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华下了车，以为张艺谋肯定在站台上等自己，岂知找遍了站台连影子都没见到。她想，或许张艺谋舍不得买站台票，一定在出站口等吧。她走出车站，来到车站广场，还是没有。她带着满腹委屈来到姐姐家，原以为张艺谋一定等在这里，可还是没有。她开始不高兴了，半天不肯说一句话。倒是姐姐很能为张艺谋着想，说张艺谋已经来过了，见你不在就又走了。
直到晚上，张艺谋才从学校赶来，进门就是一连串的解释，肖华才稍稍消了些气。不消行吗？大老远赶来结婚的，婚还没结成，就惹了一肚子气，这往后日子还怎么过？
几个人坐着说了一会儿话，肖娜突然站起来说：“对了，我得给你们搭床去。”
一句话说得肖华和张艺谋特别难为情。
新婚并没有给张艺谋带来轻松，为了毕业分配的事，他的心情特别沉重。有一天晚上，肖华醒了，却发现张艺谋并不在床上。她转身去找，看到他独自一人坐在黑暗里抽烟。毕竟是新婚，两人在一起的生活才刚刚开始，肖华第一想法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她走到他的身边，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他第一次向她谈起了毕业形势，去广西似乎难以避免。他的年龄偏大，当初人家之所以不肯招他，有一个原因：摄影系毕业后只能担任二助理，两三年后才能升大助理，再熬两三年才能当副摄影，要成为独立拍片的摄影师，还得拍上好几部片子熬上好几年。如此一来，毕业后想独立拍片，没有十年八年根本不行。张艺谋入校时28岁，毕业时31岁，按常规步骤等真正能够担任摄影师已经过了40岁。这一点，张艺谋进校后就意识到了。所以他对肖华说，分到广西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广西电影制片厂是个小厂，职位空缺较多，他或许不必像分到其他大厂的同学那样，前面排了一大堆人。这种说法确实有一定道理，同时也多少带点精神胜利法的感觉。张艺谋觉得，自己在班上各方面并不差，之所以被分到广西，很可能与入校时和校方的不愉快有关，他们始终觉得他是后门生，对他存有偏见。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发愤努力，尽快干出成绩来，让学校以他为荣，并且出面请他回来，证明他们当初错了。 。 想看书来
彷徨有时，浪漫有时（2）
其后的一段时间，张艺谋开始为毕业作准备，准备提前将行李托运到广西。肖华毕竟是在休婚假，没什么事干，就帮他忙活。一个月后，学校放假了，姐姐一家3口决定去西安探亲，将房子留给了他们。
张艺谋每天陪着肖华逛北京，去了圆明园、八达岭、颐和园、北海，照了很多照片。也就是在这段时间，肖华开始明显挑食，特别想吃酸东西，每次去饭馆总要一盘酸黄瓜，还没等饭菜上来，酸黄瓜早就一扫而光。最初，肖华也没意识到有什么，后来觉得不对劲，仔细一想，脸就红了。她将想法告诉张艺谋，张艺谋大喜：“酸儿辣女，一定是个儿子。”又说：“这几天要好好看球赛，培养儿子的兴趣，长大了让小子踢足球。”显然，张艺谋骨子里有点重男轻女。
这大概是肖华一辈子最快乐和幸福的时光。接着，他们一起回西安。回西安的途中，张艺谋对肖华有过一段深情表白：
学校生活的结束，就意味着开始奋斗了。我知道自己有许多困难和局限，但就是要闯一闯。我对自己有信心，不信干不出个名堂。在学校我一点也不比那些小我七八岁甚至十岁的同学精力差，在许多方面我还优于他们。现在把我分到广西厂，看起来不太理想，但什么都是有利和弊的。厂子不好，缺人，反而会提供机会使我早日出头。说实在的，我只是放心不下你，你现在怀了孕，最需要照顾，而我却远在广西，无能为力……
也许人们不太相信张艺谋会说出这样动情的话来，但如果谁觉得张艺谋不懂浪漫，那就大错特错了。
肖华在回忆录中，提到张艺谋为她所做的两件最浪漫的事，一是写于1972年的一封血书。肖华说：
从张艺谋给我写第一封信起，到1982年他电影学院毕业止，整整14年，其中3年的农村生活，7年的工厂生活，4年的学校生活，我保存了他写给我的大捆书信。搬家到西影厂的时候张艺谋见我还保存着这么多的信，就让我把信全部都烧掉，还索回了他在1972年写给我的一封血书。记得当年我收到他的血书后，约他回西安，见面时我发现他的右手中指上裹着胶布，立刻明白了血的出处。我查看他的伤势，他告诉我，他下决心后，先拿针扎了两次，出血不多，写了两个字就凝了。后来他用木刻刀使劲捅了一下，这才血出如注，写这封3张纸的血书，他在手指上共捅了3次……从那时候起，我就在心里发誓，再不使他流血，不管他心灵上的还是躯体上的。说实话，为了表达坚定的信念和赤诚的爱情，我一直认为血书这种形式不一定有必要，尤其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本身的自信和能力就足够了。所以当他向我索要血书时，我很理解地还给了他。但他要我烧掉14年间全部的信件时，我却痛苦了。
肖华在回忆录中并没有说明张艺谋为什么要写这封血书。从时间上看，1972年肖华已经是工人了。这是否说明此时他们的感情出现过一次危机？有没有一种可能，比如肖华的家里坚决不同意女儿和张艺谋恋爱，张艺谋在争取肖家无望的情况下用血书来挽回肖华？
血书的事不必去探究，但另一件事就更浪漫了。
有一天，张艺谋骑车到兴平看望肖华。肖华非常高兴，同时又觉得有些突然，因为通常情况下都是她去看他。当宿舍里只有他们两人的时候，他从背包里拿出一大本影集递给她：“这是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肖华接过来一看，这本影集是她从小到大各个时期的照片，每张照片下面都用规格统一、色彩各异的彩条纸标着时间和地点，影集的每一页上都有一两个可爱的小动物插图，有小猫、小鹿、小猴、小斑马、熊猫等，其中猫最多，占了1/3。那是因为张艺谋曾把肖华比做猫，说她说话的声音和对待人的性情就像猫一样温顺。正因为如此，他成了一个爱猫的男人。
整本影集中，这些还不是最特别的，最特别之处在扉页的右下角贴着3枚精美的邮票，呈品字形，每张邮票上都有一只憨态可掬的猫，模样极其可爱。看到这些邮票时，肖华有些奇怪，这些可爱的猫邮票自己怎么没见过？再仔细看，发现这3枚邮票的面值也极其奇怪，最上面那枚是21分，下面两枚分别是11分和14分。以她对邮票的了解，中国当时的邮票面值最小的是4分，其次是8分，往后有10分、20分以及50分等，除了4分和8分票属于分票，其余的都属于角票，根本没有过分票和角票一起的，更没有11分票、14分票这样怪异的数字。
张艺谋早就知道肖华不一定能完全明白自己的用意，多少有些得意地笑着说：“21是你过了这个生日就是21岁了，11和14是你生日的月日。”
她这才明白：这3张邮票原来不是真的邮票，而是张艺谋“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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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第五代”立军令状（1）
广西电影制片厂筹建于1958年，最初称南宁电影制片厂，建成后易名为广西电影制片厂。由于技术实力和经济实力均不足，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厂名使用的时间并不长，1960年进行了改组，仅仅保留一个新闻纪录片摄制组，厂名也随之改为广西电影摄制组。14年后，为了应对国内新闻简报的大量需求，或者说应对政治宣传的需要，这间制片厂开始发展，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扩建，组成了广西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74年又改名为广西电影译制片厂。当时考虑主要从事电影的译制工作。可是，当年电影进口非常少，绝大多数译制工作均由北京、上海等大厂承担，广西厂接到的任务极少。
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另想办法，从1975年开始筹资###故事片。不过由这些名称的变化可以看出，这是一间没什么实力的制片厂，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小厂，由于资金以及人才的缺乏，数度面临生死存亡。
“文革”结束，接着改革开放，文化事业得到较大发展，尤其是电影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各省纷纷筹建自己的电影厂。广西方面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于1978年11月得到国务院批准，成为以生产电影故事片为主的电影厂，正式定名为广西电影制片厂，1980年正式挂牌运营。
张艺谋这批人到达之前，广西厂虽然也曾拍了几部故事片，可真正有影响的几乎没有。
1982年秋天，广西电影制片厂以极大的热忱迎来了张艺谋、张军钊、萧风、何群等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生。这些毕业生或许怀有被发配“戍边”的心情，可广西厂却认为他们得到了宝贝，一下子有了兵强马壮的感觉。
早在张艺谋他们到来之前，广西厂便已经立下雄心壮志，要拍出有影响的电影，他们弄了一个本子叫《凝视》，特从北京厂请来了一位导演。这位导演快50岁了，还在北影排队，根本轮不上独立执导的机会。用张艺谋的话说：“那个导演由于长时间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精神上的创伤极深，做什么事情都很急，最后反而什么都做不成。”像这样的导演，在北影厂、上影厂以及长春厂，积压着大一批，有些人窝了一辈子，根本就没有出头之日。当时张艺谋就感慨自己分到广西来也许是一种幸运，至少排队的时间不需要这么长。
事实也正是如此，广西厂憋足了劲要突破，根本不考虑排队，将他们全都派上了用场。当张艺谋的那些同学还在北影、上影、西影担任二助等待机会时，他已经进入《凝视》摄制组，成为摄影助理。
但这次经历并没有给张艺谋或者广西厂带来良性影响。这位导演老兄不知哪根筋不对，太执著于自己的感觉，并且完全不肯变通。他希望在电影中出现带有眼睛一样树疤的白桦树，便下令全剧组去找。其实像眼睛一样的树疤可以通过很多种途径得到，比如由美工组进行加工。可这位老兄非常固执，一定要实景。于是，整个摄制组整个下午都干这一件事，跑遍了外景地，最终也未能找到符合要求的白桦树。
拍电影是个烧钱的活儿，许多人集中在一起，吃喝拉撒睡，还有租机器等，支出是按小时算的。电影是一种感觉的真实，而不是现实的真实，如果一定要强求现实的真实性，很多事便不可为。比如后来的武侠电影中，演员们要在天上飞，如果导演一定要演员演出这种真实，世界上显然没有一个演员能够做到。
因此，看到大量的人力物力浪费在这件事上，厂领导痛心疾首，多次在各类场合表示：“我们再不能花钱让别人练手，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导演。”
张艺谋在这个摄制组的时间并不长，感慨却极其多：“我当时对此非常感慨，觉得如果把握不好，自己将是这个导演的翻版，生怕自己也这样被耽误了。要是被这样窝了十年八年，人也就完蛋了。”
于是，张艺谋决定退出这个摄制组。广西厂也深感这次借鸡下蛋的失误，有意要培养自己的人才。张军钊、萧风、何群等人此时仍然待在广西厂，基本处于无事可干的状态。他们了解到领导的意图，觉得是一次机会，便想扯起大旗自己干。要扯起大旗，自然少不了张艺谋。他们想在广西厂组建一个青年摄制组，需要张艺谋回来一起去游说领导。 。 想看书来
他为“第五代”立军令状（2）
从北方返南宁，原本走京广线一直南下，到湖南后再改线。可张艺谋惦记着肖华和她肚子里的孩子，趁着这次返南宁的机会绕道西安。到达之前，他给肖华发了一封电报；考虑到她行动不便，张艺谋特意没有写明车厢号，目的是不想她去车站。可肖华想法不同：男人可以将自己的一切寄托于事业，女人却只寄托于所爱的那个男人——几个月没见了，她能坐得住吗？
列车是晚上8点到站。肖华借口出去散步，独自出了门，乘公共汽车赶去车站。此时正是下班高峰，车少人多，公交车厢挤得满满的。好不容易赶到车站，早早地买了站台票进去等。可因为不知道车厢号，只得从后向前一节一节车厢找。整列车都找遍了，没有见到张艺谋。她不甘心，又从头向尾再次寻找，还是没有。她哪里知道，张艺谋是有意不告诉车厢号的，也认定她不会来车站，列车停稳后，他下车直奔公共汽车站，根本没有丝毫停留。
张艺谋来到岳母家，岳母见他一个人回来了，便问：“肖华呢？怎么，没接到你吗？”
张艺谋了解情况后有些着急，立即转身出门，返回了火车站。他走了不久，肖华独自回来了。母亲见到肖华，立即问：“你是不是去火车站接张艺谋了？”肖华原想不承认，见母亲那一脸焦急，有些不忍，点了点头。母亲说：“你看你们——张艺谋已经回来了，见你不在，他把东西一放，又去找你了！”
此时的肖华哪里等得了？她转身又走了。这次她不去火车站了，而是去公共汽车站。可到了汽车站，她又有些傻了。她家在前后两个站之间，距离差不多，在哪个站下车都可以，车票价格也都一样。她先去了一个车站，没有见到人；便又赶去另一个站，恰好看到张艺谋在这个车站。他激动地奔跑起来，那感觉颇有些电影中的韵味。他冲上前抓住她的手说：“谁让你跑出来接站呢？我一回来见你不在，听说可能去火车站了，就怕你出事。再等不到你，就又要去火车站了。你以后可再不能干这种冒险事了，太叫人担心了。”
这些话，如果不是肖华亲口说出来，谁都不相信，张艺谋这个石头一样坚硬的汉子竟然会如此柔情。
几天后，张艺谋返回了南宁。此时，张军钊他们正在秘密筹划成立青年摄制组，张艺谋的归来使得他们更增添了信心。他们谋划了几天，拿出了一个详细方案递给了厂领导。厂领导自然会算账：这几个年轻人虽然嫩了点，毕竟是科班出身；他们如果能尽快成长起来，是整个广西厂之福。
实际上，他们在向厂领导提出申请之时，便已经确定了自己的首个目标，即郭小川的长篇叙事诗《一个和八个》。
郭小川是当代中国诗歌界的一座丰碑。《一个和八个》写于“反右”斗争最激烈尖锐的1957年。据郭小川说，有一天，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海默来到他家，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他在1937年至1940年间就曾听说过这个故事，当时也曾冒出过创作念头。只不过，海默讲的比他过去听到的要完整得多，也生动得多。尤其重要的是，1957年的社会环境极其特别。“我为什么写了那么一些杀人犯？为什么让他们都被‘感化’过来？这也反映了我当时复杂的思想感情。这期间，我对周围的许多人都是很讨厌的。我觉得，这些人钩心斗角，追名逐利，有时又凶暴得很，残酷得很，简直没有什么好人。生活在这里，甚至像生活在土匪窝里一般。我想，在这样一种环境里生活，一定得有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坚贞性格，一定要能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从自己做起，才能有些用处。”
诗作写出后，郭小川交给了《人民文学》，当时期刊的负责人却拿不定主意，于是打印出来给一些诗人传阅，仍然没有结果。郭小川便又将诗稿寄给上海的《收获》，上海方面认为还是不发表为好。
到了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