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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停住口，推开他吃掉了一半的食物，食物上已结了一层象季节性浓霜似的白色油脂。
“他要离开房间时，突然改变了心意，从桌上拿了一包烟和一个打火机——我的打火机。安妮送我的礼物。‘安妮送给乔治，附上全部的爱。’若在平常的情况下，我绝不会让他就这么拿走，但是那并不是平常的情况。事实上我还认为让他拿走她的打火机是再适合也没有了——我以为——上帝助我——那是我们之间已有接触的表示。他把打火机和那包香烟丢入红色囚衣的口袋内，然后伸出他的双手戴上手铐，我说：‘你想要的话，现在就可以点一支。’我对警卫说：‘让他点一根烟吧。’但是他根本不动。‘除非我们谈妥条件，否则他们打算明天送你上飞机回莫斯科。’我又加了一句，他或许并未听见。我看着警卫送他出去，才回旅馆去；有人开车送我，但是一直到今天我仍旧没法告诉你究竟是谁。当时的我已不再清楚自己的感受了，我又混乱又不舒服。我吃了一顿差劲的晚餐，喝了太多酒，体温也直线上升。我躺在床上冒汗，一直梦见杰斯曼，我极想要他留下来。在头昏眼花的情况之下，我却决心要留住他，改造他的生命——可能的话，让他和他的太太在悠闲的环境中定居，让他自由，让他永远脱离战争，我迫切地不想让他回去。”他抬起头来露出自我解嘲的表情。“我所说的是，皮特，那天晚上想走出冲突的人是乔治·斯迈利，而不是杰斯曼。”
“因为你病了。”皮特坚决地说。
“我们说是疲惫好了。病了或是疲惫了一整晚，在阿司匹林、奎宁及杰斯曼与他太太重聚的想象之间打转，我重复地想到一种景象。那是杰斯曼站在窗畔，用他那双坚定的棕色眼睛俯视街道，而我却一再地对他说：‘留下来，别跳，留下来。’当然我并未意识到我所梦见的是自己的不安全，而不是他的。第二天一早，医生给我打了一针让我退烧。我应该丢下这件案子，打电报要求找人替换。到监狱去前我应该先等一下，但是我一心只想着杰斯曼，我必须听他的决定。
八点钟时，我已经在警卫的陪同下到达见客的牢房。他就象根火柴棒一样僵硬地坐在一条长板凳上，我首次猜测到他曾是军人，而且我也知道他和我一样，彻夜未眠。他没有刮脸，下巴上的银色胡髭使他看起来十分苍老。其它几张长板凳上躺着还在睡觉的印度人，他穿着红色长袍，加上银色的胡髭，使他置身于那些人之中显得格外苍白。他双手拿着安妮的打火机，那包香烟则放在他身旁的长凳上，根本不曾动过。我归结到他必定利用了那个晚上，及能否抗拒眼前的烟，来决定他是否能面对监狱、审问，及死亡。看他的表情我就知道他的决定是他能够。我并没有恳求他。”乔治说着，直接接了下去。“戏剧性的说辞绝无法使他动摇。他的飞机在上午起飞，我还有两个小时。我是世上最糟糕的宣传家，但是在那两个钟头内。我试着把我所知阻止他飞回莫斯科的全部理由列举出来。你知道，我相信在他脸上见到了一种超越教条的东西，却不明白那只是我的反射作用。我让自己相信杰斯曼终究会接受一个和他年纪、职业——呃，还有耐力都相若的人所说合乎一般人性的理论。我并未答应给他财富、女人、凯迪拉克和不值钱的花言巧语，我相信这些东西对他并无帮助。那时我至少有不再提及他妻子的智慧。我也未对他演讲有关自由的话——无论那是什么意思——或者是西方的善意，况且，那些日子并不适合说那些话题，而我自己的意识形态也并不清晰。我采取的是同病相怜的路径。‘听我说，我们都快要老了，我们一直过着一心找彼此制度的缺点的生活。我看得出东方的价值，如同你看得出我们西方的价值一样。我确信我们两个人都厌恶地尝过这一次悲惨战争所带给我们的技术上的满足。但现在你自己的那方要杀你了，你不认为现在是认清你那一边和我这边的价值都一样少的时候了吗？看清楚点，’我说：‘干我们这一行所看见的，永远都是消极的一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两人都终将无路可走。我们两个人在年轻时都曾有极大的抱负……’我再度感觉到他内心的震颤——西伯利亚——我触到了一根神经。‘但是现在再也没有了。不是吗？’我催促他回答我这个问题。他难道没有想到，他和我在生命上可能是殊途同归吗？即使我的结论来自他所谓的‘不解放’吧，我们的工作却确然是一样的呀！举例来说，他难道不相信所谓政治的平等是毫无意义的？那些政治家的伟大设计，除了把旧日的不幸换个包装以外，并没有任何真正的成就！因此他的生命——由另一个毫无意义的行刑枪手中拯救下来的生命——是更为重要的，就伦理和道德的观点来说，比所谓责任感、义务、实践，或任何使他处于目前这种自我毁灭的东西重要得多了？这样过了一辈子的他难道就没有想过，也不会怀疑一个以他根本不曾犯过的罪名便要冷血地将他枪杀掉的制度，它的完整性在哪里？我请求他——是的，我想我的确恳求过他；在我们到机场去的途中，而他仍然没有对我说过半句话——我请求他想想，是不是真的相信他所服务的‘马戏团’直到此刻仍真诚地对待他？”
好一阵子，乔治缄口不语。
“我把我所学过的心理学及取业技巧全都丢在一边了。你可以想象到老总会怎么说。我的故事仍然使他感到有趣，他喜欢倾听人们的弱点。为了某种原因，特别是我的弱点。”他又回复到刚才的话题：“然后我们到达机场。飞机抵达时，我和他一起登机，飞了一段路程（那个时候直达的喷射机并不普遍）。他正要由我身边溜走，而我却无法阻止他。我不再说话。但是他若想改变心意我就在他身旁。他没有，他宁死也不愿满足我，宁死也不愿脱离他所参与的政治制度。我最后看到的，据我所知，是他露在机舱窗户上那一张没有表情的脸，正看着我走下飞机的梯阶。两个很象俄国人的恶棍已经登机，坐在他后面的位置上，我没有理由再待在机上了。我搭机返国后，老总说：“我祈求上帝让他们把他枪毙。’并且给我一杯茶让我恢复精神。就是他喝的那种中国香片，柠檬茉莉香片之类的，他派人到转角那家杂货店买的，我是说他以前。然后他放我三个月的假，不许我推辞。‘我喜欢你有疑惑。’他说：‘这使我知道你的立场，但是别太纵容疑惑，否则你会感到厌烦。’那是句警告。我想。他又叫我别太重视美国人，他对我保证他几乎从不在乎他们。”
皮特望着他，等他说出结论。“但是你认为怎么样？”他追问着，以一种似乎被欺骗了的声调。“卡拉曾经想过要留下来吗？”
“我确信他根本不曾想过。”乔治厌恶地说：“我的行为就象一个傻子，一个极典型的、软弱的西方自由主义者。但是虽然如此，我宁愿身为我这样的傻子，也不愿象是他那一类的。我相信，”他强而有力地重复说：“无论我的理论或他自己对莫斯科中央的判断，都不曾使他丝毫动摇。我猜想他那天晚上是在想着等他回国后要怎样反咬卢涅夫一口。一个月之后，卢涅夫被枪毙了。卡拉接任卢涅夫，让他的旧情报员恢复了活动，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吉若。回想起来更令我觉得难堪的是，他望着我的时候，很可能都想着吉若。我想他们对这件事可着实笑了一场。”
那段事件还有另一个结果，乔治说。自从旧金山的那次教训后，卡拉再也不去碰非法的无线电通讯，完完全全地将它摒除在他的范围外。“大使馆的联系是另一回事，但是在情报工作中，他不许他的手下使用无线电通讯。还有，安妮的打火机仍然在他那里。”
“你的。”皮特纠正他。
“是的，是的，我的，当然。告诉我，”那个侍者接过他付的帐后，他又继续说：“瑞基很不愉快地提到安妮的时候，是不是在暗指某一个人？”
“我想恐怕是的。”
“谣言就象那样吗？”乔治问道；“而且又传得那样远？连瑞基也听说了？”
“是的。”
“那么，谣言究竟是怎么说的？”
“说韩彼尔是安妮的情人。”皮特说，觉得每当他要宣布诸如此类的坏消息时，那种具有保护作用的冷漠便遍布全身。这种坏消息包括：你失败了，你被开除了，你快死了。
“啊，我明白了。是的，谢谢你。”
一阵难堪的沉默。
“杰斯曼究竟……有没有太太呢？”皮特问。
“卡拉曾经在列宁格勒和一个女孩结过婚，一个学生。他被送到西伯利亚时她自杀了。”
“所以卡拉是不怕火炼的，”皮特最后问道，“他既买不通也打不倒吗？”
他们回到车子上。
“我得说这里的价格实在很贵。”乔治说：“你想我是不是被那个侍者敲了竹杠？”
但是皮特对于英国劣食的价格问题并无兴趣。他再度开着车，这一天对他而言又成了恶梦，一种半知半觉的危险和怀疑混合在一起的迷惑。
“那么梅林是谁呢？”他又问道：“普溪若不是从苏联人本身得到情报，可能由谁那里得到的呢？”
“哦，他是从苏联人那里得到的没错。”
“但是看在上帝分上，如果俄国人派瑞基……”
“他们没有。瑞基也没有使用英国护照，不是吗？俄国人弄错了。普溪所得到的情报正足以证明瑞基骗过了他们的，这是我们由这个小题大作的事件中所得到的唯一结论。”
“那么普溪说的‘把池水弄浑’是什么意思？老天爷，他一定是在说爱娜。”
“以及吉若。”乔治赞同地加了一句。
他们再度静默不语地前行，他们间的鸿沟突然间似乎无法跨越。
“其实我自己也还不大清楚，皮特。”乔治平静地说：“但是快了。卡拉把‘马戏团’搞得天翻地覆，这是你我都知道的，但是我虽然极力在试，还是有‘最后一个巧妙的结’无法解开。如果你想听我说教，我可以告诉你，卡拉绝不是不怕火炼的人，因为他太狂热。如果让我一直追下去，总有一天‘骄傲’将会成为他的致命伤。”
他们到达斯特拉福地下铁车站时已经开始下雨了，遮阳篷下挤了好几个行人。
“皮特，我要你从现在开始放轻松些。”
“休假三个月而且不许推辞是吗？”
“好好休息一下。”
乔治下车后，皮特关上后座的门，突然有种冲动想对乔治道声晚安，或甚而祝他好运，因此他倾身探过座位，拉开窗户，大声喊叫。但乔治已经毫无踪影了，他从来不知道有人能够如此迅速地就消失在人群中。
同一个晚上剩余的时间里，爱黎旅馆中贝拉洛先生位于阁楼那间房间的灯光始终没有熄灭。乔治没有换衣服，没有刮脸，一回来便继续埋首在少校的桥牌桌上阅读、比较、注解和对照各种数据，那种专心的程度，如果他能分出身来自我观察一下，必定会联想到后期在“马戏团”五楼上的那些日子。他找出皮特送来的差假名单和病假登记簿，翻回到去年，把它放在文化专员波莱可的旅行日志旁对照，记者波莱可到莫斯科及伦敦以外地区旅行日期的资料，是由海外特勤组和移民局向外交部报告的。他把这些数据再一次和梅林供应情报的日期相比，然后——他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这么做——把巫术报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在收到时显然和时事有关的报告，另一部分是由梅林自己或是主管梅林的人保存了一两个月后，才拿出来壙盏弊拥模缢枷氡ǜ妗⑿姓橹幸钡母鲂苑治觯约翱梢栽谌魏问焙蛩鸭员该挥星楸ㄊ笔褂玫目死锬妨止牧阈切挛拧Ｋ页鲇泄厥笔碌谋ǜ妫厦娴娜掌诹谐梢焕钢螅哑溆嗟亩既拥揭慌匀ァＴ谡馐焙颍那樾髑】杀戎谝桓鲈诒灸苌弦丫浪唇兴⑾郑却藕侠矶泄亓氖率翟谌魏问笨坛鱿值目蒲Ъ摇Ｉ院螅诤兔系掳ǖ亩曰爸校浦鞍衙考鞫挤沤恢κ怨苤校此岵换岜ā薄Ｋ担顾罡行巳さ模枪牌ぬ厮涤泄匾镀障鞍殉厮搿钡木妗；痪浠八担谡铱ɡ蟮摹白詈笠桓銮擅畹慕帷保越馐鸵虬热占嵌吹囊晌省镑蟆奔舻降资撬�
他初步得到了一些有趣的发现。第一，梅林所提与时事有关的报告中，有九次是波莱可刚回伦敦，不然就是艾德比正巧到国外短期出差回来。第二，今年瑞基在香港历险后的那段时期，波莱可到莫斯科去洽办紧急文化事务，不久之后，梅林便提出了最为惊人的有关美国“思想渗透”的时事情报，包括莫斯科中央对美国主要情报目标的一份分析在内。
再追溯一次，他发现由另一方面看来也是对的，他刚才认为跟时事没有密切关系而丢在一旁的那些报告，大都是波莱可在莫斯科或是他不在伦敦的时候发出的。
然后他发现了。
没有爆炸性的揭幕，没有闪光灯，没有“我找到了”的高呼，也没有打电话给皮特或给莱肯，说“乔治·斯迈利是世界冠军”。仅仅是在他眼前�