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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之后，张艺谋还弄了两部电影，一部是由他导演，另一部是由他主演。
张艺谋导演的这部影片是《代号美洲豹》，主演的那部电影则是《古今大战秦俑情》。
日后，张艺谋很少提起《代号美洲豹》，这是因为，在张艺谋的整个电影事业中，《代号美洲豹》是唯一一部艺术上和商业上都失败的影片。
《代号美洲豹》是一部纯粹的商业影片，这既是张艺谋拍摄商业影片的初始，也是中国内地第一部由个人投资的影片。
张艺谋之所以选择这部影片，显然投资方面的考虑更为重要一些。当初，他决定拍《红高粱》的时候就曾为投资大伤过脑筋。他找了很多人，也想了很多办法，经过一系列努力才取得吴天明的首肯。即使如此，在最后时刻仍然出了问题，差一点就种不成那些红高粱，也差一点就让他的导演梦流产。现在不同了，有投资人拿着钱找上门来了，所不同的是《红高粱》是他自己选中的题材，而《代号美洲豹》是投资人选中的题材。
这是一个典型的警匪故事，放在今天也可以叫反恐故事，讲述的是大陆和台湾两方合作反劫机。
有人说，张艺谋之所以将这部影片拍砸了，是因为他的优势在拍农村题材、旧时代题材。这话有部分准确，但对于张艺谋的概括却绝对片面。张艺谋真正擅长的题材，是那种富含文化底蕴的、有内在张力的题材。他为什么痴迷农村？因为中国农村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他为什么拍不好城市题材？原因也一样，因为中国城市仅仅只有几百年历史，相对而言，还显得太浅。他吃不透城市，也无法找到表现城市积淀的外在形式。正因为如此，张艺谋的电影往往是一种进度较慢并且极度渲染的故事。城市生活的快节奏是他难以把握的。
尤其重要的是，《代号美洲豹》是以情节推进故事，别说是导演，就算是作者，也是被事件的发展推着走。有了这一驱动力，导演颇有些无能为力。而张艺谋显然并没有完全吃透这个故事便匆忙开机了。
这部电影缺乏张艺谋特点的另一个表现，是剧中没有女主角什么戏，这是一部典型的男人电影，巩俐在剧中虽然担任角色，却只是一个很普通的配角。有趣的是，《红高粱》未能令巩俐获得国内电影界的最高荣誉，却在这部影片里获得了补偿——她以剧中护士小姐阿丽的形象，获得第12届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
与此同时，香港导演程小东正在筹拍《古今大战秦俑情》，编剧是李碧华。这是一个玄幻故事：蒙天放和冬儿偷尝禁果，以欺君之罪被赐死。临刑前，冬儿将金丹送于蒙天放的口中，蒙天放被埋入秦始皇墓，成为一具秦俑。冬儿经过几世轮回，回到陕西去寻找蒙天放。编剧李碧华对张艺谋一眼看中，在她看来，张艺谋根本不需要化妆，就是一具活脱脱的秦俑。加上张艺谋连拿摄影、演员以及导演等国际大奖，有了这一切，就有了票房保证。李碧华和程小东说服了香港嘉民娱乐公司老板韩培珠，韩培珠又从香港赶到北京《代号美洲豹》片场，几经劝说、谈判，张艺谋终于答应。
许多人对张艺谋答应出演蒙天放十分不解。按说，张艺谋是个认准了目标便不会改变的人，他既然已经在导演事业上获得了巨大成功，为什么还要回去当演员？其实，张艺谋答应此事有他自己的想法。其一，对于内地电影界他已经十分熟悉了，香港只不过弹丸之地，为什么能够拍出那么多好电影？到底是什么力量在驱策着他们？张艺谋趁此机会去香港经历一番，也是有益的。其次，他和巩俐的恋情如火如荼，作为男人，他不得不替巩俐未来的演艺事业打算。巩俐和香港导演合作，对于她拓宽视野和戏路是大有好处的。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张艺谋对香港演员和内地演员有过一番比较，大意是说，大家都觉得香港演员缺乏演技，其实并非如此。在香港当演员要在比在内地当演员难得多，因为香港是个商业社会，他们拍片是在抢时间。内地导演拍片，一个镜头要NG几十次甚至几百次，香港导演哪里有那么多胶片供导演浪费？他们NG几次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许多镜头往往是一遍成功。这样的做法对演员的要求就更高了。正因为这种挑战，使得香港演员必须具备相当的素质，否则在这个行当根本没法生存。
此外，张艺谋还公开谈到了一个原因，他说：
我演《古今大战秦俑情》的目的是什么？很简单，根本不是为了挣钱，因为那时给钱很少。原因是我正在闹婚变，我和巩俐的事曝光后，全国都在沸沸扬扬地讨论我的离婚，在很多人眼里我是陈世美，我没有一个地方能钻。那时没钱，不可能去开旅馆，就是想找个地方，有个相处的空间，我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世界和大家的目光。这时韩培珠让我跟巩俐去演部戏，我第一反应就是接下来，这样就能有一个公开的空间，两人能在一块儿，避开外部世界。完全是因为这个我接了《秦俑》。虽然不喜欢，但能和巩俐在一起。那时我很看不起商业电影，觉得跟艺术差太远了。演完后配音我都没去。
张艺谋说那时他很看不起商业电影，并非无的放矢。像《秦俑》这样一个题材，如果深度挖掘，可以有历史的光芒喷射而出。那样，既可以兼顾商业因素，也可以充分考虑艺术因素。只是社会的普遍审美以及商业上考虑，造成了成品的某种局限。
张艺谋虽然去香港拍电影了，可他的创作班子并没有闲着，正忙着寻找下一部电影的题材。
此时，张艺谋的手中已经有几个选题，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仍然在要求他的助手们找选题。恰在此时，有人给张艺谋送来了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
刘恒的《伏羲伏羲》写的是洪水峪的小地主杨金山延续香火的故事。张艺谋之所以会喜欢这样的作品，是因为这类作品内核所蕴藏的力量，是一种旧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排山倒海，并且不是一个人或者一种势力所能改变的，它无影无踪却无处不在，能够引发冲突，使得故事充满曲折和变数。
任何一件艺术作品都是一种力量的聚合，而艺术创造者需要找到自己所擅长的力量，并将这种力量与作品内在的力量进行有机融合。
张艺谋最喜欢及最善于把握的作品，正是那种蕴含传统文化能量的。所以，他会对《伏羲伏羲》情有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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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女主角（1）
因为在香港拍戏，时间比较充裕，这次张艺谋没有找别人代笔，由刘恒写了初稿，张艺谋自己改了二稿。
对于作家来说，小说就像是自己的儿子，要他在原作的基础上作较大改动，那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尽管小说中有很多东西是张艺谋所喜欢的，却也有些东西是张艺谋所不喜欢甚至潜意识里在回避的。比如其中有杨金山用200亩山地换亲，而菊豆的父亲却因为得到这些地而成为地主，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一系列事件。在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已经非常开放，许多固有的观念已经不再是障碍，可张艺谋仍然十分小心，尤其对与他本人的出身有关的一些要素，他似乎刻意去回避。
就作品本身来说，故事起始于抗日战争时期，又经历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以及“文化大革命”，时间太长，叙述上肯定存在一些问题，结构容易松散。更何况，即使是在小说中这些时代背景也显得并不十分重要。所以，张艺谋进行改编的时候，第一个要考虑的便是将时代背景虚化。考虑好了时代背景，张艺谋接着考虑的是主人公的生活背景。小说中，主人公是农民，张艺谋对农民也是非常了解的，对于这一点他十分认同。可只要认真思考一番便会发现问题。小说的叙事手法可以天马行空，一句话就可以横跨几十年、几千里。可电影却不行，电影需要人们看得懂，还得时时刻刻抓住观众的眼球，同时还要考虑制作成本，这就要求电影所用的外景极其集中。此外，张艺谋是摄影师出身，非常讲究视觉效果，而他所强调的视觉又与外景地形而上的要素密切相关。刘恒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山村，那么，怎样找到这个山村本身最突出的形式上的特点呢？
构思这些的时候，张艺谋想到了染坊。他特别重视色彩，而染坊恰恰就是旧中国社会中最有色彩的地方。除此之外，整个戏如果都在染坊里发生，线条就会极其简捷，处理起来也容易得多。
张艺谋显然对《伏羲伏羲》这个名字也有自己的看法，虽说伏羲是中国的一尊神，可电影是给普通人看的，片名当然是越通俗越好。他更倾向于直接用片中女主人公的名字作为片名，这就是《菊豆》了。
1989年6月1日，张艺谋在北京北太平庄湖南办事处召开剧本讨论会。这次讨论会，除了原作者刘恒之外，还有一个后来和张艺谋有深度合作的人出现，他便是日后被称为张艺谋“御用编剧”的王斌。
王斌祖籍山东，出生于福州。这天，是王斌和张艺谋第一次相识。王斌回忆说：“张艺谋非常谦逊，一交谈，我们发现彼此的观点以及对电影结构的看法非常一致。张艺谋很聪明，他对人性有洞察力，特别是对完美主义、对艺术的执著，让我觉得，他是值得我尊重的人。”
这次讨论会原计划10日结束，前后10天时间。然而，这次讨论并没有完全按照计划进行，因为那年春夏之交的###，他们不得不匆匆结束。当时，公共汽车已经全部停开，街面上很难看到几个行人，只有地铁还在正常运行。张艺谋和摄制组的几个人只好用自行车将刘恒和王斌等送到地铁站。
本子讨论得差不多了，摄制组开始四处物色演员。
女主角是巩俐，这是肯定的。《红高粱》之后的所有戏，张艺谋也都为巩俐量身订造。这也正是后来人们认为是张艺谋造就了巩俐的原因之一。
剧中男性演员有好几个，第一男主角是杨天青，他在剧中的分量仅次于菊豆；在刘恒的小说中，杨天青的分量甚至是远远重于菊豆的。张艺谋考虑的不一样，他在考虑作品所要表现的那种内在文化的力量时想到了一个关键词：反抗。无论是杨天青还是菊豆，他们所做的都是对传统文化中那些压制人性的东西进行反抗。既然要表现反抗，女性的反抗就会比男性的反抗更显得有张力，也更为惊心动魄。所以，张艺谋将小说中杨金山这个角色弱化了，将更多的空间让给了菊豆。
任何一个导演都会遇到一个难题，那就是：演员不会演怎么办？就算是最有演技的演员，也存在对某一角色的某场戏把握不准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既有可能是剧本本身存在情感定位不准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演员本身的演技问题，还有可能是演员临场状态的问题。这样的事情导演们极其常见地遇到，所以一个好导演必须具备两大素质：其一是善于利用一切电影语言来突出自己希望突出的；其二是要善于藏拙，既藏自己的拙，也藏演员演技不足的拙。 txt小说上传分享
绝对女主角（2）
张艺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善于运用电影语言的大师。在弱化杨金山的戏的同时，他想到的另一点就是怎样来突出菊豆。这就是所谓红花还要绿叶扶。
首先是杨金山，张艺谋在这个角色的选择上没有太费力气，有人向他推荐了北影的老演员李伟。老爷子在电影界浸淫多年，演技炉火纯青，在戏中演这么个角色，那简直是小菜一碟。接下来选择饰演杨天青的演员。最初，他们找了一个演员，也试了好多次镜。其他人都觉得不错，可张艺谋有些不满意，却又没有提出非常肯定的想法。最后在大家一致说好的情况下，张艺谋只好有保留地妥协，同意先试拍一下，看看效果再考虑。
整部《菊豆》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杨天白。
张艺谋觉得，杨天白能体现那种特殊的力量对他的扭曲，也是杨天青和菊豆悲剧的戏眼，所以对杨天白的戏加强了。首先，将杨天白的年龄段缩短了，由原著中出生到成年改成了由出生到少年。从某种意义上说，那股特殊的力量在一个少年身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才更加摄人心魄。其次，张艺谋赋予他一种怪异且充满仇恨的性格。显然杨天白在戏中是一种特殊的隐喻，也是一种传统势力的传承。
最初副导演周友朝找来一个北京的孩子。这孩子很精灵，有问必答，而且答得还很有趣；具有一定的演艺经验，一点都不怯场。周友朝是很满意这个孩子的，可张艺谋看过之后不满意。他说：“这孩子是挺聪明的，以后拍城市题材的片子可以找他。但我们这部片子不需要这么机灵的孩子，这部片子里的孩子没有什么话，我要的是他脸上透的那股劲儿。”
这孩子很想上戏，听了张艺谋的话，立即就做了“那股劲儿”的动作。可孩子毕竟是孩子，那股劲儿做得并不十分到位。张艺谋说：“好办，这种孩子在农村肯定能找着。”
杨天白还没有找好，另外的麻烦又来了。由于这部戏是和日本方面合作，当时的社会还没有开放到今天这种程度，制度和政策上存在诸多限制，加上又处于那个极其敏感的时期，张艺谋他们做好所有准备时才知道有关部门可能不会批准。
为此，摄制组开始危机攻关，上上下下一直忙乱了几个月，最终总算是将批文拿到了。可日本投资方又出了问题，投资方担忧市场的问题。经过几轮谈判，日本投资方最终同意投资，但是将投资额拦腰砍了一半。
继续还是放弃，成了摆在张艺谋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如果继续，资金少怎么办？少了一半的投资，是否能够完成这部戏的拍摄？其次，时间也是一个问题。按照原来的计划，这部戏应该早几个月便开始拍摄了。可现在已经到了下半年，要想抢在当年上映，拍摄加上后期制作，只剩下4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拍摄时间最多只有一两个月。这么短的时间，能够拍成这部戏吗？
张艺谋和摄制组成员几经犹豫，最终还是下定决心：拍！
1989年9月初，摄制组赶到了安徽黟县，《菊豆》就匆匆开机了。
拍摄工作进行了接近一个月，张艺谋急匆匆地给刘恒和王斌发出邀请，希望他们尽快赶来一趟。两人到达黟县现场时已经是10月初，他们都不太明白张艺谋这么急将自己叫来所为何事；到达之后才知道，张艺谋为男主角着急，他想换演员。张艺谋需要某种支持自己的力量，以便最后下定决心。
实际上，这位男演员演得相当不错，不仅非常努力，银幕形象也很好，可张艺谋始终不满意。相反，其他导演组成员的看法并不相同，他们觉得演得不好的并不是这个男演员，而是巩俐——由于这位男演员的努力表演，对场面渲染很突出，因此将巩俐压下去了，使得巩俐的整个表演显得有些平庸。
张艺谋无论如何是不会换巩俐的，因为他心中的这部影片突出的不是男主角而是女主角，男主角冲了女主角的戏，演得再好也不能用。
刘恒和王斌看过样片后，意见几乎一致：这位男主角演得“太过”了，劲使得太猛，太满了，也就失去了张力。
张艺谋似乎找到了知音。他强调说，戏确实是演出来的，但是，戏又不能仅仅只是演。对于演员来说，就是要张弛有度，既不能太松，也不能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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