一只鞋上松了扣的鞋带。马上追上一句：“最后一个提问。”
“问吧。”
“你父亲现在还信仰共产主义吗？”
“当然信。他没办法。”
“你是说……”理查还没组织好他的脑筋，“他没办法有信仰的自由选择？”
“我和我父亲从来没谈过信仰什么的。我们不是那种装腔作势的家庭。我可以走了吗？”
“哦，当然！”理查的歉意接近真实了。“你任何时候都可以离开，任何时候都可以拒绝和我们谈话。你完全是自由的；你要感到我干扰了你的自由，那可真对不起，因为我们本意不是如此。”
“谢谢。”
我走到门口，突然站住脚。
“理查，你知不知道有这么回事——FBI在五六十年代把美国所有著名作家都列在黑名单上。连福克纳都在内。女作家赛珍珠在你们这儿的档案，一共有二百多页。是她言论、行动的记录。”专业名词，那叫“搜集黑材料”。
“是三百多页。”
“你们当时的头儿胡佛还是她的最热衷读者之一。”
理查瞪着眼，蓝蓝的目光。他想，她这样冒出一句鬼话是什么操蛋意思？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操蛋意思。
“阿书要我问你好。”
“替我问她好。”他滴水不漏；难堪、意外、狼狈、措手不及，一概不漏。
“你还是自己问她好吧。”反正你给她打长途电话既拿薪水又花国家的电话费。
我笑出一个颇厚颜的笑，想到阿书果真把他拉下水的情形。
他也回了个同样厚颜的笑，被同样的念头激发的：阿书特意换上风骚短裙，对他左一个眼风又一个眼风，抽象地吃了他一回豆腐，具象地请他吃了一回豆腐。
下了课近十点钟。我把两封事先打印好的推荐信塞到格润教授和翰尼格教授的信箱里。所有教授的信箱就是一个大方格中的无数小方格，每一小方格上印着小极了的姓名。不按字母顺序，按一个暗中被认定的主次排列，因而非常难找。这暗中的主次地位，暗暗在系里所有学生，所有教、职员心目中确立，我选的这两位教授，都应该属于成就不显著，却也不是显著低能的。他们该被排列在中间地带。果然，我在非优非劣的一带找到了他们的名字。这是两封措词一模一样，内容一模一样的信，是推荐我拿奖学金的。我跟两个教授事先商量过，他们都说不介意我自吹自擂，他们会一个字也顾不上读，只在签名处签上他们的名字。
乘电梯下楼时，我对着电梯里的锃亮的不锈钢墙壁理头发，看见一行圆珠笔写的小字：“大麻能让你放屁放出彩虹”。毫无道理地，我突然想到在推荐信上我把“精彩”、“杰出”这类词用在自己头上，是不是无耻了点？除了“精彩”“杰出”的学习成绩，还有“罕见的写作天分”。我罕见吗？在教授眼里，一个二十九岁的中国女人操着时态混乱的语句在课堂上口述故事，大概够罕见的。但“天分”呢？对这个时态上毛病百出的人，“天分”帮得上多大忙？电梯显示器的数字在一声声短促的鸣笛中下降，我突然浑身潮热，所有汗毛孔同时扩张，泌出汗珠。我发现自己的食指摁在上升键上。电梯昏昏然地升上去，却在第十层停了下来。门阴险地缓缓打开，一辆巨大的垃圾车被塞进来，狭小空间立刻消失了百分之九十五。半分钟过去，电梯警铃响了，垃圾车仍是无所从属地拥塞在电梯门口。“罕见的文学写作天分”使我一身一身地出汗。我这才明白这些教授们狡猾得可恶：他们让被推荐人自己写推荐信。人在自我吹嘘时的厚颜程度毕竟有限，否则就会像此刻的我一样臊得活不下去。因而那点可怜的奖学金额数不会造成学生之间太大规模的自相残杀。教授们真油啊，他们把希望建筑在我们的廉耻心和自轻自贱上。我把两个掌心紧贴在冰凉的金属电梯壁上。却仍是无望将我浑身的燥热镇下去。这些流氓教授们就是要我为自己冠上的“杰出”和“精彩”无地自容；每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形容词在此刻都会成为自我羞辱。
我从垃圾车旁边挤出去，跑到走廊末端，这里的一扇门通防火楼梯。我听着自己的古老皮靴在防火阶梯上“嗒嗒嗒”地攀登，踏出荒凉的回音。文学系在第十六层，系办公室的门十点钟关闭，我得赶在它关门前把两封推荐信收回，然后再到电脑上去删除“杰出”“精彩”之类的词汇。
上到第十六层，就见一盏盏灯正在熄灭：自动熄灯器在十点之后开始熄灯。我大张着嘴喘息，整根喉管干成了一眼枯井。只好明天一早来取信，系办公室九点开门，系里最早的课也是九点开始。无论如何，我得在格润和翰尼格到达之前把那两封信取回。
地铁站口关上了两扇朝北的门，为预防暴风雪。我小跑着往南边绕，白天被踏烂的雪这时冻结成冰，大片无序的凸凹，我的步履便踏在无数歪曲细碎的齿锋上。脚上这双靴子的前任主人或许不必在如此的雪地上起舞般行走；她的纤纤秀足在菲薄的鞋底与鞋面之间，在六十年代的“林肯”或“福特”车内和着JOanBaez或CatlySimon（两位都是六十年代的女流行歌手）的节奏踏动，那时的一双脚为活着的舒适感到幸运或无所谓；那时的一双秀足以它们的形状永远地把轻盈婀娜的步态留在这双靴子里，三十多年后为万里之外来的异国女人制定着步履；那优美婀娜的幽灵此刻同形状迥异的这双异族之足一同受罪。她在三十多年前无论如何想象不到这双秀丽皮靴的归宿；她绝想不到它们曾经的所有非功利、唯美的属性，它们引以为荣的华而不实之处，在三十年后终于被看透，被定罪为华而不实。她是否还活着？倘若活着她会在哪里？是坐在残喘的壁炉边微醉地想到三十多年前一小截情史；她穿着这双靴子在爵士吧里强作痛苦地扭动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