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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中国之路（5）
乔治的姐姐罗斯玛丽，家里人都叫她“罗克”或者是“波西”，比乔治大三岁，而在所有家庭成员中，他们两人最要好。他们相互喜欢，在乔治在牛津读大学的日子里，乔治每每想到写信回家都是因为惦记这个姐姐。罗斯玛丽记得他经常滔滔不绝地讲述大学生活，讲述博拉作为老师和聚会举办者的故事。她说：“不能说牛津造就了乔治，因为从小他还受到其他多方面的影响。但是他很热爱在牛津的生活，爱那里的一切，特别是爱学校给予他的自由。”牛津大学使他逃离了家庭和哈彭登以前的封闭生活。他从未对威弗林的压抑生活进行过公开的反抗，但是如同其他处于18岁年龄段的青年一样，他渴望自由。他再也不用被母亲逼着去阅读那些无聊的书籍，再也不会受到黑色星期天的折磨。
虽然乔治·霍格在牛津受到自由主义和左翼思想的影响，但他并不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而他的同学们都是政治的狂热分子，每每对时事热点大加评论：牛津大学学生俱乐部关于“永远不会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声名狼藉的讨论发生在1933年2月，霍格入学的前一年。结果有275人赞同，153人反对，这马上成为了伦敦新闻界的热点，并激起了全国的愤怒和政界的指责。温斯顿·丘吉尔，当时的一名普通议员，指责这是“卑鄙、肮脏和无耻的”。
时事热点问题主导了学生会的讨论，并引发了校报一系列利己主义的长篇社论的发表：国际联盟在面对日本、意大利和德国践踏一战后签订的国际条约时的软弱无力，西班牙内战，以及面对纳粹德国的崛起是否要重整军备问题。
当时大多数学生的观点是可预见到的。他们在西班牙内战中站在共和党这边，而高声指责意大利进攻阿比西尼亚。国际联盟被骂得一无是处。一些支持“国王与国家”决议的人后来在《时代》杂志上声称他们其实只是在要求公共安全以及一个更强硬的国际联盟。这件事虽然引起了争论，却没有人相信了。牛津的两本杂志，《伊西斯》和《切威尔》都发表长篇社论，质疑学生们是否真的是严肃地对待问题，还是仅仅摆出某种姿态而已。
在瓦德汉，大部分学生辩论都在酒吧或者是学院的大厅展开，既没有伦敦意大利或者西班牙大使馆外示威游行的喧闹，也没有寄给各大报社信件中的激烈言辞。人们也许会认为乔治·霍格所在的牛津大学会是个斗争激烈的政治场所，但是据乔治自己回忆，在牛津的日子就是烧毁厕所里的抽水马桶的恶作剧，篝火前烤松饼的乐趣，还有就是争当橄榄球队勋章选手的艰苦训练。他的名字会出现在学校的公报上，偶尔也会出现在学生编辑的报刊上，而报道的都是他在橄榄球队的战绩和威信。因此，我们很容易认为，乔治在牛津生活的重心更多地放在了享受青年时光，而不是每天为阿比西尼亚的百姓担心，也不是为西班牙百姓抗击法西斯侵略而忧虑。
在莫里斯·博拉的帮助下，霍格学到了牛津的精髓所在。在他的心中，这的确是个神奇的、令人为之着迷的世界，并给他短暂的一生留下了很多充满感情的回忆。但他在牛津的经历并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为他或者其他的毕业生面对世界各地的残酷现实做好准备。在那个年代，法西斯主义正在萧条的欧洲横行，日本军国主义正在计划入侵中国，整个太平洋地区正饱受战争的不断蹂躏，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几个世纪的封建主义正在被一种新的政治观念所代替，而这一过程则充满了鲜血。
如果说学生时代的霍格内心深藏的和平主义和基督教思想处于休眠状态的话，那么这个思想仍然完整地植根于他的心中。作为老师，莫里斯·博拉鼓励乔治挑战母亲给他灌输的思想。牛津大学赐给霍格最大的礼物莫过于将他从压抑的家庭生活中解脱出来，自由地享受生活。
对乔治来说，参加橄榄球队的活动和其他在牛津的所有活动一样占有重要位置。杰拉德·帕克是乔治在橄榄球队的队友，2007年，在帕克90岁高龄回忆起当时的队长乔治时，他说：“我在这个球队中待了两年，这段时间里，我们和其他学院的比赛中，每次都发挥得很好。霍格是个了不起的队长，在赛场上的表现也很出色。每次比赛前，霍格不会给我们讲很多，他就说：‘来吧，跟着我打’。比赛结束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喝啤酒，不谈论政治，橄榄球就是我们的全部。”
通往中国之路（6）
霍格将他的漫长假期用来旅行。1936年，他带着口袋里的4英磅和一名获得罗氏奖学金的研究生结伴踏上了去往欧洲中部和东南部的旅程。那时，整个巴尔干半岛都处在宗派主义的政治纷争中，东欧也成为民族主义滋生的温床，再加上当时纳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让乔治目睹了牛津这座象牙塔外的真实世界。
1937年初夏，霍格在取得牛津大学二等文凭（他的两个哥哥斯蒂芬和丹尼尔获得是三等文凭，最大的哥哥加里也取得了二等文凭）后回到家乡规划未来。那时候的他真的不知道要做些什么。他的朋友在计划成为政府人员或者从事城市中的其他事业时，周围的环境却没有给他任何灵感。5月份，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女王在威斯敏斯特举行了加冕仪式。一个月后，爱德华八世，也就是后来的温莎公爵为了深爱的女人沃利斯·辛普森放弃了王位。皇室的这些新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议论，然而在霍格的家里，由于受到穆里尔阿姨对大英帝国观点的影响，这些事情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兴致。
霍格家订阅的报纸《先驱导报》，在那个夏天对于世界的形势发表了悲观的论调。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发表公开讲话，声称在弗朗哥遭受瓜达拉哈拉的挫败后，他们会介入西班牙的事务。在俄罗斯斯大林肃清军队的举动导致了一大批高级军官被执行死刑。柏林的一条简短新闻说，海因里希·希姆莱，德国的警察部门首脑，已经宣布在布痕瓦尔德新建一个集中营，关押国家的敌人；而在达豪和萨克森豪森的两座集中营已经建成可以投入使用。8月底，许多英国报纸刊登了一张照片，画面中，一名被炸伤的中国儿童在遭轰炸的上海南部铁路站台的残骸边哭泣。战争开始了，日本计划以此为其后续大举进军中国开道。两千名英国妇女儿童被迫撤离，一只英国军队也抵达中国，确保剩下的英国人的安全。
穆里尔阿姨在那年的8月来到威弗林居住。那时候，她经常穿梭在世界各地的演讲台上，新闻媒体都称她为“世界和平之母”。没有受到远东发生的骚乱的困扰，甚至可能正是因为那里的骚乱，她决定要穿过美国去往日本、中国和印度来宣扬她的和平主义思想。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抬头，穆里尔希望可以联系那里的基督徒，联合搞些反战活动。她相信虽然日本政府寻求帝国扩张，日本人民想要的仍然是和平的生活。
凯瑟琳对园艺充满热情，就把她的姐姐带到花园来讨论如何处置一些顽固的杂草。此前穆里尔曾带着乔治的哥哥丹尼尔来到印度，并和甘地见了面。为什么这次不带上乔治呢？
乔治为这个想法雀跃不已，只要想办法解决了钱的问题就可以了。霍格一家由于要供养6个孩子，还要支付每年冬天到瑞士度假的昂贵费用，并没有存下什么积蓄。况且这还牵扯到乔治今后事业的发展问题，在大学毕业后就要出去旅行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和乔治一起毕业的很多人都直接参加了工作。经济虽然正在从萧条中慢慢好转，但是失业率仍然很高，国际形势也很严峻，实在不是一个环游世界，找寻冒险的时机。
乔治变卖了家里的一件古董，换了些钱。这些钱足够支付包括一张价值英镑的到纽约的三等舱单程船票，以及从旧金山前往日本的路费。剩下的钱可以用作他在美国搭便车，直到和穆里尔阿姨团聚前的一些杂费。至于回来的旅费，乔治认为可以等到了印度再想办法去挣。
1937年夏天，穆里尔阿姨和她的侄子搭乘玛丽女王号邮轮远赴纽约。在临行前一晚，乔治和玛芙纳尔逊和其他朋友在“银杯”酒吧（到现在也是哈彭登比较不错的酒吧之一）举行了告别酒会。第二天，乔治坐在开往南安普敦的车上就开始全神灌注地阅读当时美国的一本畅销书，由玛格丽特·米切尔完成的《飘》。
在霍格家的相册里曾有一张发黄的照片，就是那年夏天起程前在南安普敦码头的合影。照片的背景是玛丽女王号，在夕阳下，乔治站在照片中央，头戴一顶呢帽，身着套装，他的父母和姐姐罗斯玛丽，哥哥斯蒂芬站在他的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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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中国之路（7）
玛丽女王号的三等舱位于船的前端，因此由于恶劣天气带来的颠簸就格外明显。整整六天的海上行程，天气都不怎么样。580名三等舱的乘客多是去往美国北部的欧洲移民，为了方便大家，船上餐厅的菜单都是用英语和法语共同标注的。然而，没有人去看它，因为整个餐厅都没有什么人用餐。乘客都在自己的船舱内不出来。唯一供给三等舱客人的甲板也被封闭了。穆里尔阿姨选择就在舱内休息，乔治则去二等舱找人聊天，顺便呼吸下新鲜空气。
在继续赶路前，乔治到纽约的和平联谊会去参加一个会议，却恰逢一个来自中国的代表团正在那里指责日本入侵上海，希望以牙还牙地保护祖国。乔治发现整个会议都被民族主义而不是和平主义占据，因而选择了离开。
乔治在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不认为世界上有很多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当您听到中国在战争中获得了一些好处的论调您高兴吗？”我们都不知道这封信是如何到达哈彭登的，也不知道乔治是否告诉穆里尔阿姨，那时的他已经开始质疑以前一直生活其中的和平主义政治。然而，在乔治居住在中国的日子里，他已经不再相信整个家庭都深信的和平主义信仰，尽管在母亲的回信中对于他的这种“背叛”并没有多说什么。
1936年秋天，霍格几个月的时间都穿梭在美国的不同地区。据他自己估算，他搭乘汽车和货车上走过的旅程足足有5500英里，在车上也是能睡就睡。有时候，他实在找不到地方住了，就被当地警察收留在监狱里度过一夜。这是段艰苦的经历，他描述碰到过的一位狱卒，一位警官是“最险恶的人”。他断了的右手被一根钢管代替，将钉子钉到墙上，根本不用锤子。警察局空空的屋子里，有一些人围站在炉子旁，时而发生口角。“如果你比我还着急”，这名警官说，“外面有人行道可以睡”。自尊心不允许乔治退却，这名警官的脸和他的钢管一样冷酷，却有一双忧郁的双眼，塌陷的颧骨和典型的爱尔兰下巴。在肮脏的牢房里，警官给了乔治几块发霉的毯子，然后说：“明天早上4点起床，我们不提供任何食品，然后把这些毯子整理好。”
在美国的最南部，穆里尔阿姨的介绍信让乔治来到位于密西西比州罗奇代尔的Delta合作农社。在那里，黑人和白人佃农一起工作，一起偿还债务，并购买他们自己的土地。这种合作形式从几年前就出现了，它把以前种植棉花的农民团结到一起，形成一个联盟，我们的英国访客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里，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仍旧沉浸在《飘》中的霍格沿着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小说中的路线在美国的各州和城市中穿行。他来到了里奇蒙德，查尔斯顿和大草原。当时美国颁布了禁酒令，但是很多人试图逃避这一规定的做法，让霍格嘲笑他们：“田纳西州没有酒。”他这样写道：“他们选择同意禁酒令，因为人们从非法饮酒中得到了好处。州警官从中捞到不少小费，人们购买低价酒，而那些酿私酒的则发了大财。酒还是很便宜，因为各州无法对它征税！”
乔治在美国的最后一段旅程给他带来了一次特别的幸运，这个幸运之神一直跟随他来到中国。在他按照约定时间要和穆里尔阿姨在旧金山见面的几天前，霍格发现自己身处德克萨斯州的平原，距离美国东部1000多英里，这强迫他触犯城市里不许搭乘的法规。他每天看着来往的汽车在他面前加速而不是停下来。终于，有一辆车停了下来，驾驶员没有多说什么，就直接朝西开，开了一个半小时后，才问乔治的目的地在哪。
“和我的阿姨一起去日本和中国。”乔治如实回答了他。司机想了一下，说：“我也正要去中国，我和一位名叫穆里尔·莱斯特的英国女士一起。”这时，乔治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名司机就是美国圣经协会的莱西博士，他要将圣经装船运往日本。于是，剩下的1600英里路途，乔治都和他一路同行，并终于在码头和他的阿姨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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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中国之路（8）
两星期后，也就是1937年11月中旬，穆里尔阿姨和他的侄子乔治到达了日本横滨，接着来到港口城市神户，和他们在日本的朋友贺川丰彦住在一起。这个人是位有名的基督教领袖，而在当时的日本，天皇被认为是神圣的，而崇拜祖先和其它神祗的神道教则是国教。在军国主义植根于人民心中的日本，他却在宣扬和平主义社会，并两次由于激进活动被判入狱。贺川丰彦出生于1888年，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成为了一名孤儿，后来被一位美国传教士抚养成人。皈依了基督教后，他来到美国和日本的神学院求学，却对永无止境的教条争论不感兴趣，而是决定通过自己的努力减轻大众所受的疾苦。他在1925年的全民公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在1940年日本入侵中国后出面道歉。这些不可避免地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牢狱之灾。
在贺川丰彦从事的其他工作中，他花了20年的时间研究出一套适用于神户地区的农民和小商业者的合作系统。在穆里尔阿姨积极地和政府官员谈判，希望他们可以接受她对军事扩张看法的时候，乔治被带去参观合作银行、合作农场、合作餐馆以及商业花园。他还从贺川丰彦博士那里明白了军队主导的政府是如何把深深植根于日本民族优越感中的文化和宗教信仰神圣化，从而将日本入侵中国的恶劣行径合法化。日本将其入侵中国的行为说成是帮助其进行文明开化使命，是要给军阀混战、政府腐败的中国带来和平和繁荣。他们传递的这种信息，在日本民众心里获得了共鸣和认同。
霍格发现他身处的日本是一个充满了盲目爱国主义、歇斯底里的国家。自1890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部地区满洲里开始，其入侵中国的脚步一步步缓缓进行。而从1931年起，这种侵略速度加快了。乔治和穆里尔阿姨到达日本的那一年，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并在东北部建立了傀儡政府，满洲国；日本还控制了这个古老帝国的首都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
在日本，任何批评政府的言论都是严厉禁止的。谁敢公开质疑政府的政策就要被解雇，甚至还有遭遇暗杀的危险。日本的报刊、广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