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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军奔波于河上，风雨兼程，倍尝劳苦，境况可想而知。王命岳的《漕弊疏》中说：“以臣所闻，弁丁有水次之苦，有过淮之苦，有抵通之苦。”
所谓“水次之苦”，一是“买帮陋习”。漕帮有高低贫富之别，“高者丁殷易完，低者丁穷必欠。当佥运时，富弁行贿买帮，费至二三百金。贫弁坐得低帮”。于是“贫弁处必欠之势，而富弁甫佥运，已费二三百金”。二是“水次陋规”。卫丁承运时，有卫官帮官常例，每船二三两不等，有粮道书办常例，每船四五两、**两不等，至府厅书办，各有常规，常规之外，又有令箭牌票差礼，只要漕院粮道令箭令牌一到，每船送五两十两不等。还有刑厅票差，每船一二两不等。“其名目则或查官丁，或查粮艘，或查修舟，或查日报，或查开帮，或提头识，名目数十，难以枚举。”间或有所谓“清廉上司”，不肯差人到帮，书吏也要巧立名色，止差人到粮道及刑厅处坐催，由刑厅差人代为敛费。这样，“船未离次，已费五六十金”。三是“勒靳行月二粮”。按旧例由布政司派给运军的行月钱粮，行文到各府县支领。但每船要送书办六七两不等，否则派拨远年难支钱粮及极远州县。州县粮书还要需索每船二三两不等。所以，运军虽有“十金之粮，无五金之实”。以上三项，是运军在漕船尚未离开水次时，受到的搜刮。
所谓“抵通之苦”，一是“投文之苦”。漕船经过长途航行，一旦抵达通州，需到仓院粮厅大部云南司等衙门投文，每船须费十两。因都由保家包送书办，保家从中另索每船常例三两。二是“胥役船规之苦”。坐粮厅总督仓院京粮厅云南司书房等，各索常规每船可至十金。还有“走部代之聚敛，其不送者，则禀官出票，或查船迟，或取联结，或押取保，或差催过堂，或押送起来，或先追旧欠，种种名色，一票必费十余金”。三是“过坝之苦”。过坝时，有委官旧规，伍长常例，上斛下荡等费，每船又须十余两，“而车户恃强，剪头偷盗，耗更不赀”。四是“交仓之苦”。交仓时，有仓官常例，还有“收粮衙门官办书吏马上马下等等名色，极其需索，每船又费数十两。又有大歇家小歇家需索，虽经奉旨题革，今又改名复用，小歇家改名雇长，大歇家改名住户，借口取保，每船索银四五两不等。有送者可得先收，无送者刁难阻冻”。五是“河兑之苦”。河兑法本来为了收交两便，然而仍然发生践踏、偷盗、混等、抢筹等种种难言之弊。以上五项，是运军在漕船抵通时受到的搜刮。
所谓“过淮之苦”，指“积歇摊吏书陋规，投文过堂种种诸费”，每帮过淮漕费至五、六百金，或千金不等。这是运军在漕粮运输中受到的一部分搜括。
王命岳的这段文字，将运军在运粮过程所受到的各种名目的勒索，基本上概括出来。真是“势要官胥，视运军为奇货，诛求横出，脧剥日深”。发生在整个运粮过程中的种种敲榨勒索，必然会影响漕运的顺利进行，清政府曾不断设法克服这些弊病，然而终清一世，未见奏效。
运军是漕运的主力，所以运军的待遇问题，是清朝廷十分重视的漕事要务。
运军能得到屯田，作为衣食之资。实际上这是明代卫所屯田的继续。清代规定，漕船旗丁十名，丁地五顷。漕船原额一万零四百五十五艘，嘉庆时，实存六千二百四十二艘，常年承担运粮任务的漕船大体在六千艘之上。每船装载粮米五百石，总数能运三百余万石。用于运粮的卫所旗丁有六七万名，分配给运军的屯田约六百三十多万亩。其中山东有六万多亩，江苏、安徽有四百二十五万余亩。但是，运丁“得田不能自耕，势必召佃收租”。甚至“辗转相售，屡易其主”。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漕督杨锡绂的奏疏中，已经出现了负债累累的“疲帮”。
运军还能得到行月钱粮，其数额各省不一，一般每名运军支行粮二石四斗至二石八斗，月粮十石左右。本折各半，折色价每石银一两四饯。
运军从屯田和行月钱粮上所得，仅能养家糊口，根本无法满足各种名目的勒索。于是，他们就将各种盘剥再转嫁到纳粮农民的身上。在清代漕运中，运军敲榨纳粮农户，激起农民不满和反抗的事例是很多的，如：江宁卫运军擅自加征行月二粮，激起百姓反对，结果耆民倪拱辰、陆德秀被害。知县潘师资愤慨地说：“正供额赋诚不得已，此行月粮何为者？且嘉定漕故永折，无漕则无运费，何用加行粮为？”对于早已交纳永折漕银的地方，尚要擅征，更何况那些“有漕有运”之地呢？对此，钱大昕评论说：“以不堪加之县，出不应派之粮，供不应给之卫，敲骨竭髓，徒资群蠹瓜分、酌酒、陆博之资，民实不服。”顺治七年（1650），江南苏州府常熟县还发生运官率领运丁“殴官藐运”的事件。当时有仪真卫运官崔邦泰领运常熟，他统率悍丁“玩漕勒赠，苛索无厌”，常熟知县瞿某敦请速兑，崔邦泰等竟“聚众鼓噪，各持棍械，殴辱印官，乘机抢掠”，酿成事端。
在清廷看来，“国家之待运军，为不薄矣”。“舡只则有修理风蓬银两，安家则有坐粮，水手则有月粮，路费则有贴备，回南则有羡余，解给各项支销外，平日尚有屯田之利。”正粮之外，还有如四耗赠，比兑时，每石再加湿润米三四升。如此等等，仍不能满足运军的利欲，还要“巧恣需求”。于是，清朝廷为了保证漕运，尽量优待运军，而漕运官吏又千方百计地到运军身上搜括，运军再将各种勒索转嫁到纳粮农民身上，就这样形成恶性循环。而受害最深的当然是承纳漕粮的农民。正如任源祥所说：“今之有辖于漕者，自上及下有不取常例于运军者乎，运军之常例，有丝毫不出于斯民之膏血者乎。”总之，清代漕运与明代不同之处，仅在于官收官兑更加突出，因而运军问题，往往成为清廷议论漕运的焦点。任源祥曾建议：“欲惠百姓，自运军始；欲饬运军，自胥吏始；欲厘胥吏，自官府始；欲正官府，自朝廷始。”如此推本寻源，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不是根治的药方。清代漕运完全依靠官收官兑，依赖军运，因而在明代漕运中已经暴露的运军问题，更加明显，更加严重。
作品背景相关资料 漕河（京杭大运河）
元代开京杭大运河使运河贯通南北。但会通河所经山东地段地势较高，河道较窄，加以水源不足常苦水浅胶舟，不任重载。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派平江伯陈瑄疏浚江淮运河。又命工部尚书宋礼修治会通河（包括济州河在内），京杭大运河始畅通。清代继承明代遗制，继续疏浚和整治。
清代修治大运河，河道除人工开凿者外，还利用若干段不同水系的天然河道。天然河道，不时变迁，其中，黄河每次泛滥或者改道。必然严重破坏大运河。且天然河道概属东西走向，而大运河横贯南北，河床起伏地降差很大，因此河道工程极为浩繁。每段河道各有特点，除河名外，各有漕名。清代沿明旧，大致可分为七段：①北京至通州段称通惠河，漕称“里漕河”；②通州至天津段称北运河，也称白河、路河或外河，漕称“白漕”、“路漕”或“外漕河”；③天津至临清段称南运河，也称卫河或御河，漕称“卫漕”；④临清至台儿庄段称会通河，也称山东运河，共设节制闸四十余座，故漕称“闸漕”；⑤台儿庄至淮阴段是利用黄河，漕称“河漕”；⑥淮阴至扬州段称里运河，也称淮扬运河、南河或高宝运河。中经宝应、高邮、邵伯等诸湖，故漕称“湖漕”；⑦镇江至杭州段总称江南运河或转运河。又以苏州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其北段称丹徒运河，漕称“江漕”；其南段称浙江运河，漕称“浙漕”。
清代治理运河重点有二：一山东境内会通河，一为江苏境内里运河。会通河地处鲁中山地，南旺号称“水脊”，地势高耸，水源缺乏。明代在戴村筑坝，导汶南旺，分水济运，以解决水源问题，又置水柜陡（牛）门，以调节水源，节制水流，才保证了会通河的顺利通航。但到了清代，水源诸泉多被填塞，会通河淤浅，安山、南旺、马踏、徽山等湖，逐渐淤淀，或被豪户侵占，辟田耕种，以致湖水日少，加以民田灌溉与漕运争夺用水，更影响蓄水济运。清代治理惠通河，除遵循明代旧例，修筑戴村坝，疏浚河道，培护堤岸，引水蓄湖，严闸启闭外，采取了如下措施：①申饬地方疏通泉源；②树立湖塘封界，禁止侵占；③将山东诸湖开浚筑堤，或增高培厚原有堤岸，蓄积湖水；④严禁百姓截流灌溉，违者治罪严惩。经康、雍、乾三朝连续治理，会通河百余年畅通无阻。
里运河治理更为艰巨。里运河北端的淮安与清口，为黄、淮、运交汇之处，上有洪泽湖，下有宝应、高邮、邵伯诸湖，南通长江，东连大海，河道纵横交错，地形和水系都很复杂。黄河泛滥，运河必坏。明末清初，河工年久失修，黄河年年泛滥，决口频繁，以致改道，夺淮入江，河水逆入清口，倒灌洪泽湖，合淮水并力东冲运堤。而江北里运河一线，黄、淮、湖、运联成一片，变为泽国，以致运堤崩溃，漕运阻塞。从顺治初年至康熙十五年（1676），治河修运，均乏成效。自康熙十六年，靳辅担任河道总督，在《河道敝坏已极疏》中，提出“将河道运道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筹审治河全局，制定了大修黄、运两河方案。在黄、淮、运三条河干上同时兴工，大规模治河修运。在整治黄、淮河同时，清除山阳、清河、宝应、高邮、江都五州县运河河道淤浅，一律开挖深通，修筑河岸堤工，堵塞运堤决口三十四处，修建闸坝二十六座及涵洞五十四座，筑成清水潭决口东、西堤各一道，开绕西越河即永安河一道。此外，又开烂泥浅引河二道：一自新庄闸西南至太平坝，一自文华寺永济河头，南经七里闸转而西南也至太平坝，并把南运口移至七里闸，两渠并行，互为月河，俱达烂泥浅，分水十之二佐运，十之八射黄刷沙。以上各项，三年中次第告竣。二十二年，黄、淮两河尽复故道。里运河各项大工完成。于是，运艘及商民船只往来通行，安全无险。
康熙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初，以黄河风涛险恶，漕运不便，于宿迁、桃源、清河三县黄河北岸遥、缕二堤内，挑开三百里中河一道，再改由仲家庄出口，并建双金闸一座。漕船一出清口，即可截流径渡北岸，由仲家庄运口进入中河（又称中运河），历皂河、泇河北上。自此，中河代替了明代以来的“河漕”，使黄、运分离，避免了黄河一百八十里风涛之险。后来，新任河督于成龙因中河逼近黄河堤岸，不便筑堤，又自桃源盛家道口至清河，弃中河下段，改凿六十里新河一道，是为新中河。康熙晚期，河督张鹏翮以新中河河头弯曲窄浅，漕船行驶不顺，故截用旧中河上段和新中河下段合为一河，重新疏浚，仍名中河，并移中河运口于张家庄。至是，中运河才告最后完成。
乾隆晚期，河工日渐松驰。黄河多次决口，淤塞运道，清廷不及时修复，而开始借黄济运，勉强维持漕运。嘉庆时期，河患日深，几乎无岁不决，运道淤塞严重。道光初年，大运河已处处淤塞难通，几乎仅存一线河形而已。至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北徙，穿运挟汶而东，经东阿、历城，由山东利津入海。大运河长江以北运道，大部被黄河淤塞冲毁，京杭运道断绝。
古时运河上的货运，主要是漕运和盐运，而漕运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历史现象。自元代开浚会通河，江南漕船经山东运河可直达通州算起，至清末宣布废弃漕运为止，元明清三代相继推行漕运制度绵延600多年，而京杭大运河在历代漕运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
历史上的漕运（即运送官粮），在明清时期粮运量基本保持在每年400万石的水平。而在当时，朝廷为怜运军、役夫之苦，准其携带一定数量的土宜货物沿途买卖，以博取微利，并且逐步放宽了其所带货物的数量。到清代，“凡漕船载米，毋过五百石，永著为例。旋准各船头工舵工人带土宜三石，水手每船带二十石。嘉庆四年，定为每船多带二十四石”，来回携带货物，进一步增大了南北物资的交流。
随船运入山东的货物，不仅有南方的竹材、木材、布匹，江西的瓷器、湖北的桐油、浙江的红白糖，还有山西的木材和北方的毛皮等。从山东运出的货物有棉花、烟叶、干鲜果品及粮食、煤炭和各种手工业产品等。明代从运河征收的税，竟占到了全国税收的90％。清代虽总数增加，但比重已降至50％－30％。由此可以看出运河漕运在国家商品经济中所占分量。
元末明初，经长期战乱和流疫伤民，到永乐元年（1403）时，北京人口还剩50余万，为充实京城人口，永乐皇帝号令江浙九省十府的富民大户大举北迁，并大兴土木扩建都城。这时除了皇粮商货之外，又增加了大批的建筑材料需由漕运进京。所以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运河上的漕船比元代猛增了十几倍，达到了近两万艘，仅专事漕运的官军就有12万之众。整个漕运规模较之元代更加庞大。
清朝的中前期，因袭明制，每年输纳京师的漕粮仍有400万石。在此基础上，又有大批民间商船加入，使运河漕运达到了颠峰。每逢夏秋，粮艘估船，昼夜往来，潞河上下，千帆竞发，极为壮观。
在元明清三朝，漕运还有一项极为关要的任务，就是将南方各地的贡赋帑银输解进京。上解帑银一律装鞘，即将整木锯开掏空，将银装入后用铁皮束紧。每鞘装银500两，够16万两专拨太平船一只，够20万两专拨沙飞船一只，并根据解银多少、委同知、通判或护兵等专程押解，到京后交由户部开鞘兑收。
自元迄清，凡经河、海漕运进京的粮帑商货，悉由直沽（即天津）卸下，再改用驳船装运北上。至最高峰时，北运河上的官造驳船曾多达2500只。这些驳船在入京之前，必经河西务报关通行。为此，河西务自元初起，就成了中央直属、君王瞩目的地方。据《元史》载：至元二十四年（1287），于河西务置总司，分司临清。该司置官75名，最高官秩正三品。又据《元&；#8226；海运志》载：至元二十五年（1288），内外分置漕运司二，其在外者，于河西务置司，领接运海道粮事。同年又在河西务建立十四仓，以储皇粮，各库主官均为正七品，上下共计52人。由此足以想见河西务地位之显赫，以及当时朝廷对漕运是何等的重视。
作品背景相关资料 河道总督
河道总督，官名。清俗称“河台”。
明永乐九年（1411）遣尚书主持治河，后有时派遣侍郎、都御史，成化七年（1471）设河道总督（简称河督、总河），驻扎山东济宁，首任总河为工部侍郎王恕。明初黄河为患较轻，朝廷以管理漕运的都督兼管河务。遇有洪灾，临时派遣总河大臣一员前往治理，事毕即撤，并非常设。正德四年（1509）规定以都御史充任。嘉靖十三年（1534），以都御史加工部尚书或侍郎职衔，隆庆四年（1570）加提督军务，万历五年（1577）改总理河漕兼提督军务，八年（1580）废。万历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