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香对何大福并没有坏印象，过去何大福在化工厂当政工科长的时候，她就知道他的大名。看到朱有才气成这个样子，便规劝道：“你下一个干部还不容易吗？气成这个样干啥？可是人家何大福干得好好的，也没犯什么错误，就是因为不同意帮花圃乡办厂，人家有人家的想法，你何必非要将人家下掉呢？你支持了花圃，打击了金箔厂，不是它对它吗？来！来！不要气，我们喝酒。”说着，王桂香走过去倒了两杯XO。那时内地一些“上层次”的人也开始学洋味了，偶尔也搞点洋酒喝喝。
“来！我敬你一杯！”王桂香把酒递给朱有才，浅笑依依。
朱有才情绪缓和了下来，接过杯，呷了一口，问：“小孩呢？”
王桂香有一个小男孩，才三岁，已睡在另一个房间。
“放心吧，早睡着了。”王桂香说着，坐到了朱有才身边，搂住了他。
朱有才的情绪很快被调动起来，一双手在王桂香身上熟练地游走，顺便为她解除了“包装”。王桂香正是如饥似渴的年龄，男人的手一碰，当即骨软筋酥双目###，连撕带扯就把朱大书记的“官服”扔了一地。两人一个玉茎高耸，一个仙府微张，正待同蹈云雨呢，忽然传来“咚咚”的敲门声。
扫兴的“土特产”（3）
这一下惊散鸳鸯，非同小可，朱有才纵然是书记，也立即吓得魂飞魄散，金枪委地。倒是王桂香，毕竟在自己家里，显得气壮些：“不理他，怕什么？”
“咚咚！”门还在敲。
“谁？”王桂香一边穿衣服一边问。
“我们是金箔厂的，何厂长叫我们给你送点过节土特产。”门外人答应道。王桂香虽然只是个办公室副主任，却是书记、局长的亲信，人也算不错，曾多次帮金箔厂在钱局长面前说过话。隔几天就是中秋节了，送点土特产理所应当。这个习惯已经有好几年了。可是，听到来人是金箔厂的，朱有才却立即警觉起来，凭着他多年的政治经验，他立即怀疑是何大福派人来抓他短的，于是也立即下床穿衣服。
“谢谢啦，明天再来，我睡觉了。”王桂香想把人打发走。
“何厂长说今天不送到你家就怪我们，刚才我们还听到你们家有人讲话呢。”来人坚决不肯走。
“怎么办？”王桂香、朱有才两人互相注视着，颇有些恼火。
“怕什么？照接待，就说我来玩的。”朱有才毕竟是县委书记，沉着老练。他下了床，穿好了衣服，恢复了常态。
门开了，两位金箔厂人捧着四只“龙湖牌”咸水鸭、两盒月饼、十只咸鸭蛋、两条鲢子鱼，用蛇皮袋装着送进了屋，主动放进厨房。王桂香热情相迎，满口称谢。朱有才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抽着烟，喝着茶。
送走了金箔厂送土特产的人，关上门，王桂香对朱有才说：“来！我们继续玩！”
“扫兴，不玩了，回家！”朱有才怏怏不悦。
“你马上走，被外人瞧见了反而不好，不如玩玩再走。”王桂香认为没事。
“不玩！不玩！坐一会儿可以，今天不玩了。”朱有才心里还有点七上八下，他认为今天没好兆头，倒霉。那晚，他等到夜里两点多钟才回家，老婆朦朦胧胧中问他怎么这么迟才回来，他说在办公室改报告稿子。
哪晓得，金箔厂两位送礼的在王桂香家碰到朱有才以后，有点慌，连忙向何大福报告。何大福也觉得事态有点麻烦，这事很可能被朱书记误解，说他是小人。于是他连夜向局长汇报，局长向分管工业的副县长汇报。管工业的副县长对这位书记有意见，这件事他认为有文章可做，于是连夜向市里分管市长汇报。说：“朱有才书记在县里与工业局一个女干部不清不楚，闹得沸沸扬扬，影响很不好。今晚深更半夜了，又被人当场抓到在那个女人家里。”分管市长又及时报告到市委书记唐正那里。第二天，唐书记就叫朱有才到他的办公室，问了下情况。朱有才矢口否认，只承认去串个门。那个时候，对男女关系已不像以前那么查得紧管得严了。唐正书记见问不出结果来，也不打算深究，只对朱有才说：“不管怎么样，你身为县委书记，还是要注意影响的。此事到此为止了，你回去也不要追查什么了，否则会弄巧成拙。”朱有才连连头头说：“请唐书记放心，我的度量你还不了解吗？不会报复的。”
回来的路上，坐在车里，朱有才就咬牙切齿：“好！你这个何大福！我还没搞掉你，你倒先对我动起手来了！”
权大压死人（1）
古人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朱有才对何大福的反感已经由原先的看法不一致，发展到带有私人怨恨了。他认为只要他在金东这块土地上当官，就不能容忍何大福在这里神气活现。他立意要排除掉何大福，哪怕金箔厂受损失也在所不惜。在他这个“政治家”眼里，我的政权地位都不稳了，要经济还有什么用呢？
1993年，中央对反###抓得非常紧。一天，朱有才接到一封人民来信，说何大福在金东县西山城区建造了一座两层楼“小别墅”，肯定是在利用职权搞贪污###。这封信是李雄关一伙指使人写的，朱有才见信之后如获至宝，认为何大福“尾巴已经长不了”了。
当时，有一个内部不成文的杠杠：二千元立案，五千元抓人，一万元判实刑。只要是党员干部，谁到这个杠杠，一律严惩不贷。何大福在县城建一幢别墅，还怕找不到二千元的问题吗？！
朱有才已经用“反###”名义击垮了两个“不听话”的科局干部，在金东已经闹得人心惶惶。那两个干部，一个是政府办公室主任潘家宣，一个是县委办主任刘道宏。这两办主任已经干了好几届了，金东各界领导和干部都反映他们有能力、有水平。可朱有才上任以后，许多说法和做法令干部群众议论纷纷，意见很大。作为两办主任，有时便直言规劝几句，有些事也提出一些不同观点。其实这也是为他好，可朱有才不领情，认为两人不是自己的心腹，使用起来不顺手。按理说，如果认为干部不如意，正常调换一下也是可以的。可他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想“杀鸡儆猴”，竟用“法律武器”来制裁他们。县政府招待所年久失修，县里决定装修一下，任务交给了两办主任。施工单位为了多捞两个钱，分别给两位主任各送了一台“美的”牌空调，两位主任都能把握自己，一个叫人抬到了办公室，准备退还给装修者；一个将钱付给了送空调者，让送空调的退还给装修单位。但收到钱的也没有及时退，朱有才收到了检举信，不认这个账。你送到办公室为什么不报告给县委领导？肯定是准备风声过了再拿回家；你退给送空调人的钱，他为什么不退回去而留在身上？肯定是等风声过了再把钱拿回来。所以朱有才亲自找到检察长：“这反###也不能光讲在嘴上，否则人家会说我们行动不力。抓###就要从领导干部抓起。”两位主任同一时间被抓进牢房，迅速作出判决：每人五年徒刑。为此，二人葬送了一辈子的前途。
朱有才的“威望”顿时升高了许多，各级干部见到朱有才都唯唯诺诺、低三下四。那一阵子，朱有才仿佛长高了许多。可是，干部们“屁股一调，便另搞一套了”，讲他好的人不多，连他在金东县干过的几件好事也被坏口碑湮灭了。
就在朱有才“威势”升天、必欲除掉何大福而后快的时候，有人检举何大福私盖“别墅”，这可真是要打瞌睡就有人给送枕头。于是他批示纪委、检察院、公安局联合调查，最后由他拍板查处。
何大福的岳父周礼贤，本是金东县一个乡50年代至60年代的老副乡长，在当地威望极高，全乡二万多人平时见到他，都亲切地叫他老乡长。他任副乡长十几年间，负责抓农业，长期背一个背包和一个军用水壶，带上几块烧饼，深入到每个村庄、每块良田，从不在哪家吃一顿饭，喝一顿酒。他有一个老乡在食品站当站长，那时候猪肉紧张，什么都要票，站长有时带点猪肝、猪腰子给他，他都是当面叫其拿走，否则当场摔到门外去。隔壁邻居与他家相处几十年，他从不到邻居家吃一顿饭。那年邻居家儿子结婚，为了请这位副乡长吃顿喜酒，知道请不动他，便借口自己家里地方不够用，特地在副乡长家办了一桌，可是到了吃饭时，副乡长还是跑得无影无踪。1963年，这个乡的###大队一直搞得不好，乡党委决定叫周礼贤兼任大队书记。上任那天，大队其他干部硬要与他吃一次饭，欢迎他。他答应了。有人在大队鱼塘里打了一条二斤多重的鲢子鱼烧烧，又从大队主任家抓了一只公鸡杀了烧烧，喝点土烧酒，大家都开开心心。没想到那年年底，当地开展“社教运动”，发动群众对所有干部进行“揭发检举”，又要求所有干部进行自查自检。周礼贤上任吃一条鱼的事被揭发了出来。进驻###大队的几位工作人员都是“初生牛犊”，捞到这一手“活材料”，立即进行“整理上报”。那时“上纲上线”、“上挂下联”司空见惯。他们给周礼贤算了一笔账：每天打一条鱼，二斤多重，上任一年，三百多天，打了三百多条，每条二斤多重，累计六百多斤，每斤二元多钱，计有一千多元。这是一条“大青鱼”，一下子就把他列为重点查处对象。周礼贤被撤职查办，抄家退赔。家里唯一值钱的一张老祖宗留下来的花板床被拆散没收做退赔。二年后，社教工作队极“左”行为受到纠正，周礼贤家的花板床已经支离破碎。他本人还没有来得及被###，又闹起了“###”，被当做“走资派”靠边站了好多年。直到粉碎四人帮，他才重新恢复工作，担任了集镇党总支书记。
权大压死人（2）
长期的农村工作，加上多次政治运动的不断打击，周礼贤积劳成疾，高血压心脏病常常发作。70年代末期，正好小女儿要顶职，周礼贤便办理了退休手续，回乡养病。一天，他的老部下，现在金东县所在地西山镇担任党委书记的王瑞立，前来看望他的恩师老乡长。昔日正是周礼贤在###大队发现这个小伙子好学上进，工作积极，便加以培养重用，一步一步升上了台阶。王瑞立看到老乡长与老伴俩人在乡下无人照料，生活医疗都不便，便问起：“儿子、女儿都在县城，为何不靠近他们？”老乡长回答：“去可以去，儿子、女儿都要我们老两口住到县城去呢，可是他们那么大一点地方，我们住哪儿呢？”王瑞立说：“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们镇上有几个蔬菜大队，你将户口迁到那儿菜农户上，我帮你解决两间地皮，自己盖两间房子就行了。”“不行！不行！这样太为难你了！”“为难什么？这事我办得多了。像你这样一辈子为金东作贡献的老干部，到老来竟没有住的地方，我们有责任啊！这事我来帮你办到底。”
那年，全家大小回乡下过端午节，周礼贤向子女们讲到这件事，大家都支持。四个子女都表示，父母一分钱不要烦，全部由子女承担。何大福说：“我是大女婿，现在收入高多了，大头由我来承担，建筑队我来找，图纸我来找人画。”
因为是王瑞立书记主动提出要办的，所以两间房基很快批复下来。按照周礼贤老两口的意见，就照农村人家房子的样马马虎虎盖两间，有个地方住就行了。可是，何大福不同意，他说：“西山镇是县城，样子不能落后，不能盖两年再扒掉。”于是，他在南方照了几张照片，照人家外形画了一个草图，然后请厂里基建负责画图的技术员搞了一个施工图，到镇上办好了一切准建手续。当时，金箔厂正在大发展的时期，几个小型建筑队在厂里施工，他请了一个建筑队对房子造价做了一个预算，200平方米两层楼，那时水泥钢材都十分便宜，全部造价只有四万多元。于是，何大福找到陶建公司端总，请他帮个忙，抽空将这个小工程顺带建一下，端总一看仅一幢小二层，认为小事一桩，抓起图纸，问清情况，站起身来就要走。
何大福连忙拉住他：“不要急，我们签个合同，按规矩办事。”
端总笑了半天，说：“什么规矩？这点小工程算什么？凭你何厂长让我们做了上千万的工程，我们帮帮忙也是应该的。”
“那不行，丁是丁，卯是卯，如果不按规矩办，我就不让你们盖了。”何大福很认真。
“那好！我们签个合同。”端总从包里掏出一张合同，在上面按工程要领写清楚，双方签了字。
“这就对了，私事私办，公事公办，不能含糊。”何大福说着，从包里掏出两万元预付款，交给端总。可是端总坚决不收，说：“合同签好了，防止上面查，这钱坚决不收。”
“你害我啊！”何大福脸一沉，严肃地说。
“你这个人啊，真是少有。”端总无可奈何，将钱收下了。
两个月，小二楼拔地而起，因为样式有点像外面的小别墅，所以在当地还算醒目。工程完工后，何大福又将剩下的二万三千多元余款送给端总。双方推让了一身汗，端总还是收下了，出了工程付款收据。
房坯建好后，需要做简单的装修，正好金箔厂搞“金字招牌”，有一个小型安装工程队。何大福找到队长戴永，叫他带人抽空去装修一下，并告知：“一根螺丝钉都自己付钱，不能揩公家的油，所有材料发票都必须收齐，不得丢失。”施工结束后，共计花费4600多元，何大福一时凑不足这笔钱，打了一个欠条：本人岳父因家中房子装修，由工程队垫资4600元，由本人负责归还，特立此据，欠款人——何大福。
问题就出在这个装修上面。李雄关一伙人得知何大福在西山镇建了一座两房小楼，不知是何大福岳父的，以为是何大福利用职权拉关系搞的，后又得知装修的四千多元钱全部由企业出的，这下逮着了，便派人将整个装修费用从会计那儿调过来，搞了个复印件，所有购材料发票原件，都统计在内，写了一封揭发信，复印十几份，分别投寄到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县纪委每位领导那儿。
1993年4月20日晚，朱有才又一次召集了常委会议，讨论查处何大福违法乱纪的事。因为何大福还是金陵一带名人，加上“两办主任”事情，怕人再说他“泄私愤”，所以他才“小题大做”。公安局长、检察院长都被喊来列席。
“你们都看到了吧？这封揭发何大福私盖小别墅的事，影响很坏，而且肯定有经济问题，不查能行吗？你们大家看呢？”朱有才望了望大家，特别将眼神落在万庆彪脸上。
“我看查肯定是要查的。”万庆彪态度不含糊。
“大家看呢？”朱有才扫了一眼大家，问。
“应该查。”众位都说，“应该查。”
“那好。纪委黄书记，你去查查这建房证是从哪儿来的？有没有？谁批的；检察院邵邦昌检察长，你去看看这装修费用情况；公安局邢雨局长，你们去看看这建房中有没有什么问题。”朱有才像布置重大战略任务一样，作了全方位的部署，“下星期我听汇报。”
一个星期以后，在碰头会上，纪委黄书记向朱有才报告：“这房基地不是何大福的，是何大福的岳父周礼贤的，他也是我县老干部，是西山镇王瑞立书记的老领导。王书记主动关心他，帮他解决了地皮的，批准手续全部齐全。”
邵邦昌检察长报告：“装修费用4600元是金箔厂一个下属单位垫付的，但何大福打了欠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